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烟尘 归真见瑜——钱谷融先生与我的师生缘

半个多世纪前，我从湘西大山深处，历经9个日夜，跋涉三千余里到达上海，开始其后长达6年的大学生活时，似乎就注定了钱谷融先生和我的师生之缘。

其实，当我走进华东师大校门时，我并不知道钱先生是我就读的中文系的教师。对华东师大及其中文系的前身今世，我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入校后，私下里得同学介绍，方知华东师大的前身即上海大夏大学，声名显赫的周扬曾是中文系的学生。现正在中文系任教的老师，就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诸先生，王西彦先生则刚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作家协会。这些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坛，都是颇具知名度的人物。但在当时，除了引起一点对这些先生的好奇心之外，并没激起我“得遇名师”的那种兴奋。

这也难怪。这些先生在当时，非但已不“走红”，而且已经“过气”。阶级斗争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57年反右，1959年拔白旗，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四清”运动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我们这一代年青学生心里，站稳阶级立场显然是头等大事。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些先生是否被戴过“右派”帽子，被拔过“白旗”，但都有过“前科”，显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中人。单凭一篇《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的文学观，便显然与当时张扬文学阶级性的时代主潮背道而驰。

那时，许杰、施蛰存先生已不再给学生讲课，只知道我们使用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施先生参与编写的。徐中玉先生虽仍给学生讲课，却不再主讲文艺理论，而改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只有钱先生仍在干他的老本行，主讲中国现代文学。

按课程安排，我们在大二修学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以班级为单位上课。我们年级共4个班，每班配一位老师。分到我们64级1班的，恰恰是钱谷融先生。按说，得名师执教，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然而当时，这在我们班上，似乎没有引起半点涟漪。在我心里，反倒有点遗憾没有分到一个更“无产”一点的老师。

于是，便开始了我和钱先生近距离的接触。那时，钱先生已年过“不惑”，却尚未“知天命”，是典型的人在中年。在我眼里，先生一表人材，举止儒雅，风度翩翩，衣着永远的整洁；大眼浓眉，眸子清澈，透着睿智，见人总是满面笑容。他的课讲得条理清晰，十分生动，且充满人文情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曹禺《雷雨》人物形象的分析，讲蘩漪的“雷雨”性格，讲周冲是“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动情处，堪称是神采飞扬。在下意识与情感层面，钱先生的讲课在我心里，已是吹皱了一池春水，然而在意识与知性层面，却有时竟保持着某种警觉——其时，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正在火热上演。“裹着糖衣的炮弹”，正不断给我们敲着警钟。

就在这种意识与下意识、情感与理智分裂的情态下，我修完了钱先生主讲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然而，还没等到这门课程的结业考试，那十年便开始了。这场运动一起始便确定了两个革命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钱先生似乎顺理成章的属于后者，于是立马被“揪”了出来。那时，在我们这群青年学生中，“紧跟”几乎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唯一选择，“狂热”，是我们当时精神状态最贴切的写真。给这些被揪出的对象挂牌游街、勒令其在校园打扫卫生、有人被剃“阴阳头”，又有人被拳打脚踢……这类那十年中几成常态的暴行，在华东师大校园里都曾发生过。钱先生在当时究竟具体受到何种待遇，至今我头脑中已是影像全无。因为在当时我虽然也属于“造反派”，但凡属这类场合我均不在场。——倒不是对这类行为我心存抵触，反倒是觉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让这些“牛鬼蛇神”承受点革命风暴的洗礼，“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我有自己的任务在。由于我被认为能写点文章，于是便被派定没日没夜地起草大字报的文稿，与不同派别的“造反派”组织展开大辩论。我和钱先生直接对面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参加组织对系里被“打倒”对象的考试。即拟出若干道与“文革”有关的试题，让被试者笔答，然后将其试卷张榜公示。结果，钱先生得分最高。记得其中一道题是：说出8个样板戏的名称。其他人答对其中三、五个不等，唯独钱先生无一错答；二是参加对钱先生的专题批判会，其重点是钱先生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主要发言人之一，我在台上振振有辞，钱先生在一旁则默默无语（也不会允许他“有语”）。至今我还感到诧异的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境中，我们竟然是让钱先生坐在旁边接受“批判”的——还真有点暴戾中的“仁慈”。

