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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中英战争”——上海数学教育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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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中英战争”——上海数学教育在英国

孙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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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师在英国为英国学生上课


中式教育不是纯粹的填鸭式,英国教育也不是简单的放羊式,双方应该相互改进。

——题记之一


其实,以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为代表的英国顶尖贵族私立学校,有着比中国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苛和竞争激烈的教学体系。进入这些整学期寄宿制的顶尖私校,都须经过残酷筛选,整个学习阶段必须接受严格管束和高强度训练。在伊顿公学,校服服饰上的细微差别是学生荣誉和地位的符号,这种精英意识渗透学生的思维和举止中。这些私立学校学生人数仅占全英学生的7%,却储备了牛津、剑桥每年录取新生的50%。

——题记之二


“数学能力差影响英国生产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英国人对数学产生了恐惧感。据英国国家数学能力中心2014年最新调查显示,全英超过49%的成年人数学能力只相当于小学生水平。对“一块巧克力1.99英镑和两块巧克力3.45英镑,87%的被测试者不知道买两块巧克力能省下多少钱”。这份报告还显示,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有850万成年人的算术能力相当于10岁孩子的水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来英国全民数学能力的降低已不是一天二天了,也许,为数众多的英国小学生“不喜欢数学”延续了上一辈对数学的轻慢。在英国,如果没有计算机,简直难以购物。另一项调查的公布更令人沮丧,英国人每年因找错零钱而损失8亿英镑。很多英国人不懂在境外旅游时的币值换算,收银员算错账找错钱司空见惯。《每日邮报》因此持续进行跟踪分析,然后指责道,员工数学能力差导致公司利润下跌、政府税收削减等损失,每年约合20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GDP的1.3%。英国各大媒体都对本国人“如此低劣的数学能力感到耻辱”。


真正感到耻辱的是英国学生在一项由国际经合组织统筹的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测评”的尴尬名次和停滞不前。在这项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测试中,2009年作为中国首次参加的上海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三个项目排名榜首,2012年再次蝉联第一。而英国学生数学排名为第26,阅读排名第23,科学排名第21。


上海学生在这个有“教育界的世界杯”之称的测试中的首次告捷,立即引起国内外教育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欧美多家媒体惊呼“意外”,并追踪分析上海及亚洲教育的成功经验。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表示,这是一个“警醒”。一位美国记者甚至将其与当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相提并论。借此机会,他对美国“过分散漫自由”的教育模式发了一通牢骚。人们还注意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特别提到“中国儿童受教育时间早且时间长,他们注重于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育。”


2014年4月,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上,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瑞阳和英国教育部国际司司长皮特·德拉蒙德分别代表中英双方签署《中英双方关于数学教师交流的谅解备忘录》,并决定于同年首先实施小学数学教师互派交流学习项目。 


英国教师观察上海数学教学.jpg

英国教师观察上海数学教学

 

2014年9月22日到10月3日,72名英国数学教师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培训,并分散到上海10个区的30所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数学教学观摩。英国教育部教学和培训业务官员罗伯特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世界一流的数学教学技巧”。中式数学教学被戴了一顶高帽子。


反对声也不甘示弱。美国俄勒冈大学华裔教授赵勇于2014年5月联合数十位欧美教育家,向“PISA之父”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PISA正在摧毁全球教育和学术,要求废止考试。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教育不应该只看一两个指数,“美国不应当把中国也在努力抛弃的应试教育的垃圾再捧起来当宝贝。” 因为即使英国、美国学生一如既往地测试成绩不佳,但在学术研究、科研专利、发明创造多方面依然领先世界。


不论是“顶”还是“踩”,作为老牌科技强国,英国政府坐不住了,绅士们也不能不为之震惊。要知道,英国是诞生过牛顿、哈代、怀特海这样举世闻名甚至影响世界科学进程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科学大国,正是这些大家筑就了英国的骄傲。当下进入“地球村”时间,英国辉煌不再,学生也如此境况,将来如何面对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在工作机会的竞争和挑战呢?连首相卡梅伦都说,提高英国人的数学能力,将会给英国经济带来竞争力,提高个人就业机会。


