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墨尔本的漫漫长路（下篇）——我的旅澳自述
【澳】朱玲生活的新转机（1987年10月—11月）
今天是周末，不需要去学校，我也要到晚上才去上班，突然想到City（市中心）去看看。
自从到墨尔本来以后，每天忙于工作学习，我还没有去过City。知道同屋的人都各有自己的安排，早饭后我便独自上路了。
我们住的这St Kilda 区真是方便，出门就是有轨电车站，可以直接将我带到市中心。平时去上课坐车时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在车上打瞌睡，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闲心逸致来观赏窗外的景色，此时才真正感受到了墨尔本这个城市的美！
墨尔本街景
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两边，不断掠过一栋栋构造完美的现代化大楼。在烈士纪念碑的附近，是成片成片望不到边的绿色草地，周边的跑道上，不时有行走和小跑锻炼的人们。
那些一定已是生存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遍布在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巨大粗壮的树身顶着高耸入云的枝干，给那些悠闲的躺在草地上看书、玩耍着的人们头上，用浓郁的树叶织成了一把把天然遮荫的扇屏。眼睛能见之处，到处是娇艳美丽、色彩绚丽的鲜花，在温暖柔和的阳光下尽情开放着，这使我突然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临了！
电车经过了有着透明水帘门的艺术博物馆，又将墨尔本歌剧院和芭蕾舞厅也抛到了脑后，刚刚越过了墨尔本的母亲河——Yarra河，转眼间市中心古老的火车站就已在眼前了。
一转眼到了唐人街上，横跨三条大马路的窄小街道上一家紧挨一家地挤满了中国饭店。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悬挂在橱窗里烤得油黄焦脆的鸭子和烧肉，仿佛在提醒着我，从到达墨尔本至现在的一个多月中，我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而那漂浮在空气中的诱人的香味，更是让我感到肠饥肚空，真恨不得能够立刻走进去，不顾一切地大吃一顿。但是我不能！赚来的钱太不容易了，我需要尽早将多民哥哥的钱还掉，我还要付下一季的学费，需要给小天天寄生活费，需要…… 还要……
我转身离开了饭店，一边不断地在与自己内心的食欲抗争着，一边快步往亚洲食品商店走去，Michael 告诉我可以在那里买到所有中国的小食品和油盐酱醋，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烧一些中国菜了。
墨尔本校园一瞥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啊，这不是朱玲吗？”
我转头望去，一张似曾相识的脸，但却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他。
见我有些犹豫的神情，他立刻提醒我道：“我是Andy啊，还记得吗？飞机上坐在你前面姓申的！”
“哦！当然记得啦，你好你好！”我恍然大悟地大叫道，就仿佛是见到了一个久违的亲人。“你怎么也到唐人街来啊？真是太巧了！”我笑着问道。
“我每周要来好几次的！”小申得意地说。
见我露出惊异的眼神，他立刻解释道：“我就在火车站边上的中国饭店里打工，下午休息没事，总爱到唐人街来逛逛。”
“哇，你真行！居然在市中心找到工作！是做厨师吗？”我记得小申在飞机上曾经提及过，他出来前专门学过饭店厨艺，就是为了能够在此大显一番身手。
“哪里有这么容易啊！要让老板信任你的厨艺，得从厨房的帮工做起。我现在找到的工作是洗碗工，虽然累一些，但是一天两顿的中饭和晚饭是免费管饱的。”小申的口气里稍稍有些失落。
“哇！有中国饭菜吃啊，那简直是太幸福了！”我羡慕地啧叹道。
当小申得知我一个月没吃过肉后，立刻示意我跟着他走出唐人街，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快餐店里，他为我买了一盒香味诱人的炸鸡块，那几块脆嫩的鸡块蘸着酸甜的酱料，才一转眼工夫就被我消灭得一干二净。我喝着清凉甜美的可口可乐，抬头望了一下门上的招牌，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久闻其名的麦当劳，而我，则是第一次品尝他们的食物，也是来澳洲后第一顿最美味的午餐。
我将自己下飞机后的所有经历都对小申简述了一下，他于是对我说道：“今天碰到你真是太巧了！告诉你一件事，因为我们的饭店太忙了，有两个大洗碗机，我一个人从早到晚手脚不停也忙不过来。前几天已经和经理提出要增加一个人和我搭档洗碗，他也同意了，这几天正在面试合适的人。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见经理，让他面试一下吗？我可以保证他一定会录用你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 感激地不断含泪点着头，也顾不上再去买东西，跟着小申就向他所在的饭店走去——
墨尔本街景
一个星期以后，小申给我来了电话。“告诉你个好消息！经理让我通知你来上班了，每天从早上11:30开始到晚上11:30结束。他问你哪天可以开始？”
哇……！！！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
“明天就开始，明天！！” 我几乎是喊着回答小申的，但是却一点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学校的课程该怎么办？ 要是缺课的话，签证被取消该怎么办？
“唉，船到桥头自会直的，那么多人在打全职工，他们能过去，我也总会有办法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笑着安慰自己说，做着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梦。
同样是一个洗碗工，但我在畔溪酒店开初的几天生活似乎就像到了天堂。主要的是，所有饭店员工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都是老板提供的，虽然谈不上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团团一桌中，总有肉鱼蔬菜，四菜一汤，白米饭又是管饱不限，对我这样一个怀念中国菜肴至极的人来说，再不需要去闻那些Pizza的Cheese味，又能吃到中国菜的日子便是极其珍贵的了！
为了保住这份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工作，我开始从学校早退了。每天早上九点钟，仍然到学校去报到，在课堂里熬过了两节课，还没到午休的时间，便悄悄地溜出了校门，搭车赶到City去上班。在饭店吃上一顿美味的午餐，立刻开始连续奋战。一直要到下午三点半以后，才会开始有机会喘一口气。
下午那段休息时间是我一天中宝贵的时刻，我会穿过门前的石桥，走进艺术宫边上的小草坪，在那个巨大现代雕塑前就地坐下，从书包里拿出来自家中和朋友的来信，仔仔细细看上好几遍。即便是一些唠叨琐碎的家庭小事，或是朋友们的鼓励，总能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温暖，于是，我便会趴在草坪上，给所有的人回信。
墨尔本街景
记得80年代中国的信封是需要在邮局，用厚厚的面粉调出的浆糊来封口的，在中国时每次寄信，即便再小心也无法避免将手弄脏。所以，在我们看见当时的澳洲邮局出售的是那种用口水一舔便能自动封口的信封时，都禁不住一个劲儿赞叹外国的先进，竟然能对这些细小的日常用品考虑得那么周到。可悲的是我刚来时还不懂需在信封上贴一个航空标记，于是一封寄去家中的信，竟然走海运用了整整一个多月！这些小事当然也因之而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拿着那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闭上眼睛躺在绿丛中，让那美好空旷的音乐与阳光一起沐浴我的心田，我对未来的希望，也随之而升华到了无尽的空间。
