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外的学者 ——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彭小莲在复旦新闻学院，问起正在就读的年轻学子：你们知道贾植芳先生吗？身边的学生都面面相觑，沉默着。终于听见有人发出声音：谁是贾植芳？我反而被问得愣住了。我该怎么回答？连复旦的学生都不知道贾先生，我说什么好呢？仔细想想，他们有权利对复旦的元老级教授陌生，因为贾先生的照片并没有出现在学校重要的墙壁上；他们是对的，复旦校史上也不会如实描述他们曾经是如何对待贾先生的。如今学生都那么单纯，他们的人生阅历，几乎是在手机、微信、微博上完成的，真实的世界被遮蔽了，碎片化的信息，把思考同时割裂，但是他们并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我在乎贾先生作为一个人，他对我、对我们历史的意义。
1994年10月，与学生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前合影。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1916年9月29日，贾植芳先生出生于山西襄汾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贾植芳（狱里狱外 序）注：全文除标明出处，全部选摘于贾植芳自传体自述《狱里狱外》。
四次监狱，四个时代，这不变的监狱像黑夜般降临；但是竟然会有像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带领我们去认识世界，他瘦弱、矮小的身躯，一次一次从监狱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穿行在贾先生的四次监狱里，我没有听见贾先生的抱怨，他只是描述着他曾经共同相处过的犯人，人，对于生已经没有了追求，只存在着最简单的两个字“渴望”，因为在这“渴望”里，下意识还存有自己的追求，它把人的本能推到悬崖边上。
四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他还是个学生，那个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的人，一看是典型的接受“五四”洗礼的那种年轻人。1932年，16岁的贾植芳正跟随哥哥在京读书，读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全部英文教学，校长不让学生介入政治，可是这英文却是可以打开人生的另外一个窗户，看见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贾先生已经不能满足于行侠仗义、浪荡江湖的游侠好汉之情了，他在本质上，已经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同样抛弃儒家文化里的内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贾先生是带着茫然，开始寻找自己的理想，于是19岁那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立刻被抓进监狱。
贾先生被关在北平警察局，因为家里有钱，冬天的他穿着皮袄，头上还戴着法兰绒的小帽子。这与我后来见到的贾先生，完全是天壤之别，老年的时候，他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布底鞋，老式的老头圆口布鞋。我很难把这两个形象对比在一起。这些当年的激进分子、革命者，都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他完全是一副小少爷的架势。很快，监狱进来一群军人，都是气宇轩昂的架势，他们也都是穿着貂皮大衣，跟随他们押进来的还有一批妓女，立刻被关入女牢。那是北洋政府在反腐清廉的作为，整顿这些集体嫖娼的军人。但是，用贾先生的话说：“谁都知道，这类罪名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军队里的派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P160）和贾先生关在一起的，有一个老军阀，是张学良下面的航空署长，也是张学良亲自送他去德国留学的。即使进了监狱，他还是一副“领导”做派，同时跟随押进来的军人，随时都在伺候着他。“署长”操着东北话，在那里大骂北洋政府，显然对这个政府是有意见的。可是再骂，也是要熬过监狱里的时间，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最难对付的东西。于是“署长”把贾先生叫“小朋友”，这让人有亲切感，虽然是个老军阀，在监狱里，竟然也是有教养的。他要教“小朋友”德语，贾先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教育，于是就从写字母，学发音，从头开始教。贾先生学得开心，署长也教得认真，可是教着教着，署长大烟瘾发作，人就完全废了，痛苦得不堪忍受。可是，当他发作以后，一旦恢复正常，又开始认认真真教贾先生德语。
不久的一个下午，贾先生还在睡觉，这个叫赵吏的大军阀被戴上铐子，拖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贾先生还想学德语，惦着他，就悄悄地问看守，这才知道，他拖出去被枪毙了。你再大的职位，在没有法制的社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之后，是贾先生的家人，花了大钱，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了。很快，他逃亡日本留学。
年轻时候在日本的照片
第二次入狱，贾先生已经不是学生，他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经历，但他还是那么年轻。那是1945年，29岁。贾先生恋爱了，他带着恋人才20刚出头的任敏阿姨逃跑到徐州。因为他在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却又被人怀疑是共产党，有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说兵团在策划要活埋他。当天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贾先生在前面爬，然后回头叫一声：任敏。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就这样逃跑了。一到徐州，他在公告上看见汪伪政府淮海省长是郝鹏举，那是他留日时的师长。贾先生竟然前往他的办公室看望他，想策反他抗日。这下激怒了师长，贾先生又被日本人抓起来。
四十年代 任敏
历史总是让我们糊涂，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在最前沿的战场上杀敌抗战的，可是看着我身边父辈的故事，听他们亲口诉说的，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被陷害、被逮捕、被受刑。不管贾先生那时候是否是共产党，他抗日的目的是明确的。那为什么在那样的时刻，不去杀侵略者，却要对自己的国人，对贾先生这样的抗日知识分子一再陷害？中国的历史，真的是深不见底。
贾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日本人打进北平，卢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时，伯父连夜写信通知他：“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要么到欧洲去，比利时、法国都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但国难当头，贾先生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选择书斋里的生活？那椅子都是燃烧的，他坐不住。
现在，贾先生被关进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他是和社会最底层的流氓、地痞、无赖关在一起。和他们，贾先生无话可说。不能想象的是，那时候，监狱里允许任敏阿姨每天给贾先生送饭送菜，这样任敏阿姨就可以知道，贾先生的存在。虽然担惊受怕，可是贾先生还活着啊，这是最大的希望！没有关到三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穿着囚衣，贾先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第三次入狱，是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的事了，新生活开始了。可是谁都不能理解，新生活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生活，新，原来也不意味着好，更不意味着进步。1947年贾先生再次被人告发，说他咒骂国民党，又在当时《学生新报》上发表文章《给战斗者》，于是被关进了上海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当然，这是让贾先生成熟的一次监狱生活，因为他终于明白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以及他该做什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胡风却在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P150）