英国来访教师在福山外国语小学与上海教师交流.jpg

英国来访教师在福山外国语小学与上海教师交流


2013年12月,英国首相访华时称,英国派出英语教师到中国担任外教,同时派遣数学教师来上海学习数学教学经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尼克·吉布称,“这个交流项目使我们的教师通过与世界上最成功的数学教育系统的合作,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可见英国教育行政长官落实首相指示甚为迫切。2014年2月24日上午,时任英国教育部部长伊丽莎白· 特鲁斯女士率团抵达上海,开启中国“取经之行”。英国派出英语教师到中国担任外教,同时派遣数学教师来上海学习数学教学经验。特鲁斯考察之后回国,很快在《每日电讯报》上撰文,标题旗帜鲜明:“英国学校需要一堂中国课”。她颇为激动地表示,“上海学生的数学成绩是世界一流的,那里的学生甩开英国几条街。……就上海而言,炫目的基础设施或许是它的外在形象,初次造访者会被它惊人的建筑震惊。它的摩天大楼,它的雄心勃勃,都建立在数学之上。这样一种对这门学科的尊重,以及每一个孩子对此持有的信念,是真正启发我们的”。她特别把数学的重要性和英国经济发展挂起钩来,上纲上线,“家长不重视,孩子也不重视。如果英国人不改变学习数学的态度并学好数学,英国的经济就会衰退。目前英国人的数学能力太差,导致学习其他各科目的基础受到影响,这将最终影响英国的生产力与增长。”特鲁斯自立军令状,“我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在她撰写此文的时候,尼克·吉布也已设定了数学教改的新目标:全国小学毕业生必须都学会12以内的乘法表,随后不久就有了72名英国数学教师的上海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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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来访教师在汇师小学为上海学生授课


也有人唱反调。英国教师联盟秘书长克里斯蒂·布娄尔说,“上海的案例被过度夸大了。从中国引进的教师,就一定能比从其他国家来的教师,甚至比我们自己的教师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技能吗?这是十分可笑的”。《泰晤士报》前总编、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在《卫报》发表的评论中,以犀利的言辞质疑中国教育方式,称中国学校是“考试工厂”,中国教育只是擅长制造“机器人”,为何英国却要效仿?


不管怎么说,英国教育部心意已决,将投入总额达1100万英镑用以支持这项改善数学教学的总体计划。前期安排也一切就绪,只欠东风。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这些经费都来自纳税人,但“移植上海经验”是“物有所值”。


30个精心挑选的“数学中心”已设置到位,每个中心分配两名中国老师,负责执教和整体性业务指导,要求数学教学“达标”,学生的数学成绩比其他学校明显突出。中国老师的基本任务是对英国同行进行针对性的强化培训。包括辅导英国老师如何提高业务水平,如何发挥每堂课的最大效应,如何对落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甚至还提到了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这样的“敏感问题”。


罗伯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显露欣喜,今年(2014)秋天,中国数学老师将全部到位。英国应该在数学的教学观念和方式方法上与中国逐步实现“接轨”。英国教育部将从2014年9月开始全面调整数学课程,小学阶段要熟练掌握乘法表,考试时不再使用计算器。中学阶段学生如果不能在“中考”中取得C或更高的成绩,数学将学到18岁为止。


“麻辣教师”斗法“熊孩子”


2015年8月6日,一部名为《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的3小时的非虚构电视作品,引发了英国社会的全民热议。激昂张扬的背景音乐,开首就是一句麻辣尖锐的解说词:“在汉普郡的一个宁静村庄里,战争即将爆发。五位中国教师来到这里,挑战英国教育系统。”“教育”与“战争”对位,火药味十足。PK双方是英国博航特中学(Bohunt School)九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三)中式班和本校同年级学生,课程包括数学、科学和普通话测试。


该片放映两天后,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向一大批中英追剧者表达了制作该片的意图,“多年以来,英国青少年在国际竞赛中持续落后,一些东亚国家在核心课程的国际排名中打败英国。我们试图展示中英教育方式的不同,借此探索中国的教育方法中是否有一些可以迁移到英国课堂上。”中国媒体也没闲着,很快就加入了中英教育模式的热议之中,老师、家长、学生的朋友圈也被刷爆。


杨军是中国派来的科学老师,也是片中的“女主角”。她首次出现在画面中就对教室里的50名十三四岁的英国学生重申,“没有纪律,你们就学不好。”学生们则表情茫然。然后她对着镜头十分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学业成就比你们领先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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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在英国学校授课


