博士战玉冰的选择：回归校园

2008年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战玉冰收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哈尔滨和上海两城之间还没有开通高铁，从哈尔滨到上海每天只有上午九点一班的绿皮火车。父亲和一个朋友帮他大包小包扛着各种行李，三个人整整坐了三十七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上海。到了上海，第一感受是出租车起步价、公里价都比哈尔滨要贵上一大截；司机话很少，全程不会像北方司机那样主动跟乘客“神侃”；偶尔说上一两句话，又是模模糊糊听不太懂的上海口音。深夜赶到复旦，因为对学校附近的酒店不熟悉，不小心“误入”了隔街相望的皇冠假日酒店这种高档酒店。因为开学季，酒店一般房间都被订满，仅剩的豪华套房要八百多一晚，这个价格让战玉冰不禁咋舌。第二天报到，搬进大一男生宿舍后，战玉冰反而略感失望。他从高中就开始住校，宿舍往往是两人间或三人间，夏有空调、冬有暖气，在复旦住的却是六人间或八人间，并且一应设施都显得比较陈旧。如此一座超级大都市，住宿环境居然这么简陋，同时闷热潮湿的上海八月份气候，更是让这间大学宿舍给人一种不适感。

和这种不适感相伴而来的是复旦大学的书院制度。战玉冰入学后先是进了腾飞书院，在那里接受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完成后，才会回到院系进行专业学习。

“书院是以不同专业背景交叉、不同思维模式碰撞、不同兴趣爱好交融为主。很多通识课老师都上得很随性，第一年在复旦不太适应，感觉过得很虚无，上课抓不住重点，讨论课又经常不知道大家在说啥，有时候半学期的课堂笔记，就只有老师第一节课开的一个推荐书单。”

大一时，战玉冰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大二回到中文系后才逐渐进入学习状态，并最终收获了一沓厚厚的奖学金证书：2014届（硕士）、2020届（博士）“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国家奖学金”“学悦奖学金”“硕士生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博士生优秀学业奖学金”“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复旦大学优秀团员”“第七届全国中文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

战玉冰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光是复旦校徽就搜集了几十种。正是这一癖好，既在学业上成就了他，又在经济上让他衣食无忧，早早地过上小康生活。

1999年，小浣熊干脆面里开始附赠精美的水浒人物卡。那年他11岁，为了集满108张全套，着实花了不少心思。当时，几乎一夜之间，班上孩子们都开始收集。卡片是主角，方便面则显得多余，多数人每包面咬上一口就随手扔掉。战玉冰则不然，当时一元一包的方便面，撕开包装后如果卡是自己需要的，他就以五毛钱的价格把面转卖出去；如果卡不是自己需要的，就连卡带面八毛一起卖出；有时自己手里重复卡多了，还可以和其他人置换，这其中很多时候并非“以有换无”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一套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货比三家，才能达成最后的“交易”；即使不能马上换到自己没有的卡片，也要通过不断的置换来使自己手里的卡片“增值”。一年多的时间里，战玉冰一共周转了一千多袋方便面，很快就集齐了全套水浒卡，让身边的同学羡慕不已。二十年后，在他准备自己博士论文时，这一技能再次得到充分发挥。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需要对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进行“全景式”观察与研究，完稿共计55万字，其中搜集资料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

“就和我当年列出水浒好汉排位总表一样，写博士论文时我先按照前人研究成果，把重要作家作品清单列出，然后再据此搜集、钩沉相关作品、评论、翻译，甚至是读者来信、编辑的话和新闻广告，分类建成不同文件夹。”原本不喜欢苹果电脑的他，因为文件夹的竖列展开方式非常方便资料整理和观看，从此转为“果粉”。“有时即使有纸书资料，我也要全部拍成电子版，放进我的资料库里。”就像当年弄不到一张卡茶饭不思一样，少一条学术资料，战玉冰的“强迫症”就会发作。他发挥当年“换卡”的劲头，寻访图书馆、数据库、相关领域的学者、收藏家、侦探小说作家与爱好者来打听和讨论各种资料。据说，中国最全的民国侦探小说资料库，就在他的电脑里，一共有50多个G。不过，学术资料除了搜集之外，更需要逐条研读、辨别真伪、判断价值、提炼其中的学术信息。“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苦功夫，但在我这却觉得很好玩”。他的博士论文共讨论了五百多篇民国侦探小说，其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被前人在论文中提及和研究过。

