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开尘封的历史之门——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拍摄纪实（上）

编者语：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近日在东方卫视、上视人文纪实频道、外语频道播出并引发热议。该片摄制期间，本文作者汪澜追踪采访一年有余，并结合自身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撰写了这篇纪实长文。本刊今起以特稿形式分上下篇推出，重温当年中国和同盟国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回顾并揭秘战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追责和清算，以此作为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一份纪念。

2015年4月的一天，上海广播电视台年轻编导陈亦楠第一次走进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与她同行的是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向隆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摄制中的大型纪录片《东京审判》采集影像素材。

经过4天大海捞针般的寻觅，他俩终于从近700卷庭审实录胶片中，找到一卷录有向哲濬庭审影像的16毫米胶片。由于存放了70年无人问津，胶片的铁盒已经生锈，当陈亦楠用笔杆撬开盒盖时，感觉自己“仿佛撬开一扇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

_{《亚太战争审判审判》总导演陈亦楠，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采集影像资料}

_{向隆万教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_{1946年，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推开这扇沉重的大门，陈亦楠和她的伙伴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世界。他们沿着这条悠长、深邃的甬道一点一点向前掘进，虽然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苦艰辛，却收获巨大。5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广播电视台先后分三季制作出品了8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纪录片在国内及海外数十家电视台播出后，受到学界和同行的关注和盛赞，2016年，首季三集《东京审判》斩获第21届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和美国洛杉矶地区艾美奖；次年，《东京审判》第二季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东京审判》受邀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展映，在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_{纪录片《东京审判》第一、第二季海报}

_{2018年，纪录片《东京审判》美国展映会现场。}

2018年下半年开始，陈亦楠带领她的团队沿着这条历史甬道继续向深处开掘，这一回，他们将关注重点延伸到与东京审判几乎同时进行的同盟国在亚太各国的BC级日本战犯审判，这是一个比《东京审判》更为艰巨的大工程，经过两年多赴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访拍摄，摄制组于2020年初春，捧出8集《亚太战争审判》大型纪录片，它们和之前摄制的《东京审判》（三季8集）一起，共同构成全景式再现二战太平洋战争审判的纪录片大制作。

_{正在热播的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中英文海报。}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后由同盟国发起并主导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战争发动组织者的个人责任进行追责的重大国际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并重不同的是，“东京审判”主要针对“反和平罪”，重点审理了包括东条英机等4名前首相在内28个日本领导人，他们被称作A级战犯（也称甲级战犯），法庭判定他们需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东京审判”也因此被称为“A级审判”。

_{1946年—1947年，包括东条英机等4名日本前首相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与此同时，美、中、苏、英、法、荷、澳、菲8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50多个BC级战争犯罪法庭，审判的对象，主要为BC级战犯，也即违反了“普通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的军官和普通士兵。

8集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以亚太主要同盟国的审判为脉络，用大量文献影像资料及对当事人和专家的采访，揭示了日军虐杀美国飞行员、巴丹死亡行军、里斯本丸“地狱航船”、新加坡“肃清行动”、南京大屠杀、北疃村毒气案、香港银矿湾惨案等日军重大罪行的真相，再现了各国BC军事法庭组建、审判的经过及各自特点，展示了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侵略者战争罪行追责和清算的全过程，表达了各国人民对战争的集体反思。

有此担心的不只顾教授一人。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亚太战争审判系列纪录片的学术指导，也是本片的总顾问，程教授在多个场合描述过他第一次与创作团队见面的情景。

陈亦楠和一帮80后姑娘找到程教授，说要拍日本战犯审判题材，“我心里直犯嘀咕：一帮小丫头，娱乐片生活片什么不可以拍，非要碰这个题材？”当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程教授明确表示，“如果只是为了应景，不必费劲找我。”等到第二次和摄制组见面，程教授发现每个人的参考资料和笔记本里都夹满了小纸条，他意识到她们“来真的了”。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关于战争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11年5月3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才陆续集结并培育出一支研究队伍，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东京审判上。在拍摄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的过程中，程教授和中心的专家们给予摄制组大量的指导和帮助，可对于这次的BC级审判，不仅国内，就连国际学界涉猎者也并不多，要拍摄好这个题材的片子，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影像素材都极度匮乏。

摄制组的8位年轻编导都曾在上海外语频道工作过，他们大多毕业于复旦、上外等名校，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研究能力和外语基础，在《东京审判》系列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参与了获艾美奖的大型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及人物类纪录片《中国通》的拍摄，具有丰富的涉外纪录片摄制经验。

_{纪录片总顾问程兆奇教授（中）与编导们讨论剧本大纲。}

凭借这一优势，他们将目光洒向全亚太地区，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的行程约达8万9千公里，跨越4大洲，远赴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拍摄，采访了近百位太平洋战争重大事件、经典审判案例的亲历者及其后人，以及国际知名学者和各国政要，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为我们还原了70多年前那段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与此同时，摄制组探访了世界29所档案馆，查阅数万份历史资料，挖掘出大量珍贵的视频、音频和文档资料，其中有不少是首次通过荧屏与世人见面。

杜立特飞行员后人衢州“寻亲”

纪录片第三集《生死飞越》，讲述了美国飞行员在太平洋战争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被俘虏后所遭受到的虐待以及战后美国在关岛、横滨、上海、马尼拉等地的军事审判。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空中打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执行首次轰炸东京任务的“杜立特突袭行动”，更被视为一个传奇。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东京等地上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这次震惊世界的突袭，打破了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尤其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巨大的打击。

