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1966年初夏，我17岁了，在上海市西中学读高一。

为参加“三夏”劳动，我和全班同学一起，靠两只脚，从静安寺走到了松江县城北公社。

那时的城北公社，阡陌纵横水田泱泱。我们在农家的泥地上打地铺，为了防潮，每人一块塑料布，往稻草上一盖，即成睡床。一日下雨不出工，闲坐铺上无聊，有人提议何不借此机会去游佘山？一语既出，众人拥护，大家不约而同地掀掉“床”上的塑料布披在身上，义无反顾地急急扑进细雨中……

在泥泞的田间小径上，我们没来由地笑得唏哩哗啦。塑料布有红有绿有蓝有白……每个人也因此得到诸如“小红帽”、“小白兔”、“小精灵”之类的可爱绰号。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少女心中的卡通情结吧!可恼我那块是灰色的，结果我被称作了“大灰狼”！

远处有隐隐雷声滚过，天边一闪一闪的发亮。突然我站住了，屏息敛气无比惊讶地站住了——我看见了山!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山!它宛如一团梦，一个希望，又像是生命旅途中朦朦胧胧、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而朦胧中我心中的许多色彩、许多向往也在那一刻蜂拥而出：我期盼上大学!是的，上大学——这是我一切梦想中最为现实和迫切的愿望。

_{1967年杭州北高峰}

本来嘛，市西中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高中毕业进大学，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谁都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劳动结束回到学校以后，等待我们的不是期末考试，而是——一场“文革”的浩劫开始了。

翻江倒海的阶级斗争折腾了两年多以后，1968年12月——“最高指示”下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霎时间，电台报纸、有线广播、学校工厂街道，那宣传的波涛似人人无法逃避的大海啸！城市里的少男少女们纷纷打起背包，忙着去东北、去云南、去江西……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广大，可供选择的地方真是不少，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当农民——区别仅仅在于，是去生产建设兵团当一个拿工资的农民呢，还是去人民公社当一个拿工分的农民。而去建设兵团“拿工资”，是要出身好的人才有份，像我这样跟“红五类”挨不上边的人自然轮不上。所以我能看到的出路，就是坐几天几夜火车，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远农村去插队落户。

我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又是个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独生女。我奶奶从小教育我要“读万卷书”、要“知书达礼”。在她老人家的心目中，孙女读个大学不算什么。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但我一直不知父亲读的是什么大学。后来才从叔叔口里得知，父亲是先读了光华大学又转之江大学的——大概觉得这两个大学都不如圣约翰吧，所以秘而不宣。奶奶遗憾的是未能让我的父辈“留洋”。若我这个孙女能读完大学再“留洋”，那才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呢。可我现在不是去“留洋”，而是要千里迢迢去“留土”了。她自然万般不舍，就让我赖在家里不走。

人赖着，我的神经却受不了。动员我下乡上山的锣鼓，天天到我家门口敲，敲得我心惊肉跳。怎么办呢？这时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只要近郊有亲戚能接受，便可去那里“投亲”插队。

想想，相比去苦寒的黑龙江、炎热的西双版纳，或江西、贵州等穷乡僻壤，在上海郊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了，至少饭有得吃饱，不至于挨饿吧。

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我家攀不着在郊区当农民的亲戚，实在是无亲可投啊！

万般无奈之下，忽然福至心灵，一个女孩子圆圆的面孔浮上脑际——她的名字叫传宝。

那次“三夏”劳动中，我初次面对一大片金黄的麦田，战战兢兢中只好胡乱下手。毫无疑问我落到了后面。与我同时落后的还有一位女生，她似乎比我还惨，几乎是跪在地上了。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我腰椎间盘突出。看着她一脸痛苦的表情，一声愤懑的呼叫在我胸臆回旋：“腰椎间盘突出怎么还叫你来割麦？走，去跟班级里的领导说，他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可是我憋了又憋，把这句话憋回去了。我知道这位同学平时功课极好，知道她既朴素又温和，可我就是不敢说，因为她是……“资产阶级”的女儿！班级里一帮成分好的同学正在“孤立”她。想到那些凶巴巴的面孔我就心惊肉跳，我割麦子已被抛在了后面，要是再敢帮她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那一刻我既怯懦又冷酷。我大概只是呐呐地说了几句表示关心的无用废话，就硬着心肠与她分手了。我迫在眉睫的是要学会割麦子，然后追上人家！