这一段的监狱生活，是烈士陈子涛占据了他生活和记忆的巨大空间，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从网上查阅到陈子涛烈士悲壮的英雄事迹。但是，贾先生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一切：“听他说，国民党要抓他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东奔西跑，过着游击队的生活，手上一只皮包就成了他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办公室。他的被捕完全是偶然的。他住在以开印刷厂为掩护的骆仲达家里，那天他正在洗澡，特务突然冲进来，把他抓住了，但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搜到他一支自来水笔，那是知识分子喜欢在笔上刻自己的名字，这才发现他就是追捕很久的陈子涛。在监狱里，他受的刑法最厉害，上老虎凳，钢纤刺手指，用布铰头等酷刑他都尝过。就差一种最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务们叫它‘猪鬃刺马眼’，是用猪鬃向生殖器的眼孔穿进去，据说这是清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衙门审江洋大盗的刑罚，铁汉也要死去。那天，丧心病狂的特务苏麟阁叫嚷着要用‘那个办法’，只是仓卒间没有刑具，才没使用。（那个苏麟阁也是领头抓我的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1950年在镇江被公安局逮捕，经过审讯处决。报上公布过他的罪行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卢志英、陈子涛、骆仲达、吴二男、杜青禄、贾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禄被列入‘进步人士’名内了。）那时国民党特务对知识分子还有一点顾忌，若没有什么确实的凭证，还不敢轻易用刑，但一旦证据确凿，认定是共产党，那决不会手软，各种毒辣的刑具都敢用。陈子涛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的苦吃得最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吭，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那个监狱并不大，审讯室就在我们这排牢房的对面，中间只隔了一个天井，每当陈子涛受刑时，我们都把胸紧紧贴在铁栏杆前，整个心都被审讯室揪住了。陈子涛后来是死在狱中。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互相勉励：‘要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一直响彻在我的后半生。”（P162）
任何一个正直的、有理想追求的人，在与陈子涛这样的革命者相处的日子里，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都会被他追求的理想的信念所打动。所以，贾先生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不能不以陈子涛为榜样，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看着共产党人陈子涛的形象，贾先生一定是“因解放而变得美丽的‘早晨’，激动得流着眼泪写道：‘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的来临！’”（P97）
第四次入狱：国民党夹着尾巴逃跑了，原以为，贾先生可以理直气壮地“活得像一个人”了，枪毙苏麟阁，正是因为他陷害像贾植芳这样的“进步人士”。可是，怎么又是好景不长，1955年5月16日贾先生再次被捕，他被卷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当时国民党监狱要求，只要贾先生交出胡风的住址，就可以释放。怎么反革命国民党都逃跑了，被打倒了，自己却成为了反革命。“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P97）一个漫漫的长夜，比以往的三次入狱都更加无望，无望到耗尽了贾先生最好的中年时期。“哦，监狱，我从此第四次进入了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了。对我说来，这是轻车熟路。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它使我迷惑不解：怎么我在人民政权里，竟和在国民党和日伪内外反动派的眼里是一个‘东西’呢？”（P95）他接着再说一句：“唉！自由，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从此我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五年的苦难生活历程。这年我还不到四十岁，当我重见天日时，已经是六十开外，垂垂老矣！但这期间我从残酷的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变得似乎聪明一些了。”（P95）
为了这点聪明，贾先生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如果，你也遇见了贾先生第四次在监狱里碰到的人，你就知道，他终究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死。他既不像北平监狱中的那个老军阀，糊里糊涂地做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也不像陈子涛同志那样气贯长虹，感天动地。他与我的种种经历，回忆起来，也像一场长长的噩梦。”（P163）那另一个人，就是老板。从遇见老板直到他死，贾先生居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老板，解放前承印刊物的国光印刷厂的老板，他说着常州话，身材高大，穿着绸缎衣服，一副体面的老板形象。就是在那个时刻，贾先生找朋友凑钱创办他们的左翼刊物，稿子编辑完后，要找印刷厂，当时承接这样的“活”是有生命危险的，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还会遭到拘捕。但是，老板竟然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帮助他们印刷了杂志《犯罪的功劳》，这是一个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杂志，其中有贾先生写的《黑夜颂》，你一看名字，就可以想见他们的激进。没有想到刚出第一集，贾先生还没有看见刊物，就被国民党逮捕了。刊物印出的那一刻，也是它寿终正寝的日子。于是，他们一下子就欠了老板三百大洋的印刷费。1947年的三百大洋，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啊。直到解放初，贾先生在福州路上的那些小出版社里，遇见了老板，他们客客气气地寒暄了一番，那时候，贾先生已经是震旦大学的教授了，但他身上依然没钱。只是老板像忘记了一样，根本不提往事，贾先生对老板心存内疚。没有想到，1955年的时候，贾先生在监狱里，遇见了老板。他一如既往地高大自信，用贾先生的话说“神态仍然是安详，脸上气色也不坏，不像那些新抓进来的犯人吃不下饭。”（P164）老板积极要求上进，一解放，就把自己的小印刷厂交公，搞了公私合营，他觉得这次逮捕是一个误会。因为，他家里房子大，公私合营以后大概收入少了，就想以房子出租来挣点外快贴补家用，于是就在马路上贴了条子招租。
今天，我们都不会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很快来了一个租客，住了不久，那个租客又退了房子走了。太平常了。可是，偏偏在肃反的时候，发现那个租客是一个反革命，逃到台湾去了，这下老板就落了“包庇反革命”的罪行。但是，老板觉得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上海人从来就不作兴问人家的隐私，租房子就是租房子嘛，他怎么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实际上，人家可能就是逃到台湾，是否真的是反革命，也没有证据。当然，老板不会这样跟人论争，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所以在监狱里，老板笃笃定定过着日子，还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着很快释放，然后可以过个普通人的生活。后来，贾先生就没有看见他，估计是问题解决了。
直到1960年，灾害来啦，监狱的伙食已经完全不能入口，不仅质量不行，连数量都不能保证。贾先生虽然胃口很小，也饿得全身浮肿，已经从小腿肿到腹部，看来人快要不行了，监狱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那哪像医院，像停尸间，横七竖八躺满了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重病犯人，似乎是一个“临终”医院，每天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贾先生在病房里遇到了老板，已经面目全非，浑身浮肿。他几尽绝望地告诉贾先生，就是那次见过贾先生以后，他被判刑了，罪名是“窝藏反革命”，刑期七年。眼看刑期快满了，他却因为饥饿又得了黄疸肝炎，全身蜡黄，老板完全被打垮了，以往的自信、坦然早就烟消云散。在他身上，看见的是奄奄一息的文明残骸，刑期吞噬着他最后过普通人生活的渴望，他能和贾先生说什么？不同的昨天，共同的今天，两个浮肿病人，躺在各自的床上在思考什么？对未来的憧憬，必须和报纸上的宣传步调一致，问题是他们读不到报纸。没有憧憬却带着渴望，想不明白太多的现实，却依然对于活下去，有着同样的渴望。老板在提篮桥监狱去世了。至死，贾先生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最终，监狱医院允许子女和父亲告别，老板进入昏迷状态，子女围着他叫喊着：“爸爸！爸爸！”这大概是最让人动容的时刻，这些子女在那样革命的年代，竟然没有与他们坐牢的“罪犯父亲”划清界线。“一会儿，看守人员过来说，探望时间到了，这一家人最后看了病人一眼低着头怏怏地走了。我看到临出病监门时，他的妻子掏出手帕，两手捂在眼睛上，出去了。”（P165）
书斋外的学者