按照原先的计划，各个机组在完成任务后就近飞往中国东南沿海，在浙江衢州等地的军用机场降落休整，然后飞往重庆。由于行动开始后美军没有及时通报提前起飞的信息，致使衢州机场未能及时打开，16架飞机除8号机组因迷航迫降在海参崴，其余15架七十多名飞行员先后落在了浙、闽、皖、赣等地的田野和山林里。由此，一场中国军民舍命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拉开了帷幕。

为了向观众讲述这段故事，摄制组将美国飞行员后人，70岁的苏珊·奥祖克女士请到浙江衢州。苏珊的父亲是3号机组的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苏珊说：“父亲的降落伞被勾住了，他的左腿受了伤，在树上挂了两天。”查尔斯幸运地被当地村民廖诗元发现，并救了下来。

廖诗元已经作古，其子廖明法也已是84岁高龄，在廖家老宅前，中美两位当事者后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_（下图）。

我爸爸兄弟四个用竹躺椅把外国人从山上抬下来，抬到我们家里。他身上到处是刺，脏兮兮的。我妈妈帮他洗脸擦身……换了干净衣服。然后，煮鸡蛋给他吃，拿筷子给他吃，他用不来，再给他勺子，他不敢吃。后来我们重新拿了个小碗，吃给他看，他才吃了。

廖家老宅里，依然保留着查尔斯当时睡过的那张床。廖明法还记得，为了让美国飞行员好好休养，父亲让他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查尔斯居住，他自己则去阁楼上打地铺。由于生活困难，家里人平日多吃玉米等杂谷粗粮，却将仅有的一点米面做给飞行员吃。

纪录片讲述这一事件的另一位嘉宾郑伟勇，是一位“杜立特行动”的民间研究者，近20年来，他无数次到实地采访，摸清了16架飞机的坠落地和每一位飞行员的降落点，梳理出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名单，收集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史料和实物。他在《杜立特突袭东京——降落中国》一书中，细致描述了许多美国飞行员获救的故事。

书中记载，4号机组的史蒂文斯降落在了江西上饶与福建崇安之间的五府山区。他冒着大雨在山上呆了四天四夜，终于遇到一支抗日游击队。史蒂文回忆说：他们给了我吃的，晚上，山里很冷，我和十个士兵挤在一张大床上，“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所有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

参与救援的当地民众，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些美国人？郑伟勇研究认为，这其中固然有中国人天性中的善良、淳朴和同情心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在多年饱受日寇欺凌之后，美军轰炸东京“为我们出了一口气”，因此很自然地将飞行员奉为英雄。

整个行动中，被搭救生还的美国飞行员共有64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军民的救助和护送下，穿越敌战区封锁线，辗转抵达陪都重庆。途中，他们受到无数中国民众的热情欢迎和无私帮助。杜立特生前回忆说：离开浙西行署前，他曾受邀为天目山各界人士约2000多人做了一场报告，讲述了轰炸东京的经过。报告结束后，听众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他激动地说：“中国人太可爱了！”

_{1942年4月，获救的杜立特一号机组5位飞行员在位于西天目山的浙江行署主任贺扬灵公馆潘庄前合影。一排从左至右为：布拉默中士、伦纳德中士、科尔中尉、杜立特中校、波特中尉。右一为行署主任贺扬灵。}

_{1942年4月，14号机组获救的4位飞行员和中方接待人员漫步在江南小镇上。}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杜立特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周有光和杜立特一起在车上呆了3天，夜晚多借宿在沿途的天主堂里。路上杜立特向周有光讲述了轰炸东京的经过，周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 much）。”

_{获救飞行员陆续抵达重庆后受到热烈欢迎。国民政府授予他们每人一枚“三等云麾勋章”。图为宋美龄在授勋仪式上致辞。左二为杜立特。}

飞行员被安全撤离后不久，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对实施救助的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5万中国军民在这场战役中伤亡。

为了缅怀父辈，感恩在危难时刻勇敢伸出援手的中国军民，获救飞行员的后人成立了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近年来，协会成员多次来华“寻亲”，每一次来衢州，苏珊都会去廖家。在纪录片里，她深情地说：“我知道中国人民为了救助这些杜立特飞行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会铭记在心一辈子的事，一辈子都感激中国人民。”

_{1990年9月，美国飞行员波特回到浙江谢恩，这是他赠给恩人朱学三的“感谢”牌，上面有数十位获救杜立特飞行员的签名。}

降落在中国安全区的美国飞行员是幸运的，然而降落在日占区的8名飞行员却经历了可怕的灾难。

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曾经是日本在上海的宪兵队总部，当年被日军俘虏的8名杜立特飞行员，曾被关押在一楼的牢房里。遭遇严刑拷打之后，3名飞行员被日军执行了枪决，5名飞行员被判无期徒刑。

_{不幸降落在日占区的飞行员成了日军的俘虏，遭遇到非人的折磨。}

二战胜利后，美国分别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关岛、夸贾林岛设立了五个军事法庭，对日本BC级战犯展开审判，美军审判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日军残害虐待俘虏及侨民的罪行。虐杀杜立特飞行员的案件，由设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美军法庭进行了审理，泽田茂等多名日军施害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父岛食人案”，闻所未闻的惨剧

有关二战美国飞行员的故事，相信不少人对于杜立特飞行员的传奇或多或少有过耳闻，而对于“父岛吃人事件”和“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却相对比较陌生，这两个骇人听闻的事件，直至最近几年才逐渐揭开真相。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的这部新片，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为我们作了全面的、有深度的呈现。