我面临的选择——户口黑掉转入地下（1987年11月中旬—1990年）
在墨尔本的三个月就像飞一般很快过去了，转眼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但我依然无法对自己下一步的去向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不知道同住的Michael 和Jimmy 是否都已黑掉，因为我几乎不见他们去上课，每天都在早出晚归地打工。在这里，大家都学会了一个不言而喻的规矩，别人不说，你也不问。
陈姐似乎在努力争取转往美国读书的机会，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早日与丈夫团聚。而我，仍然每天在学校的出勤率和上班的工作时当中来回奔跑，忧心忡忡，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
我决定黑掉！即便我不愿意，也别无其他选择！
要成为一个黑民的话，我就必须立刻转入地下，从所有熟悉的人当中销声匿迹。万幸的是我现在和小申一起工作，他因为要办妻子出来，选择的是与我同样的道路。这样，至少我们都互相知情，紧急时刻大家都可以有个照应。再说，小申豪爽直率，朋友很多，消息极其灵通，留学生或政府中稍稍有个风吹草动，他总会从各种途径第一个得知消息。这样的朋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极其重要的。像我这个整天只知道埋头工作、看书写信或做白日梦的人，没有人会想到来给我透露消息。
我从学校和原来的住处中完全消失了，就像一阵吹过的清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墨尔本街景
在畔溪酒店打工的那段时间里，生活还是非常平静、正常的。每天从早上十点半出门，到晚上十一点半才到家，一周干六天，工资到手是210元澳币。虽然钱赚得并不多，但至少管吃管喝，又是固定工，所以并没想要换工，可是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不得不立刻离开了饭店，另找出路。
那天周二是饭店的休息日，小申出外一天去拜访一些老朋友后，一回家就急急地叫我到房间的一角坐下，非常神秘而又严肃地说：
“出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在饭店干下去了！”
“怎么了？”我惊异地问道，一时不知该怎样反应。
“我的一个朋友，他同屋住的几个人昨天早上都被移民局抓走了。幸好他上夜班，早上回来发现后就没敢进门。但是他留在房间里的护照都被抄掉拿走了，连箱子里放着的钱也没收了。万幸的是人还是自由的，钱总是可以再赚回来的，要是被遣送回去的话就人财两空了。”小申对我描绘着。
我想象着当时移民局官员抄家时的情景，感到不寒而栗，完全没有了主意。我急切地问小申道：“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饭店呢？你的朋友不是没有被抓住吗？”刚刚安定下来，我实在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和这个新家。
“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通讯录小本子也留在箱子里被移民局拿走了，那上面有我的名字，虽然只写着Andy这个英文名字，但是有我们这里的电话号码（那个年代是没有手机的），我不知道移民局是否会查到这里来，要是的话就惨了！”小申有些愤愤地说，似乎在后悔不该将自己的电话留给他的朋友。
“你自己做决定，但我是要离开了！我本来就觉得饭店里中国人太多，他们看我们不去上课就已经在背后议论了，要是万一得罪了哪一个人，他们私下到移民局去告你一下，那就什么都完了，我可不能就这样回去，连出来时借的债都还没还清呢！回去会让朋友笑死，给家里人骂死的，这一辈子就不要做人了！”小申眼睛直直地瞪着一个角落自说自话，仿佛在说服自己。
我当然不能想像没有小申帮助的日子，因为他是我当时在澳洲屈指可数的朋友。刚到时认识的那些同学都像空气那样蒸发消失了，没有人给你留下一个电话，一个中文的全名，所有留在你记忆中的只有临时起的英文名字。我突然想到了小申在飞机上告诉我英文名字时的那番话，想必许多人都是有备而来的。
墨尔本街景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一位饭店的员工阿忠陪我到政府设立的“Job Center”（招工处）去找工，因为他可以读得懂英语。
“你最安全的办法是到澳洲人的工厂去打工，那里的待遇好，每周只工作五天，而且你可以享受所有规定的国定假日，每年还有带薪的四周假期。最重要的是那里中国人少，没有人会告你！”
毕竟他已在澳洲生活了十几年，能告诉我们许多留学生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他们不会查到吗？要是被他们发现该怎么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象不出那个都是澳洲人的工作环境会是什么样的。
“从现在开始你就该忘了你的中国名字！你的英文名字叫Julia（朱丽叶），你从香港来，你的出生年月是1958年4月16日（比我的实际年龄整整小了四岁），你是澳洲居民，但不会说英语，这样别人问你任何问题，你就都可以不回答了！”这位员工老道地教我说，俨然是个历经艰险的过来之人。
我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他对我说的话。因为在他为我填写的申请工作的表格上，那就是我的名字和所有背景。从那一天开始，朱玲这个名字消失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受着特别训练的地下工作人员，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
阿忠在招募工人的工厂招贴牌中一张张仔细地看着，最后挑选了一家，拿到了我的面前。
“我觉得这家工厂可能适合你，就在我们住的附近。将来如果要搬家的话，最好也是在附近，因为在电车线路上，你们以后没车的话交通也方便些。”阿忠想得真周到，我感激地点着头。
“我挑选这家工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给的工资好像是最高的，税前有320澳元，我替你心算了一下，即便交完税，你还可以每周拿到手270澳元左右，又只需工作五天！”阿忠稍稍有点得意地说，很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骄傲。
“可是他们会雇用我吗？我一点工厂的经验都没有？”我不是很确定地问道。
所有阿忠描绘的美景固然是好，但我可不想让自己过早地兴奋，万一他们不要我，所有的一切便会化为绚丽的肥皂泡。
“我想应该会的。你虽不会说英语，但我看你在餐馆时干活还是很好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我们碰碰运气吧！”阿忠一边说，一边带着我朝他的车走去。
刚才那个Job Center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工厂的老板打过电话约时间，我们现在就是去工厂Interview（面试）的。
墨尔本街景
这个叫做Glotex的工厂坐落在悉尼路边一条小路的转角处。一进门就见一个不大的包装车间，几个外国工人在那里忙碌着，见我进来，立刻抬头注视着我，阿忠朝着她们询问着什么，她们朝对着门口的那个楼梯比划着，脸上都露出友好的微笑。阿忠领先往楼上走去，我赶快朝她们回了一个礼貌的笑容，也急急地跟着阿忠上了楼。
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子，三十多岁的样子，一头金色的短发和挺直的腰板，使她的身上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高贵气质。