贾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这部回忆录还将继续登场。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 P55)
贾先生喜欢把自己归纳成江湖中人。是的，他喜欢交朋友，喜欢热闹，喜欢喧嚣，但是他常常又是喧嚣中最孤独的一个人；他不计较，在他家里，任何时候，都是高朋满座，即使在贾先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只要有点条件，哪怕是几颗花生米，一碟酱菜，伴着一盅小老酒，在那窄小的破屋子里，他也会接待客人，只要有人敢去看望他。在我们掐指算来，贾先生吃的苦头，坐牢的原因，几乎又都是和他的文字有关系，而他偏偏说自己不是书斋里写文章的人，那他犯的是什么罪？或许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激情少年，不能接受他的左翼思想？那后来呢？时代的变迁，依然没有把贾先生的命运改变。对现实的认识，他有自己无可辩驳的理解，这个地主的儿子，从中产阶级成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慢慢超越了激进的革命，他在自己的选择里，重情意，但是在“罪行”面前，他用法律为武器，希望社会秩序化，这个秩序是进入法制，还没有等他大声说出来时，他已经入狱了。在文字上，他也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身体力行既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出卖朋友，而是固守着对朋友的真情，最终被监狱裹胁。
贾先生是最典型的性情中人，对自己的未来，他没有设计，是一步一步从认知里朝前走，我们也是这样看着他在政治上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一二·九运动被捕后，当时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政治犯是可以就地枪毙的。所以，真是危在旦夕，是贾先生的伯父，一个洋务商人，重金将贾先生保释出狱，然后又是在伯父的帮助下，逃亡日本留学。
贾先生一直在闯祸，一直没有安分过，似乎他的血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热的血，当他走在日本街头的时候，他同样会感到茫然，乌托邦的理想，人的精神世界，最终还是要依附在一个自信的灵魂上，否则在现实里如何兑换他的理想？如何建立自信的灵魂？他那么年轻，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没有自己成熟的见解。所以，当听到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时，贾先生痛心疾首，他说：“鲁迅先生逝世，我感到了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P135）就是在那个时刻，他在日本的街头看见了胡风先生办的杂志，他并不知道胡风是谁，却有一种潜在的熟悉，他似乎在那里可以体验到一种鲁迅先生的气质，他向往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字，其实，他并没有当作家的冲动，他或许只是在寻找精神归宿。于是，他把自己当年逃亡日本之前的茫然，写成了他第一篇小说寄往中国，向胡风先生的杂志投稿。
今天，当我看到贾先生21岁，在日本东京写的这篇小说《人的悲哀》时，我真的被惊着了。很难想象，今天哪一个21岁的人，会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那文字里不仅有人物，有色彩，竟然把肌肤的痛感一起表达出来。在冬天的此刻，看得我浑身颤抖，似乎我就是那人群里的一份子。贾先生是这样开始他的小说：“我坐在麻袋店门首靠墙放的板凳上，另外也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大家袖着手。早晨焦黄的太阳从匾上溜下，光亮箭一般地在一排挺直的身上斜穿过，又折进高的油漆剥落了的柜台，在秽湿的地上，扩大成一个四方形的圈子。圈子里不断涌起雾样的细沙，激荡着，飞散着，整个店子内部，被眩耀得模糊和昏暗，像将要凝聚成一团固体。
“大家低着头，因为光和冷的交迫，眼睛迷惘着。薄的棉袍子实在抵不住侵来的寒冷，彼此有点抖擞，无形间逾凑逾近，渐就挤做一团，互相寻取着温暖。眼睛有时溜向宽阔的柏油街心，太阳尚未照临它；没有车，冷风在上面寂寞的呼唿，破纸随着飞扬，阴惨，丑恶，好像被遗弃的古旧废墟的旷荒街道。阴沉，寂寞，无聊和苦闷在每个心上缓缓的爬着，纠缠着，生的继续在这里像是多余和累赘。……
“有哆嗦的京戏调子摇摇落落地飘过来，似乎就在眼前。这引起大家的好奇，松弛的静默如一条橡皮带子般的渐呈紧张，一群寂寞而饥馑的眼睛，灰色里埋着希冀，在街上逡巡。失望地折回来时，一个矮小的乞丐模样的中年人在门外的步道上已然出现。一身褴褛、油污不称身的黑色短裤袄，发霜的黑呢帽显得过小地遮着额前的一部分，乱发从它的下面贪婪地四向伸出，蓬蓬松松的，包围着显得物质和乞怜的两只陷进去的眼睛，半嘴巴的胡髭上荡着一堆稀薄的白气。他两手紧抱着前胸，在白气荡漾的紫黑厚唇里发出颤颤的声音，移近门前，向柜台匆匆地暼了一眼，便身子和声音一样的颤颤地闪过去了。
“‘……吓……得……我……啊’
“这是什么戏里的一句，被他唱得那么紧张悠扬的韵调完全破坏，孤零零的，像拆了房子下来的几根木料。”（《贾植芳小说选》 P2）
……这就是贾先生第一篇小说的开头，每一句话里，都定格了一种当时的气氛，那些迷惘的眼神还有走调的唱腔，似乎在阅读他的小说时，顺序和恰当的时间都被文字设定了，使人不得不在贾先生的文字里，被他的叙述捕获，你无处逃循。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那些人物和氛围把你拽进他的情境和命运。
多希望，贾先生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不管如何，我们还能从那里得到更多。但是，贾先生从来不按别人的意愿出牌，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喜欢在社会上活动。因为爱才，连胡风先生对他浪费时间，也是惋惜的。胡风说：“贾植芳来上海安家（指1947年）一年了，家是安下了，新旧朋友也真不少，但时间可能就在聊天会友中度过了。我曾多次和他说，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这几年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见识的也多，不写下来太可惜了。”（P9）
贾先生是在“文革”以后，看到胡风先生的回忆录时，才知道他的想法。显然他是感动的，否则不会特为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这件事情。他记录得非常详细，写出了胡风对他生活的评论；但他一点不为自己惋惜，因为贾先生是以生活、以关心社会、关心人为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他从来没有打算将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事业。他就是那样一个聪明人，提笔可以成章，他似乎也不稀罕自己的聪明。
贾先生对我说：“1949年以后，北京文化部成立，要招兵买马，上海的左派文人都去弄个一官半职，连冯雪峰都去当个副处长。我就不干，不愿当干部，我不愿管人，我也不叫人管我。我到大学当教授去。”这就是贾植芳，他对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清楚起来，不再是那个东京街头彷徨茫然的小伙子了，他记住了陈子涛的话：要活得像一个人！
1949年10月起，贾先生受聘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那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法国人办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贾先生就调往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候，他是复旦的八大教授：郭绍虞，刘大杰（主任），方令孺，赵景深，后来贾植芳来了，还有朱东润，张世禄、胡裕树。
1953年前，胡风一家离沪赴京前，与贾植芳夫妇合影。右一贾植芳右二胡风中，梅志
1958年，任敏被遣送青海前在上海留影
1959年秋，与来沪探亲的胞妹贾宜瑞及丈夫张守敬合影
今天，当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已经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开山鼻祖时，他依然感恩于贾先生给予他教诲。他一说起贾先生，就是会反复说着：“贾先生的学术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关于写作方面，他有自己的经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写。他上课，就是捧一堆书来，因为英文他是懂的，日文他是懂的，他看着外文，就直接跟我们讲。比如讲赵树理，我们这里是怎么评价的，英国是怎么评价的，还有在日本是怎么评价的，那这个对我们开阔眼界就很有帮助的。当然，一个左翼作家，他不会把外国的很多坏的评论在当时的教室里来散布，这个不会的。但是有些，比较中肯的、好的评论，他还是会给我们讲，所以我觉得贾先生，他自己讲，我是江湖人，但是在这方面，他对我们讲起来是视野都开阔了。”