2001年2月初的一天，因为畅销书《父辈的旗帜》而名声大噪的美国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接到《南京暴行》作者张纯如的一封电子邮件，建议他联系一个叫比尔·多兰的人，说他那里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詹姆斯去了爱荷华州，比尔拿出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厚厚一叠材料，那是1946年美军关岛审判记录的副本，里面详细记录了8名美国飞行员在父岛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事实，以及战后施害罪犯被审讯的全过程。比尔当时刚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以观察员的身份见证了那次审判。也许因为残害过程太过惊悚，8位飞行员如何死亡的事实一直被封为“机密”，连他们的家人也不知详情。由于签了保密协定，比尔对法庭上的见闻缄默至今，直至不久前从报上得知，自1946年起的大量政府机密文件已经解封。

巧的是，这8名美国飞行员被俘的日子正是硫磺岛6位美国士兵升起美国国旗的同一天，詹姆斯的父亲是升旗手中的一员。詹姆斯感慨道：“那张硫磺岛上升旗的照片闻名于世，父岛上那8位飞行员小伙子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可怜“8位母亲直到走进坟墓的那天也不知道她们失踪儿子的真实命运”，他感觉“这些小伙子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的”。詹姆斯花了5年多时间寻访了近千位美日老兵及其家人，写出了《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一书，出版后再次成为畅销书。

为了再现这段史实，《亚太战争审判》第三集《生死飞越》导演王芳试着给詹姆斯发出一封邮件，邀请他作为采访嘉宾。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收到回复：“ It would be my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ndeavor”（能参与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纪录片的拍摄，我深感荣幸）——虽然只是一句话，却让王芳大喜过望。

2019年3月30日，詹姆斯与摄制组按照约定登上关岛，他们顶着炎炎烈日，在深山野林里寻觅、拍摄二战遗存，浓密的树林中、金黄的海滩上随处可见锈迹斑斑的大炮和飞机残骸。

_{关岛密林中的飞机大炮残骸。}

你必须驾驶飞机冲入高射炮中，日本的高射炮不断袭来，飞行员就像飞行在巨大的火焰之中。巨大的火球不断向他们袭来，在他们身边爆炸，他们能够感受到爆炸的冲击力，但他们还是必须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_{导演王芳和詹姆斯在俯瞰关岛的直升飞机上。}

关岛不远处的父岛，二战中曾是日本海军的通讯中心，1944年早春，美军在一次空中打击中，几架轰炸机被日本炮火击中，跳伞逃生8名机组人员，先后在父岛附近被日军俘获，不幸成为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的受害者。

1.营队里的战士想吃美国飞行员霍尔中中尉的肉

2.藤原中尉将负责分配他的肉

3.军校的医疗队将参加行刑，负责肝脏摘除。

 

日期：1945年3月9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弦月山总部

营长：的场少佐

这一在战后美军关岛审判中作为证据提交的文字，是驻扎父岛的日军少佐的场末男下达的命令。足见“吃人”行为并非一时的兽性“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

中途岛海战之后，美日双方加大了对太平洋靠近日本本土岛屿制空权的争夺，日军对美军战机的狂轰滥炸恨之入骨，对落入手中的美国飞行员，自然要往死里报复。

在詹姆斯的笔下，驻守父岛的日本将领立花芳夫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满嘴脏话”，“喜欢酗酒”，“脾气非常暴躁，心烦的时候还会随便打人”，几乎所有人都怕他。

两位被俘飞行员被绑在了指挥部门前的大树上，立花芳夫对集合在那里的官兵们大喊道：“为了警告其他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使劲儿踢他们，憎恶他们!”接着，他开始朝两个无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边打一边大口喝着清酒，然后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极了，我在和敌人算账！”

在处死这两名战俘时，立花要求所有人都去观看。岗本盛男回忆，他按照长官的命令，走到战犯面前，用钢笔在他们心脏的位置画了个圆圈。

在俘虏胸前做标记，并非为了行刑人准确刺中心脏，相反，是要求避开这个位置。日本兵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让受刑人很快死去，而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前刺上一刀，以体现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詹姆斯在书中对飞行员受虐和残害的描述十分细致具体，那一幕幕血腥的画面，不断挑战着我们对人性之恶的认知极限。

1944年2月23日，19岁的飞行员格伦和话务员马弗·梅尔被日军杀害并掩埋。次日，的场少佐来到司令部陪立花将军喝酒，下午又一起去参加一个酒会。到了营房，立花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后，嘟囔着说肉根本就不够吃的。他询问了处决战俘的情况，说：“多搞些肉”。

就这样，马弗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挖了出来，他的肝脏和一块大腿肉被切成块，“放到了肉片火锅的旁边”。立花说:“要想成为一名强悍的士兵，就要吃这种肉。”他一边命令其他人吃，一边说这也是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勇气的时刻，还补充说:“人肝是一种良药。”

霍尔·弗洛伊德是父岛上最后一名被处决的飞行员。在被日军砍杀后，他的肝脏和一块腿肉被送到的场那里。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日本兵后来作证说：的场吩咐为宴会专门烹制弗洛伊德的肝，他“喝得烂醉。这块肉被切成小块，并且用竹签棒穿起来”。

二战结束后，这帮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被押上了美军在父岛设立的军事法庭，最终，立花芳夫、的场末男、吉井荣、伊藤喜久二和中岛曻五人被判死刑，并于1947年9月在关岛被执行绞刑。

