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丽的西江湾路
傅勤沈从文说：“美，总不免让人感到忧伤。”其实，逝去的岁月，才让人感到真正的忧伤，所以，普鲁斯特写下了《追忆逝水年华》。
关于西江湾路，我拟了十多个题目，但我明白，其实什么也留不住。
西江湾路是位于上海虹口区中部偏西一侧、一条长约一点五公里的马路，有些蜿蜒曲折。当年筑路时，因它通向江湾镇，故以镇为路名。
它偏南方向的那头，被同心路截断，往前约一百米，正对着一条叫俞泾浦的小河（河边的平房里，曾住着一个我的初中同学，姓丁。那时，我们都有集邮的爱好，常在走去学校的路上，说一些关于邮票的话题。初中毕业，我们断了联系，现在，他早已搬走，而不知去向）。中段，被花园路穿过，当然，现在的花园路要比原先宽了许多，路两边早已不是当年的旧影。往前约两百米，又有广中路将它穿过。再往前一百米，就到了西江湾路的尽头，横在它前面的是中山北一路。过了马路，是新市路，沿着这条小路一直下去，就能到达江湾镇。
现在的西江湾路和原先一样狭窄，拥挤，而面貌早已全非，若要寻出些当年的痕迹，是一定要先走进这西江湾路229弄的……
西江湾路原先是这样通幽的小径。
229弄
这里是一个院子，我爸爸单位，上海警备区工程大队的宿舍。以前大门的样子已经忘了，围墙是“枪篱笆”：用漆黑的细竹，斜斜的编成“墙”，“墙里墙外”的人或物，隐约可见。当时的上海街头，常见这样的“墙”。包括隔壁院子的219弄。
西江湾路229弄属部队房产，所以，至今未拆迁。走进去，依旧可见三十年前的旧貌。
那时的院子里，住着二十四户人家，三幢房子。门口是一幢平房，稍往里走，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头的红砖房。据说，这是当年日本的海军俱乐部。进去，往右转，里面还有一幢一半是平房，一半是两层的楼房。进了大门，是块空地，约有两个半篮球场那么大，沿右手的枪篱笆边，是三棵高大的“苍蝇树”，夏夜，院子里的几个老头，拉出电线，接上灯泡（工程队里多的是水电工），坐在大树下，面前放着泡着浓茶的搪瓷茶杯，打一种叫“六副头”的牌。地上还会有两个热水瓶。常常是，穿白背心打牌的是六个人，围着看的，是一圈人，或赤膊，或也穿着白背心。黄黄的灯泡下，常飞着一些小虫，还有蚊子，人们常拍肩拍腿的。偶尔，还会有树上的蝉，冲着亮光扑下来。其他一些人家，则坐在自家或人家门口的竹椅、小板凳上，乘风凉。
有时，向阳院里看电视（是十二吋黑白电视机），也在这块空地上，那么打牌的人就移过去一点。没到放电视的时候，照例主角——电视机是不会出场的——在当时，这实在是贵重的东西。在电视机架子前，从下午两三点钟开始，渐渐地摆起了近百把的凳子，有竹椅、木凳、小板凳……隔壁院子的人，也会过来抢位子。常有这样的事：因为吃晚饭没凳子了，先拿了它去吃饭，就在那地方，摆了块砖头，回来时，位子已经被人家抢了，于是，争吵就开始了。电视开始后，除了坐着的，还有里三层外三层站着的，黑压压一片，估计靠后的人是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的，倒是偶尔会有打牌人的吆喝声传出。
我不记得有去占位置，看完一个节目的时候。当时父母管得严，不让我们去看，只有一次，已经九点多了，做完作业，爸爸放我出去看一会儿。空地上满是人，哪里挤得进去。我就兜到电视机架下，伸出头去，半仰着，看了一会儿。看的是什么节目，早已忘了，而那场景，还记在我心里。
小学三年级时，院子里搬来一对兄弟，两人常在空地上踢球，那种三块六角的橡胶球。于是我跟着一起踢，从此，迷上了足球。之前喜欢的乒乓球，再也不玩了。院子里的孩子，加上隔壁院子几个同学，常在空地的两头，各放上两块砖头当球门，踢球。当然，踢脏邻居家晾着的衣被，就成了常事。小孩子们的“公敌”——老丁阿姨常扯着喉咙叫：“啥人拨我的床单踢龌龊啦！”有时还要告状到父母那里。我们常骂她促刻：老太婆晓得我们踢球，故意把床单晾出来！怎么报复她呢？于是，老丁阿姨家门口用破搪瓷面盆种的葱，常常被我们连根拔起，老丁阿姨自然又是破口大骂，虽然她晓得是我们这些孩子干的，但又不知道确切是谁，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想来，那时的老丁阿姨并不老，约五十岁，不高，胖，夏日，穿一件无袖圆领小花汗衫，胸口的两块肉，像要落下来一样。常拿着丫叉头在院子里做事。她住在红房子里，和住在里面的一个小脚老太婆一起，在里弄加工组上班。
三十多年前，老丁阿姨种下的两棵水杉，早已亭亭如盖。