那是1952年啊，整个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接受的都是苏联的东西，可是贾先生就可以从中国和苏联以外的世界带着其他的认知进课堂。我非常好奇地问范先生，贾先生从早到晚都在接待朋友和学生，他什么时候读书啊。范先生说：“贾先生记性好，他都是等人走了以后，深夜，在那里读书。他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进去的时候，我们中文系大概五十个人，当时一个系哪有多少人啊。五十个人不到，我们班上十八个人，后来院系调整，大概靠近三十个的样子，他开始教写作，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好了，什么道理呢？大家不是要写作文吗？写好作文以后，他把每个学生都找到家里去，给你讲你这篇文章，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写，我看看你这个文章的路子以后应该怎么走，所以一下子就跟大家关系搞得很好。我觉得像我们的郭（绍虞）先生，我们都很尊重，朱东润先生啊，都是很尊重的。但是贾先生就觉得很亲热，所以大家都喜欢到他家里去。他的家里客人是不断的，他真正要备课要到晚上，深夜，大家都走了，到很晚了，他开始看书、备课。”
原来这个“书斋外的学者”，依然是在书斋内不断地学习。贾先生可能不喜欢把自己说成是“死读书”的人，所以宁可摆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其实他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对待教学也特别认真。“他把每个人都找去谈话，以鼓励为主，当时‘人性论’这些东西已经是不能讲的，但是‘人格力量’是他一直挂在口头上讲的，人应该有种人格力量，因为一旦讲到俄罗斯文学，讲到‘别车杜’都要有这些内涵啊”范先生说。
直到今天，范先生在回忆贾先生的记忆里，这些细节依然栩栩如生。特别记得学生施昌东，他写了作文交上去，自我感觉非常好，但是贾先生给他很不好的分数，施昌东不服气，冲到贾先生家里去评理。年轻人火气很大，贾先生非但不生气，反而很欣赏他的个性，于是拿出他的作文，一条一条地跟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人，为什么要把握好细节，细节在人物身上的价值，一点一点，说得施昌东佩服得一言不发，他完全意识到了贾先生在创作上的严谨、智慧和讲究。贾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影响了施昌东的一生。
放暑假离开学校之前，贾先生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能不能一个暑期里看一尺书啊。”他们都以为一尺书很容易，后来范先生说：“真正拿书叠起来，用尺子去量，哎呀，就发现这一尺书是很高很高的。这么多书啊。那时就是背一袋书回家，每天都要看贾先生下学期要讲的什么课。比如，俄罗斯、苏联文学，我们就把俄罗斯、苏联文学借来，把它先看一遍，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产生了兴趣。”
“文革”结束以后，贾先生重新开始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当江苏教育出版社让范（伯群）先生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的书时，他想搞一个关于中国社团流派的研究，首先就是想到他的老师——贾先生，他说：“贾先生，你主编，你是老师你主编！我们两个人（范伯群与曾华鹏）副主编。于是曾华鹏，我，贾先生还有贾师母，一起到宜兴，我们在宜兴初步定稿，贾先生非常认真看了每一篇稿子。特别是在这篇稿子里有什么问题，他都是非常清楚、准确地指出来。比如，这个社团，文章里没有讲这方面是不行的；那个社团没有讲那方面，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道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不仅是这些东西，他还看过很多其他的东西，因此他在这个学术方面，对这些社团都有一个了解。那我们是1949年以后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五十年代的事情，我们都讲不清楚，怎么能说清楚现代文学上的事情呢？贾先生在学术上，成熟就成熟在，他在这一方面很有把握，我们都很信任他，这个应该加什么，那段应该加什么，那我们就把非常明确和自信地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最后就是由贾先生定稿，再交给出版社。所以，我觉得学术上他厉害，搞这中国现代文学，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是直接参与和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
这就是一个“书斋外的人”做的书斋里的事情。
贾先生另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起，正是在贾先生的提议和推动下，八十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的教学，这在当年的全国高校中，是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研究室，并最早获得了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他又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比较文学学会，撰写多篇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并为多部比较文学著作撰写学术性的序言。
“文革”结束了，可是对整个世界，我们都是不了解的，更不要说文学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比较文学完全是国内学术界，高等教育界非常陌生的学科，不是冷门的问题，是完全陌生的。南方是贾先生率先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教学，北边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谢天振教授说：“不懂不了解！南方，就是贾先生跟施蛰存先生。当时施先生在华东师大就做了比较文学的讲座，而贾先生已经开始呼吁要建立比较文学这个学科， 同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所以贾先生很早就在那里推动这个学科，南北形成了一种呼应。”
1979年在中文系资料室，未获平反前
如今谢天振教授是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时，他依然一再对我们说：“（贾）先生对比较文学的推动，我想一个是从学理上，呼吁建设发展比较文学学科，他有一个思想，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学科依据的标准，怎么算这个学科是建立了？贾先生提出，要看三个标准：一、看这个学科是不是进入大学的课堂；二、它有没有自己专门的杂志，所以这也是贾先生为什么特别地推动要建比较文学的这个专门杂志；第三个，就是它有没有自己的学科专著，理论专著，那么这又是贾先生一个贡献。”
就是在贾先生的引导下，1984年，谢天振开始参与创办了《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那还是铅字印刷的年代，要办一个刊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由于贾先生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好朋友夏钦翰，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理解了贾先生讲述了出一个“比较文学”刊物的意义，立刻就给予了支持。于是，第一期《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就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谢天振教授回忆说：“当时出版社每年出一本，以书代刊。贾先生就觉得这样不行，为什么呢？贾先生讲话很风趣，他说一年出一本东西，那就像黄浦江里的小便一样，没有什么，撒泡尿，黄浦江没有什么反应啊。他说这个不行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努力，一定把它办成定期的刊物。所以我们先是一年出一本，拉回来一年出两本，再后来我们现在是出季刊，一年出四本。”
贾植芳的几代学生，多年后都成了不同专业的权威学者，在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名家。贾先生有意培养的第一代的研究生里有：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可是来不及开始给他们授课的时候，贾先生就被抓进去了。当“文革”后，他才算真正开始带研究生，他们是：陈思和、李辉、严海平等。范先生说：“我们是贾先生的关山门徒弟，我再碰到他时，是一九八〇年了，在黄山开会，他带着陈思和。我说，陈思和你现在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弟子。当时有好几个人在旁边，贾先生用他浓厚的山西话讲，‘哪是开山门，是砸山门，把山门给砸掉了！’哈哈……我说你现在再重新造起来，再建起来。”
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张新颖在复旦大学毕业得到了直升研究生的机会，他要求做贾先生的研究生。但是，贾先生退休了。张新颖固执地说：“做不了贾先生的研究生，那我就不读研了。”他的老师都觉得张新颖太冲动，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呢？可是，张新颖就是要跟贾先生读研，于是，贾先生说：“那就我和陈思和一起带，做半个导师，可以吗？你跟着陈老师读，我在后面指手画脚？”于是，张新颖就这样做了贾先生的半个研究生。
但是，在教学以外，贾先生一直关注着他所有学生的研究方向。直到范先生开始研究“鸳鸯蝴蝶派”的时候，贾先生首先给予鼓励和肯定。长期的极左观念，文学界把“鸳鸯蝴蝶派”视为低级趣味的作品，以至于范先生去采访这些流派作家的后代时，他们都觉得父辈的东西，不值得启齿，还有什么可研究的？