审讯中，面对众多下级士兵的作证，的场承认了自己的暴行：“是的，我是吃了人”，“是战争使我变成了疯子”。

纪录片里出现了一幅立花中将行刑前的照片，照片中他被剥去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也许盟国宪兵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这些恶魔的羞辱和愤恨。但他们知道，即便如此，也换不回那些年轻的生命了。

揭开“活体解剖事件”真相

在《亚太战争审判》中，“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也是第一次以纪录片的形式被记录和呈现。

摄制组来到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旧址，医学院具有百年历史，是日本最重要的医学学府之一，二战后更名为九州大学。

_{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旧照。}

跟随纪录片的镜头，我们看到校园一隅安静地矗立着一幢白色的小洋楼，如今它是九州大学医学院历史馆，里面藏着一段不愿被当地人谈起的秘密。

5年前，历史馆首次公开了那个封存了70多年的秘密，引起全世界剧烈反响。一些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此作了报道，但电视纪录片却是第一次详细披露这一事件的细节。

1945年，8名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的美国飞行员在被俘后被带到医学院，他们以为是来这里就医，没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毫无人性的活体实验。

_{当年拿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的解剖学大楼立面图。}

纪录片讲述这一事件的是75岁的日本女子熊野以素，她的叔父鸟巢太郎当年参与了那场医学实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熊野以素花了大半辈子时间，从叔叔婶婶及亲历者那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多次去美国和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查询庭审和再审记录，最终整理成《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一书，揭开了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的真相。

镜头前，熊野以素展开一张手绘的现场图，这是根据参与手术的一名护士的证言绘制的。图中标出了手术现场参与者和他们的位置_（下图），主导手术的是九州大学医学院第一外科负责人石山福二郎教授，以及他的入室弟子小森卓军医。

1945年5月7日，石山教授提到要去给俘虏做手术……说是为某些肺部有问题的俘虏，进行肺部的摘除手术。于是，我的叔叔完全相信了他……但是小森军医在手术后的缝合时把已经缝好的线逐个剪开，这时候我叔叔才意识到，这原来是实验手术，并不是治疗人的手术，整个人都愣住了。

_{接受采访时的熊野以素}

战俘的胃被完整取出，整个过程中战俘依然保持生命体征。但因为左侧胃部动脉遭切断，流血不止。战俘的血管内被注射了大量海水，身体迅速衰弱。这时，石山边说“实施心脏复苏术”，边操起了手术刀。开胸后，托起肋骨，用手在心膜上下揉搓，进行心脏复苏术。心脏开始跳动，但一旦停止复苏术，心脏就随之停止跳动。如此往复两三次后，石山接下来将曝露出来的心脏切开、缝合，然后对周围人等说道，‘要像这样对心脏进行缝合。并不是非常难，诸君也来试试看。’于是，开始心脏手术的实验及练习。

石山教授将战俘的头盖骨打开，探查黑质所在，并向赶到手术室的平光教授询问三叉神经的基点位置，同时还询问道，“黑质的位置在哪边？”还活着的人的大脑就这样被石山抓在手中。

1945年12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三个多月后，美军在日本横滨设置了军事法庭，总共审理了300多件案件，其中就包括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彼时，与九州大学有关的两名主犯已经身亡（军医小森卓死于爆炸、石山福二郎自杀身亡），熊野以素的叔叔鸟巢虽是被迫参与手术，且曾多次向石山明确表达对实验的反对意见，但作为参与手术年龄最大的副教授，还是代替石山教授，被认定为主谋之一，和另外4名当事人一起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判决之后，鸟巢太郎的妻子鸟巢蕗子四处奔波申诉，横滨军事法庭结合多方证人证言及新的证据，重新审理了此案，最终于1950年9月12日重新宣判，鸟巢太郎从绞刑改判为10年监禁。

承认事实、进行反思、赎罪，这三者是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叔叔终生怀着有罪的愧疚活了下去。

_{熊野以素和叔叔鸟巢太郎生前的合影。}

为了呈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摄制组经历了不少曲折。单是联系医学院历史馆的拍摄，往来信件就不下几十封，对方十分礼貌却迟迟未给予肯定的答复。得知《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中文版即将在国内出版（该书已于2019年5月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摄制组辗转联系到书作者熊野以素，说服她接受了采访。

熊野以素是第一次接受来自中国的电视媒体的采访，导演王芳说：“拍摄期间她显得有些激动，侃侃而谈了一整天，还把自己收集的相关资料全部拿出来供我们拍摄。”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里，当事人和亲历者的讲述，往往最具说服力、震撼力。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75年，亲历者所剩无多，尚在人世的，即使当年才十多岁，活到今天也大都九十开外了，且其中不少人已病卧在床，能接受采访的少之又少。摄制组满世界寻找太平洋战争重大事件和BC级审判的见证人，抢救性地进行拍摄和记录，感觉就像在跟时间赛跑。

在这部大型纪录片中，先后有二十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二战亲历者被请上了电视屏幕，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简直就是活化石一般的存在。那么多位亲历者、见证人，在同一部纪录片系列中亮相，这不仅令太平洋战争研究界大为惊奇，同时也被业界视为一个奇迹。

接受采访的亲历者中，有一位百岁高龄的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他是“地狱航船”的著名案例——“里斯本丸沉船惨案”在英国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_{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百岁英国老兵莫利（前排左二）接受采访后，与摄制组成员合影。左一为该集导演王静雯。}

纪录片第二集《活着回家》的导演王静雯清楚地记得和莫利见面的情景：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有些刺眼，“老爷爷的家在一个小镇上，在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他的女儿”。编导们喜欢称呼二战老兵为“老爷爷”，王静雯说：“走进门，老爷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画……”