在那十年最初的风暴过去后，运动的重心便转移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钱先生这类“反动学术权威”便成了“死老虎”，除了例行的学习、劳动外，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69年，中苏之间暴发了珍宝岛争夺战，形势一度紧张起来。奉上级指示，学校开始战备疏散。于是，钱先生被安排到我们班，去上海郊县嘉定农村劳动。……下车后，到我们所在生产队，还有几里路必须步行，班里请人专为钱先生挑行李；由于我们是自办伙食，在乡下期间，便安排钱先生在厨房帮厨，捡捡菜、扫扫地，没让他下地干重活。但除此之外，班里同学没有、也不敢与钱先生有个人间的来往与交谈。至今想来，钱先生那时一定十分孤寂。——这也不过是一种无端的揣测。在生活外部，钱先生始终表现出一种处惊不变的神态，口无怨尤之言，面无哀戚之色，见人依旧是一脸笑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平静到几乎无故事。在写此文之前，如果不是我夫人的提醒，我差不多将钱先生随班下乡事全忘却了。

1970年初夏，我们终于从乡下返校，随后便是紧锣密鼓的毕业分配。这一年的7月，我和我的同学便离开华东师大，各奔东西了。

8年后，即那十年结束后的第二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其时，正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对那十年错误的清算以及随后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予我们这一代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洗礼。伴随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阅读，我开始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认识到对许多作家作品，以及包括钱先生在内的老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进行价值重估。

1980年秋，我因事去上海，乘便去看望钱先生。见面前，想起那十年时种种，我不免心怀忐忑。谁知一见面，钱先生依旧是满脸笑容，显得十分高兴。谈起往事，我心怀愧疚，为那十年时期我们的“狂热”之举向他致歉。谁知钱先生竟连声说：“你们很不错，当时没有打过我。”说这话时，钱先生一脸真诚。从钱先生身上，我看到了在这之前、之后与沈从文、朱光潜先生接触时所感受到的为人的直率与对人的宽容。

因为从事同一专业的缘故，从那里起，我和钱先生虽不常处，却有了一直延续着的交往。记忆中，我曾与先生一道，参加过两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数次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每次均相见甚欢。钱先生还特地邀我参加过他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又应邀赴常熟，参加钱先生主持的一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的编选会议，并走访沙家浜、无锡游太湖；我也曾请钱先生和郭豫适先生来长沙，并陪同他们夜宿桃花源、信步走凤凰。每次，在短短的几天相处中，我陪先生品茶聊天，看风景，说民俗，谈人生，却似乎不谈学问。一触及这类话题，先生总是说：“我是个散淡惯了的人，好久不写文章了。”他从不言人长短，也从不见他怒形于色。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先生更看重的是人品。谈到那类人格低下、心术不正之人，先生总是淡然一笑：“对这种人，不值得与他较劲，不和他来往就是了。”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记不起由谁提起，要我回母校工作之事。这让我动了心，钱先生也极表赞同，一次到上海，我去王铁仙先生家做客，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齐森华先生也在座。两位先生均表示愿为此事尽力。后来，他们也确实尽了力，结果却阴差阳错，我终与此事失之交臂。这大约也是“殆天数，非人力”了。