传宝就在这时出现了。她从我后面割上来，手起刀落，随着一阵好听的“嚓嚓”声，成排的麦子齐齐倒下。

见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她回眸一笑，两只细细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教我握镰刀的姿势、方向和力度。因为两个人贴得紧，有点透不过气来。我嗅到的是一股热乎乎的混和着汗水和成熟麦香的气味。

因为有这样手把手的教授，我很快就入门了。那好听的“嚓嚓”声也在我的刀下响起，割下的麦子也一把一把地在我的脚下列队成行，让我颇有成就感。我心存感激，却木讷地张不开口说声谢谢，收工时，与她相视一笑，就随自己班级的同学，直扑伙房，去拣那蒸笼里的铝制饭盒，期待倒在饭盒上的一勺土豆烩卷心菜了。

知道“传宝”这个名字还是在临分手时，两个人站在田埂上，我小声地、有些羞涩地问她，她也小声地、有些羞涩地告诉我的。此刻回想她的相貌，应该与我年龄相仿。如果我有她这么一个姐妹，岂不是可以到松江去落户了？

可问题是，传宝并非真的是我的“姐妹”——从亲戚关系上看，八竿子也打不着；从友谊上看呢，就这么田间地头站在那儿彼此笑了一笑，能有多深呢？我对自己升入高中后与之同窗近一年的同学，都不敢仗义执言为她说一句公道话，人家凭什么见你一笑就认了你这个假亲戚，把你接到自己家里去落户？

我有一万条理由断此念想，却鬼使神差，按当初“三夏”劳动时留下的地址，给传宝写了一封信，表达我想去松江做农民的愿望。

信寄出以后，本不曾抱多大希望。可是有一天，大约是上午九点来钟的光景吧，听见门敲得“咚咚”响，以为是动员我下乡上山的居委会干部又来了，懒懒地开了门，我面前出现的竟是她——齐耳短发衬着一张红喷喷的圆圆脸，两只小眼睛一眯，嘻嘻笑了。我大声惊呼：“传宝，你……你怎么来了？”

看得出来，传宝为了来上海，已做过精心打扮，棉袄外面罩了一件崭新的绛红色两用衫。那个年代两用衫好比西服，春秋天有一件穿在绒线衫外面就很时尚的了。可传宝在大冬天也穿上了两用衫。而且她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绿格子的方围巾，艳艳地夺人眼球。

我拉着传宝的手问她早上几点起来的，是不是天不亮就动身了？早饭吃过没有……我的问题太多了，传宝一如过去的寡言，只说，我这么早过来是来接你的，你不是想到松江来插队吗？你就跟我回家去，看看我们家的环境，熟悉一下我们家的生活，你要是觉得适应的话，我叔叔会帮你办手续的。

消息来得太突然，我有点懵了：“那么我们的关系……”

“你当然是我姐姐啦！”她又是眯眼一笑。

结果，她连水也不肯坐下来喝一口，就把我拉走了。她说家里准备了中午饭，等我去吃，从上海到松江坐车要花二、三个小时，晚了，家里人会等得着急。

果然，一进传宝家，打眼就看见一张木制大方桌，方桌上已满满当当地摆了七、八个碗，每只碗里都冒着香喷喷的热气。天哪，这简直是招待贵宾的架势！可传宝还说松江的青菜好吃，一定要再去炒个青菜，她说着就进了灶间。

我一看，赶紧追着她也进了灶间。不言而喻，我进灶间自然是为了帮她做点事，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总不能像客人一样坐在桌前饭来张口啊。

可进了灶间我却很茫然，洗啊切啊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见传宝正坐在灶前烧火，就挤了过去，兴冲冲地说：“我来我来！”

我学传宝的样，扯把稻柴就朝灶洞里塞。却不料，稻柴一进洞，原本烧得红红的火一下子灭了，还倒灌出一股烟来，呛得我大声咳嗽。

“没事没事，你把柴塞得太满了。”传宝似有先见之明般地跟我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她顺手拿起搁在边上的那把火钳，伸进灶洞里，把我刚才塞进去的稻柴挑了挑，顿时“呼”的一声，橘红色的火舌就欢快地跳荡起来了。

“稻柴中间要架空一点，架空一点才会烧得旺。不信你试试——”我的传宝妹妹非常信赖地把火钳给了我。

我接过火钳，小心地夹起一把稻柴放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转动火钳，让稻柴在灶膛里“架空”。果然，那红红的火光就映得我浑身热乎乎的了。

至于这顿饭吃了些什么，在饭桌上又说了些什么，我如今回忆起来已全无印象了。只记得那米饭特别白，白亮中透着浓浓的米香，一粒粒如珍珠般诱人；青菜呢，绿油油的特别糯，既糯又新鲜。以后终我一生，似乎再也没有尝过这么可口的青菜配米饭了。而这一青一白，也是传宝对我那份情谊的颜色。