二战期间，日军为了修筑军事设施并补充本土男性劳动力，大规模使用战舰和运输船只，将大量盟军战俘和平民送往日本本土以及各个占领区。这些船舰因条件恶劣，死亡率超高，被战俘们称作为“地狱航船”或“死亡航船”。

航船穿越赤道时估计舱内温度超过48℃。地板上满是活的虫子，一支日本骑兵部队的马匹就安置在战俘所在的货舱上方，下层货舱顶部是木板，木板之间的空隙达到2-5厘米，马匹的排泄物就直接倾污在了下层战俘的头上。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一些病弱的战俘就被日军直接扔进了海里。据格雷戈里的调查统计，共有134艘日本商船、156个航次运送过126000多人次的盟军战俘，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人。由于死亡率惊人，“地狱航船”又被称为“活棺材”。

日军在运送俘虏的途中，常常为了掩盖行动目的，不在船体上悬挂表明战俘船身份的旗帜，致使盟军舰艇误以为是敌舰而发动攻击。“里斯本丸”就是被误炸的船只之一。

接受摄制组采访的莫利老人曾是皇家苏格兰兵团第二营的一位军乐手，当时他年仅22岁，被关押在里斯本丸的二号舱下。当被问及船上的状况时，老人从牙缝里吐出一个词：“恶心”，“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草垫子——我们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

_{年轻时的英国军人莫利}

里斯本丸号1942年9月27日从香港出发驶向日本，船上载有1816名英军战俘以及800多名日本军人，因为船只未标明身份，于10月1日凌晨，行驶到中国舟山群岛附近的东极岛海域时，遭到了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日军在慌乱逃离之际，将三个船舱的舱门紧紧钉死，切断了战俘们的逃生之路。

我们当时都在等着吃早饭，大家都听到了嗞嗞嗞的声音，然后从后面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们中有一个人是海军，他说那是鱼雷，我们被鱼雷击中了。

我们当时就在想怎么逃出去，这个时候船上的日本翻译新森源一郎就告诉船员们，让他们把舱门关上，他们用木条和帆布把舱门钉死了，舱门就这样被卡死了，所以从里面根本打不开。

我们兵团有一个人随身带着一把刀，他就用这把刀划开了舱门上覆盖的帆布，把舱门打开的。

我们就是这样出去的，但是一开始出去的人都被日军开枪打死了。

舱门打开之后，从二号舱逃出来的英军陆续帮助一号舱和三号舱的伙伴们打开了舱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跳入海中，日军便在甲板上向海里射击。这时，在附近的中国东极岛渔民在听到巨大的响声后纷纷划着小船来到海上。

“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日本人看到了他们，就停止了射击，然后开始把我们救起来。”莫利说。

当时我已经在水里待了10到12个小时。每次我游到离海岸三四百码的地方，又很快被海浪冲回海中。正当精疲力尽时，我觉得我和其他十几个人被拖上来放到渔船上。渔民们把我们带到岸边，他们对我们非常好，给了我们米饭和红薯。

英国人在海里看见船来了，双手使劲游，使劲游，游到船旁边来。渔民靠近，他们就被人拖上来，还有一些人攀住船沿，自己爬上来。

当时我们也没什么吃的，只有山芋干、蕃薯皮，那个时候有得吃已经很好了。英国人拿筷子也拿不像，都是用手拿着吃。（他们）衣服也湿透了，我们那个时候穿的都是灯笼裤、大襟衣服，我们就把衣服给他们穿……

在被舟山渔民救起的第二天，这批384名英军战俘就被上岛搜捕的日军重新捕获。1942年10月5日，被捕的战俘们聚集在上海码头，再次点名时，原先船上的1800多名战俘只剩下900多人，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英军战俘葬身海底。

由于里斯本丸上的战俘全部为英国人，战后英国政府在香港对施害者进行了审判。船长京手茂、翻译新森源一郎被判对里斯本丸事件负责，分别判处其7年、15年监禁。

纪录片的镜头从香港审判旧址切换到舟山的里斯本丸纪念馆，画面里出现了纪念馆收藏的里斯本丸事件的历史资料和实物，包括渔民的口述、救援名单，船上的木梯、布匹以及英国战俘在岛上使用过的餐具、饭桶等等，画面令人动容。然而纪录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片中两位英中亲历者的影像和叙述，这两位平均年龄近百岁的老人，一位是被救者，一位是施救者，两位老爷爷的讲述彼此呼应，为我们完整还原了他们亲身经历的80年前里斯本丸事件的全貌。

然而在实际拍摄中，要完成对这些高龄老人的采访并非易事。首先要做通家属的工作，获得他们的理解和配合；而在确定采访时间之后，则会时刻担心老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待到终于上门见到采访对象，一方面要处处小心不使老人因回忆过于激动而影响健康，另一方面还要见机行事，争取最佳的拍摄效果。

导演王静雯向我详细描述了采访百岁英国老兵莫利的经过。

那天摄制组走进房间时，莫利先生正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为了不过多影响老人，王静雯和摄像孔权就跪坐在老人沙发边。“莫利先生的记忆仿佛停留在了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反复诉说二战结束后，他是如何从日本被辗转送回英国的，而对于我们迫切想要知道的里斯本丸的故事却只字不提。我们只好转而采访莫利先生的女儿，顺便让老先生休息一会儿。”