从初中开始，战玉冰父母就会把零花钱和压岁钱都交由他自己支配，而他平时很少花销，慢慢也就积少成多。来上海入学报道时，战玉冰随身携带一张自己名字的银行卡，里面存了两万元。“既有成就感，又有安全感。”上大学后，当时家里给他的生活费是每月两千左右，完全够花，但战玉冰还是在学校的勤工助学中心找了一份文印店的兼职工作，并且一做就是四年，后来甚至慢慢做到了中层和高层的管理岗位，工资也更高了。此外，战玉冰在大学期间还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兼职和实习，其中最有意思的两个活，一是做学生校园导游，一是做校外补习班老师。

当时高校旅游渐热，复旦成为了寒暑假中学生来上海旅游的一个热门景点。校方为了保证校园参观秩序，就组织了一批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做校园导游。战玉冰经过对校史文化知识的一番准备，顺利上岗成为“校园导游”。“邯郸校区本部主要建筑讲一圈，一般四十分钟左右，有时旅行团时间比较紧张，还会要求尽量二十分钟参观完毕，这样讲一次大概有100元的收入。有时带一些想深度体验的游客进入校史馆参观讲解，还能多赚100元。这样的讲解，我一天最多可以讲六圈。”至于在校外做补习班老师，战玉冰则教过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多个学科，并且从开始时薪80元的试讲员，最后一直讲到时薪400元的“金牌老师”。“这个时薪变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公式，主要是通过足够的课时积累和学生们的课堂评价来不断调整加薪的。”

读书时努力攒的钱在他硕士毕业后终于派上了用场。2016年，刚刚硕士毕业两年不到的战玉冰，就在父母的支持和援助下，自己也拿出平日里的积蓄，在学校附近置办下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作为自己的婚房，在同学中较早摆脱了每月交房租的生活。

虽然在业余时间经常打工赚钱，但在选择职业这件事上，战玉冰却并不把薪水高放在条件考量的第一位。在他看来，基本的生活经济保障是必要的，但在此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你对于工作本身的兴趣。“我曾经去过电视台、报社、互联网媒体、企业品牌部等很多地方实习，但最后觉得这些工作都不能令我满意，主要是感觉其中缺乏一种创造性，很多都是程式化和熟练性的工作内容。”毕业后，他选择的第一份工作是进了一家创业期的互联网公司，“当时决定去这家公司是因为老板面试时问了我一个很‘不着边际’的问题：为什么易拉罐都是圆柱形的而不是方形的，给我十个理由。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但还是硬着头皮编了十多个理由，老板听完觉得我很有创造力，决定录用我。我也觉得他这么面试挺酷的，就进了这家公司。”战玉冰回忆说，“进入公司不久，老板就很信任我，让我独立做一个‘识字动画’项目的产品经理，那一年我基本每天都忙于写、改项目计划和动画脚本。最后这个项目申请到了五十多万的上海文创基金。”这份工作虽然可以满足战玉冰对创造性的要求，但他总觉得自己平时太忙，没有时间读书，于是他就换了一份书店的工作，想要把工作和读书能够结合起来。

“只是后来我发现在书店的‘阅读’和我想要的有深度、有体系的阅读很不一样。在书店策划宣传新书时，需要比较浅的了解一本书的大概即可，有时讲的太深太复杂还会认为对读者不够友好，不利于宣传。”最终战玉冰还是选择回归校园，走上了一条可能物质上更清贫，但精神上更富足的生活道路。

关于“小康”，战玉冰认为“小康的定义和标准应该是多元的。收入多少并不完全决定你是否达到小康。当然，起码的经济收入是你能维持在这个城市获得基本生活的基础，但除此之外，小康更是一种消费理念、生活状态与内心感受。”因为辞职读了三年博士，在收入上已经比一般同学少了一些，而如果以后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青椒”，未来可以预期的收入也很有限。但战玉冰对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乐观，“一方面，我们是否小康和我们的消费欲望本身有关，我是一个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的人，最大的需求可能就是买书，但想看书还有图书馆可以借，真正自己买书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此外，就是每年和太太一两次的旅行计划，“只要攻略做得扎实，出去玩的时间又不会太久，即使偶尔想奢侈一把，也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小康”在战玉冰看来更是和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分析“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时，将其分为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和家庭时间三部分，并且指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分裂甚至对立意味着人的“异化”。“一些传说中的996的工作可能让你赚很多钱，但你大量时间精力都被这些你并不喜欢的工作所占据，然后用很少的假期时间报复性地把赚来的钱消费掉，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并不能算是理想状态。我赚的钱虽然比较少，但工作内容我很喜欢。以前是工作之余，总想挤出点时间看看书、看看电影；现在看书看电影本身就是工作；工作看书累了就换本书来看，作为休闲，但这其实还能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哪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