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作家陈登科
刘湘如一、“光蛋”车夫的奇遇
距今约七、八十年前，贫瘠的苏北大地上有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叫涟水。这里到处是龟裂的土地，不长庄稼的河滩，方圆百里住户全都是低矮的茅草棚，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一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集镇——涟水镇。每到月初月中，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就肩挑手提来这儿交易。其中有个推独轮车的，他连遮身的衣服也没有，每回赶集只能光着赤膊推那辆吱呀乱响的破独轮车——那是他家的唯一“财产”。他帮别人推车，每天填不饱肚子，也没有人知道他叫啥名字，只知道他姓陈，住哪个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眼熟人一见那辆破独轮车就说：是“光蛋”陈老大……
陈老大从十几岁推车，推了几年了，半个铜子儿没赚到，斗大字不识一个，老婆娶不到，他逢人就叹气：“这辈子该我苦了！”
奇事也就在他说这话时出现了。
这天他正推车，忽然听到一声炸弹响，吓出他一身冷汗，不知出什么事了？就听村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来了！”他不知什么是“鬼子”， “鬼子”为啥要到这个穷地方来？人家告诉他：年轻人都要“抽壮丁”，要打“鬼子”去！
早上他正赶路推车，忽然迎面来了一个戴礼帽穿着整齐的中年人。陈老大有些害怕，他以为是“鬼子”的人前来探路的，想绕道走，那人却把他拦住了，开口说：“你就是陈老大吗？”
陈老大不知所措，急得擦汗。
那人突然问：“愿不愿干革命？”
陈老大愣神，胆怯问：“是‘抽壮丁’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为穷苦人闹翻身！”他说。
陈老大一听就中意，马上说：“我干！”
那人是游击区共产党区委书记兼区长。陈老大被他一眼相中，从此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了……
1990，5 作者与陈登科
二、他杀人像切萝卜，一眨眼让几十颗人头落地。他发明了象型文字符号“①”、“②”、“③”、“④”、“⑤”等（详见下图），并用它们写成了六十个字的新闻……
陈登科的自造字
陈老大推车出身，腿勤、手勤、力气大、胆子也壮，他们那个游击队有时每天要抓到六、七十个大“鬼子”（日本人）和“二鬼子”（汉奸），不管三七十一，逮到就杀头。陈老大当了有名的“刽子手”，他把大砍刀绑扎在胳膊上，像切萝卜一样，一眨眼就让几十颗人头落地了。
……他当区委通讯员，跑得比谁都快。但因为不识字，常把人名字搞错了。
区长对他说：“你是个闲不住的人，就不能学点文化，识几个字吗？”
“我年龄大了，脑子笨学不会。”
“从明天起，我每天教你认三个字。”
陈老大想想说：“行！”
从此，在黑洞洞的土窑洞里，陈老大打游击之余，一钻进去就学文化。他用土坯垒起来当桌子、板凳。土窑墙有个能活动的砖坯，抽下来就有孔放进光亮。夜里在昏暗的菜籽灯下学字。用刺刀尖在墙上地下划字，还从几十里外弄来一本初级识字本，把书页都啃烂了……区长见他这副刻苦劲，打趣说：“像这样下去说不定将来能‘一举登科’呢！”
陈老大从此就用了个正式名字叫：陈登科。
……直到1943年，苏北盐城创了一张小报叫《盐阜大众》。陈登科见到这份报纸时，只认得“大众”两个字。别人就告诉他：“《盐阜大众》是张大众的报纸，要大众读，大众写……”
陈登科这时满打满也就认得一百来个字。但他突发奇想：既是大众写，大众读，我何不写点自己的见闻给报上去？
他写了个新闻叫《鬼子抓壮丁》，总共六十个字，就有26个字不会写，他就用“符号”代替。例如文中写到趴下的“趴”不会写，他就写成“①”（详见下图，下同），他想，马失去四只腿，不就趴下了吗？又例如开门吱呀一声的“吱呀”两字不会写，他就想：“门”开了不就发出吱呀声了吗？于是就用分开的两扇门代替，写成“②”、“③”；又例如河坎的“坎”字不会写，他想河坎是大埂底下的地方，地低，就用“④”代替；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他想人都叫“大头鬼子”，于是就划一个“⑤”代替……
陈登科的自造字
《鬼子抓壮丁》在报上登不出，他就把它抄在游击队的黑板报上。
《盐阜大众》的记者路过时看到，乐了。错字符号这么多，但内容新鲜，他把它拿回改了一下，登出来了。他觉得对这个游击队员要扶持。
“陈登科”的名字破天荒出现在报纸上，他一高兴，回到土窑，更加拼命地学起文化来了……
1990，5 作者在陈登科家
1990，5 作者与陈登科（右）讨论剧本陈登科
三、他不指望像阿里巴巴那样，嘀咕几声“芝麻开门”，但金色的大门却突然向他敞开……