这是七十年代末的事了，到八十年代初，那块空地上建起了一幢五层楼房，这样，我们只能“转战”附近的托儿所了。转眼三十多年过去，那些原先的老住户，或死或搬走，已没剩下几家了。仍在的，常常只剩下老夫或老妻一人。我去看父母时，常听他们说起，某某某昨天死掉了之类的话。前面提到的那个小脚老太婆，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她秃顶的老头子，续了个老太婆，两年前，秃顶老头也死掉了。倘是三十年前的老住户，搬了家，再回来看看的话，会以为他家住的，是搬来的新人家了！半年前，八十九岁的老丁阿姨也死了。一日，比我大七八岁的建华，看着红房子边上两棵参天的水杉，仰头说：“这两棵树还是老丁阿姨种的呢！”
酱油店
从229弄出来，往左走，过219弄，转弯，是一家酱油店。一开间的门面，门上半部分是隔开的玻璃，右边是敞开的柜台，关门时是要上门板的。门板及门框都漆着深红的漆。时间久了，门板大都斑驳了。
那时，去酱油店买酱油、老酒、醋，上海话都叫“拷”。我去酱油店“拷”了最多的，是“老酒”。每逢外公到我家来，爸爸就叫我拿一只玻璃杯子，去“拷”一角钱的“老酒”来给外公吃。
推开那门，可以看见上下两层摆着两排瓮，白色，有深咖啡的条子。瓮上覆着用白纱布包着的盖子，有些脏。前面都系着块牌子，写着瓮里装的是什么，价钱多少。
柜台里常没人，但只要你喊一声“拷老酒”，里面就会转出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从来不笑，哪怕面对我这样六七岁的孩子。轻轻地搭腔询问后，接过我的杯子，打开装老酒的那个瓮，用有些黑的竹制长柄盛器，伸入瓮里，舀出一些，倒入玻璃杯，收了钱，也不打招呼，便又进里间去了。
这是对父女。那父亲，我只记得他那面无表情的脸，五官已经模糊，动作迟缓，着深色衣服；女儿，还记得她的眼睛，有些小，常低垂着。把杯子交给我时，会翻起眼睛看你一眼。
长大后，我曾想，为什么他们不快乐？他们身上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排房子全都拆了，那父女也不知了去向——现在，那父亲肯定已经去世，而他女儿呢？也已经美女变成老太婆了，或许，她会想起，西江湾路转角上自家的酱油店，但她一定不记得，曾有个仰头望着她的小男孩……
去小学的路
我读的小学是同心路小学，至今还在。
同心路小学，现与多伦路小学合并，改名为“同心多伦小学”。校舍没有任何变动。
从229弄出来，向左走七八十米，稍向右，就是142弄。弄堂里，有五六个班上的同学。从这里穿过去，就可以到学校了。
弄堂口左边是一家不知道做什么的小工厂，常见一工人穿着工作服，戴手套，叉腰站在那里。
弄堂的蛋格路，有些高低不平，走进没几步，右边有一间两层楼的房子（这里都是私房，平房多），这房子让人一进弄堂就觉得很暗。这里住着班上一个很难看的女同学，很吵，经过她家门口，常听见她在大呼小叫，我关了夜学，走过她家，除去冬天，她们一家总是在门口的小桌子上吃饭。
向前去，有两条路可去学校，笔直过去，三五米处，是陈文辉家，右转，是李澄宇家，李澄宇家往后转，是方兵家。他家门口有一口井，这是附近唯一的一口井，热天，人们常拿井水浸西瓜——要到七八年后，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人家才开始有电冰箱。
我很少朝陈文辉家的方向走。去他家，常常是和同学桑医培去看陈文辉的舅妈。五年级时，一次，两人上课铃响了，还在教室里踢毽子，被班主任赶出了学校。去我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讲昨晚看的日本电影《望乡》。那是冬天，到了我家，我们坐在门口晒太阳，继续刚才的话题。直到他觉得讲完，才向我借了艾明之的《火种》回家了。我听得既好奇又糊涂。那天他说：“伊拉娘舅讨的老婆，不要太好看噢！”当时，陈文辉娘舅刚结婚。但我觉得那女的并没有什么好看，黑瘦，常来229弄小便池边上的粪池，倒痰盂罐。
过了几天，我去桑医培家玩，听到他那被割去一个肺的父亲，板着脸，说：“我早晓得是这种电影，就不让你去看了！”
李澄宇家是隔着“枪篱笆”的，沿枪篱笆是水斗，常见他爸爸在那里洗东西。后来，我写小说，主人公都是一个叫“李成”的，名字的由来，就是把李澄宇的“宇”字拿掉。他最让我羡慕的，是每次春游，他妈妈都会塞给他一个苹果。另外，他会带一个面包，而我则是爸爸炒的蛋炒饭，装在铝制的饭盒内。
向前稍往右，是个不大的院子。一天放学，我听见里面有人吵架，就跑进去看。吵什么，没听懂，只记得站着带着哭腔吵架的女的，嘴角都是白沫。院子是用竹爿围起来的，灰色的，有些竹爿已断裂，很破败。
朝右转，是一排低矮的平房，矮小的我，也能看见房顶上黑黑的瓦片。进到屋里，要往下走两个台阶。门似乎不大牢，像旧社会的棚户房子。这里也有一个班上的女同学，名字我忘了，她穿的衣服都不大好，是打了补丁的中式衣服，有些长。长得很白，显病态，目光有些呆滞。她有两个哥哥，都很大了。对于她父亲，我有一个他拿着脸盆，从屋里的台阶上，向外走的印象。衣服是深色的，旧的。