于是我决心要到松江去当农民了。

回家以后，我积极地为自己准备行李，可不知为什么，总有点闷闷不乐，甚至不自觉地把一些书籍往袋子里装，连英文字典也塞进去了，好像不是去种地而是去读书似的。

一天晚上，我还真的做了一个与大学有关的梦。

在梦中，我依然和传宝挤在一张板凳上烧火，依然握着火钳在灶洞里挑稻柴。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柴要空一点，空一点才能燃烧；心也要空一点，空一点才会快乐，空……忽然我看见，熊熊燃烧的炉膛深处空了，空洞里飘然飞出一张纸片。火里怎么会有纸片飞出来呢？也许是因为“空”了的缘故吧？呵呵，万物一空，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于是我灵敏地将那纸片抓住，展开来，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有“大学”的字样。顿时，一阵狂喜攫住了我的心：莫不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错，好像是从大学寄来的通知书，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呢。只是我仔细看，却发现这是一份“看大学”通知书；我心中觉得奇怪，这“看大学”是什么意思呢？

“请王祖铃（我的名字）同学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看大学……”不是“读”大学而是“看”大学，难道就是站在大学门口朝里面看看，并不是真的到大学里去读书？

我一急，就醒了。揉揉眼睛，那张“看大学”的通知书还犹然在目，那种只能“看”的失落感还挥之不去。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心并不曾“空”，我的大学梦还在。

自我记事起，就常见奶奶端坐在窗下，手里不是捧着一本《红楼梦》，就是一本《今古奇观》，再不就是《镜花缘》、《再生缘》、《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什么的。我说奶奶，书有那么好看吗？奶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奶奶还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女状元”。

_{穿奶奶的衣服，看奶奶的书（1968）}

关于状元的往事，也是奶奶最爱拿来教育我的一个传说——

乾隆60年，我家的祖上有兄弟二人——王以铻和王以衔，他们在赴京会试时分别取得了第一、第二名。这就是中了进士，接着就可参加殿试。殿试拔得头筹便是状元郎了。

却不料和珅与主考官窦光鼐有过节，他跑到乾隆皇帝那儿去告状，说主考官肯定收了王氏兄弟的贿赂，否则哪有这么巧，两兄弟接连高中第一、第二名？

乾隆将主考官撤职，并取消了王以铻的殿试资格，命和珅、纪晓岚负责殿试。

到了殿试之日，和珅亲自坐镇盯着。王以衔因为无端遭人诬陷，兄弟被取消殿试资格，自然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研墨也无精打采，磨出来的墨颜色淡淡的。淡就淡吧，倒也一挥而就。而待考卷送到乾隆皇帝跟前，一张加了十个圈的卷子展开，卷上出现王以衔的名字时，乾隆问这是谁取的？纪晓岚道：“臣所取。”乾隆又问这是谁定的？和珅说：“奴才所定。”乾隆大笑道，莫非你们也与王以衔通了关节？两人当即否认。那和珅甚至说，要不就重新考吧！乾隆摇头，不必了，看来这功名也是命定的。再怎么折腾，该谁的还是谁的。于是乾隆钦定了王以衔的状元资格，并为窦光鼐平了反。

对这件事，我小时候半信半疑，常常一听就摇头，怪奶奶宣传“封建思想”。可2012年我回浙江老家给爷爷奶奶迁坟，在湖州城里见到了编写地方志的李先生，他也给我讲了先祖王以衔的这个故事。李先生还带我参观了先祖王以衔在湖州建的“状元厅”。后来我在上海图书馆查到的八本家谱里，也看到了这一段。

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听着“淡墨状元”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个故事对于她，与其说是励志，不如说是赋予了更多的宿命意味。

我相信，如果科举制度流传至今，我奶奶是巴不得我女扮男装去考个状元的。如今区区一名大学生，恐怕在当时最多只能算一个举人吧？可如今，连赶考的机会都没有了，这辈子还有什么盼头！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好，注定我上不了大学？

也不对呀！我周岁时“抓周”，伸手就抓起一支钢笔。奶奶用各种好东西引诱我：饼干呀，糖果呀，红红绿绿的丝绸花布和绣花线呀！可我目不旁视，“任尔东南西北风”，只顾死死抓紧手中笔，真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奶奶喜不胜收，常对此津津乐道——读书写字，抓住笔自然是要读书的。