贾先生教导范先生：“我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所了解的东西，三教九流，是新文学作家所不了解的，是市民文学。而新文学作家，左翼作家只熟悉两种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解了鸳鸯蝴蝶派，再了解左翼，才能知道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如果不了解的话，是不能了解这个社会的。我们主流的文学往往是主动脉，那些微血管，我们没有去好好研究。”
贾先生凭着年轻看过很多的杂书，他什么都了解，所以对范先生说：“有些书我来帮你找啊。”范先生特别感慨先生处处为他的研究下功夫，他说：“为什么要他帮我找呢？因为上海书店当时有个五层楼的仓库，藏书室，这个藏书室没有编目，但是里面有很多旧的作品，贾先生说我给你想办法找啊，他说找一本叫《亭子间嫂嫂》。他说这本东西写得好，他就跟那个经理讲，我要找这本《亭子间嫂嫂》， 这样就找了，《亭子间嫂嫂》和《亭子间嫂嫂》续集都出来了，我就拿回来看，看了以后觉得它写得真的很好，我专门为它写了一章。”
今天，范先生会对我们说：“贾先生对通俗文学没有偏见，他说这是另外一个东西，你能看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他有独到的见解，这不是一般做学问可以做出来的，要去体悟，自己要有接触，对这个社会的接触。他认为，这个东西是社会需要的，这是市民文学……他觉得这个东西你去搞，会有价值。他从来没有觉得你搞这个东西不重要，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你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没有意思。特别琐碎的。”
在那个还没有跟世界接轨的年代，思想是禁锢的，谁都不会想到，只有贾先生已经提出这样观察、考证文学的角度；因为，他不是“书斋里的人”，他是社会人，是真正理解文学的人。
胡风事件
作为一个教书匠，他从教书职业里得到什么？依赖学生的成长，专注于知识的积累，激情过后的思考，还有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是贾先生选择教书的目标，远离是非、远离政治。可是，他还是太年轻，他依然是天真的。政治是由不得你选择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张书桌是无处安放的，即使在大学里。“批判胡风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谁都知道贾先生是胡风的好朋友，所以第一时间，学生就跑来问他：“胡风可不可以批判。“我真觉得有口难言，我无法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更不能阻止他们参加这个批判运动。我唯恐他们会因为我的关系，而受到牵累。”（P84）
罪责难逃！大批判开始了。这时候，胡风给贾先生写信：“久不通信，想你可好？问题有了新的进展，望你用极冷静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从事，参加讨论，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有热心的人，也希望你代为阻止。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较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 引自“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
1935年致胡风书信手迹
为了保护朋友，胡风要求他的朋友可以批判他，这像是基督上十字架的殉难时刻，充满了黑色的抑郁，最后的献身，毫无结果的“轰轰烈烈”。那个气氛愈是沉重，贾先生在感情上愈是无法接受。校园里，贾先生遇到了留美回国的沈善炯，1950年，他历尽艰难从美国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那天也看到了报上公布的材料，便问我：‘胡风是怎么一回事？’我真不知怎样与他解说，就含糊地说，你不用问了，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你是搞自然科学的，就少操这份心吧。他也很不以为然。他过几天要去北京中国科学院开会，就问我有没有东西要带给胡风。我确实是很关心胡风的处境，虽然还想不到会被捕入狱，但想象得到，胡风的日子绝不会好过。我回家就要任敏上街买了大约十元钱的东西，一瓶虾子酱，几包酥糖，都是胡风喜欢吃的东西，还买了一双长筒袜子包在一起，托住在我这里上高中的任敏的侄儿送到沈家。没想到过了一天我就被捕。我内侄讲出送东西的事，糖和虾子酱就落到警察手中了，又构成了一宗我的‘支持胡风、安慰胡风、鼓励胡风向党进攻’的罪状了。”（P91）
“上海的朋友们已经陆续收到胡风的信，都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像彭柏山、王元化这些上层人物陆续开始在报上表态，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真正的压迫开始到来了。”（P83）
后排起：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胡风、贾植芳、任敏，前排左起：罗洛、朱谷怀、冀汸
我在这里，认认真真地抄下贾先生的文字。
贾先生留下的记忆，让我必须面对！当贾先生在给胡风准备虾子酱的时候，他不知道，胡风已经被捕了。看见父亲的名字（彭柏山）出现在贾先生的文章里，我还是感受到一种痛心，父亲不能像贾先生那样坚持，他早早表态了，他开始批判胡风。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幸免灾难的降临。1955年5月13日胡风被捕；5月16日贾先生被捕；三天以后5月19日深夜父亲被捕；5月底（王）元化叔叔被捕。
他们都是进过不同的监狱，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走进自己的监狱。不是因为他们被宣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而痛苦，而是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追求。在监狱里，“有一个老头，须发皆白，看上去像个老犯人。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你是Professor贾植芳吧？你是胡风案子进来的吧？你们是狗咬狗！哈哈……’他说着放肆地笑起来了。我有胃病，每次吃饭不适的时候，往往要吐，监狱角落里有一只马桶，当我对着马桶呕吐的时候，这个白发老头总跑到我身旁，幸灾乐祸地说：‘这就是你喊 “拥护共产党”的下场！’……后来我终于认出来了：原来这个家伙就是1948年春天，我被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关押时审问过我的那个我当时认为是上面派来的高级特务！”（P112） 命运充满了驳论，父辈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黑色的荒谬，他们被自己的追求燃烧，在一片熊熊烈火的后面，留下了一片苍白的灰烬，飘飘散散，脆弱无力，我在阅读贾先生的文字时，欲哭无泪，我的手触摸到的不像是白纸，是烈火之后惨白的灰烬，一下就被灼伤了！
1955年5月16日是星期天，贾先生还在睡懒觉，却被任敏阿姨推醒，说是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来叫他去高教局开会。贾先生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出门了，任敏阿姨在他口袋里放了五块钱，以备他需要买烟或零用。谁都不会意识到，这小小的动作，却意味着12年的牢狱，12年的离别。
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这构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加上舒芜本人断章取义地做了上纲上线的分析，于是附有另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评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胡风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但是按语中的“雷霆万钧之势，绝不可等闲视之”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1955年6月至7月一月之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仅仅在上海就印刷达八次之多，数量为60万册。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数据是：1955年5月之中，92人被正式逮捕，以后63人被隔离监禁，73人停职审查；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可是，在2012年11月召开的胡风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上，一份学术报告出具了另外一个数据，真正受株连人数为140万人。在我六年不断的采访、调查和拍摄中，我更加能接受的是后面的这个数字。
因为连贾先生的学生，范伯群先生都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说是内部戴，没有向大家宣布他是胡风分子。领导上跟范先生一讲，把他吓坏了。领导说：“你是现在改成‘胡风影响分子’，你还是要好好改造。”贾先生另外一个学生，是章培恒，开除党籍，他当时是系里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就是曾华鹏。最惨的是，那个精力旺盛，个性十足的施昌东，冲去贾先生家里为自己的作文论争的学生，他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后来说是搞错了，放出来以后，就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他是复旦最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可是那时候他患上了癌症，带病七年里写了七部书，然后辞世。贾先生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非常痛心地说道：“我对他是要负责任的，今天弄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当时，施昌东才刚过四十。