转弯处，有一间不大的两层水泥楼房，常可以看到，两三个男人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做香烟。那时香烟很少有海绵头的，抽烟，总会剩下一段，西江湾路上，常见这种“拾香烟屁股”的人：背个箩筐，拿根细竹，细竹一头，插着两根尖尖的铅丝，见地上有烟头，就用竹竿朝烟头一戳，再掉转竹竿头，取下铅丝上的烟头，扔进箩筐。捡来的烟头，剥去白色烟纸，留下烟丝，估计要晒一晒，就可以做香烟了，但我不晓得哪里有买卷烟纸。
烟丝放在篾边的扁扁的箩里，三四个男人卷香烟的动作相当熟练。
转过弯，围墙里有一棵无花果树，结果时，会有同学爬上墙头去摘，常招来院里老太婆的大骂。
往前走，左转，有一个公用自来水站，接着高高低低十几根自来水龙头。记得我不知道弄出了什么事，一早，又被班主任赶回了家，那天，大约没带钥匙，不能回家，就逛到了这里，看到一个中年女子蹲在那里洗东西。夏日，她穿得很少，站在她边上，从上往下，可以看到蹲着做事的她的胸部。或许我是小孩，她没有在意，我好奇地看了十多分钟才走。她用力在搓板上搓洗衣服时，抖动的乳房，记在了我心里，就像桑医培说的那些话——从陈文辉家去学校，一定会经过这里。
右转，是缝纫机零件厂的车间，到路头，就是零件厂的大门。二哥长我四岁，他读小学时，还有学工活动，两三个星期不上课，就在这家厂里劳动。那是夏天，他盛了一搪瓷缸子的冷饮水回来；还会带一两个缝纫机的零件来给我玩，比如，那种银白色的小钢珠。
再左转，就到学校所在的那条路了。
过零件厂，先到同心路幼儿园。对于幼儿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睡午觉了，我睡不着，老师大声训斥，要我们闭起眼睛来，这对我实在是折磨。放学，常是大哥或二哥来接我。毕业那天，我和父母说好自己回家。老师死活不相信，说，家长不来，不许回家。于是我借口上厕所，就出了教室门，出了校门，一路跑回了家。
幼儿园隔壁，是我读了五年半的小学。
现在建玮公寓的边门，是当年142弄的弄堂口及那家小工厂的位置。从这里，可以穿到同心路小学。
这里，有一很恐怖的事情可记。学校门的右边，是虹口医院的太平间。放学时，常有运尸车停在校门口。太平间的门此时一定大开，我就站在不远处，心惊胆战地看。会有一两个胆大的孩子，跑进那扇门去，然后，蹦跳着，窜出来。这时，有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抬着盖着白布的担架出来，担架一头的白布下，有一次，我看到露出的黑白相间的头发。然后，往白色面包车里一放，关上门，开车离去了。记得穿白大褂的人，呼来唤去的，是号码，大概死去的人，都被他们编了号——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太平间设在学校隔壁？
再往前走二三十米，就穿到同心路了。斜对面就是虹口医院的正门。
说了那么多，我家到底离学校多远呢？我讲一件事，你就知道了。
那天，我毛笔字作业没做，谎称没带。班主任让我回家拿。我一路飞奔到家，倒了墨汁，拿起笔，在大楷本上快速写完。然后，把本子翻到写的那页，拎在手里，一路跑回学校。班主任翻着本子，大约字迹尚未干透，她略带疑惑地问：“你是刚才写的吧？”我一口咬定说：“不是，是昨天写的。”——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很有点“温酒斩华雄”的气概。
对了，从我家到学校，穿过142弄，只要五分钟。
粮店
从229弄出来，往左走，弯过酱油店，向前一百米，就可以看到一家粮店。
店门左边是扇木门，右边是七八块排门板。颜色暗红，斑驳着。开门时，排门板常被叠靠在店面一旁。
当年的粮店就是这样的格局。但记忆里，西江湾路上的粮店比这稍大。
店堂很宽敞。有三四个营业员，他们脸上，常沾着白色的面粉。
爸爸有时会带我去买米。爸爸常说，阿娘老早关照的，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把米买好，一家人要吃的，菜没吃不要紧的，饭不好没吃！到了粮店，先拿着购粮证、粮票，到柜台上付钱，再到边上的出米口，接米。爸爸常买一百斤米，是籼米。我们家的定量是多少，我那时小，并不晓得。
爸爸拿了白色的米袋，套在出米口上。出米口是银白色的——木头上罩着铝皮。营业员叫一声，拉了像闸一样的东西，米一下子冲了下来，接完米，爸爸拉一拉袋子，用绳子把米袋口扎住，往肩上一扛，就带我回家去了。回家的路，约有五、六百米，爸爸扛着米一路回家，而我，就像跟屁虫一样，拉着他衣角，跟在高大的爸爸身后。
粮店，除了买米之外，每年春节，计划供应的年糕也在这里买。年糕两根两根成直角的交叉垒起，米白色——爸爸妈妈常为要不要买年糕而争执，因为年糕只我大哥和妈妈吃，爸爸大约为省钱，想放弃。
粮店里，还有面粉和面条，面条放在木头的、扁扁的、敞开的容器里（我实在叫不出那东西的名称）。
粮店门口，还有飞上飞下，时来啄米的麻雀——它们显得很紧张！
现在，米店的位置，是一幢六层的居民楼。楼里，有几个是一直住在西江湾路上的老居民——他们看着我长大，而我，则看着他们变老……
西江湾路上的人流