参加这个项目的博航特中学,坐落于距离伦敦34公里的风景优美的利普胡克小镇,这是一所国际化语言学校,排名英国公立中学前10%,曾荣获英国“国际学校奖”。作为全英第一所开设中文教学项目的公立中学,它的先锋沉浸式中文教学项目(中文运用覆盖全部课程内容—笔者注)曾受中英媒体高度关注。2014年3月,该校孔子课堂揭牌,成为英国第92所孔子课堂。11月底,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中国前夕特邀六名博航特学生和中文主任访问唐宁街10号。


博航特中学校长尼尔·斯托格承认,这是一个挑战,中国学生将是英国学生未来求职的竞争对手,但是如果我们觉得中式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我会非常失望。而调皮男生康纳对中国学生的学业繁重心生恐惧,“他们一天要上十二小时的学,然后要花五小时做作业。”


习惯于30人教学的英国学生被安排进入50人的大班,每天穿着被康纳称为“像降落伞一样宽大”的中式校服,接受记笔记、小测验、做早操、眼保健操和早晚自习的全中式化教学。在最初的一周,他们的水土不服集体爆发。


杨军上来就立下规矩,谁违反纪律谁就将接受处罚。苏菲基本是个“女生刺儿头”,因为不断和同学说笑,被杨军以藐视课堂纪律论处,成为这条规矩的首个承受者。杨军要求她单独坐到讲台一边,以便她更好地听课,但她完全不以为然。康纳无视“前车之鉴”,嚼着口香糖毫无顾忌地评论着女生的身材,再次被杨军叫到教室门口面壁而立。女生罗茜事后评论,这在中国有效,但在这里没用,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玩,根本没有接受处罚的耻辱感。在一堂化学课上,即使杨军再三高声重复“listen to me,To teacher”(听我讲,听老师讲),也收效甚微。杨军坦言,有时候,我必须控制情绪,不然就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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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在英国学校授课


跟中国课堂不同,英国教室通常是三个学生的课桌椅围起来的一个个小型“圆桌会议”,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随时交流。制片人把一排排密不透风整齐划一的中国教室称为“秧田模式”,对习惯于“圆桌”的英国学生来说真是一种考验。而对于英国学生来说纯粹属于放松的体育课,中国老师竟然要求各种“达标”,席亚拉受不了,她表示这简直是在玩命。胖乎乎的乔在王老师和英国助教的一再鼓励下勉强加入了1000米测试,但后五百米只能气喘吁吁地绕着操场坚持走完。他沮丧地说,“相比博航特,中式学校竞争激烈,如果你做得不好,就会被当作废物。在中国,所有人都要在全部科目上力争全班第一,但在英国,有长短板很正常。”乔的体育虽然不行,但他的数学和科学非常出色。


女学生苏菲和中国老师杨军的“战争”还在继续,上课开始时她不起立,杨军坚持要按中式学校规矩来,但即使起立的学生也依然有说有笑,杨军一串怒气就抑制不住地喷了出来:“为什么你们比中国学生学得少,就是因为无纪律。而且你们还拖慢了教学进度。”她坚持等着学生安静下来后再授课,这也是与博航特学校主管校纪的副校长沟通以后得到的建议。但苏菲立即反驳,“你不能这么说,这简直是对全班人的侮辱。”杨军要求她停止议论,苏菲反而觉得杨军“太无礼了。”同时,她还对周边的同学说,“她说我们比中国学生蠢。”杨军已经在黑板上开讲“光线的折射”,但苏菲还在发飙,“不管是不是这样,她都不能这么说。”随后把笔朝桌上一扔,“算你牛,老娘不学了,你以为你是谁呀,还说我傻。”杨军不让步,这次直接把苏菲请出了教室。


课后,杨军对苏菲说,不喜欢她在课堂上的举止,苏菲再次表示杨军的说法不礼貌。


杨军后来说,在中国做老师无需学习“课堂管理技巧”,中国学生守纪律,天性如此,家庭培养和社会教育也是如此,但在这里,课堂管理是最难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擅于管纪律,但我们在这里却需要别人的帮助,真丢脸。她是哑着嗓子说这番话的。