直到1965年，胡风案件才被送上法庭。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都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之久。最后只有三个人正式判刑：胡风先生14年，诗人阿垅12年，贾植芳先生12年。其他“分子”被免于起诉。
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更加黑色的荒诞出现了。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论争事实，陷害是一上来就被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有意思的是，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正式开庭，依然出示证人，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阿垅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时候，如临大敌，警察全部出动，因为阿垅先生坚持自己无罪，坚持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人为的，是捏造的。胡风先生双手拢在自己的袖子里，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中，他还想保持一份人的尊严，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戴着手铐！面对着荒诞，贾先生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面对它，开了一个玩笑。
被抓进去的第一天，上海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陈其五找贾先生谈话，问他看了前天的《人民日报》上的编者按语没有。贾先生也是一脸认真地回答：“看了！”继而，语音和态度就变了：“看明白你们是什么性质的案子了吗？你是怎么想的？”“看不懂！字，全部认识，但意思我不懂。”
局长思考了一下就拿起报纸，一字一句非常严肃地把《按语》从头至尾对着贾先生念了一遍。然后贾先生依然回答道：“让你这一念，我就更加似懂非懂了！”这还了得？！“贾植芳，你必须老实交代与胡风的反革命行为！你是如何参与并且一起炮制了《三十万言》的反动言论！”
没有想到，局长的强硬态度彻底把贾先生激怒了，他同样大声地告诉局长：“胡风对文艺有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提意见，手续是合法的。他又没有向社会撒传单。”话刚落音，手铐就套上了。
这个结果，是贾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虽然，他知道自己“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P77）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1954年的春节，贾先生去北京探望哥哥，探望与妹妹家一起居住的父母大人。 哥哥贾芝邀请他去吃饭，饭后，他独自在屋子里抽烟，突然何其芳来了，他热情地跟贾先生打招呼，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进入胡风问题。
“何其芳说：‘你与胡风是朋友，应该一起帮助他。’我问：‘胡风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他说：‘据现在情况看，胡风至少有四个错误，一是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是反对党的统战政策；三是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四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我那时性格很暴躁，一听这种扣大帽子的做法，心里就生反感。我生硬地对他们说：‘我与胡风相识多年，解放前他在重庆、在上海都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国民党特务把他视为眼中钉，对他想方设法地迫害。一九四七年我被捕后，国民党中统特务要我带他们去捉胡风，或把胡风的住址告诉他们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亲眼看到他怎样千方百计地出版解放区的革命文艺作品，千方百计地推出反映人民革命情绪的好诗歌、好小说，也亲眼看见他是在怎样艰苦贫困的环境下生活，现在解放了，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实现了，他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他那么受苦和被国民党迫害所为何事？你所说的四条，我看不出来。’我哥哥是老实人，他一看谈僵了，就悄悄走了出去，何其芳还继续跟我谈胡风的问题，希望我能改变立场。这次谈话弄得很僵，最后是不欢而散。我心里很明白，我这是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会付出悲惨的代价。”（P77）
贾先生完全清楚自己是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何其芳的出场，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因为贾先生是社会人，他似乎不像胡风“集团”里其他人员，他既不是文坛里的，也不是进入党内文艺界的领导干部。陈思和说：“有一次胡风请朋友去吃饭，很多人都去了。有一个小青年，也算是文学青年吧，他跑胡风家门口，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西装，剃着光头，站在门口凶巴巴的样子。他们就害怕了，不敢进去。绕了一圈，从后门进去，然后告诉梅志，说你家门口有个形迹可疑的人。那个人是，梅志都笑了，说那是贾植芳啊。”
陈思和老师明确地概括道：“更重要的是，贾先生没有参与《三十万言书》，他和胡风是非常纯粹的朋友关系，江湖关系。特别是，贾先生没有文坛上的争锋。他还有一个延安来的哥哥做背景，实际上就是何其芳、周扬在做他的背景。结果，他判得比所有人都严重。批判胡风的文章，包括王元化啊什么，都写过。贾先生没写。”那次谈话，陈思和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后来读到《狱里狱外》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想让我难堪。可是，历史就是那么残酷地留下来了。
1952年开始就一直在批胡风，开了很多会。中间，胡风回到上海，在苏州碰到贾先生。贾先生跟他说：“我们都不及鲁迅。老先生是懂政治的人。所以他会玩政治。你和我都不懂政治。所以你去玩是很危险的!”在现实中间，贾先生是火眼金睛，他买了日文版的“天方夜谭”送给胡风，让他好好翻译，再好好写一本《鲁迅传》，不要再参与任何文坛上的争议了。胡风，没有听从贾先生的忠告。
贾先生很少谈到自己为友谊付出的代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舒芜，我不做那些下流事情。我没有背叛朋友。”
1939年，贾先生和胡风同在汉口，他却没有去见胡风，因为不想高攀名人，只想做一个作者而已。这，就是贾先生的个性；当他在10月抵达重庆时，知道胡风也转移到那里，就给他写了信，告诉他自己的行踪，在报社工作，具体的细节、地址都没有说明。因为，他依然没有打算去见胡风。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风先生竟然在重庆一家一家报馆找去。总以为，他会在“新华社”这样体面又是共产党的报纸里工作，整整找了三天，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国民党政府办的军事机关报“扫荡报”里谋得一个职位。找到他的时候，正是贾先生刚下夜班回来，正躺在地铺上蒙头大睡。睡梦中，突然听见浓重的湖北口音，有人在打听一个叫“贾植芳”的，他立刻衣衫不整地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着一顶旧式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夹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真的是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P147）
半个世纪过去了，贾先生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依然历历在目。动感情没有历史，他就是可以在一个瞬间被击中，被体验。当胡风出现在贾先生面前时，直逼着他的尊敬，而这一份尊敬和感情追随他的一生。
“他虽然已跨入了门槛，一边和迎接他的人打着寒暄，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因为我这时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已看不出什么颜色的灰白色布军衣，我又黑又瘦，一副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而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致他竟不顾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这以后，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脱下呢帽坐下了，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了。原来我这几个老同学一向在重庆新闻界工作，都认识胡风，大家都把他当长者尊敬。”（P147）