等采访完莫利的女儿回到屋内，心有不甘的王静雯又坐到了老先生面前的地板上。忽然，莫利先生的记忆开关仿佛被打开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里斯本丸上的遭遇。王导连忙用眼神示意摄像把机器挪过来，镜头火速对准了老先生。“虽然这些细节在来之前我已经了然于心，但是从一位百岁老人口中亲耳听到还是非常地震惊”，老先生说到“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的时候，情绪激动了起来，王静雯看到了老人眼中闪烁的泪光，她意识到：“这次采访终于圆满了。”

在8集《亚太战争审判》纪录片里，100岁的莫利还不是最年长的受访者，出镜人年纪最大的，要数第七集《绳之以法》中的重庆老兵韩灿如，老人家在采访时已达107岁高龄（2020年7月过世），抗战胜利时，他曾在南京主持日军投降缴械和物资收集工作。韩灿如老人的发现颇有戏剧性。去年秋天，导演戴诚娴去重庆实地拍摄抗战遗迹，计划中要采访一位90多岁的老兵，抵达后才知老人不久前已经过世。情急之中，小戴找到关爱抗战老兵重庆志愿者团队，请求提供其他健在老兵的线索。志愿者打听到，当地有一位107岁的老兵，“身体还不错”，摄制组赶紧联系上韩老先生的家人，于是有了这“意外的惊喜”。

_{107岁的重庆老人韩灿如，是摄制组采访到的最年长的二战老兵。老人不幸于今年7月仙逝}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先后采访了22位相关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将近90岁。从最初寻找线索，到最终完成访谈，每一位走上屏幕的亲历者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他们的讲述，一次次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震撼，同时也为太平洋战争研究留下一份“活着的”、“不可再生”的影像档案”。

魂断异乡的“八百壮士”

南太平洋西部有一个美丽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为“巴新”），它是大洋洲第二大国，人口和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成员国。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将它作为攻打澳大利亚的战略堡垒，在此修建了大量军事工事，“地狱航船”将一批又一批的战俘运送到那里做苦力。鲜为人知的是，有数千名被俘的中国军人和劳工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屈辱艰辛的岁月，其中57人来自因坚守四行仓库而闻名的“八百壮士”群体。纪录片第四集《魂断异乡》，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_{南太平洋岛国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既美丽又原始}

若不是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俞洁大概一辈子不会去巴新。俞洁形容这个岛国既美丽又原始，岛上那一望无际的海滩和茂密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堪比马尔代夫、芭堤雅；要说原始，巴新不仅毫无秩序可言，而且“凶名在外”。当地人常常随身佩戴着一把长砍刀，就在摄制组上岛几天前，一家来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在海滩上遭遇抢劫，一位团员被砍伤了手臂。在本集纪录片里担任嘉宾的粟明鲜博士告诉摄制组，十年前他和龙应台女士相约前往巴新采风。就在出发之前，巴新发生了动乱，让龙女士放弃了这一计划。

俞洁称这次旅行是她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特别的一次采访”。在一处具有百年历史的华人墓地进行拍摄时，他们果真遭遇了“险情”，幸亏司机发现“异象”及时撤离，才避免了一场光天化日下的“打劫”。摄制组在巴新的十天可谓状况频发，几乎每时每刻都“心提在嗓子眼”。

尽管危险且艰苦，却并没有阻挡摄制组寻找二战中国军民踪迹的脚步。

时间倒回到70多年前，1942年12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1500名被关押在南京江苏省第一监狱的中国军人在上海吴淞码头登船，开始了他们的“地狱航船”之旅。

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关在底舱。经过赤道线时，天气炎热难当，口渴难忍。因经受不了轮船上的折磨，病死不少，天天看见有死尸扔进大海。

田有收和他的战友们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才抵达巴新的拉包尔。

拉包尔是巴新不列颠省的首府， 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击败长期管理巴新的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拉包尔，将这里作为日军进攻澳大利亚的桥头堡。当时日本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和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均驻扎于此。据史料记载，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起飞巡视前线，途中被预先获知情报的美军击落，命丧大海。

和中国战俘差不多时候抵达巴新的，还有另外1500多名从广州运来的劳工。纪录片嘉宾、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粟明鲜，在《南太平洋祭》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中国人在巴新的经历。在他的带领下，摄制组走进当地最负盛名的二战遗迹——隧道工事群。

这个号称世界上最为壮观的隧道系统，总长度超过500公里，在火山和地震频发的拉包尔，历经七十多年依然坚固_{（见下图）}。

_{隧道里的日军战地医院诊疗室。}

隧道有上下5层，共有15个洞口，蜿蜒曲折的坑道，连接起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空间。透过镜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山洞，洞身长约200米，原来它是一个废弃的日军船坞，几艘残存的舰船行将风化，满是锈迹的甲板和船舷，诉说着那个年代的腥风血雨_（下图）。

_{这个山洞原是一个废弃的船坞，里面遗留着日军舰船的残骸。左为出任纪录片嘉宾的粟明鲜博士，右为当地向导。}

隧道里有防空洞、弹药库、储物仓库，甚至还有一所战时医院，里面诊疗室、手术室、病房一应俱全，隧道岩壁的凹陷处，摆放着一排药瓶，俞洁发现其中一瓶的标签上写着“若元胃肠锭”，向导说一位日本游客告诉他，这是用来治疗胃病的药，日本人至今仍在使用。

这个规模宏大的隧道工程由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近万名战俘和劳工费时三年建造而成，田有收和其他11名“八百壮士”就是在这里服的苦役。他们当时一起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全队160名战俘，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38人。

“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天不亮起床上工，天黑下工，一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如挖防空壕、修公路、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等。

在那个无比艰难的日子里，四行抗战“八百壮士”的身份，成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最大信念。