西江湾路应该是“通幽”的小路，平常行人常是三三两两。记忆里，人如洪流的场面，有这样几次。
一次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这天是星期天，吃过午饭，爸爸正在给我剃头（小时候，我们三个孩子的头，都是爸爸剃的，他有一套剃头工具）。忽然，一阵喧天的锣鼓夹杂着嘈杂的人声，从枪篱笆外传来，一剃完头，我立刻跑到院子门口去看，只见西江湾路上挤满了人，不知什么原因，队伍停在了那里。从衣着看，眼前是一支工人游行队伍，他们扛有毛主席、华国锋的画像，以及大幅标语。这时，正对着229弄大门的队伍里，几个年轻人嬉笑着，有两个人甚至打闹出了队伍。
我知道这群人在干什么，看了一会儿就回去了。这时，爸爸还在给二哥剃头。
我说，知道这群人在干什么，是因为几个月前，小学一年级的我，也参加过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游行活动，那天下午，下着零星的雨，各班先在操场集合，每人发了一面写有标语的小旗：标语写在红色长方条的纸上，糊在竹竿上。校领导略做动员，队伍就出发了。路线是，出门往右，到同心路，再右转，沿中山北一路向前，再右转，从广中路右转到西江湾路，沿西江湾路转到同心路，回学校。
天公不作美，游行一开始，雨势渐渐大了起来。起先，还有人领着喊口号，之后，便混乱了起来，队伍走的快，有人跟不上，七零八落的样子出来了。队伍转到西江湾路时，雨水早已把竹竿上的标语打掉了，男孩子不怕雨，有机会淋雨，实在是高兴的事，且老师也不知去向，于是，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拿着竹竿，嬉笑着对打起来，笑声混杂在雨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中……
另一次“洪流”，是七十年代末，附近几个中学上学的人群。
西江湾路800号，是当年钟山中学的旧址。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实验学校，教学大楼的主楼未变，副楼系后来所建。
从西江湾路经过，可到的中学有，水电路上的韶山中学、中山北一路边上的长风中学，西江湾路顶头的钟山中学，虹口公园边上的鲁迅中学等，大哥是长风中学79届高中生，他们一个年级就有二十几个班，每班都有五十几个人。其它学校也大同小异。每天上午七点多，还有中午快十二点钟时，西江湾路挤满了人，像蝗虫飞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的是精力，马路上充满了喧闹和欢笑声。
大哥说，他们这届的大学入取比例是，二三十人取一人，考取中专、技校的，也是很好的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待业青年”这一说法。
几年后，就没有这样的场面了。西江湾路恢复了宁静，尤其是暑假的午后，路上真是可以“罗雀”的。
公用厕所
那时，西江湾路上的居民家里，没有抽水马桶，“方便”的时候，用痰盂罐或马桶。另外，西江湾路上还有几处小便池，和一处可供大小便的公用厕所。
我就常常向爸爸“申请”去公共厕所大便。且一天要去两三次。一次，我不知生了什么病，爸爸领我去虹口医院看病，末了，他突然问医生：
“医生，这小人大便特别多，要紧伐？”
我听了，在一旁暗笑。
其实，爸爸细心点就可发现，我去大便次数多的日子，只有星期天，星期天，父母在家休息，要盯着我做作业。于是，那里成了我的“避难所”。
建玮公寓的正门，就是弯进公用厕所的弄堂口。
公用厕所在酱油店前面约五六十米处，从马路右侧的弄堂进去（从这里也可以穿到同心路小学去），走十多步，左转，就到了。门口坐着个卖草纸的老头子，多少钱一张已经忘了，自备草纸可以不要付钱。
至于小便池，除了提供“方便”外，还是附近居民倒马桶的所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陈文辉舅妈那样。
虹口医院
小时候，我多病，常去同心路上的虹口医院看病。看病，自然要打针吃药。我若是去打针，是要哭翻天的。于是，爸爸抱我去虹口医院打针，总是说：“阿拉到虹口公园去。”
那时，我只有三四岁，爸爸抱着我，出229弄，右转到花园路，再右转，朝前走两百米，就到虹口公园了，门口走一圈，朝右转，到四川北路，再右转，往前，就转回同心路了，这样，医院也就到了。
近来，突然想到，爸爸给我的最早记忆，也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走的是去小学的那条弄堂。我两、三岁时，喜欢咬自己的脚趾头，于是大脚趾感染了。爸爸抱着我，走过同心路小学的门口，他一边走，一边把我半抛起，逗我玩。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笑容，和发出的“噢”、“噢”的声音。大约我正在为去医院而哭泣呢！那是个夜晚，学校门口的路灯是昏黄的。