那时候的贾先生才23岁，他内心的骄傲会被朴素、真诚、布满尘埃的黑布鞋击中，胡风从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名人、编者和他的关系，那里有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惊心动魄的信任，那就是可以用时间、用生命维系的，谁都不可能超越的维系。实际上，连贾先生自己都说不明白这份感动，是如何打动他的。胡风对年轻人的关心，是每一个“七月”作者都会提到的。即使艾青这样的诗人，都是在胡风的扶持下走向诗坛。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一个“友谊”付出25年的自由。
1980年春，胡风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治疗期间，当年同幸存者前往医院探望。后排 贾植芳、耿庸、王戎、顾征南
1982年9月，贾植芳在北京看望胡风
无尽的思念
“思念”已经变成非常陌生的词条，时代变了，我们不再思念，我们用微信随时交流；我们有视屏电话，立刻看见对方的模样，身历其境；我们用手机发邮件，走到哪里就可以写上自己的感受。我们不知道“思念”意味着什么，在那里还能深藏着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当我们越来越“现代”的时刻，我们不知道内心深处已经越来越荒凉，那份荒凉失去了原先作为人的，最后一点焦灼里的深情。因为我们不再思念，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思念的内容，更不要说能力了。
1950年夏，贾植芳夫妇在苏州留影
可是，贾先生的“思念”又让人难以承受，那份思念里面搀和了太多的无望，是灵魂在时间里的煎熬。怎么都不会想到，像贾先生如此强大的男子汉，竟然是如此难以放下他的思念，真的是无尽的思念。可是作为反革命，他却没有“思念”的权利。1965年在刑满释放以后，重新回到复旦监督劳改，贾先生终于可以给任敏阿姨写信了。但是他能说什么？那是“文革”期间，再也不能写一封有文采的信，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再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是“反革命分子”的思想。除了琐碎还是琐碎，简单到像一个小学生写的家信。干巴巴的，没有颜色没有节奏，一字一句，就是顺着秩序往下写；可是这些信里，却传递出了温度，让人烫手的温度，一点一点通过肌肤，流入内心。
他总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字开头的：敏。这似乎是他们受“五四”教育的一代人，对爱着的人，最温暖的称呼。 可是，在这么充满情感的称呼之后，内容却没有一点浪漫色彩。他总是说些买东西的事情，比如：“今天礼拜，我到了市区，现在在八仙桥邮局写信。所要衣料，‘三合一’之类又买不到，据说这种布完全要碰巧，市场偶然有，莫不一抢而空。只在八仙桥内销，原价要36元一公尺，因属二等品，所以削价出售，每公尺只要26.3元，布店说女同志衫料不需要一公尺一，只要一公尺零五，足够了，因此买了一公尺零五，计27.6元，现在已在布店对面邮局寄出，邮费0.98元。现将发票及邮单一块附信寄你。东西名贵些，但又算便宜货，是蓝色。上海现在连这种毛货也很稀少，也要碰巧。当有机会买到‘三合一’，再买一公尺。这样原寄来的43元，在我处还有5元左右。如需买别的，可来信。
“上周寄出1213 – 3药五盒是人送的，是新出的癌特效药，药店也难买到。如患者经过医生同意可以用。只花了不到一元的木箱及邮资。今天我去医药总公司问过，所要塞替派仍无货供应。上周也汇去7元，是别人托你买红枣的，如能买到，即为寄来。这个月因为买东西老跑上海，没有给你寄钱，对你的生活很是惦记，前已寄来的43元余款，如不要再买东西，可来信，我即把余款寄回，并顺便给你寄几块钱去。
“盼着你的回信。
“祝健！ 芳
1973.4.15 上海市区” ——（P039贾植芳文集 书信日记卷）
在那些日子里，贾先生花钱是用分、角来计算的。1973年，贾先生也是57岁的人了，他还在劳改队里劳动。只有周末一天可以往外跑，结果多跑了几次八仙桥，就把手上的零用钱花尽了。那时候从复旦到八仙桥，至少要转三趟公交车，来回最便宜，也得花三毛钱。对于，一个月的伙食费才6 - 8块钱的日子，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贾先生在那个时期给任敏阿姨的信里，几乎都充斥着这样的内容，难得会写上几句，关照教侄女多读点书，也是寄去“一捆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希望你们都很好的学习。”( P047 书信日记卷)
1970年代，贾先生在监督劳改的日子里，写给任敏阿姨的信，都是关于买东西、寄东西，花多少钱的事情，它们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当年那个在东京写小说的贾先生，此刻是用这些几角几分的花销，什么是三合一的面料，搭建起他对任敏阿姨的感情金字塔。稳定是完全不需要依赖那个尖顶的，然而吸引我们全部关注的，却是那个尖顶，它在阳光里烁烁闪光，就是在这些琐碎的疲惫中，我们一点一点被引领到顶尖。思念，再也没有人会像贾先生这样去表达对妻子的思念，每个周末，不顾疲劳地往返在五角场和八仙桥之间。现在，人们不会想到那是多么遥远的路程，贾先生把去八仙桥描述成“今天，我到了市区。”可见，复旦是在遥远的郊区，以至于他多跑了几次，“这个月因为买东西老跑上海，没有给你寄钱，对你的生活很是惦记……”
1976年秋 任敏从山西家乡农村回来探亲
贾先生的超脱，对于名利、地位的淡泊，我们都看见了；他是红尘外的人，他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为了他认定的“原则”，是可以把自己的肉身献出的人；可是读到他写给任敏阿姨的信时，眼泪却忍不住往下流，全然没有想到，贾先生的性格里，居然会隐藏着这样一份信念，他原来又是一个脚踩着土地，实实在在生活在红尘里的人，他踏实得让你不能相信，可以把每一分钱都算得那么清楚。
贾先生被逮捕以后，就失去了任敏阿姨的消息，只是从大哥的信里知道，她去了青海，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地方。直到“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色圆口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P170) 此处无声胜有声。每每说到任敏阿姨，贾先生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当年这个爱读《七月》杂志的文学女青年，与贾先生四处颠簸流离的时候，总是说，自己苦是吃得起，就是不能受气。可是，贾先生一直说，他没有想到，为了他的独立人格，追随他一生的任敏阿姨吃的苦，竟然是如此之深。
1997年末的时候，走进“胡风分子”家里，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关于任敏阿姨的事情，她脑溢血中风了。大家都在关注她的病情，最后一句话就是：“老贾还好，还好。”谁都意识到，这直接联系着贾先生的命运。任敏阿姨从青海劳改回到贾先生的家乡山西襄汾，住在简陋破败的草屋里，照顾着贾先生的父母，为他们送终，她代贾先生尽孝。直到“文革”后，终于在上海和贾先生团圆了。但是她没有收入，更没有什么医保。她突然倒下，病得很重，住进医院以后，一天的医药费必须是递上伍佰元现金，药才能发到床头，眼看着真金白银就这么哗哗地流出去；大家同时都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任敏阿姨的病是很难治愈的，可是没有人敢告诉贾先生真相。只有医生在暗示着贾先生，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那时候，贾先生刚刚退休回家，是他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刻。贾先生也似乎在那个关口，突然耳朵变得特别背，人家说什么，他都听得非常困难，就是想尽办法往医院送钱，就是在那里坚持着！一天，出版社给贾先生送来了一万多元的稿费，他连点都来不及点，把钱压在学生的手里：“快，快快，给医院送去！”贾先生唯恐医生不再支持他，亲自找到医生跟他们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最后贾先生的真情打动了上帝，贾先生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医院，他紧紧地握着任敏阿姨的手，大声叫道：“任敏！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闭着眼睛，已经不能动弹的任敏阿姨泪如泉涌！真的就是贾先生的这一句话，让几次发出病危通知的任敏阿姨活下来，并且跟着贾先生回家了。直到抢救回来以后，他才对陈思和说了真话：“我不能动摇，我一动摇，你们就不努力了！”原来，他什么都听见了，他只是不想和任何人解释，他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到底。
任敏阿姨完全成为一个植物人。都说，久病无孝子，但是，只要任敏阿姨活着，贾先生依然是快乐的，他亲自给任敏阿姨喂饭，家里依然高朋满座，每一次来了熟人，他都要带着他们走到任敏阿姨床前，大声地说道：“任敏，（何）满子来看你啦!”“任敏，你看小顾（征南）都变成老顾啦！”任敏阿姨毫无反应，贾先生却乐呵呵地说：“她最近好多了，不用吃流汁了！”五年里，每一天结束的那一刻，他都会走到任敏阿姨的床头，对着完全没有知觉的任敏阿姨，一点一点汇报自己一天的生活，然后贾先生又走到她的床脚边上，把任敏阿姨冰凉的脚握在手心里，慢慢地把它搓热，为她捂好被角，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入睡。每天如此，一直坚持到任敏阿姨去世。就这样，在2002年春天的时节，任敏阿姨去世的前半年，有一天她突然醒过来了，贾先生叫她，她对着贾先生点头；跟她说话，她也有反应了。家里人甚至可以搀扶着她在屋里走上几步，这不仅让贾先生乐不可支，用“分子”们的话说：“我们都为老贾高兴，给他打电话说，哎呀，好事，好事！”