在来的路上时阿忠对我说工厂的人属于蓝领阶层，大都没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要我做好思想准备，但是现在，面对着这个与我原来期望的工厂老板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女子时，我不禁感到惶恐起来。
“I’m Jane. What’s your name？”（我是简爱，你叫什么名字？）Jane 对我友好地伸出手来，微笑地问道。
啊，学了几个月的英语课终于能用上了，因为我至少可以听懂她的问话，我立刻笑着答道：
“My name is Julia, very nice to meet you！”（我的名字叫朱丽叶，非常高兴能认识你！）
“Have you got experience for sewing？”（你有缝纫的经验吗？）她又笑着问道。
这下我可抓瞎了，根本听不懂她在问我什么。我求助地转向阿忠，他立刻接上话题说道：
“She had some sewing experience in home machine and she can make some simple clothes when she was in Hong Kong. But she has not used industry sewing machine in Australia. However, I’m sure if you show her how to do it, she should be learning very fast!”（她在香港的时候懂得做一点家用的缝纫机，但是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接触过工业缝纫机。不过我想你要是可以给她示范一下，教她怎样做的话，我相信她会学得非常快的）。
Jane 点了点头，走到正在工作的几个工人中间，在一台空着的机器前坐下，顺手拿起一块碎布，放在机器上，突突突地轻轻踩过，在布片上便出现了一条整齐挺直的线路。
哇——这么漂亮的针迹啊，我突然想到了儿时自己手工接缝的裤脚边那粗劣的针脚。
Jane 一定看出了我不懂英语，于是示意我注意她在缝纫机下的双脚是怎样控制的，然后又慢慢地示范我该依据哪个点可以使线踩得笔直，才这样做了两次，她便站起身来，用眼睛示意我坐下来试一下。见我坐下时紧张得咬紧了嘴唇憋住了呼吸，于是她对着阿忠小声说了句什么，便离身走回办公室去了。
“她不要我了吗？”我紧张地问道，因为我连试都还没有试过呢。
“哦，不是的，她怕在这里你会紧张，所以说让你独自试一会儿，对机器稍微有点感觉了再叫她出来。”阿忠解释说。
我心中的石头一下落地，立时感到一片温暖。
“多么善解人意的老板啊，如果真能有幸为她工作，将是我最大的福气！”我在心里对自己暗暗说道。
心里没了负担，手脚也开始灵活协调起来，我奇迹般地在那块碎布上沿着Jane 刚才的针迹，并行踩出了两条直线，当Jane 五分钟以后又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操作了。
“OK，Good！You got the job！”（很好，你得到这份工作了）Jane 赞许地看着我踩的针迹，笑着对我说道。
“Really？Thank you so much！Jane.”（真的吗？太感谢你了，简爱！）她的这句话我听懂了，立刻用刚学会的几句话来直接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Jane 又对阿忠简单交代了一些上班需注意的事项。走出门来，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地笑。
墨尔本风光
啊，到澳洲已经三个多月了，今天才是我接触到真正的澳洲人的一天（除了老师以外），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美好的憧憬。即便我很快就会没有签证，但是如果我能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再大的困苦我都不怕了！
就在当天，我向饭店的经理辞了职。虽然他感到非常突然，但我相信，用不了几小时，又会有大把的留学生涌来顶替我的空缺。
我真喜欢这份工作！才上班几天，我便从心底里开始爱上了这份工作，也喜欢上了我们的老板Jane。
我开始了解到，Glotex 是一个做化妆品包的工厂，也就是那种在Pharmacy（药房）里出售的旅行用的化妆袋。外国的女子出门，手提包里总带有这样一个小化妆袋，装着必要的化妆用品，时不时拿出来补一下妆。
这个化妆包的品牌名叫“Country Diary”（乡村日记）。听说那是19世纪末，在一个英国的乡村里，一位女子在她的日记里画下了些色彩柔和、图案新颖的细小花卉，那是一种白底淡绿色互相衬托和交汇的图案，有着浓郁的英国式传统风格，且又雅致淡泊得使你可以闻到田园间的花香。随同这些顺手绘下的草图一起，还有她留下的乡村日记，记载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一位普通英国乡村女子的生活点滴。一直到她过世以后，人们才发现了这本充满了真情、才华横溢的日记，出版后，一时风靡了整个英国。
听说我们的老板Jane 买下了其中几个图形的版权，将它们设计成了一种面料，于是，这个有着美好故事的“Country Diary”品牌就这样诞生了。
每天，当我将商标缝到这些化妆包上去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想像着那个一百多年以前绘下此图的乡村女子，以及她那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
Jane 真是一个聪明而又有创意的女子。每天上班时，总会见她在裁床边上独自比划着、裁剪着，然后又会坐到机器上试做、琢磨。几天后，又一个新颖款式的化妆包设计成功了！我总是偷偷地注视着她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阿忠没有说错，我学得很快，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极强，才没几个星期，我已开始能够熟练掌握多种不同功能的机器，快速地完成交给我的产量和任务了。
墨尔本街景
一个多月后，我成了厂里的“样品工”，也就是说，当Jane 需要先做一个样板去销售，或者给其他工人做成品示范的时候，她会选用我来做好这些产品。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也就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在这同时，我还感觉这份工作非常适合我的个性。因为我生性不是一个非常合群的人，面对国内那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违背心愿的应酬，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但是在澳洲，我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如此简单而又美好，即便在物质上我们还是非常贫穷的人，但是无论你干什么工作，都依然会得到平等的对待，哪怕你是一个清洁工，也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
而且，在八小时的工作过程中，我无需对任何人说话，也不用对我的家庭和背景做任何解释。
“Sorry, I can't speak English！”（对不起，我不会说英语。）每当午休时有同事想要和我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微笑着回答她们。于是，我总是努力地听他们说话，试图学些英语，但是自己就无需再开口解释了。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长久的，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在澳洲待下去，语言便是第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绝不能一辈子成为这样的文盲，我必须改变自己！