我读的小学并不好，是民办的，上午下午都要换教室，体育课就在长乐路上的一条弄堂里跑来跑去。成年以后我与小学同学聚在一起，还有人学我当年跑步测验时的丑态：跑几步，就提一提正在掉下去的老棉裤——还能及格吗？可我学习成绩好呀！我生伤寒病在家歇了一个多月，刚回校上课即遇语文测验，依然稳稳地拿了全班第一。小学毕业考上市西，也是全校独一个。在市西从初中到高中，年年都是语文课代表。相比之下，数理化是差了一点，可中上等水平还是有的，咬咬牙努力一把，高考过关应无悬念。凭什么我连做梦也只能“看大学”呀？

总之，梦里这张“看大学”的通知书，让我深受刺激。

正在这时，学校里又下来了去安徽凤阳插队的名额。凤阳有花鼓戏，“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人讨饭是全国有名的，去那儿能不能填饱肚子都很难说。可松江却有雪白的大米饭配油汪汪的炒青菜，有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传宝妹妹。所以我的去向选择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可偏偏这时，又有新的“最高指示”出来了，大意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前来动员上山下乡的街道干部也煞有介事地宣布政策：将来大学招生，要从在实践中受过锻炼的工农兵中推荐选拔。

听到这个消息，我像打了鸡血般地兴奋起来，扳着手指头算，“工”和“兵”我沾不上边了；唯一能够得上的，是赶快去当农民。但不知为什么，好像去松江当农民，心里总有点空落落的，怕名不正言不顺，将来不被人承认和推荐。

这时身在牛棚、天天受命去挖坟的父亲也来干预了。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去安徽是“国家分配”，而去松江呢，则算“自找出路”。将来一旦要推荐上大学，肯定会从“国家分配”的学生中推荐。至于你自己跑到松江去落户，那就是落在农民中间，跟农民没什么两样了。“国家”恐怕也不会来管你了。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

为了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我怀着对传宝全家依依不舍的留恋和歉疚之情，颠颠地去了凤阳。

既然去凤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读大学，自然就得“表现好”。我干活卖力自不必说。可有一样先天不足的因素让我十分苦恼——我天生皮肤白，怎么也晒不黑，以致农民见了我就打趣，说你们上海的自来水里有漂白粉，所以把你漂得这么白吧？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羞愧难当。要知道，脸不黑意味着心不红，意味着没有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谈何“表现好”？

为了把自己的皮肤搞黑搞粗糙，我大热天下地干活不戴草帽，晒得脸上褪的皮能一条条撕下来。可外层皮撕掉了，露出来的嫩皮肤还是比别人白。

我是没办法了，只能另辟蹊径去“表现”。我在下乡前学过几天针灸，这时手里就攥着一把针，无论哪个头疼牙疼腿疼，都来者不拒地帮人扎，居然还能把人家的病——不说全给治好了，至少能缓解一些痛苦。这样我就有点小名气了。到后来，一个妇女喝敌敌畏自杀，她家里人竟急吼吼地来找我抢救。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情急中忽然想到随身背的挎包里有一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我把那本书取出来拼命翻，终于翻到了这么一段——用鸡蛋加明矾催吐，可以解救敌敌畏中毒。

鸡蛋，农民家里就有；明矾呢，为了沉淀井水里的杂质，我下乡时也带了不少。我用鸡蛋与明矾的混合液体，让那个妇女狂吐了一阵之后，再给了她几粒导泄的果导片吞下——居然不仅保住了她的一条命，还保住了她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几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儿子。夫妻俩逢人就说我救了他家两条命。

应该说，我的表现够好的了。贫下中农也不再计较我脸黑脸白，县里的、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都叫我参加了。大红喜报送到上海的家里，实在荣耀得很。至于上大学，贫下中农也推荐我了。问题是每次推荐我都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不是说我家有“海外关系”，就是说我父亲的“档案丢了”，结果总是被大学拒之门外。

我的奶奶，此时已病重，却还强撑病体，坐在床上为我念佛，念着念着就暗自垂泪——对她老人家而言，孙女读不读大学已经不重要，只要能回到上海，有口白米饭吃即对佛主感激不尽了。

1973年夏，贫下中农第三次推荐了我。这一次，我信心满满，因为省里复刊不久的《安徽文艺》，在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还是头条！此事轰动了县城。据说在此之前尚无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于是我俨然“成名”。县宣传组办的什么班，还让我跟着去南京、去扬州去旅游了一趟（回想起来，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笔会”)。

此次招生有上海复旦大学文科的名额——这实在让我激动不已，如果能进复旦，那就不但能上大学，还能回上海！

我的眼睛在黑夜里发光——我反复想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绩”，觉得应该算出类拔萃的了。大学——哪怕是复旦大学，也没有理由把我拒之门外！