摄制组后来专程去了湖北赤壁田有收的家乡，见到了他的儿子田银水。田银水拿出一枚父亲生前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纪念章是铜质的，上面钻了一个孔，田银水告诉摄制组，即便在拉包尔做苦工时，父亲也时时把纪念章系在身上，“四行壮士”的荣耀和对团长谢晋元的追念，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_{“八百壮士”田有收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

拉包尔气候炎热潮湿，疟疾等热带病横行，战俘和劳工们一旦染病，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命运。驻扎拉包尔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广田明少将曾下令，凡战俘生病三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将一律被处死。

通常他们把战俘带来这儿，把他们的头放在这里，把脖子砍断。头掉下去，身体留下来。然后他们就把尸体扔在海滩上。

_{战俘营旧址，日军用来处死染病战俘的斩首池。}

在巴新遭受非人待遇的中国人不只是战俘和劳工，还包括当地的华人华侨。

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广东的华侨飘洋过海移民到巴新，他们和当地土著人、澳大利亚人和谐相处，拉包尔成为华人华侨最大的聚居地。然而日军的到来摧毁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当地华人全部被送入了集中营。

曾经两次出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陈仲民爵士，也是中国侨民的后代。他在巴新接受了上视摄制组的采访。陈仲民的父亲来自广东台山，因为有华人血统，他们一家在二战中被日军关进那玛特耐集中营。在一次空袭中，他刚出生的弟弟受惊吓死去；他叔叔还遭受过水刑，“日本人以为他和澳大利亚人或者美国人有合作，逼迫他说出秘密”。

直至1945年9月10日澳军在拉包尔登陆，被俘战俘和当地民众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

笔者此前曾看到过不少二战盟军战俘在营地或工地上的资料照片，他们大多裸露上身，用“骨瘦如柴”都不足以形容其惨状，几乎所有人都面颊深陷、胸前肋骨根根毕露，活像一副裹着人皮的骨架。

_{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盟军战俘，获救时被媒体称为“风中稻草人”。}

面对这样的“人形”，你忍不住发出诘问：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是怎样恶劣的环境，怎样的虐待和暴行，才会把这些原本英俊健壮、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折磨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

历经三年苦役，当年从上海出发的一千五百多名中国战俘，剩下一半不到，57名“八百壮士”只存活了36名。摄制组曾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里，发现了一张摄于1945年9月的中国战俘在巴新解放时迎接澳军的留影，照片中的三名中国军人，都是幸存的“八百壮士”_（下图）。

_{三位巴新战俘营幸存的“八百壮士”。}

从日军日军投降到1951年的六年间，澳军在巴新建立了军事法庭，先后进行了近300场对日军BC级战犯的审判。重获自由的中国官兵积极参与了战争审判，指证了许多作恶的日本军人。

每天早上，卡车载着日本战俘去工作……中国军人站在路边，看着日军经过。如果他们发现了战时曾经虐待过他们的日本军人，他们就会跳上卡车，把日本人拖下来。

1943年1月29日，我见到了我刚刚提到的十名中国士兵，他们的身体非常差。中国战俘被扔进了坑里。（日本兵）他们用枪射杀了他们。

李维恂还目睹了同年2月4日的另一场同样的暴行。最终，这两起惨剧的罪魁祸首、下士相泽治索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

八百壮士一条心，

十万强敌不敢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

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

那天回到上海的幸存“八百壮士”有34人，另有两人因病留在当地治疗。而逝去的21人的骸骨，则孤独地留在了当地的岛屿上。

幸存老兵李维恂后来定居在台湾高雄，据他家人说，他至死都深深牵挂着命丧巴新的战友，为异乡遇难的同胞建一座纪念碑，是他毕生的心愿，为此，他还向台湾当局递交过《陈情书》。2009年，巴新殉难官兵的牌位终于被安放在台北圆山忠烈祠内，李维恂立下家训，要求子孙后代每年都必须前往祭拜。

“这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奋斗、为国捐躯的将士，无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被我们铭记，都应该值得我们尊重。”粟明鲜博士说。

_{拉包尔郊外的碧塔帕卡战争公墓。}

新马华人华侨的生死劫

摄制组在赴亚太各国采访期间，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听到不少有关当地华人华侨的故事。他们感慨于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同时也为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遇的生死劫难唏嘘不已。

新加坡美芝路战争纪念公园内，有一座高约67米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纪念碑由四根白色锥形石柱组成，分别象征着新加坡四大人种——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人的战争记忆和与伤痛。

_{新加坡普通市民在美芝路公园纪念碑前祭奠“肃清大屠杀”死难者。}

2019年8月的一个黄昏，纪录片第五集《万劫难归》导演朱雯佳跟随82岁的新加坡华人胡振华来到纪念公园，他们在新加坡最大族裔——华人的纪念石柱前，摆放上鲜花、香烛、水果等祭品_（下图）。胡振华告诉摄制组，石碑下埋藏着的众多受难同胞的遗骨，它记载着二战日据时期，一场专门针对华人群体的惨绝人寰的“肃清大屠杀”往事。

“肃清大屠杀”又称“检证大屠杀”，有人将它与“南京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并称为是二战亚太地区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

80多年前，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新马华人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到祖国直接投身抗日军队，而更多人则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据华人领袖陈嘉庚估算，仅抗战初期5年，南洋华侨的捐款额就达50亿元（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足见其贡献巨大。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开始实施“肃清行动”，其主谋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他下令全岛日军在三天之内把涉事华人华侨全部“肃清”。