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每天早上七点钟，我总是第一个到工厂，趴在缝纫机的桌面上，翻开书包里的《英语900句》，认真地在一张小纸上抄写下十个单词，对着书本不停地念着，使劲儿地强记着。
七点半，当大家都开始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将这张小纸条放入左面的小抽屉里，一面埋头干活，一面默默地背诵单词；记不住了，就偷偷打开抽屉瞄一眼小纸条。
后来，家里给我寄来了四册《新概念英语》和磁带。于是，我将小半导体的耳机插入耳中，在上班时反复听读着这些已抄录过的单词和课文，慢慢地，我已开始能够背诵到第三册了。
我当时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天必须学会十个单词！”
一旦定下了目标，我就会对自己极其苛刻和严格，每天都是重复地练习。不背单词的时候，我便不断地听当地电台1278频道的“Talk back radio”（与听众交谈的电台）节目，努力听着电台中人们的对话，即便听不懂也反复听，一年坚持下来，对广播里的一些对话和报道，我已经能够略知一二了。
墨尔本风光
陪伴我度过每天漫长八小时体力劳动最好的伙伴还有音乐。我当时最喜爱的频道是ABC 电台的Classic（世界古典音乐）一栏，在美好的音乐中，我完全沉醉在一个仅属于自己的遐想的空间，升华到了一个另外的世界，手脚虽然忙个不停，但内心却感到非常的宁静和充实。
Glotex工厂的工人其实并不多，楼上的缝纫工不过三四个人，加上一个裁剪工和楼下的三四个包装工，连老板夫妻和他们的合伙人Mark（马克）在内也一共才十几个人，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小家庭作坊式工厂。
做具体工作的工人们大多是外来移民，楼下包装组的三姐妹都是土耳其人，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而且在我的耳里她们的英语已是非常标准，但是她们竟然都在这里做体力活，想必也有什么难言之隐。其他的还有印度人、越南人，而华人工人就只有我一个。
Jenni（杰妮）是除了老板以外唯一的一个澳洲人，一头金色的长发和一脸和善的笑容，使得我们立刻交上了朋友，知道我刚来澳洲，不懂英语，她总是耐心地复述着每一件工具的名称，教我做所有机器的程序。没有多久，我就能非常清晰地说出与工作有关联的英语单词了。
在澳洲的工厂上班，最大的感受是老板对员工的照顾，还有为我们提供的所有便利。每天早上十点钟和下午两点都各有一次喝茶休息的时间，所有的咖啡、牛奶、茶叶都免费提供，所有在这里的工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对我这个刚刚来这儿的中国工人来说，却能感受到西方国家制度对普通工人的照顾。
早上七点一刻上班，下午四点一刻下班，大家都是准时进出，几乎没有需要加班的日子，每个周二是发薪水的日子，打开那个黄色的小纸袋，上一周的工时、小时工资和自动扣掉代缴给政府的税钱，都清清楚楚地列在纸上。我每周的工资税前是320澳元，税后是240澳元，每周工作三十八小时。这与我在中国当时每月90元人民币的收入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了！
因为无需再去上学，正常的三十八小时工作使我突然有了许多空余的时间，我不想使其白白浪费掉，于是便开始想办法找第二份工作。
墨尔本乡村
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个周末到老板家为她做清洁工，晚上为她临时看管孩子，但即便这样，我每天下班后还是有许多多余的时间，我需要用来打工多赚钱。
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便是每天下午三点钟，总会有一个看上去像是个土耳其人的男子走上楼来，将裁床准备好的几大筐裁片和配色的拉链、滚条拿回家去。第二天同样时候，又会将做完的成品运回楼下的包装间里，再到楼上取新的货。就这样每天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问了老工人杰妮才悟到，这是一位外发工，他是将活拿回家去做，这样他的妻子就可以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家干活了。
这个新发现一下子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因为我现在已是一名非常熟练的工人，在技术上也是绝对领先的，如果我能在下班后将活接回家去做，这样可以既不用再另找工作，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又可以增加收入，自由控制时间。
当我连手带脚比划着对Jane表达了我的愿望后，没想到她立刻就同意了。我家里没有机器，她便从工厂里借了两台给我拿回家用。为了解决我没车送货的问题，Jane 的丈夫David（大卫）每隔几天便为我接送一次。
于是，每天一下班，我就赶紧将要做的晚饭和明天的饭菜准备好，才晚上六点钟，我已吃完晚饭坐到机器上工作了，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洗澡上床，周六和周日也都是全天工作，就这样，我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虽然高工资等于高税收，但是总也比没有的好，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所有的生活日程表几乎都是一成不变，每天都是在重复着昨天和过去。
时间久了，老板Jane总愿意到我的座位前和我聊上几句，尤其是中午的休息时间，但我却一直不太敢接话，即便我已开始明白她的意思。尤其是她经常会提到香港，说那是她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她对那里很熟悉。可是因为我是个“假香港人”，根本没有到过香港，所以只能用听不懂来掩饰自己的无知。
墨尔本街景
可是，后来想来，1988年的香港还是一个英属殖民地，英语其实是大多数市民的第二语言，而我这个冒牌的香港人却一直说一句英语都听不懂，实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那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深恐被人发现了我的身份，我甚至找好了危机时逃跑的道路。即便是在工作的每一分钟，我都会不断地注意着迎面的楼梯口，时刻准备着，如果万一移民局的官员来找我，我就可以从早已观察好的后楼梯逃出去。
好在1988年时的澳大利亚，还没有实行统一的税号制度，雇主如果没有特别的怀疑，也没有要求我出示过合法的护照证据。再加上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脑系统，所以我这个签证早已过期的黑民，便这样悄悄地潜伏在Brunswick 区的小小工厂里，隐姓埋名，甚至重造了自己的出生年月。
在每天辛勤努力工作的同时，在做着一个外来者在这个美好国家中唯一愿做的美梦——希望有一天，国家会给我们大赦，我们就可以永远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用自己的劳动，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孩子，去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也为这个年轻友善的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我依然是个延期滞留的非法黑民，我对此感到非常羞愧和不安，我别无选择！
在澳洲四年临居终于与儿子团聚（1989年6月—1993年11月1日）