1948年，起步于象型文字符号的陈登科，在学了一些基本汉字后，居然“不自量力”，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根据地生活素材，编成一部小说叫《杜大嫂》，并且还投到出版社去了。
虽然语言不美，错字病句也很多，但那活脱脱的人物典型和浓厚的生活气息，立即引起大编辑们的重视，在众人的帮助下，这部作品居然例外地出版面世了！
陈登科喜出望外，哈哈大笑：“我能写小说了！”
紧接着，又一部十万字的小说《活人塘》写成了。那是他在枪林弹雨的间隙中写出来的，他视它如生命。
但就在这时，一桩意外的事件几乎粉碎了他的梦想……
那时淮海战役刚结束，他奉调安徽，坐在颠簸的大卡车上，他把书稿紧搂在怀里，不料途中突然出了车祸，他连人带稿全部翻到河里去了……他伤得很重，躺在病床上，全身疼痛，但最疼的还不是他的伤，而是他的《活人塘》书稿，它们散落在水里了……那是他全部的心血和亲身经历啊！
救活这部书的人是赵树理。他当时是《说说唱唱》的主编。他早听说根据地有个战士作家陈登科，又听说《活人塘》手稿受损。于是找来了陈登科从水里捞出的残稿，补补贴贴，修修改改，《活人塘》就正式出版了！这位文学大师还专为《活人塘》写了书中人物“四人赞”，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对《活人塘》一书的广泛兴趣。
《活人塘》是陈登科的艰辛之作也是成名之作。它第一次告诉世人陈登科有特殊的创作才能……
这时全国刚解放，丁玲在京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界最高学府：中央文学研究所。
赵树理找到丁玲说：“有个陈登科，文化虽不高，但很有创作才能，你收了吧！”
于是，陈登科成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了。
正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陈登科在文学研究所的几年，是他真正学习到文化知识和文学创作知识的几年，面对浩瀚的古今中外名著，他感到茫然，倘佯于人类文化遗产丰富的海洋里，他感到自己是多么干枯，多么饥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他使尽全身所有解数，努力填补自己的贫乏和空虚。确切地说，他真正成为著名作家是从这里开始的……
丁玲对这位起步于象型符号文字的作家格外看重，她教他学知识涵养、写作技巧，对他说：“你是陈登科，是未上过一天正规学校的人，你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别人比，不要赶时髦，要写你熟悉的生活，保持你自己的个性！”
陈登科以后的创作座右铭就是丁玲这段话……
1990，4 作者在陈登科老师丁玲故居
四、中国文坛异军突起！《风雷》一部震撼全中国。共产党一些基层组织用它作“路教”教材。“美国之音”等国外媒体作出报道。风云之势。影响一时……
陈登科从文学研究所出来，写作本领陡增。他先后去到水利工地、练钢工厂，再次体验生活，相继写出了《淮河边上的儿女》、《移山记》等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文学界已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但是，真正使他攀上文坛高峰的作品却是1964年出版的《风雷》。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最了解农民。农民的甘苦，农民的艰难，农民的智慧和愚昧，顺从和叛逆……一代代农民的命运遭遇总在他脑中盘旋，睁着眼闭着眼都在他眼前……
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他作为省委派出的一名工作队员进驻到淮北农村的一个村庄，短短的时日，就让他回到自己亲身经历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场面。他不敢相信建国都这么久了，农民生活状况竟如此艰辛贫困？毛泽东诗中“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正在他眼前展现。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还是因为我们党某些政策的失误？他开始思考……他不能面对这触目惊心的现实，他必须写！
《风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