即使最好的英国学生也跟不上邹老师十五分钟讲授三角函数的中国数学节奏。学生跟不上,也立即失去了兴趣。这迫使邹老师放慢进度。一位学生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这有什么用?教我们如何缴税不就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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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在英国学校授课


同样执教博航特九年级数学的英国老师布雷姆纳认为,知识不能硬塞,分分钟了事,而要对学生度身定制,选择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现在教学、学习和课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再是老师的课堂,而是学生的课堂。如果老师不把课程按照受众群体需求来设定结果只能对牛弹琴。要么作弊,要么既不懂表面,更不懂理解。你只是单方面的灌输,他们就会坐等你闭嘴。


邹老师说,中国学生每周要做十二小时的数学练习,相当于多出同龄英国学生三年时间。英国学生不习惯记公式,解完一题,下次再重来一遍。


卢卡完全跟不上,然后开始吃薯片,说话,或者用手指像鼓手一样在课桌上敲击,还摇头晃脑地哼起了流行歌。


晚上五点,博航特的学生们早已回家,但中式班的灯还亮着,邹老师为几个数学困难生补习,但卢卡缺课了。邹老师对学生说,我漂洋过海带给你们中式教学法,你们却不想学,这让我很失望。事后,邹老师当着卢卡的面给他母亲打电话,说他逃了二节课。卢卡去看球赛了,显得有点委屈,说中式学校使他失去了很多,但也承认自己这么做对邹老师不公平。


尼尔校长不打招呼听了赵老师的一节普通话课,很快就被赵老师反复的“Read after me”(跟我念)厌烦了,没有几个学生在跟着念。他觉得“这样很难激起学生的热情”。接着他听到了杨军的科学课,“满堂灌”和无休止的笔记、背诵让他深感无趣。他直接的反应是,“在教室呆二十分钟,就想拿脑袋撞桌子了”。校长离开后,学生们如释重负,几个女生竟然在课堂上手舞足蹈扭了起来,嘴里哼着《歌舞青春》(美国艾美奖电视电影、2006年迪士尼系列电影)主题曲。杨军忍无可忍,不能妥协了。“表现突出”的菲比被留课罚站,杨军冲她大声说,你的行为很恶劣。掐着秒表要她罚站一分钟。其实杨军心里十分抓狂,充满了失败感,因为她的“教师权威不断被学生们挑战”。


到了临考前夕,学生们知道了“冲刺”这个词,也开始复习到了深夜。安吉丽娜说,“要给自己有个限制,做事有条理很好,考试也是一样。”连苏菲都开始背诵化学公式了,“我们只要抄下来,然后背出来就行。”菲力帕生病了,考试复习太疲劳了,她的数学得了满分,但体育测试只能放弃了。她说,“我们需要自主学习,不要光是聊天打闹。”看来中式教学对他们还是有所触动。


虽然冲撞无可避免且时常发生,但中式教学还是沿着既定方向进行着。当尼尔校长拿着那个PK成绩的信封出现在全校教师和学生面前时,三位中国老师十分忐忑,究竟谁是胜利者呢?


尼尔拿着信封表示,“它可能改变历史,有一些理念将轰然倒地。”


最终揭晓的中式班九年级/博航特学校九年级的平均分是:数学(67.74/54.84)、科学(58.33/50)、普通话(46.88/36.46),中式班获得全胜,三位中国老师击掌相庆。临考之前,他们仍无把握,一致认为中式班如果赢了,将是一个奇迹。现在,这个奇迹真的降临了。


尼尔校长在向中国同行祝贺的同时表示:我们可能的确需要延长学时,但我们真的希望孩子一天学十五六个小时吗?这听起来不像是童年,更像牢笼。中式学校针对的是非常有主动性的学生,它的确能挑战最有能力的学生,这和如何教学并无多大关系,但这真的是好的培养方式吗?不过尼尔校长非常欣赏中式学校的晨练,他“很愿意看到1600多名学生被拉到操场上齐聚一堂,玩玩闹闹,一起参加一件非常与众不同的事。”请注意这句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玩闹”,一个是“与众不同”。即使是集体活动,英国校长依然推崇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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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师在英国组织英方教师教研活动


与年轻家长不同,上了年纪的英国观众在看完纪录片后,对片中刻意渲染的教学模式“冲突”大为不屑:这哪里是“中国传统教育法”,分明是我们的“传统方法”。一位英国网友称,1960年代在他就读的中学,学生如果在课堂上捣乱,会被老师扔粉笔,甚至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鞭打,然后绕着操场跑20圈。