1989年到来的时候，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人。据我所知，几乎有50%的人都已签证过期，不得不转入地下，选择拼命打工多赚钱，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对在澳洲未来的前途，大家都生活在无望之中，期盼着有一天，一个突然的奇迹会发生，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来。这件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
6月6日，当时澳洲执政的工党政府霍克总理，在电视上宣布将给予在澳洲境内的中国人士临时签证，不管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已经签证过期的非法滞留人员，全部可延长到1990年7月31日。
就这样，我们有了整整一年的有效签证，再也不需要低头做人，也不会再时时害怕被移民局抓走了。
12月9日，政府再一次承诺将我们的签证延续到1991年1月31日。
可爱的考拉
仿佛在一夜之间，各种移民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当时比较权威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澳洲新报》，登满了各种各样的移民代理广告，那是当时最主要的寻找信息的来源。
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英语水准都很差，对于提出申请所需要填写的表格一筹莫展，于是，稍稍有些英语基础的人便在这时大发移民财了。其实，大多数申请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些移民代理替你填下的申请理由，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谎话说上了千遍也就自然成真了。
最终，在1990年的6月9日，霍克总理在电视上宣布了政府对中国学生的新政策，可自由自在地待到1994年6月30日为止。
当然，澳洲政府所有做出的决定，都与悉尼和墨尔本两地不断向政府请愿，以及各个华人社团的领导人物向政府的游说是分不开的。
隐隐之中，我为澳洲政府和澳洲人民的善良慷慨而深表感激，同时，也为自己最终选择留在澳洲度过我的后半生而感到由衷的内疚，对生我养我的祖国，这种心情是极其真实，同时又是复杂矛盾的。
但不管怎么样，四年临时居留的签证给了我们这批留澳学生极大的自由。最最可喜的消息是，澳洲政府允许我们在国内的家属到澳洲来与我们团聚了！这也就意味着，我苦苦思念了四年的宝贝儿子小天天，即将能够到我身边来了！我的梦想终于成了仅咫尺之遥的现实！
人和袋鼠
1991年底圣诞前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朦胧中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了小天天遥远而清晰的声音。
“妈妈，我的签证下来了，我可以到澳大利亚来了！”
我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接着，孩子的爷爷奶奶在那里的叮咛和嘱咐我已全然没听进去，只觉得眼泪不知不觉中爬满了面颊。
我依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四年来日思夜盼着这一天已近乎麻木，总觉得日复一日的期待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尽头。
已经不愿再去回忆曾经是怎样在思念中哭泣了，只记得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许多失去了的，过去了的，悲哀过的，欢乐过的，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隐去了、淡漠了，惟有小天天那可爱的圆脸和黑黑的眼睛，实实在在地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个窝。即便是在最孤苦无援的时候，只要想到他的存在和他的呼唤，我便不再感到孤独。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寄去的衣服常常不是短了就是小了，精心为他挑选的礼物却常常不合他意，我渐渐地感到了时间造成的这种隔阂与距离在一步步扩展。最明显的是过去几年的电话中，只有“妈妈！”这一声依然热情如旧以外，接下来往往是不知所措的沉默。经常在我万般的恳求之下，才会恭恭敬敬地冒出一句：“妈妈你身体好吗？工作忙吗？”
唉，花了几十元的长途电话费，换来的常常是这样的几句话。可是现在，这所有的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我亲爱的儿子真的要来了！感谢上帝我们母子终于可以团聚了！
为了迎接儿子的到来，我离开了外来移民群居的西区，在墨尔本市中心以东的高尚住宅区Kew 租了一套房子。每周125元的房租独自承担，这在当年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但是为了儿子，我毫不后悔，我想让他生活在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接触真正的澳洲人的孩子。据说Kew 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居多的地区，许多的居民都是从事医生或律师等职业。
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是一个只有两户相连的Unit（独立平房），两室一厅的房子宽大而又明亮。
过去的四年里，除了给自己买了一辆三菱牌二手车是最大的奢侈以外，我的生活所需几乎是贫寒到了最简单的地步。
现在儿子要来了，我要给他一个正常、安全的家。我为这个新家的客厅添置了沙发，买了成套的餐桌和椅子，还给我亲爱的儿子布置了一间温馨的睡房。
我选择这条小街是非常有用意的。走出家门往右拐几十步，便是一个基督教堂，紧挨着教堂的是一个教会小学，马路的对面还有一个公立小学。虽然公立小学是免费的，但我还是给儿子提前注册报名了教会办的小学。
墨尔本街景
墨尔本机场的候机厅里人头簇拥，涌满了来接机的黑发中国人，熟悉亲切的上海话和北京话在我的耳边不断掠过，就好像是又重回到了家乡。
我趴在栏杆前，急切地注视着那自动开闭的海关出口大门。突然，我看见儿子出来了，尽管四年半没见他，猛一见感觉他长高了许多，但是他那张纯真红润的脸依然如故，就像我在睡梦中见过千百次的一模一样。
“天天……！”我扑向儿子,将他紧紧拥抱到了胸前，激动的泪水哗哗地直往下流， 但没想到儿子的第一句话竟是：“妈妈，你为什么把头发剪了？我喜欢你长头发的样子！”
呵，真不敢相信年幼的儿子竟然记得我的发型。四年半前我离开他的时候，留着直直的长发，可是现在为了方便，我将头发剪得短短的。可他那时才四岁啊，有谁能够相信孩子的记忆！
“妈妈，这位阿婆在飞机上坐在我的边上，是她照顾我的。谢谢你，阿婆！”儿子转身说道。
这时我才注意到儿子的身边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显然是来澳洲与子女团聚的母亲。我赶紧对她致谢！
“不用谢的啦，你有这样一位懂事听话的好儿子，真是福气。这样才八岁的孩子独自一人漂洋过海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能够将他安全交到你手里，我也就放心了！”阿婆和善地说道。世界上真是充满了善良的好心人。
小天天刚到澳洲的那几天是充满了欢愉和温暖的，他尽情地享受着我给予他的无尽的宠爱和温情，我对儿子也是搂不尽，吻不够，恨不得能将过去四年多失去的思念和爱，全部在这几天里偿还给他！
墨尔本教堂一瞥