小学五年级到初一这段时间，我找不出原因地突然血尿。在这两年里，我一直要往虹口医院跑。
因为查不出原因，身体也没有哪里痛或痒，于是，爸爸就带我去看中医。
医院的格局有些怪。正门进去，有个十多平方米的厅，两侧墙上是玻璃橱窗式的报栏。有一次，爸爸去配药。我在大厅等，在报栏里，我看到《解放日报》上，一整版回忆茅盾的文章，大标题下，配有茅盾的照片：蓄着整齐的胡子，在书桌前，凝视着前方。这是1981年的事了，这年，他去世了。
朝里走十来步，右面是配中药的地方。看病的各科室，在左右两边的一排房间里。进门的厅，处在整个医院正当中。从整体看，医院是长条形的。马路对面，是医院的急诊室。
这两年里，给我看病的，是一个三四十岁姓唐的女医生，黑黑的，长得蛮好看的，很和蔼，常微笑着，轻声问我一些问题。我吃了她的药，血尿渐渐止住了。
这里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来看病的虹口医院。现为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中心。
年龄渐长，我越来越强壮，去虹口医院的次数少了。然后，读初中和高中，学校不在这边，平时基本不来这里，以至医院什么时候拆掉的，也不知道。
大约二十岁时，一天，爸爸突然讲起：“小辰光，帮侬看毛病的唐医生死了。”我有些吃惊。但二十岁的我，忙的事情太多，且只朝前看。很快，也就把这事忘掉了。
小菜场
这是当年小菜场的位置。往前约一百米，就是西江湾路的尽头——俞泾浦。
小菜场在穿过同心路的那一边，一直到西江湾路尽头的俞泾浦。河边的那条路，叫横浜路。
路的两边是石磨的一个个柜台。那时小菜场是国营的。营业员是菜场的职工。靠近同心路口，有一家饮食店，上海人叫“大饼摊”。当时上海大部分菜场都有这样的饮食店。买大饼、油条、豆腐浆等。大饼分甜大饼、咸大饼，分别要四分、三分和一两粮票。还有葱油饼、麻球等，那时侯，我们家的早饭，一直是泡饭、剩菜。吃大饼油条的日子，我是不记得的。
在西江湾路和花园路右转的路口，也有一家饮食店，除大饼、油条外，还卖阳春面、猪头肉。猪头肉要一角钱一小纸包，那小包，是折成三角形的，但我不记得吃过那店里买来的猪头肉。
我第一次吃到油墩子，是在初一的时候。那天我发寒热，没有去学校，一直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爸爸下班后，到床边来看我，他笑着趴在床上，俯身问我，好点了吗。我忘了怎么回答的了。爸爸说：“爸爸买油墩子给你吃好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爸爸离开了一会儿，拿着油墩子回来了。把我扶起，说：“老好吃的，起来吃点。”那天吃的油墩子味道早已忘了，但爸爸的笑容印在了我心里。
那时的小菜场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因为爸爸烧的菜里，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爸爸常说的是：“小菜场兜一圈，没啥东西好买的。”
但四年级暑假里，有一次买菜的事，至今还记得。下午五点多，小菜场营业员，推了黄鱼车，到229弄门口来卖菜。妈妈叫我去买点鸡毛菜。我拎着篮头奔出院子。营业员帮我装了满满一篮子鸡毛菜，称也不称，说：“五分钱。”我付了钱，转身向妈妈汇报去了。
后来，小菜场变成了集贸市场，大饼摊也消失了。这点职工不晓得去了哪里。院子里有个年轻人，当时就在同心路口的大饼摊里做生活，后来听说他考了试，做警察了，现在，在提篮桥监狱里做小头头。
几爿工厂
西江湾路上，那时曾有过几爿工厂。三十年过去，那些工厂早已不见了踪影。
最大的一家是华联制药厂，在花园路与西江湾路交叉的转弯处。正门在过花园路，沿西江湾路前行约一百米处，靠左。在花园路上，有一排枪篱笆，是药厂的围墙，里面一排房子里，养了很多做实验的狗之类的动物，老远就能听到不停地狗叫声。很多年后，我和宗洲师合写《上海旧事》，查阅资料才晓得，大约在药厂的位置，有一个“六三花园”，是二十世纪初，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经营的一座日式花园，占地约1至2万平方米，园内有茶室，网球场、大草坪等。民国二十年后，为日军高级军妓院。抗战胜利后，园废。所以这里称为花园路。现在，这里造起了两幢高楼，成了“龙之梦”商务楼。由之前或许的荒凉之地，到六三花园，到制药厂，再到现在繁华的“龙之梦”，是可以感受世事沧桑的。
现在龙之梦的正门，是当前华联制药厂的边门。之前，曾是“六三花园”的所在。
不到花园路的西江湾路路口，另有一工厂——橡胶八厂。小时候的记忆是，大卡车上，装着黑色、洒有白粉的、卷成圆桶状的橡胶，往厂里运，还有就是进出厂门、穿着淡蓝布工作服的工人们。现在，这里已成了一个地铁站。记得不知是谁，曾从厂里搞出了一个橡胶球，有拳头那么大，我借来，拍了几下，弹性很足。