其实,以伊顿公学、哈罗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为代表的英国顶尖贵族私立学校,有着比中国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苛和竞争激烈的教学体系。进入这些整学期寄宿制的顶尖私校,都须经过残酷筛选,整个学习阶段必须接受严格管束和高强度训练。在伊顿公学,校服服饰上的细微差别是学生荣誉和地位的符号,这种精英意识渗透学生的思维和举止中。这些私立学校学生人数仅占全英学生的7%,却储备了牛津、剑桥每年录取新生的50%。


有英国网民评论道,中国学生学习刻苦勤奋,但缺乏自主思考能力,他们只是浸泡在知识的信息中,不会学以致用。有人说这是“恐怖片”,中国老师们的课堂教学让她直呼“残忍”。有位学生家长直言,就算竞赛成绩赢了,我也难对参与试验的中国教师打高分。


浙江常春藤A-LEVEL国际高中校长奥利佛·克莱默先生看过电视片后说,“如果这五位中国老师来的是伊顿公学,那他们肯定会很开心。因为这里的孩子能力都非常强,不会让老师失望。”1997年到2008年间,奥利佛正在全球伊顿公学担任教务长,当时英国威廉王子正在此校就读。但他同时又表示,中国学生表面上听话,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老师不说,就什么都不做。一旦学生失去了老师和家长的压力,就很容易变得松散和懒惰。而英国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挑战老师的权威。


也有中国老师反思:“老师说的”,也许是中国学生说的最多的话,“听老师的话”,也是中国家长说得最多的。从孩提时代养成的“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到了成人期就变成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拨一拨动一动”。进入工作阶段,老师的教导演变成领导的权威,“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极易墨守成规,缺乏创造性。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体现在考试成绩上)好于英国,但大学教育却明显不如英国。


“Shanghai style” 

      

2015年11月1日,当地时间16时02分,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此时正值伦敦市区晚高峰,几公里的车程延续了一个多小时,夕阳之下的伦敦也在拥堵的车流中变幻成夜色中的雾都。虽然下榻的酒店就在泰晤士河边,可当王佩贞拿出手机拍摄的时候,却发现酒店外的大本钟和伦敦眼都蒸腾在雾气之中,是另一种光景。尽管伦敦已经摘掉了“雾都”的帽子,但秋冬季节雨雾频仍,还会时不时地光顾伦敦上空。


这是王佩贞的第二次英国之旅。她不是来玩的,而是为了一个中英合作项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2014年11月,在通过了一系列苛严的考核测试后,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数学教师王佩贞成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支教”的29名老师之一。时隔一年,她再次和同行的68位来自上海各校的数学教师来到这里,继续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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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赴英上海教师与英国教育部副部长Nick Gibb、驻英大使馆教育公参沈阳等合影


王佩贞发现,她执教的诺贝尔学校的小学生做加减法都用手指头,这令她大感惊讶,也顿感压力陡增。她与她的英国搭档交流时忍俊不禁,但同行觉得很正常,“中学生都扳手指头。”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擅长的“心算”简直是天方夜谭。某个双休日她去一家超市,正在搞促销,但是因为营业员的计算有误,变成了“买一个比买二个还贵。”于是在英国数学教师总结出的13条“上海经验”中,其中之一就是“不要数,要计算。”


一个教学展示日,来了很多人观摩。这天主要复习“表内乘除法”、“一位数乘除整十数整百数”等知识点。从复习反馈来看,这个七年级(英国初中第一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班的学生对基础概念掌握得不好,所以她将授课方式设定为通过画图、证明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并在实践中让他们知道除法是可以通过乘法来检验的。


一日,王佩贞受邀前往去年“支教”的约克郡达灵顿小学参加该校组织的“上海式教学学习交流准备会”。去年王佩贞离开了学校,但校方并没有中断这个项目,反而做得更加起劲了。他们还从新加坡引进了英语教材,用上海式教学方法施教。这次学校早就打探到王佩贞二度赴英教学了,请“中国专家”现场指导,机不可失呀。这天的课程是《5的分与合》和《数射线上做加法》。Martina和Lucy两位老师对去年9月在上师大听的《神奇的10》一课里,那首帮助学生记忆10的分与合的歌曲,印象特别深刻,但她们记不清歌词和曲调了。她们希望能帮助学生记忆5的分与合。王佩贞立即用微信和上海的老师联系,Martina和Lucy如愿以偿。那些她教过的孩子跑过来聚拢在王佩贞身边,一声声童稚的Ms. Wang,使她倍感亲切。