通知终于来了，但不是大学，更不是复旦大学。

是什么呢？

一所师专！确切地说，凤阳师范学院，相当于中专性质。

我气愤不已，想我在上海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是重点中学，到这小县城再读个相当于高中的中专，不等于没读吗？

我那一根筋的脑子简直坏掉了——竟不想想，进了师专，就可以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在那个时代，别看人人叫嚣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农村和城市，是冰火两重天啊！进了城就意味着不必脸朝黄土背朝天，不必土里刨食、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这个读师专的名额，我让给了一名69届初中生。这个女孩欢天喜地进了那所师专，报到以后她告诉我，她睡的床上，还贴着我的名字呢。

这以后，我学习写作，按政策返城，在街道挖防空洞，在茫茫人世间沉浮……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一名见习编辑，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则都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放眼中国文坛，见还在拼命歌颂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未见有一部能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我从知青中走来，我知道“知青”这两个字背后的血泪和苦难，我想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说一些真话，发出一声呐喊。这部作品能不能出版我不知道，但写好它是我的责任。而这时写作已近尾声，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如果参加高考，必得停止写作，先去复习功课。而这样，“这口气”就断了。我思虑再三，为一代知青呐喊的愿望，终究压住了我的大学梦。

再后来呢，由于这部书稿，在我的单位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而作品也被攻击为否定下乡上山的大毒草，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我几乎筋疲力尽；尔后，这全国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生活的路》终于出版了。在表面上看我风光起来了，而背后却正在经受着单位组织上的“秋后算账”……一切身不由己，岁月蹉跎中，曾以为理所当然不能不读的大学，就那么轻易地从生命的地平线上淡出了。

1980年我进中国作协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了半年。可讲习所毕竟不是大学，连算不算大专都很难说。所以我在一切表格上填的学历都是高中，连户口本上也是这么填的。专业作家年年考核都要填表，每填一次我都瞪着“学历”这一栏发愣，觉得这“高中”两字太让我难堪。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去问文学讲习所的同学叶辛，这学历该怎么填？叶辛非常干脆地回答，大专!你就填大专好了。

我如获至宝。从此以后，每年的考核我都厚着脸皮填上一个“大专”。好像有了个“大”字，就与“大学”挨上边了。其实此举纯属意淫。我与大学的缘分，早已一梦成谶，只剩下“看”的份了。

梦想不能成真——为了过过瘾，我还特地去看过北大的未名湖，看过华东师大的列娃湖，上过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大学于我，只是那粼粼波光上的海市蜃楼了。

2001年夏末，我再次来到松江。这时松江的大学城落成在即。我在花园、喷泉、如茵的草坪和一幢幢精美华丽的欧式建筑之间穿行。一切真让我难以置信，可一切又是如此的真实无疑。放眼望去，奶黄色配有温暖的橙红色屋顶的立信会计高等学校、灰白色沉稳大气同时又富有穿透感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深蓝色的洋溢着浓浓欧洲古典情调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都已巍然矗立在佘山脚下，等待着金秋十月首批新生的到来。而在这几所大学附近，一些已经规划好的土地上，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和国内第一所视觉艺术学院也将破土建设……这次是真的在松江“看大学”了，而且可谓“看”得过瘾。我心里却又有些迷茫和困惑：昔日阡陌纵横的稻田、小桥流水的人家何处去了？我的传宝妹妹又在哪里呢？

我终于喃喃地说出了传宝家的地址：新五乡长沙大队长浜四队。同行的松江朋友哈哈大笑，现在乡已经变成镇了，不过新五镇还是有的，就在佘山脚下，大学城的旁边——

我沿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望去，天哪，站在新五镇，真的就是面对大学城啊！这里真正是个“看”大学的理想之地！

也许只能说，上帝之手，早已把人生的密码写定。

我抓周时抓紧不放的笔，是上帝要我写书的。仅此而已！

距那次在松江“看大学”至今，匆匆15载又过去了。宅于家中写作之余，常免不了还会痴想，愿有一天能再去那里，圆一个68届高中生曾被剥夺的大学梦。我要在某一座教学楼内听一堂真正的大学课程，并在那条有梧桐、有小河的“中华学生第一街”上走一走，最好是在雨中，依旧披上一块灰色塑料布，悄悄混迹于年轻的大学生中，突然大叫一声：“大灰狼”来也！

任别人将我当作怪人或疯子都可以。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不乏新的卡通族，他们能理解我这种大学梦情结，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