还早在1989年春末时，一帮胡风分子在曾卓叔叔的邀请下，到武汉聚会、旅游。一天晚上，在酒足饭饱之后，不知道是谁建议，应该让他们的爱情再辉煌一次。因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只有整治“胡风反革命分子”时，几乎所有“分子”的夫人，都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承受下苦难，没有提出离婚的。于是，他们说应该好好地吻一下自己的夫人。当时，是一个游戏，大家是想让耿庸先生和他年轻的妻子接吻，没有想到，贾先生第一个站起来说：“那就要论资排辈一下，我在这里年纪最大，所以应该由我开始！”说完，他朝夫人任敏走去，这可把任敏阿姨吓住了，她满脸通红，一直烧到脖子里，掉头就跑，可是贾先生紧追不舍，整个屋子已经笑得掀开了屋顶，贾先生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小顽童的姿态，怎么也不罢休。两个人在屋子里追来躲去，太搞笑了。最后，任敏阿姨真的生气了，贾先生这才摇着头对大家说：“算了，放弃了。改造还不够彻底，你看，一脑门子的封建思想！”
1945年逃亡徐州的深夜，定格在贾先生的情感里，夜晚里，伸手不见五指，贾先生在前面爬，然后回头叫一声：任敏。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直到老了，即使去院子里散步，陪伴在贾先生边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注意到，贾先生走路快，他总是急急匆匆地走在前面，当陪伴着的师母落在身后时，贾先生就会突然停下步子转过身来，喊：“任敏，任敏”。张新颖说，即使在书房里坐着，喝了一口茶，又要说：“任敏，任敏，喝茶。”说着，就把杯子递过去了。
贾先生在1955年被捕坐牢以后，只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胡风先生去世，另一次是2002年的11月末，任敏阿姨去世。满满的大厅里，拥满了几代贾先生的学生，大家在为师母送行！贾先生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了，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六岁，一辈子的傲骨老人，突然不顾学生的坚持，“啪”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说：“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
无尽的思念。
独立的选择
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时间，时间是永远不会回头的，时间没有给予我们重复出现第二次的可能。过去了，就是永远，但是人是需要依靠时间的积累成长的，在成长中成熟，也是成熟之后才学会理解、认识事物。很多事情，我正是在贾先生去世以后，才渐渐地理解了他。残酷的现实，就是住进自己的监狱，胡风先生在25年的监禁里，精神分裂；父亲（彭柏山）在监狱里，自杀未遂；（王）元化叔叔在监禁中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只有贾先生，强大地挪动着水肿的双腿，独自走出了监狱大门。“……从牢房通往监狱大门口的道路很长，乍一见午后的阳光，我感到了眼花与晕眩。”（P3）
再坚强的人，也是经不起25年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贾先生把所有的恐怖抵押在他的黑色幽默后面，可是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了。1996年12月底的时候，贾先生突然出现了幻觉，以为自己重新被抓进了监狱，于是他在幻觉里高声叫骂着。学生们吓坏了，赶紧把已经身为中文系主任的陈思和老师叫来，陈思和赶紧请来了医生，给贾先生吃了镇定药，他才渐渐地安稳下来。没有人是用钢铁塑造成的，在长期的牢狱下、在监禁中、在不断改造时，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贾植芳先生全部的幽默和风趣，依然无法释放他的苦难和恐怖。后来谈起他骂人的事，张新颖说：“先生带着狡猾的表情问我，我当时骂了你没有？我说没有。先生又问，我骂你们陈老师了没有？我说没有。说完，先生就笑了起来。”
最典型的贾先生姿态
贾先生也会有犹豫的片刻。那是1965年，他刚刑满释放回到复旦劳改。一天，他穿着破衣烂衫，拖着板车正从仓库里出来，迎面是从教学主楼里走出来的教授们，这些都是他当年的同事，他们虽然不能再西装革履，但依然穿着讲究的毛料外套，衣冠楚楚，有的手上揣着皮制的大包，有的手上拿着厚厚的讲义；贾先生的步子停顿了一下，任何一个世俗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失去脸面的事情，天壤之别啊，如今的贾先生一脸的狼狈。可是，那个破衣烂衫的贾先生很快就意识到：“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如果你们也坚持这点的话，你们也会像我一样的。”想明白了，他拖着板车，坦然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历史，证明了他的思考，一年以后“文革”开始 ，当时从教学主楼走下来的教授们，全部被抓起来了。
贾先生直到最后的那个时刻，都在保持他认定的价值观。记得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我托人给他送去了西瓜，他们回来说，他感动得都要流泪了。”多么沉重的故事，我一点都没有怀疑，直奔何满子叔叔家，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满子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一遍。满子叔叔更是一脸不屑的表情。“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但是，我还是去了。一看，贾先生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他的学生刚翻译出来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去，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不要！”“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先生，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回答很简单：“是的。”“凭什么？”“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12·9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学校要给他写个申请报告，然后就会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我大声地质问贾先生：“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这一刻，我看见贾先生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一直把我认为“贤侄女”的贾先生，意识到我原来也不是自家人，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我第一次看见，没有笑脸的贾先生，甚至带着一点愠怒。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贾先生竟然没有再搭理我，就让我默默地在屋子里坐着，然后灰溜溜地回家了。直到一年以后，我采访何满子叔叔的时候，我听见他说的一句话，我才明白他们内心的骄傲：“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那一天，幸好我后来什么都没有说，我没有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在贾先生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在他认定的原则面前，不要说钱，就是生命都是可以付出的。他的纯粹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无聊，一份被世俗腐蚀以后的无聊，无聊得那么廉价。
贾植芳，后排中，后排左 任敏阿姨，前排哥哥贾芝
对于贾先生，他依然用他的幽默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快乐、他坚强、他睿智，他骄傲，又永远是个不服老的顽童。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几代学生都赶来了，以至于满满的大厅都拥不下这些学生，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贾先生在那个大大的寿字前，变得更加矮小，于是他用一辈子没有改变的乡音，山西襄汾话大声地对大家说：“我年轻的时候，听到的都是骂我、批判我的话；现在老了，耳朵背了，都是赞扬我恭维我的话，可惜我听不见了。”
“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我的人生档案》，P63）
重读贾先生写的文字时，我这才意识到，陈子涛在赴刑场前的一句话：要活得像一个人。成为贾先生一辈子的坐标，不论时代在怎么变化，也不论生存条件如何在改变，贾先生，作为一个人的贾植芳，他没有改变过。
2016/01/26 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