王佩贞在达灵顿重执教鞭,第一节课是教七年级的除法竖式。学生们对从未见过的竖式格式充满新奇,参与度非常高,课堂上争着回答问题,气氛相当活跃。另一节是“多位数被一位数除”。王老师向英国同学介绍了小丁丁、小胖、小巧和小亚(上海教材上的虚拟人物),通过分铅笔的实景演练,让他们明白,除法要从高位算起,利用竖式计算时,通过两次“商乘减落”就可以算出答案。


随王佩贞一同来达灵顿小学的诺贝尔学校几位老师也来听课。不仅是上海的竖式计算,他们对复习、新授、练习、总结的授课模式深感兴趣。


蒋华,有28年教龄的资深数学教师,第二批交流“支教”英国。暑假培训期间,正是《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爆红网络之时,她看后心存疑惑。下了飞机见到酒店外的伦敦之雾,心中似乎也漫起了一层“雾障”。她悬着的心一直到她担当教职的梅德利初中的第一堂课结束时才放下来。学生们尊师崇礼,完全没有纪录片里的顽劣。学校为蒋华配置的助教搭档也让她受宠若惊,一位是校长助理,一位是教研员。她上七到八年级的课,一个班30人,实行“走班制”,学生可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这样每节课后就会出现短暂的换班。蒋华并未看到纷乱,偶有轻轻的“sorry”声从走廊里飘过。讲“交换律”时还比较顺利,讲到“集合率”,学生的不适感就出现了。蒋华已经注意到那个叫西蒙的男生了,他故意把作业留在桌上,根本不理睬。两位搭档对蒋华说,这个学生在这个班属于“C”,是学习能力较差的。课后蒋华询问西蒙对数学的感觉怎么样,西蒙的回答干脆而直接:“I hate”(我恨)。但他对体育和计算机很感兴趣。蒋华非常耐心地引导他解题,回答正确,就给他画个笑脸,西蒙也高兴地笑了。但教到新课时,西蒙烦躁再现,因为他实在搞不懂。蒋华就为他开小灶。开小灶对上海教师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在英国就没这回事了。一次上课时,蒋华让西蒙到黑板上来做一道题,西蒙犹豫着,但还是上来了。他打错了。蒋华对学生说,虽然他做错了,但他正在努力,我相信这将是他纠正错误的开始。我们还要感谢他,因为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纠错的平台。

 

学期结束的时候,蒋华给学生写了简短的临别赠言,特别为西蒙多写了几句:当我听到你不喜欢数学时,我有点失落。其实数学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一旦你发现了它的奥秘,它是很有意思的。老师希望你不要放弃。西蒙收到这份赠言时,有点激动,主动用手机和蒋华合影,表示会记住老师的话。


一个月很快过去,蒋华要离开梅德利初中了,但心里总还惦记着西蒙。她想,如果有机会再去英国教学,她一定会再去帮这个“恨数学”的孩子的。


王成军是打虎山路第一小学数学教师,华师大教育学硕士,到英国罗克瑟姆等两所小学给五到六年级学生上数学课。他的教学任务是讲授乘法口诀和乘法竖式。相比上海学生对乘法口诀的熟稔,英国学生就显得迷糊了,这个在中国数学中司空见惯的方法,英国数学老师都感觉神奇,觉得这是一门“绝学”。王成军就给他们讲故事,叫“乘法口诀表的秘密”。“秘密”当然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事,所以他们听得很专注,也很乖,一点没有“中式学校”里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调皮。七岁的卢卡斯认真书写着乘法口诀表的课堂作业,一边习惯性地掰着手指头算6乘以8的结果。王成军知道,不能急,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几堂课就改过来,何况英国老师不会追着学生的屁股后面,那是出于尊重个性,也不作为老师的考核依据。但“差生”在中国老师眼里就等于摊上大事了。一个人就可能拖掉一个班的平均分。这就是教学理念的差异。结果是什么呢?王成军说,我们是不断强化,他们是学完就忘了。所以,王成军的搭档告诉他,其实这些学生已经学过,但是学生“ only knew, But dot understand”(只是知道,但不理解),王成军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deep understand”(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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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的差异也让王成军纠结,两国数学教师对数学语言的使用大相径庭。中国老师强调表达上的严谨。比如刚开始教减法的时候老师可以说,“五个苹果拿走三个,还剩二个”,但列算式时,必须是“5-3=2”。但在英国就没这么“讲究”了,他们教室里张贴的数学“海报”上,就写着“take away(拿走)”这样的表述。至于“加减乘除”,学生们的表述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减去”,除了“take away”,也可用“ minus、reduce”(减少)之类的词来表述一个算式。在王成军看来,这对小学生建立严谨的概念体系是不利的。英国教学多为兴趣主导,中国学生必须达到教学大纲统一设定的目标,所以整体表现比较出色。