2007年，钱先生90岁生日时，有过一次钱先生的亲朋好友、同事门生的隆重聚会，我也从长沙专程去上海为先生祝寿。两年后，我突然收到一封钱先生写给我们夫妻俩的信：

凌宇、张瑛 伉俪：

多年不见，张瑛则更久。凌宇的豪爽，张瑛的温婉，时在念中。犹记当年共学时，我一直是批判对象。隆钧弟（隆钧是我曾用名——笔者注）就在我班上，尤其不能不时时表现出与同学们同仇敌忾的义愤。可他在会内会外都从不曾声讨过我，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一端。除此之外，几十年来，隆钧的立身行事，都光明磊落，风骨凛然，人所共钦的。前年我九十生日时，隆钧亦不计路远道阻，惠然亲临，并赠厚礼，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象你们贤伉俪那样的人，求之当今，恐怕也真如凤毛麟角一般了。在我心目中，你们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希望你们能常来上海。我家虽逼仄，亦勉强可以下榻。我身体尚粗健，除了前列腺肥大外，一切正常。不久前，曾有排尿困难的情况，现已痊愈。你们来，我仍可以陪你们在附近好玩的地方随便走走。另邮上《钱谷融文论选》一本，闲时随便翻翻，并望不吝指教。

顺请

俪安！

钱谷融   2月27日

这信让我们十分感动。先生是那般谦虚，将自己等同我们同学中的一员；又是那般宽容与豁达，身处“文革”逆境，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苦难，却宁愿从当时身陷狂热的年青学生身上，去发现他们尚存的良知。他对我的看法，是一种我难以承重的褒扬，而在这里，却鲜明地见出先生衡人论世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视学生为亲人的殷殷之情，却非笔墨可以形容。

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钱先生钧鉴：

蒙赐亲笔，我和张瑛拜读再三。先生情深意长，令学生十分感动。先生忆及文革期间事，纯系长者对晚辈的宽容。其实，当年学生对先生的认识与看法，颇为复杂。虽然学生内心深处，对先生的学问人品，即便在当时，也还保有几份敬重，但政治、文学观念，却蔽于时流。公众场合那份“同仇敌忾的义愤”，也并非全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也不乏真实。只不过在言语、行为上，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即便是敌人，也不能辱及其人格，何况是自己的师长。如今触摸这段历史，总有一种挥不去的苍凉与伤感。

先生对学生的性格为人，赞赏有加，使学生顿起不能承受之感。学生今年也六十有五，回首自己过往行迹，其为人尚得免别人背后之讥，其实全得益于前辈人格风骨给我以榜样。在这方面，学生堪称得天独厚。大学期间，能得先生为师，其后又厕身王瑶先生门墙，并同时得与沈从文、朱光潜、林庚诸先生过从。如果说，政治层面的去蔽，得益于十年动乱后的拔乱反正，而在真正认识人生、懂得如何做人方面，恰是包括先生在内的前辈人格风骨的垂范。从你们身上，学生才真正认识到了哪些人才是这个民族精神人格的脊梁。

先生的学问、人格，可谓是历久弥香。赋予文学以人学内涵，实为先生一大发现。在中国20世纪文论史上，实具里程碑意义。当年拜读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内心对先生的才华学问，钦佩不已。那种诗情与理性的水乳交融，既给人以理性的启迪，又给人以诗性的享受。学生出道以来的作文风格，倘若还有一点可称道之处，似乎也得益于先生文章影响多多。

这些且不去说它。以目下学生心境而言，事功也罢，文章也罢，其实都不过过眼烟云。真正让人昂首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地、直面无愧于人者，只有为人的品格、德行、风骨。在学生眼中，先生的人格风骨，堪称上品：胸襟坦荡、恩怨分明、有信有守；行事光明磊落；对后辈的扶植提携，泽被后世；心存仁厚，对人生具悲悯情怀。学生得以先生为师，实为人生路上一大幸事。

先生视学生为亲人，是对学生最大的褒奖。虽然，以前先生未曾明言，但先生一直以来对学生的关爱有加，学生早已感知。先生视学生为亲人，学生自当视先生为亲长。先生年过九旬，身体尚如此康健，实为难得，学生为此倍觉欣慰。倘有机会，一定去上海拜望先生。

祝先生与师母

永远健康快乐！

凌宇拜呈

2010年3月19日，长沙。

这是我与钱先生惟一的一次通讯。距离这次通信，又有了7个年头，转眼间即将迎来钱先生的百年华诞。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届时，我将专程去上海，为先生祝寿，去收获师生又一次相聚的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