纪录片里，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少彬向摄制组出示了一份日军《华侨对策要纲》的影印件，《要纲》制定的时间为“昭和一七、二、一四”（1942年2月14日），首页一角标有“极秘”字样。文件要求对华侨“施加压力”，把“华侨的势力”“控制住”，切断他们“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

2月18日，日军贴出布告，要求所有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必须到“检证中心”领取“良民证”，然而实际上是到那里甄别“反日分子”。“检证”的对象包括南洋华人筹赈会的活跃人士、向中国抗战捐款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抗战爆发后来到本地的华人、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等七类人。对在“检证”中判定的敌对分子，“当即处置”（死刑）。由于需要“检证”的华人太多，根本来不及仔细甄别，整个过程如儿戏一般，随意而荒诞。

新中友好协会董事罗荣基的父亲是“肃清大屠杀”的受害者。他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说：1942年年初的一天，日本鬼子冲进他家，“说要‘检证’，就用卡车把我爸爸带走了” 。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家人找遍了全新加坡，也没有任何线索，至今连尸骨都没有找到，父亲被带走时，罗荣基刚刚出生一个月。

罗荣基拿出一张父亲和两岁的姐姐在一起的照片，父亲当时30岁出头，相貌儒雅而斯文，“爸爸是一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他有高等会计文凭，我在他的证书里面看到过”，令罗荣基和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连跟人“打架”、“相骂”都不会的文弱书生，怎么就被作为“肃清”对象消失了呢？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恰恰是日军“检证”的重点之一，因为他们有思想，是日军统治的潜在威胁。据说有的检证点会根据检证对象的手形作判断，手掌柔软的就被认定为知识分子，于是身上被盖上一个三角形的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在那些日子里，新加坡郊野和海滩上，不断传来“哒哒哒”的扫射声。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统计，肃清大屠杀中，至少有超过5万华人被日军杀害。

陪同摄制组去美芝路纪念碑祭扫的胡振华老人，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中华总商会前挖骨总管”。

_{胡振华老人在新加坡的家中接受摄制组采访。}

那挖出来的骨头都是黑黑的。我们就用消毒药水洗，洗了后干了后再放在缸里面，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只是有骨头就放到满，放到满啊，单单那个地方就装了两百多个缸……

（大卡车上）下来三十多人，全部绑起来，就站在这个坑那边。日本人就开始扫射，扫射后就一批一批倒下，就倒在这个沟里。

从早上八点多一直打到晚上七八点，他们估计当时进来最少有三十多辆卡车，扫射了一天就射死很多人。

除了惹兰赔本，全新加坡共有34个地点被挖出数量不等的骸骨，胡振华参与了其中12处的挖掘。

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组织的这项工作持续了六年，从各地收集来的骸骨，用1米高的缸，足足装了681缸。新加坡“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落成时，胡振华亲手将这681缸骨骸运送到了纪念碑脚下_{（见下图，左一为胡振华）}。

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是典型的违反国际条约的战争罪行。战后，“肃清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在由美军主导的马尼拉审判中被判处绞刑，另有464名参与屠杀的日本官兵在英军主导的新加坡法庭受审。

区别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军事法庭重点关注针对本国俘虏的暴行，英国主导的审判更加注重对殖民地普通平民的罪行，仅新加坡法庭就审判了131起日军屠杀及虐待平民的案件，其中约三分之二案件的受害者都是亚洲人，且大多是华人。最终，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中佐被处绞刑，另有5人被判无期徒刑。

观看《亚太战争审判》样片时，笔者常有这样的好奇，一个相对冷僻的题材，又隔着那么久远的年代，屏幕上那些亲历者，那些稀有的原始珍档，以及密集出现的这个领域世界级的权威专家，是如何被一一寻找到，又是如何被呈现在纪录片里的？面对我的疑问，编导们总是打趣说，他们有“贵人相助”。

在朱雯佳指导的《万劫难归》里，她的“贵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少彬。

林少彬也是新加坡大屠杀受难者的后人，他进入这一领域最初的动因是为了搞清楚祖父被害的经过，精通日语的他为此奔走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和新加坡当地博物馆，挖掘到日军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华侨的珍贵史料。他对肃清屠杀的研究长达二十多年，曾出版了《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是谁干的》等著述。

_{林少彬先生向编导朱佳雯展示他收集整理的日军“肃清大屠杀”证据。}

作为一位民间研究者，林少彬对史实钻研、考证的认真劲头一点不亚于专业人士。他用收集的材料自建了数据库，具体到对各个案件执行部队的编号番号，都逐个作了考证。

笔者曾在上海参与了摄制组对林先生的采访录像，亲眼目睹了他做研究的严谨和细致。

在采访现场，林先生为我们展开厚厚一叠从新加坡带来的资料，里面有当年日军机密文件、新加坡审判的照片、证人证言的影印件，还有他亲手绘制的日军攻占马来半岛的路线图、肃清大屠杀地点的示意图、受害人数的统计列表，以及近年当地华人华侨纪念活动的报道和照片等。材料的空白处，有他用彩色水笔工工整整标出的备注。

林先生指点着一份他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第七中队的《阵中日记》，3月15号的日记记载，晚点名时共有“93名兵员”；3月16日他们去了一个“支那人部落”，“敌方”死了156个人，晚上清点人数，还是93个人；3月17日他们又去了一个地方，结束“战斗”回到兵营，依然是93个人。

“这说明什么？” 林少彬说：“三天下来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个中队没有损失一人？可见日军杀死的所谓‘抗日分子’，大多是手无寸铁，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