王成军的观点获得了他的助教、罗克瑟姆小学数学教师萨莉·巴克的认同,她说,我们在教低年龄学生时,一般不会使用像“积”、“因子”这样的专业术语,我们倾向选择更简单的替代词。以后我们会使用严谨的数学语言。上海数学老师引导学生自己寻找数学规律的方法也给她很大的启发。比如指导学生制作10的乘法表时,让每个学生都选择一个数字,然后分享自己算出的结果。把所有的算式都放在一起,让学生共同找出运算规律。学生一堂课一听下来,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英国同行把王成军和他同事们的教学方法冠以“Shanghai style”(上海风格),这让王成军他们对自己短暂的一个月教学感觉不错,但王成军觉得,“style”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互相吸取各自的精华。按照英国学校模式,带班教师的教学是跨学科的,可谓“十项全能”,不是中国教师的“术有专攻”,这使王成军大开眼界。一个数学教师要上几个年级的课各一节,教师什么时候下班也没有定规,就像萨莉·巴克每天都带着学生的作业回家批改。


王成军听过一节英国教师的“折线统计图”课程。给出一个统计图后,主要围绕故事展开:一段上升,是乘车去春游;一段平的,表明路上出了什么状况,车停了;下降的一段,是乘车返回。分析之后,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折线统计图,说明每一段的状况,然后交流。


谁是课堂的主导?


时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上海学生参加PISA的最初动议人和项目负责人,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上海区负责人、亚洲首位荣膺“全球教育领导者”杰出人士、原上师大校长张民选教授,既为两次测试的优异成绩而欣喜,又对上海教育的两大缺点直言不讳:其一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不仅学生自己,甚至一家人都处于陪读状态;其二是其一的必然延伸,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较小,有碍于全面发展,更不利于创造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他反复强调,基础教育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但不是教育的全部。中国教育改革仍然用得着一句老话,任重而道远。


上海教育行政决策者们并没有因为PISA测试达到的高峰而自喜,却以此反思上海学生的学业压力和持续偏重的课业负担。在英国小学,学生活动在学校生活中比重很大,其重要性远大于学科知识的学习,参与感非常强。比如高年级的电影节,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编辑、制作、服装、道具全部是“学生制作出品”。阅读日,学生在扮演角色中理解书中人物。种植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种花。这些活动由教师、学生并邀请家长一起参加,有时校长也会参与,比如在红鼻子日,校长就会一身西部牛仔行头闪亮登场。又比如为了迎接上海数学教师到来举办的中国日活动,太极扇、书法、皮影戏等诸多中国元素轮番出现。这些活动通常会“挤压”掉学科知识的时间,但学校认为这么做对学生更重要。


中国正逐步为学生“松绑”,英国正逐步对学生“收紧”。这绝不是简单的“反向运动”,而是根据各自的教育实情作出的调整和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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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师参加课后教研活动讨论