再往回走，到弯进公用厕所的那条弄堂口前五十米的地方，也有一爿工厂。工厂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这样一事：爸爸搀着我的小手，经过那家厂的门口，见大门上方的两侧，各撑着一面升到一半的国旗。我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爸爸说：“这是降半旗，有一个叫康生的人死掉了。”
我们边说边走过工厂大门——现在，它被改建成了一排商务楼和一个小菜场。
我查资料，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
爸爸的单位
爸爸单位是解放军后勤部的一个工程队。地址在同心路1号。说是在同心路上，其实与229弄仅一墙之隔。并设有一道门，那道门有段时间是常开的，爸爸上班，从家里出来，走进厂里，只要半分钟。
同心路1号，这里早已没有了原先的样子，工厂内，或饭店，或浴室，或大型超市，仅门牌号在述说着与之前曾有的关系。
小学一二年级时，学校下午常不上课，这段时间，我都是在爸爸单位度过的。爸爸当时在做漆匠，油漆间里，他最年长，有三四个徒弟。有一间换工作服的房间，我就常常坐在那里的小板凳上，被盯着做作业。爸爸喜欢指导我写作文。他帮我选好材料，让我先打草稿，然后，我站在边上，他一字一句修改，改完，要我读一遍给他听后，再誊抄。
在厂里，最好玩的是套知了和捉蟋蟀。套知了我水平蛮高的，拿一根竹竿，拗一段铅丝，成圆口状，在圆口上套一个塑料袋，把铅丝另一头缠到竹竿的一头上，这样，捉知了的工具就做成了。
漆匠间门口有一排梧桐树，右边成直角的一排房子，是木匠间，前面也有一排树。走到工厂大道上，道两旁也种着许多大树。烈日当空，知了长鸣，是捉知了的好时候。树下，看到趴在那里的知了，举起竹竿，慢慢靠近，一下子罩上去，稍稍向下一抹，知了就落入袋中了。半小时，套十几个知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于蟋蟀，我捉的技术不高，也没捉到过善斗的，只是养在家里，听听叫声而已。
另有可记的一事，是毛泽东的逝世。那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在漆匠间门口做作业，突然，架在树上的大喇叭响了起来，说，有紧急会议，所有人到大食堂集中。于是人们纷纷走出了工场间。爸爸对我说：“好好做作业噢。”
整个工厂变得空荡荡了。那天，我真的蛮老实地在做作业。一会儿，喇叭里响起了一个男子沉重的声音：“……沉痛哀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
爸爸回来了，见我仍在做作业，摸摸我的头，问：“晓得啥事体伐？”我抬头说：“晓得的。”
第二天到学校，在校门口每人发了个黑纱，戴了起来（这年，之前的周恩来、朱德的去世，我们已带过两次黑纱），之后，全校师生还组织观看了追悼会的电视实况转播。每个班级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不知是哪个同学家里搬来的，九吋黑白，放在叠上讲台的椅子上。我们跟着追悼会的进程，或默哀，或听悼词——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
领袖去世的时间是1976年9月9日。这年十月，“四人帮”粉碎，之后，学校下午就很少放课了，我也只有周六下午去爸爸的厂里了。
林肯坊、托儿所和花园坊
229弄出来，朝右一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家托儿所。它对面是林肯坊，隔壁就是橡胶八厂。
先来讲林肯坊。它位于西江湾路264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有二十几幢红砖联体别墅式的房子，在西江湾路上，有一扇大铁栅栏门，右侧墙上，有用水泥弄出来隶体的“林肯坊”三个字。到小区里面，要走一条两边是围墙，笔直，近百米长的路。虽然这里住着几个小学同学，但我很少到里面去找他们玩。估计早先是有钱人住的，进去看到时，也都已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合住状态了。
跟桑医培在林肯坊玩的最多的，是一种叫“吃老米饭”的游戏：就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人，爬林肯坊铁门和水泥大门框，爬到另一个人不敢跟为止。记忆里，桑医培赢的多，他敢爬到水泥门框最上面，并来回走动。我最多爬上铁门，然后摇动铁门。