当时，正是一大批粉饰太平的小说泛滥时，《风雷》的出现无疑是异军突起，给沉闷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这部长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后的真实历史画卷，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文学界，乃至影响到文化界、工农阶层及中国政坛上的有识之士，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轰动。两年之内连续再版四次，印数达二百万册以上。随之，《风雷》被党的一些基层组织作为深入农村进行思想教育的路线教育教材，在农村中家喻户晓。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如“美国之音”等相继给以报道和播出……
陈登科以自身的感受和一个作家的勇气，揭示了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必然走向，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特有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读者，营造出他个人创作高峰上的辉煌……
作者与陈登科（右）
作者与陈登科（右）讨论剧本
五、江青说：“……安徽有个陈登科，是个潜藏很深的大特务……”陈登科立即成了全国通辑要犯。掩护者大白天拉窗帘。邻居怀疑：“你家怎么从来不开窗户……”
历史老人常会在人间弄出些玩笑。
当陈登科以更大的勇气写出《风雷》第二部的头几章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旋风席卷起来了……
人们还记得历史上有个“江青随口点特务”的典故么？江青接见红卫兵，突然脸色一变，严肃地说出一段惊天动地的话——
江青说：“……现在有很多特务。安徽有个陈登科，是个潜藏很深的大特务，至今还逍遥法外……”
一句话惊吓全国！公安部坐卧不安！
陈登科成了全国通辑案犯。《风雷》成了全国特等大毒草，《人民日报》于头版头条特字黑标批判；各大报刊纷纷掀起狠批《风雷》的高潮……
那段倾斜的历史把宪法也倾斜了。全国各关卡要塞戒备森严：捉拿要犯陈登科！
风急浪高之中，陈登科像一叶孤帆，偷泊在北京城江青的眼皮底下——一个不为人知的胡同中。
苏浙原是安徽老干部，与陈登科私交甚厚，他因患病在北京家中休息，陈登科此时就藏在那条小胡同深处的苏浙家中，每天窥测外面的风声。
风声更加急紧。苏浙说：“你得赶快转移……”
陈登科于某个深夜悄悄潜入苏浙朋友储红家中，他拿出当年打游击的本领。神出鬼没。
储红夫妇均已年过花甲，两人不上班，专门任务就是掩护“陈登科”。陈登科每天躲在一间小屋里不出门，老夫妇俩白天黑夜都把那间小屋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邻居们见到储红不解地问：“你家怎么从来不开窗子？”储红搪塞：“我老伴患眼疾，很重，医生关照不让见光。”
就这样，陈登科在他家隐藏了整整六十天，正如《活人塘》里的某些情节一般一样，真是天机般的巧合！
1967年底，陈登科从北京潜入天津，在朋友处稍事躲藏，再下武汉找亲戚朋友，鉴于一般亲朋都惧怕“窝藏”要犯的罪名，陈登科又化装潜至上海。他出门几乎每次都要化装，就像当年在根据地与敌人周旋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在是与自己党内的人“周旋”，他感到伤心寒心又可笑……
1989年4月作者与陈登科（右）在砀山全国梨花笔会
六、公安部布下天罗地网。陈登科在劫难逃。他在狱中构思起小说。把每章每节的第一个字写在香烟纸上。“赤”……“丹”……“凤”……后来联起来填内容，成为又一部著名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
陈登科潜逃至上海一个亲戚处，但上海的房子挤，人多眉目多。陈登科想了个法子，在苏州河的一条小舢板船上躲起来，船泊在水上，成天不上岸，吃喝拉撒睡都在船里，陈登科以为这下可以安全无事了……
但公安部的天罗地网早已在全国的每处角落布下。
1968年2月，通辑犯陈登科在苏州河上的一只小船的舢板上晒太阳时被人发现，立即被逮捕了。
陈登科被关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又押回到安徽关押……
在铁窗里，陈登科一关就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无数个白天和黑夜，他沉闷地面对四壁，没有当年战场的炮声，也无读书学习时老师的说教声，有时只有门外传来的暴烈的高亢声。
“咚咚咚，快开门！”他听见水火棍砸门的音声。“陈登科，快交代！”、“狗特务，老实点！”、“狗特务，把你的反动经历好好想想！”他的神经给搅乱了！脑血管随时像要裂开，血缓缓地在心上打转。他反复想：他是哪一种特务？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的特务？他愈想愈气，愈怒……没人理睬他的申辩，他闭起眼，假装打盹，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他实在憋死了！只想拉出去游斗，因为游斗时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或许还能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或许还能大嚷大叫几声……他想到一部“老电影”：手推车、黄土地、茅草棚、病妇、光棍、乞丐……然后就在心里数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子庚辛壬癸……推算推算，他就推算出诗来了。他在心里写诗，一遍遍记诵，琢磨。他写的诗是：