已于2015年2月启动的英国教育新课标要求,“5岁学生将要学会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基本分数概念,9岁学生将接受12以内的乘法课程……”英国校长联合会相关人士解释,虽然一些高级运算方法将被引入到更低龄化的学生教育中,数学科目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填鸭式教学,但是鉴于英国的教育现状,数学新课标的执行显然是必须的。中英数学教师交换项目英方负责人佩妮·理查德森表示,除了继续邀请中国老师示范授课,伦敦周边部分小学正在一年级学生中试用新加坡教材。在英国哈勃·柯林斯出版社的运作下,上海数学教辅书《一课一练》英国版将不日面世。全英卓越数学教学中心主管查理·斯特普认为,对学生来说,数学公式和定律是必须记忆的,这是基础。英国学生不愿学数学,这是英国教育的“最大难题”,65%的孩子在遇到难题或者学习上暂时挫折后就选择放弃。在这一点上,英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有英国媒体对此举不买账,一位英国记者端出小说大师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的评论,“基于考试的教育是盲目的”以为佐证,然后循着狄大师的路数辣讽,“中国人正要淘汰应试教育,英国人却急于效仿,痴迷其中。” 一位英国家长顾虑重重,“我一直希望我儿子能够像我当年那样,不要为功课所累,享受欢乐的童年,但现在我真的越来越担心。”也有英国学者认为,中国学生更多是靠死记硬背和拼命用功,才赢得了包括数学在内的好成绩。对一个学生来说,得到高分固然重要,但如果牺牲了创造性和自主性,就不值得提倡了。


上海二期课改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教授曾在阐述“提升教学指导力”时提醒老师,英方引进该教辅书,不是中式人手一册的官方指定教材,而是推荐使用,“大呼隆”、“一刀切”那一套在一个多元社会根本行不通。 “不要相信一课一练……倘若老师被一课一练左右,最终会导致自信力的消解。”


在“中式学校”纪录片里跟一帮英国熊孩子“斗智斗勇”的“麻辣教师”杨军坚持中式特色的满堂灌,但她也承认,中式教育只讲灌输,不鼓励个性,也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思维自由、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英式教育鼓励开发学生智力,重视学生自己动手,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式教育只有一个教学大纲,跟不上就要被淘汰,英国是针对不同学习能力设定相应的教学方案,没有统一教材。在中国,成绩差,老师多半赖到学生身上,让他加倍努力。在英国,老师会受到质疑,你是怎么做的。作为受英国教育大臣之邀进入英国教改小组的唯一一位亚裔成员,杨军说,事实上,中式教育不是纯粹的填鸭式,英国教育也不是简单的放羊式。她坚信中国教育的好处,但也认为双方应该相互学习改进。


王厥轩教授在他的《中国教育绝不输给美国》一书中写道,上海中学生在“硬”的方面很厉害,但在“软”的方面,如好奇心、求知欲、自信心、积极的情感体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等属于情感领域方面的知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不足。而这恰恰是支撑人的精神、灵魂和动力所在。


如何“软硬”并重,说到底就是如何把握“教”与“学”的关系问题。


课堂是“教与学”的平台,是教师还是学生主导课堂?著名教育学家、华师大教授叶澜曾提出,“教是为了学生学”,教和学必须形成积极的双向交流。可见,“教”是手段,“学”是目的。教师主导的“讲堂”和学生主导的“学堂”是有清晰界限的。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那么真正的目的反而被挤压掉了。


教师主导的中国模式和学生主导的英国模式显然源于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冲撞——重秩序还是重自由。对此王成军很有感触,“我们的教学骨子里是知识本位的,他们的教学骨子里是学生本位的。”英国小学的环境营造也彰显着这一点:乘法口诀表、百数图、圆片、彩棒、卡通钟等各种教学工具随处可得,甚至午餐的餐盘上、操场的地面上都印着数学知识。所以,除了冲撞,还有互相欣赏、羡慕和交融。试想,如果孔子遇到苏格拉底,将会迸出何种煌煌之言来传导他们的不同凡响,我想应该是互为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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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过,在留给人类的所有问题中,教育是最大、最难的一个。无论中英,公众对教育改革的强烈关注和持续探讨,深层次原因是潜藏着的担忧、不满和批判。被“应试化”深套、强调纪律和统一的中国教育与崇尚个性、多元、轻松的英国教育的碰撞,不仅是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展示”,也远非成绩的高下比拼。创新其实就在我们天生的细胞里,扼杀得少了,显现出来的必然就会多一点。


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英期间的一次致辞中特别提到:我高兴地看到,通过人文交流,中英两国文化中的精华正在对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式教学法的宣介,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同样,这部片子在中国网络的热播,也让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对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本文创作过程中得到王厥轩先生的鼎力支持,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吕杰昕、王成军、王佩贞三位老师为本文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