对面托儿所，是我们暑假经常踢球的地方。走进绿色的铁门，这里有一块手枪形的水门汀空地。下午四五点钟时，托儿所里的孩子被领的差不多了，我和钱宁、李澄宇还有我们院子里的两兄弟，常到这里来踢球。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赤脚踢球，在这里踢球，我们大都赤脚。于是，放假后第一次在这里踢球，脚上都会起水泡。直径约一厘米。我常常把它剪掉，弄掉水，露出里面粉红的肉来。这时，这部分碰到任何东西，都会很痛。两三天后，皮长厚了，再踢球，这个夏天就不会再起泡了。二是捡球，托儿所房子估计是日本人造的，离地半米，腾空造起。可防地下潮气。“枪管”，即那一长条空地的左侧，敞开着四五间的“地下室”（栏开的水泥墙，大概是房屋的承重墙），“门”约半米高，深约三四米，球若是踢进去了，就得俯卧着爬进去捡，里面是黑土、乱石，肮脏不堪，又是夏天，异常闷热。但那时，大家都喜欢踢球，也就不觉得什么了。所行的规定是，谁踢进去，谁去捡。
我想这幢房子大概是某个日本有钱人的住宅。两层楼，正门正对大铁门，门前有四五级石头的台阶，走上去，左右两侧有两根廊柱，两三平米的大理石铺成的半圆形的地坪（大理石用红白两色，铺出花纹，而白色居多），上面是二楼的露台。然后是两扇大木门，里面地板、楼梯都是木头的。
位于西江湾路中段的476弄——花园坊，现在似乎更有名一些。因为弄内8号，是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三任主席、第九任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职的连战，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
花园坊公寓由六排毗连住宅组成，一字形排列，坐北朝南，高三层，均属欧美毗连式公寓，整体呈现代派风格，局部带古典韵味。
国民党第三任主席连战，儿时居住过的地方。
1933年，连战祖父连横来上海定居，即居住于此。连横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著有《台湾语典》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连战父亲连震东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连震东担任首任台北县长，以后又担任台湾省“建设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内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是台湾政坛的“不倒翁”。
抗战期间，这里曾为日军军官家属宿舍，胜利后，为国民党军官宿舍，解放后，由海军接管使用。因为是部队的房产，花园坊得以在现在大拆迁的时代保留至今。
相较而言，林肯坊和托儿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4年，它们被拆除了，林肯坊一侧，造了地铁十号线及一长条商业用房，托儿所一侧，造了一圈圆形的居民住房。
林肯坊要拆前，有人在走进林肯坊右面的墙上，刷了“保护老民居”之类的标语。
虹口公园
小时候，爸爸常问我：“如果侬走出去，不认得回家的路了，哪能办啊？”开始，是他教我，后来我也会回答了：“我就去问人家，到虹口公园那能走，到了虹口公园，就晓得回来的路了。”
从西江湾路走到花园路，向右走二三十米，就可以看到虹口公园的围墙了，当然，正门是在四川北路上，还要过一条铁路，大约走上一百米才到。因为近，所以常去。
公园里的小径，是我逃学闲逛时常走的路。
讲常去，并不是说父母常领我们去玩，记忆里，我们家从没有一起去过公园。那时，公园门票要五分一张，即便只算两个大人，也要一角钱。父母都是节俭的人，母亲从外公家回来，想吃一碗八分钱阳春面，站在花园路饮食店门口，想了半天，还是没吃。
讲常去，是指我，我当然没有零花钱，是翻墙进去。
公园和体育场仅一墙之隔。进体育场不要钱，那隔开的一墙，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扇永远关着的大铁门，我通常往里走几扇门，靠里面些，避免被人看见。朝体育场的是门的背面，有水管制成的门框，很容易爬上去，翻过去，门正面是光光的，吊在半空，手一松，就到公园了。公园这边会有些游园的老人，但看看也就走开了。
去得最多的，是初中时候，那时做了坏事，班主任常说，叫你们父母来，否则不要来学校。这是道选择题，我当然选择不去学校。孩子的心理是，混过一天是一天，只图眼前，所以，孩子永远是快乐的。
不上学，又要在父母面前，装出去学校的样子，就只有背着书包，去公园游荡了，公园里有些舞剑、打拳的人。我看一会儿，然后，沿湖走，看看深绿色的湖水，早上的湖面空荡荡的。再转到假山的亭子上，听几个老头拉琴唱戏。混到放学时间，就回家吃中饭了。