小天天与我在一起的生活是简单而又有规律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幸福感，但是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要一下子适应国外天壤之别的生活环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过去的四年半里，小天天一直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宠爱下生活，虽然他已八岁，但在上海时每顿饭都还是由小保姆一口一口喂着吃的，而他，只顾张嘴和看电视。
另外，奶奶也是更不允许他自己穿马路，或者离开大人的视线，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是由他人来为他料理。
当然，一到澳洲，我就立刻要求他自己学会做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自己吃饭、自己叠被、自己洗澡和刷牙，还要帮着我去将垃圾袋倒掉。
他和邻居的孩子在后院一起玩篮球，跌倒了大声哭泣，我将他拉起，用碘酒给他的伤口消了一下毒，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道：“我们家的男孩子是不应该一碰就哭的，男子汉不可以轻易流泪！”
一直喜欢日本电影中高仓健那样坚强沉着的男子汉，我要将我的儿子培养成一个经得起挫折的人！
小天天的到来正好是澳洲圣诞节的前夕，我带着他跑遍了墨尔本的动物园和大街小巷。记得他最爱的是澳洲可爱的袋鼠，可一点都不能忍受澳洲“Chips”（土豆条）的味道，我一转身，他全部拿来喂了身边饥饿的鸵鸟。到底还是一个只愿意吃中餐的炎黄子孙。
墨尔本海岸
我答应给他买一件圣诞礼物。因为只能买一件，他非常用心地挑着，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玩具柜台前徘徊不定。最终，他在一个游戏机的面前站下了，充满期望地抬头看着我。我定睛一看，这是一个叫“Nintendo”（任天堂）的游戏机，听说当时在国内是最风靡的一种游戏机。我看了一下外壳上贴的标价，不禁暗暗抽了一口气。
可是，面对着孩子期望的眼睛，我又实在不忍让他失望，于是，我将他拉到我的面前，对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说：“天天，妈妈想和你认真地谈一谈。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自己既是你的妈妈，又是你的朋友，对家里的所有事情，我都会尽可能和你商量，也让你了解事情的真相。”
小天天似懂非懂地看着我，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我又赶紧接着说道：“在上海，你生活在一个条件还是很优裕的环境里，爷爷奶奶宠爱你，你已习惯了要什么便有什么。但是现在，你到了澳洲，妈妈目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不可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这个游戏机是你来澳后的第一个要求，妈妈会为你买。但是从今天开始，任何时候，在你要提出要求之前，你都要好好地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不是有必要的？你是不是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只要是必要的，妈妈都会尽可能满足你，但是，你一定要仔细想过后才能开口！”
小天天的眼里噙着泪水，不住地点着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太过于严厉，也不知他幼小的心灵是否能够承受和理解我说话的含义。
从那一天以后，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我的儿子从来没有再对我提出过一次要求。他也永远记住了我说的话，珍惜生活中得到的每一件礼物。我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儿子，我忍痛辞掉了在工厂的全职工，改为将活接回家里来做。每天早上，将孩子送去学校，我便会坐到机器前工作。中间除了喝点水以外，几乎马不停蹄地工作到孩子放学。一面准备晚饭，一面又接着干活。
见我这样拼命地踩缝纫机，小天天心疼得围着我一个劲儿地转，非要帮我做点什么不可。他操起硕大的工业剪刀，帮我剪拉链，几百根又长又硬的拉链呀，他的小手上起了大大的血泡，我心疼地搂着他一个劲儿地掉眼泪。
“我不疼，真的，不骗你！”小天天反过来安慰我。“妈妈，你过去在办公室工作，为什么现在要干缝纫机呢？”他问道。
“因为妈妈的英语不好，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长大了才有出息！”
“我会的！过去在上海，我一直希望长大了可以成为一名像费翔那样的歌星，但是现在到了澳洲，我才知道生活很艰难，我会好好读书，将来要当一个大律师，挣很多钱养活妈妈，妈妈就不需要这样辛苦地工作了！”
唉，孩子的心灵纯净得就像一股清泉，深得又像一片大海，极难想象其间有多大的容量。
没有了Full Time的工作，收入一下少了许多，靠我在家工作的这点每周300多元的收入，是很难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的。
有好心人对我说：“你现在有四年居留证了，可以享受和澳洲公民同等的待遇，应该去申请一个单身母亲的救济金，然后再去打些零工做补贴，你就不用这样顾此失彼，劳累拼命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微笑着谢绝了这个提议。
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澳洲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这样无私地接纳我们，我的责任是要尽可能对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我决不能够再拿政府的一分钱！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养活我和自己的儿子！在拿到身份之前我是完全自立的，拿到身份以后也就更不应改变！
妹妹给我介绍了一份晚间的临时工作，到市区的高级百货商店David Johns 去做清洁工。工作的时间周一到周三是每天晚上六点到九点钟，周四到周五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工资很可观，每小时税前15澳元。但是儿子还太小，要将他独自留在家中，我不放心。我也无法请得起Babysitter（临时照看孩子的钟点工）。
但我别无选择，决定去试工作一个晚上，这份额外的收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能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David Johns 这个大百货商场是澳大利亚最高级、最上层的百货商店，座落在墨尔本，前后横跨了三条主要的大街。我工作的部分是在Burke St上的男士部门，上下共有四层。
还是第一次在晚上人们都离开了以后进入商场，上上下下一片宁静，只有我们几个清洁工在硕大的空间中忙碌着。当我将分配给我的每一层地毯都吸干净，再打扫完厕所以后，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来了。
拖着疲惫的身子开着车，急速往家赶。其实体力上的劳累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睡一个晚上便能恢复。但是心里的焦虑和担忧，却使我刚才一直都忐忑不安。
我担心的是独自在家的孩子。
晚霞
刚一拐进我们家的那条小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在路灯下站立着一个小小的身影，一见到我的车，立刻飞快向我跑来。我急忙停好了车，冲出车门，一下子抱住了迎面向我跑来的儿子，心疼得叫道：“啊！！我的宝贝儿子，你为什么不在屋子里呆着看电视，自己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啊？这有多危险啊，被别人拐走了该怎么办？”