淮海战役炮声终，
南征途经宿城东。
城隍庙前吃狗肉，
随笔写进风雷中。
不料暗处蛇神多，
牛头马面齐出窝。
阴差挥捧逞凶恶，
女妖摇扇唱赞歌……
他忽然悟出打腹稿是个好办法，于是就在监狱里构思起长篇小说来了。因为不允许他写作，但允许抽香烟，他灵机一动，每次让探监的家人带来香烟，一边抽烟，一边将构思的长篇小说分章分节，将每个章节的第一个字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认字为名，再叫家人带回去收藏起来……后来，一张张香烟纸上的一些奇怪的单个汉字：“暗”、“造”、“赤”、“丹”……等，联系起来，填进内容，就成为陈登科出狱后的著名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
叶圣陶老人在北京闻说这段奇特轶事，挥笔作诗送给陈登科：
诬指《风雷》是谤书，
到今魑魅竟何如？
料定皖境新猷富，
正喜挥毫绰有余……
1990年4月作者与肖马（中）陈登科（左）
1990年作者（左）通过马蜂和康濯采访陈登科
七、他没有出家当和尚，却当了九华山下一个村庄里的普通村民。老夫妇俩安居村户，过起普通农家的日子。陈登科在一张凉床上写完了《赤龙与丹凤》……
一九七三年底陈登科在狱中不堪虐待，心脏病复发，情势危急，于是被从监狱弄出来，押送到六安部队劳改农场继续由部队监管。不久解除军管押送到青阳县转为“内部监控”。
至此，陈登科结束了五年三个月的铁窗生活。
青阳县位于九华山下，在一个偏僻山村里，他与老伴梁寿淦相聚，因为这里正是老伴梁寿淦下放改造的地方。
就在陈登科坐“监狱”的同时，老伴梁寿淦也被关进了这里的一个土牢里，老夫妇双双在两个大牢里煎熬，五年多时间杳无音息，俩人都以为对方早已不在人世了，直至梁寿淦放出来时还不知道陈登科的下落，她孤苦沮丧，只望俩人在九泉之下相逢……不想，有一天老伴陈登科居然活着下放到她这里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啊！俩口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无言。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陈登科在监狱里没有流下一滴泪，梁寿淦在土牢里也没有流过一次泪，但是此刻，如泉如雨的泪水却从俩人眼里同时涌了下来，打湿了双双的衣襟……
陈登科在狱中一年到头就一件内衣，补了又补缝了又缝，成了历史展览馆曾出现过的那种奴隶穿过的“百纳衣”。现在，他就穿着这件伤痕累累的“百纳衣”，开始与老伴梁寿淦一起，动手搭草棚，开荒地，种菜园，过起真正的贫苦农家生活……
梁寿淦是他在当游击队员时经别人介绍认识的爱人。她当年也是游击队员。认识陈登科后，她骑着一条毛驴，从遥远偏僻的小路上赶来与陈登科结婚。一晃几十年，风风雨雨，俩口子总是和衷共济，相期相携。陈登科每在转折时刻，她都是他的贤内助。她的毛笔字写得好，陈登科写作许多作品的清稿，都是她一笔一划帮助抄写的。
老伴说：“我们就这样种地养活自己，反而清静。你继续写小说，我支持你就够了。其他什么也不管，整死了拉倒！”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俩口一拍即合。陈登科又偷空在一张小竹床上耍起笔杆来了……
虽说受上级指示，对于他们这户村民要继续“监管限制”，但农民们憨厚，谁也不去“限制”他们，反而处处给他们“方便”。夏夜，陈登科怕热，就把凉床拖到门口的场地上，点支蜡烛，光着赤膊，忍住蚊虫叮咬，坚持不懈地写……根据香烟纸上那些密码一样的汉字，《赤龙与丹凤》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力作，终于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完成了……一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后，1976年底，陈登科才得以返回省城合肥。这以后他的创作欲望更旺，数年中又写出了几百万字著作，《破壁记》、《三舍本传》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从1977年开始，陈登科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种种遭遇，受到了上级的关注与重视，他的冤案很快得到了昭雪，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又请他负责起省文联全盘工作。