也因为写《上海旧事》，我查阅过有关虹口公园的资料：公园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筹建。采用英国园林专家斯德克（W.Lnnes Stuckey）的设计方案建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称虹口娱乐场，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名虹口公园，三十四年（1945年）改名为中正公园，1951年复名虹口公园。1988年10月19日，更名为鲁迅公园。
园内的鲁迅墓，及发生于1932年4月29日的韩国义士尹奉吉的事迹，已广为人们知晓，不说了。
虹口公园即现在的鲁迅公园，现在河边依旧有人垂钓。三十多年前，我曾在这里钓过虾。
说到钓虾，忽然想起，我也曾在虹口公园里钓过虾，且钓到过五六只。在家里的水缸养了两三天，被我煮了吃掉了。那时，大概也是初二的时候。
现在，虹口体育场已重建，更名为“虹口足球场”。再要去公园，已无墙可翻，拆墙之后，两边来去自由，公园也不收门票了。但不晓得多少年了，我再也不曾有过少年时那种在公园里漫无目的游荡的经历了。
淞沪铁路
前面提到的那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
它有一段与西江湾路几乎平行，这一段沿马路筑了墙。八十年代初，从花园路到同心路这段铁路边的围墙下，是一个恋爱圣地。那时，上海人家里小，谈朋友常无处可去，于是，哪里暗就往哪里钻。这里，路灯照着墙外，围墙内较暗，且铁路边较僻静，在这里比较放得开。就这点，我以为是要超过上海滩著名的外滩恋爱墙的。
夏夜，墙下当年每隔两三米，就会有一对青年男女，或站立相拥，或坐在地上的石头上，姿态各异，很是壮观。
顺着原先的淞沪铁路线，下，筑了一条路，上，修了一条轻轨。这里也曾是“恋爱圣地”。
炎夏酷热难耐，院子里的孩子们坐着闲聊，这天，一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孩子，说：“走，带你们去看人家谈朋友。”我们是似懂非懂的年龄，就哄笑着跟了去了。
出院门，右转，到花园路再右转，前面大约五十米就是铁路了。他停了下来，说：“不要老刮三的，盯老人家看。”我们笑着，跟了走，进了铁路，我们做出一副低头走路的样子，都微微侧过脸来偷看，只见墙下一对对男女，“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大孩子回头轻声说：“看这两个人，像808手铐铐牢一样。”我斜眼看去，那对男女正紧紧拥在一起。因为匆忙，黑暗里，看得并不真切，又走了几步，他又说道：“侬看，那个男的手伸到那个女的衣服里去了。”我们正要细看，他忽然又说：“不要盯牢人家看，当心被人家骂山门！”大家暗笑着，急急走完了这段路。
还有可记的是，七十年代，在这条铁路上自杀的人比较多，有一次，桑医培特意拉我去看，说是脑浆还在那里。我在枕木上，看到暗红的几滩血边，一点点白色的东西，桑医培硬说这就是脑浆。那时，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要去死呢？我不理解。
1997年，淞沪铁路被扒去了。历史上，这条铁路曾两次兴废。1877年10月，通车不到一年，因轧死一农民，乡民激愤，势将毁路，于是，清政府以白银二十八万五千两，向英商怡合洋行购回，随即拆除，移往台湾。至1896年，铁路大臣盛宣怀奏请，又重新修筑起来——现在，它又被拆除了，顺着原先的铁路线，下，筑了一条路，上，修了一条轻轨。
未拆前，沿同心路的铁道往下，可以看到，铁路两旁横七竖八搭建有很多棚户房子，住有居民，沿宝山路的这排房子，前门是马路，后门是铁路。这种情况总有数公里长。有人戏称，这里的孩子是铁道游击队的后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淞沪铁路东宝兴路道口的旧影。沿路筑有棚户房，这里的孩子被戏称为“铁道游击队的后代”。
写完这篇文章，一日，我在长春路一家旧书摊上，购得叶圣陶先生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小记十篇》，书中《黄山三天》一文中，有这样两句话：“写游记最难叫读者弄清楚位置和方向，前啊，后啊，左啊，右啊，说上一大堆，读者还是捉摸不定。我想把它说清楚，恐怕未必真能办到。”想到这篇文章，也有很多关于位置、方向的叙述。那么，叶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也写出了我的心情，虽然，我写的并不是游记。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把这件小事记下来，作为全篇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