我一面心疼地抚摸着他露在睡衣外面的臂膀和小腿，上面布满了一个个被蚊子咬得红色肿块。儿子低声地哭泣着，我们母子互相拥着往屋里走去。
“妈妈，我不想让你去，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小天天委屈地流着泪，紧紧地拽住我的衣角，将他的头枕在我的膝上，仿佛他一松手，我就又会留下他独自一人。
“好吧，妈妈不去了，留在家里陪天天吧！”我心疼地说道。
确实，让一个八岁的孩子独自在家里呆到半夜，实在太残忍了。再说，他才刚刚到澳洲几个星期啊。
“可是，如果你不去，老板就会把这份工作给别人，你就会挣不到钱了，是吗？”小天天懂事地又问道。
“是的！”我简短地回答。不想说太多，怕孩子心理负担太重。
“那么，妈妈你就给我吃安眠药吧，让我睡着，我就不害怕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上帝赋予我这样一个聪明、懂事和善解人意的孩子，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我觉得孤独，生活太艰难了！我觉得对不起你！”
“妈妈，不要难过，只要我和你在一起，我就不觉得苦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你比我小一倍，那样你就只有一岁，我就可以照顾你，保护你了！”此时的小天天在我的心里，俨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呵，亲爱的小天天，感谢你给我带来的温暖和爱，从我出世到现在，还没有过一种爱真正地完全属于我，唯有你，我亲爱的儿子给了我一切，即便你只有八岁。
墨尔本建筑的彩色玻璃窗
相信我，这生活的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关于你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你将帮助妈妈共同度过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而我对你的唯一希望只是长慢一点再慢一点，不要再一次离开我！
当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都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却越来越不安宁。这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强烈的不满，也是对自己不知如何去改变这种状况而感到的万分焦虑。我开始厌倦这种简单刻板的生活，也开始害怕去正视这千篇一律的生活。
这五年来，时间似乎是在急匆匆地向前赶着、流逝着，而生活的画面却是停滞着、凝固了，倦怠而又执著地死守住那一片苍白。坐在我工作的缝纫机前，透过那扇半开的小窗，看见蓝天中时时飞过的自由的小鸟，而自己却每天必须固定在这里，机械地重复着那已经重复了千万遍的动作，过着几乎是不动脑子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常常被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笼罩着，心亦在抑郁中哭泣挣扎，我感到无助和茫然，更不知自己的前途在哪里？路在何方？
我常常由衷地羡慕那些敢于改变自己现状的人们，哪怕只是开个小餐馆，或是一个什么店，似乎都是在发展，在变化，至少，他们在冲刺！常常听到某某人读书毕业了，找到了一份写字楼的工作；也有人刚来时从ABC起步的人，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也已通过了毕业考试，申请得到了技术移民，又找到了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我真为这些同胞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可是，我自己呢？这五年来，我除了工作、工作，无休止的工作以外，又得到了什么呢？我的专业呢？我的理想和梦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埋在缝纫机前了吗？如果这便是我出国的结果的话，我来澳洲又是为了什么呢？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而属于我的明天还有多少是明媚的春天呢？再说，钱又有赚得够的时候吗？
有朋友劝我：“你不能和那些单身的女孩子们比，她们无牵无挂，出门一把锁，进门不用愁。可你是个母亲，你有对孩子无法忽视的责任和义务。所以，算了，你还是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吧，想办法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将来他可以挣大钱报答你，养活你！我们这一辈子啊，就算完了……”
唉，中国人望子成龙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永不贬值的真理。可是我呢？我的人生价值呢？我才刚刚三十多岁啊，即便青春只剩下残缺的尾巴，至少我也应该去努力抓住它。
拿到四年临时居留签证以后的整个中国社团圈里，文化气氛越来越浓，各种类型的文学杂志和报纸刊物充满了市场。《大陆简报》、《新移民》、《中国文摘》、《华声报》等等，使得过去五年来近乎文盲般闭塞郁闷的生活，就像突然敞开了长窗似的立时透进了新鲜的空气，我也不由自主地投入了写稿的行列。当我的文章在四五家不同的杂志报纸被刊登以后，心里稍稍找到了一点平衡感，即便没有一分钱的报酬。
自由的袋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澳洲ABC国家电台中文部的几位播音员，他们都是早期来澳的移民。那段时间他们正在筹备一个民族电台中的中文节目，每周一次普通话节目，是专为大陆来的这几万新移民设置的。我有幸成了3ZZZ电台的中文播音员。我和晓坚搭档，另外还有方藤他们另组一档，轮流播音。
除了每次的新闻是ABC电台发给我们稿件以外，其他的所有栏目和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包括需要写的文章和讲稿。我虽然白天仍然在家工作，每周一次的电台播音却是雷打不动、必去参加的。渐渐的，我开始寻找到了自己的播音风格，能够非常快速地写下发生在我们这批留学生中的大小事宜，并能够及时地播出去。
有一天，我在City的19路电车的终点站站上，看见许多中国来的学生正在前挤后拥，争相往车上挤，抢着找到一个座位，而全然不顾那些正在等车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平时澳洲人都是非常礼貌地自动排队上车，我为自己同胞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到了电台，急急写下几句提纲，便直线播放了，那个在车站的一幕便成了当晚的话题。当时我只是想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从自己做起，来维护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可是没曾想得到了听众的极大反响，电台的电话铃声不断，听众们纷纷打来电话表明他们的心情，并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几乎每一个来电者都慷慨地告知我，他们非常喜欢我的节目，喜欢我播出的文章；尤其是我们每次播音结束前的最后一档“配乐诗朗诵”节目，那是我精心挑选的最美好的诗歌或散文，成了当时电台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我开始拥有了一批喜欢听我播音的听众，六个月下来，大家都已很熟悉我的声音和名字了。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充实起来，尽管这个播音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但这是我喜欢和擅长做的与文化有关的事情，我为能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欣慰。
