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信诗人竟平淡——贺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

今年年初就接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来信，说2017年将迎来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系里要开庆祝会，并编辑出版纪念集，约我撰写文章。

在校外后学辈中，我算是与钱先生比较谈得来的人之一，听到这消息，当然十分欣喜。古人有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见百岁之寿，自古难得，何况像钱先生这样经历过苦难之人！

我看过好几篇访问记，都强调钱先生的随和、超脱，说他喜读《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集》，俨然一个魏晋人士。有些作者还认为这就是钱先生的长寿之道。应该说，这些记载都有相当的根据，的确写出了钱先生生活的一个侧面。钱先生本人也总是说自己懒惰、无能，似乎可作印证。但这样庸懒的人，为什么会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而且能得到后辈的景仰呢？依我看来，当别有原因。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的确随和，在对待人生际遇上，他的确超脱。并不因受批判而垂头丧气，也不因受追捧而趾高气扬。真能做到任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而荣辱不惊。

但是，在文化思想、文艺观点上，他却具有坚定的信念，对于写作，也十分认真。只是，这种认真、坚信，被掩盖在随和、超脱形象的后面，不易看出罢了。

钱先生的成名作，是《论“文学是人学”》。此文是为华东师大校庆学术讨论会而作，后发表在《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上。写作之时，虽是提倡双百方针的较为宽松季节，但文章的主题却仍是犯忌的。此文旨在提倡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就曾遭到批判。胡风是借高尔基将文学称为“人学”的话语，来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钱先生恰恰也是借用高尔基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可见“随和”不是随风倒，“超脱”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钱先生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中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曾经遭到批判，再提出来是有很大风险的。

果然，风向一转，反右运动开始，此文就受到批判。所幸者，钱先生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到了1960年，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时，钱先生又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个会一直开了49天，号称49天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只见钱先生始终笑嘻嘻地聆听别人对他的批判发言，还有他的学生小钢炮式的轰击。他并不愤怒，也不还击。当然，他明白，在这种不讲理的批判会上，任何反驳、辩论都是毫无用处的。古人云：不可与之言而言之，谓之失言。那就不如不言了。

但不言，并不等于无原则接受。过了一年之后，政治气氛略为宽松，我们在《文学评论》上又看到钱先生的大作了，叫《<雷雨>人物谈》。这回他不谈人道主义之类的大题目了，而是具体地分析一个剧本中的几个人物，微哉细也。但打开一看，这人物谈中所透露出来的，却还是人性之类的大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周朴园的性格分析。当时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阶级分析法，这个方法当然自有其道理，但一旦被用到极端化的程度，就成为庸俗社会学了。根据这种分析方法，周朴园是资本家，他的阶级本质就是残酷剥削、唯利是图。从这个阶级本质出发去分析人物，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对侍苹的怀念、保留侍苹旧物，都是虚伪的。但钱先生并不这样看。他从具体剧情出发，分析出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他对侍苹的确有感情的怀念，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地位，他又必须压制、割舍这种感情，所以才会出现种种矛盾的行为。即使在当时强劲的阶级思想教育下，我还是觉得钱先生的分析深刻、有理。想来像我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所以《<雷雨>人物谈》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当然，随之也受到了批判。

钱先生写起文章来，并不随便，而是极其认真的。他的得意门生杨扬老弟说起过，钱先生曾教导他，写文章要全神贯注，每有所作，都要以搏狮之力去对待。这就是钱先生文章为什么耐读的原因了。

与钱先生闲谈时，我曾听他说过：虽然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但我的文艺见解基本上没有变动，所以也不必来修改旧作。

在文化思想变动频仍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他认真、笃信的一面。

当然，这与他的成长年代有关。钱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良好的人文教育，知道文艺是什么，所以他能坚守这种理念。而我们当初接受的是“从属论”、“工具论”教育，如果不改变原有的观念，那就一直在宣传的圈子里打转，而无从了解文艺的真谛，所以变化也是可取的。但与钱先生同一辈人中，也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来变去的人。这就可见钱先生品格之可贵了。

鲁迅反对有些人仅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将陶渊明看成不问世事的隐逸诗人，认为他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尚在。”龚自珍在舟中读陶诗，读出了类似卧龙的豪气，说是“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的确，人是复杂的，要读懂一个人并不容易。我虽然读过钱先生的许多文章，也常与先生饮茶聊天，而且还与他一同经历过一个时代的风雨，但不知读懂了钱先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