接着，陈登科成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全国文学界，登上那个庄严主席台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巴金，再一位就是陈登科。中国文艺界和安徽文艺界很多荣誉的光环，又接踵回罩到他的头顶上。他的思想言论也受到了党的重视。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提案是：恢复原《国歌》（此前一度《国歌》曾改为《新国歌》），立即受到广泛的呼应，全国人大很快通过了这个提案。1979年，他在安徽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清明》，亲任主编。这个刊物犀利的思想风貌，清正明朗的风格，一面世就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反响，为配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总动员，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在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中，安徽作家群十分活跃，被国内文学界称为“皖军”，陈登科是公认的“皖军”首领。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保护和重视人才的重要。例如像韩美林这样有才气的工艺美术家，就是他最先发现并推荐的。他一次受省委委托到淮南去检查工作，听群众反映说监狱里关着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年轻人。他马上调出韩美林档案查看，发现是错案。即刻通过当地党委和司法部门为其平反昭雪，后又多次为韩美林案去淮南，一直到把他从陶瓷厂调到省文联加以重用。韩美林以后又被北京中国文联调去……陈登科长篇小说《破壁记》中那个“小画家”的原型，就来自韩美林的真实经历。
他一生最重感情。他和著名老作家丁玲感情很深，视她为师长。在丁玲临终时，他是唯一一位为她送行的人。当他从合肥赶到北京丁玲病房时，她对他说了几句话就闭目长辞了。陈登科送走丁玲后，眼泪一直从北京流到合肥……
1980年，他发起并主持了黄山笔会，邀请几十位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欢聚黄山，声讨极左路线，商讨新时期文学的任务。
1982年至1985年，安徽省作协连同中国作协与沿淮地市文联，连续召开了4次淮河笔会，先后共有300多位省内外作家，走完了淮河的全程，一路看、一路谈、一路写。陈登科是笔会会长，这个淮河的儿子、历经磨难而不屈的作家。
随着经济建设的步伐，他在80年代后5年又走向工矿企业，发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社团——安徽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吸引组织了空前多的作家到工厂企业深入生活，采访交友，写出十部报告文学集，出了几十期报纸，登科老一直是主持工作的会长。
60岁以后的陈登科，又焕发了第二春，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荣誉从不炫耀。经常向人炫耀的是他的酒量。某一次在京西宾馆，他和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友，一人抱一瓶茅台，喝干为止，他喝酒和做人，都有一股豪侠之气。
后来，医生一再关照说，从他的身体考虑，不允许他再喝那么多白酒了。后来，他开始留须，他那络腮胡子，长起来挺有气度。晚年，这位长髯公进入到一种平静、恬淡的境界，像一位看透世事和万物的哲人。
作者在陈登科合肥家中
1990，5 作者与陈登科（右）
1990年作者拍摄传记片陈登科(右)
八、历史的荒唐：陈登科子女们“不准革命”，“不准读书”，甚至不准“谈朋友”……他们很少念到高中，更不用说上大学……到了强调“学历”年代，他们一个个茫然失措，喜得改革开放又给了他们出路，一个个靠自身能力各显神通……而陈登科对此不以为然，哂然一笑，仍去写他的小说，下他的围棋。他还是坚守当年那“小推车夫”的本色，小车不倒只管推，还给他最疼爱的小孙女起名叫“农庄女”……
陈登科一共有六个儿女，他们在陈登科受磨难的时代正是上学年龄。但是就因为父亲是“特务”、“反革命”，“不准读书”、“不准识字”、“不准走父亲的写作道路”甚至“不准交朋友”的沉重嚣声，把他们一个个排斥于“公民权利”之外。有的子女甚至因为父亲的关系关进了大狱……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当年陈登科因家贫无条件读书受到多方照顾让他读书学文化，而共和国解放几十年后，本有条件读书的子女们，反而被勒令“不准读书”……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这些子女早已成家立业，无精力深造。因“学历”问题的困扰，进步和奋斗都很难，有的子女虽然靠自己刻苦学习，补了个“业余”的学历，但毕竟作用不大，受重用的很少，更谈不上成为“高、精、尖”人材了。
陈登科虽很有名，但无权无势，又不会投机钻营，不会给后代们谋一个好出路，所以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子女们只得靠自己的“本事”自谋出路。
我们不妨为这些陈登科儿女们列一张“简明履历表”———
老大：陈晓谷，儿子。父亲关押时正读初中，中途被迫退学，所以应属初中毕业。改革开放后靠自己力量，在合肥嘉顿酒店工程部谋一个经理职位。
老二：陈晓阳，女儿。经历与老大类似。初中文化。改革开放后，靠自身能力去深圳闯天下，曾经谋得个深圳南油集团办公室主任的职位。
老三：陈晓海，儿子。经历与老二相似。初中文化。曾经靠自己力量，在合肥省博物馆霓虹灯厂谋得车间主任之职。
老四：陈晓霞，女儿。情况比老三稍佳，勉强读了高中。曾经在合肥市群艺馆当会计。
老五：陈晓农，女儿。情况最佳。高中毕业。靠自学成材挣得个《清明》杂志编辑的职衔。
老六：陈晓陆，儿子。高中毕业。改革开放后靠自己本事办了个合肥银鹤酒店，曾经自任经理……
这份简明表可称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它能让人从中发现许多有趣的对照。如果仅从工作上看，陈登科的六个子女还算争气，虽未出人头地，但靠自己能力挣碗饭吃，在改革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总算没有被淹没。他们不靠后台，不靠权势，更不靠父亲力量，像自己的老父亲年轻时那样，全凭自己一双手。
现在再看晚年陈登科的心态。
一句话：他很知足，很乐观，很是自得其味。他晚年时除了写作外，又迷上了三件事——一是下围棋。陈老喜欢下围棋，而且棋艺不错，这在文化圈中是出了名的。他是名誉五段，还得过全国老年围棋冠军呢！他对围棋还有自己的“独论”，他认为人生也就像下围棋一样，要有一股韧性，要耐住性子，该冲才冲，该兜圈子就兜圈子，该出手时才出手，要不怕被别人“包围”，才能最后获得自由，反败为胜。他给下围棋总结出一副对联，叫做“反反复复成败常怀自然心态，死死活活胜负全凭巧妙周旋”……
陈登科晚年的第二桩业余爱好是练书法。由于小时候未上过学，他年轻时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他决心在晚年练出一手好毛笔字。他老伴梁寿淦本就喜欢书法，老夫妇俩正好一唱一和，共同切磋起书法艺术来了。晚年他的书法也是颇见功底的，常有慕名者前来向他求字，他都是“求者不拒”的。他对书法也有自己的人生见解，他说，练书法有人工智能，从“永”字八法开始要求“认真”二字，做人也要讲“认真”二字，“永”字上一点好比是你的拳头，不能随便乱打，要出得合理，动中有静，不能乱来；上边的一横，好比是“二郎担山”，力阖千钧，平正雄端；中间的一直一勾，就像做人一样，站得直，曲得起，才能最后让人瞧得起……
陈登科晚年的第三件业余爱好是看闲书。他说“闲书”其实不闲，由于书杂，知识面广，涉及事多，可让人从中参透历史和人生真谛。看得多了，你就会对许多事“见怪不怪”，心境平淡，自然求真，不随波逐流，不浮躁妄动……
总之，陈登科和他老伴晚年的生活很充实，安徽省对他们也很关照，老俩口生活上无忧无虑。陈登科经常谦虚地说：“我这个人算不得是什么人物，我能从无知摸上新闻工作的门槛，从一名游击战士加入到文艺工作者的行列，当了作家，除了前辈老同志的帮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生活与实践——这是我最宝贵的老师！”……
1990，4 作者与陈登科（左）在人大会堂
作者与陈登科好友铁道游击队作者知侠（右）在砀山全国梨花笔会上
后记
合肥市寿春路2号陈登科晚年的住所，两层小楼，陈登科的夫人显得安然淡泊，仿佛对逝去的一切已漠不关心，这位老人也就是陪伴陈登科一生的梁寿淦，当年那个在游击区骑着毛驴去与陈登科结婚的小梁主任（她当年是地方妇女主任），她告诉我们，陈登科离开这个世界时是平静的，就像他当年步入游击队伍时一样，显得自然而自在，他一生无求，临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这样。
陈登科的一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他从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游击队员，成为著名作家，这在中国文坛上并不多见，而他的农民般的质朴，农民般的憨厚，战士般的粗犷，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真诚，在中国文坛上也是自成特色无可替代的。
作者在陈登科（右）合肥家中
陈登科逝世于1998年10月12日，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