在这同时，我也开始认识了一些当年在文化圈子中非常活跃的人士， 逐渐开始接触了一些华人社团的领导人，帮助当时的华联会主席杨锦华先生筹办“中华国际艺术节”的工作，同时也帮助电台采访许多当时华人社团的知名人士。
虽然我的生活开始变得非常繁忙和充实，但是在忙过之余，心里却仍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质疑，因为我感到自己仍然局限在一个华人的圈子里，仅仅在唐人街的华人圈子里转悠。而我们现在是在澳洲，可我对澳洲的主流社会一无所知，我对英语的驾驭能力也依然局限在简单的生活用语的对话中；而且我的主要工作和经济来源也依然是缝纫工作。
紧接着发生的一个事件，使我对自己今后该走的道路有了一个突然的反思。
那天在中文报纸上突然看到，墨尔本的SBS民族电台广播中文组正在招收中文播音员和记者，我仿佛像一个沙漠的夜行者突然见到了远方的灯光那样兴奋且不能自已，即便这灯光是如此的微弱和遥不可及。我断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将自己关在家里复习练习了一周，努力做好面试前的准备工作。朋友们也都为我鼓着劲儿。
可是，当我在考场里独自面对着电视机中的英语新闻播音员，被要求用英语记下播放的内容时，我仿佛一下子被抽去了轴心，整个希望的宫殿在瞬间塌陷了——我根本无法理解全文的整个内容，更不用说用英语记下了。
于是我突然醒悟到，我再也不能在目前的状况中执迷不悟了！今天我之所以无法把握住这个机会，不是因为我的专业水准比别人低，更不是因为上帝舍弃了我，而是因为我一直在赚钱和学习中选择，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也无法平衡好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如果我不想失去眼前的既得利益，我就会继续失去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那天晚上，面对着浴室里的那面镜子，我对着自己大声说道：
“你必须去努力学习！你必须改变自己！你必须要努力从现在的这种状况中解放出来！如果你想让澳洲的主流社会认可你，接纳你，你就必须掌握流利的英语！从今天开始，你的生活重点必须要转移过来！一切以学习英语为主！”
就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天边的那一抹晨曦，希望在一年以后，我再也不会愧对自己，相信我可以自信地说：“是的，我生活得充实、丰富和充满生机。”
墨尔本风情
1992年， 我创立了一个服装公司，在以后的22年里， 我们公司成了Adidas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主要供应商。 我将他们所有的产品都转到了中国的工厂去生产。从宁波、象山到青岛即墨，从纯粹、简单的针织服装扩大到了复杂的梭织产品。在2006年到2013年间，商店里Adidas的大多数普通T恤衫和厚绒衣裤全部是我们生产的。
在这同时，我们还是Converse（匡威）的主要供货商，不仅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还为欧洲五个国家（荷兰、德国、挪威、瑞士、比利时）的Converse品牌生产。我们的客户还包括JAG Hurly、Everlast、Champion、Leluu、Lorna Jane、2XU、BLK等国际知名的品牌。
虽然我们身在澳洲，但是我们公司的女孩子们却通过电脑的交流，控制着与各个国家和不同客户的联系。我们给中国的综合订单量达到了每年几百万件，分布在中国的几个城市和不同的工厂里生产。几乎每一个星期，便会有一个货柜从中国的港口出发，直接运往世界不同的国家。
对于中国的工厂来说，在那几年之间，我们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客人，一跃而成了他们非常重视的大客户。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我们公司成了他们品牌设计理念的一个执行者，用我们不断更新学习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的客户带来了非常高质量的产品，减低了他们的成本，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销售量。直到今天，我还一直为我们所经手产品的高质量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作为一个生活在澳洲的中国人，我相信自己给合作的工厂带来了很多的生机，使许多工人有了一份丰厚稳定的收入，在中国飞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中，贡献了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在这同时，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我们交纳了成千上百万的进口税和所得税，降低了服装的市场价，并使我们公司的员工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些都来自一种不甘失败的执著，一股永不放弃的决心，当然，还有那个简单的希望成功的梦想。
后记：夕阳无限好（2016年）
此刻，我坐在乡村家中的电脑前，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坪和远处的蓝天白云，不禁感叹命运对我的慷慨。
也许，我今天的生活在别人的眼里已是非常完美：我有一个深爱我的丈夫，一个聪明优秀的儿子，有过一份证明体现我能力的成功事业，更有着一个舒适和完美的家。在经济上，我相信只要我们安排得体，这一辈子是再也不用为生存而忧愁。
尽管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充满了苦难，初来澳洲时更是坎坷跌宕。但是，现在回首望去，所有的曲折磨难都变成了我的动力和财富。
虽然我已进入花甲之年，但是我的心依然年轻和充满求知欲，我为之感谢上帝对我的恩赐和关爱，也会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生命。
现在想来，我在今天之前走过的人生道路，几乎每一年、每一天都是在急匆匆地往前赶着，向着前方一个又一个自己设下的目标，不管是出于无奈或是来自内心的需求。
今天，我终于可以在长跑的终点线前长长地喘上一口气了，我要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个乡村的家真好，恬静简单，远离市区的喧哗，无需面对世俗的物质诱惑，在大自然的氛围中，我与花草为邻，与万灵生物为伴。
早晨，我踏着露珠在草坪上漫步，微风为我送来悦耳的鸟鸣，我为无花果树施肥浇水，我为残花剪枝修容。当然，勤劳的蜜蜂和蝴蝶比我起得更早，陪着我一起忙碌在色彩绚丽的万花丛间。
墨尔本风情
傍晚，我与袋鼠和晚归的群鸟为伴，金红色的夕阳刚刚藏进大海，闪烁的银河繁星便铺满了整个的夜空，没有高楼的乡村是一个原始的空间，我可以静静地站在门前的山坡上，独自感受广袤神秘的宇宙天际。
乡村的生活让我感受到了朴实的美，布衣素装，无需造作，还原于一个本色的我。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和爱心，将这片土地变成一个更美丽的花园，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鲜花盛开，万木长青。
我要开辟一片果林，种植下各种美味的水果，让我的朋友们和鸟儿们共同分享这大自然的恩赐。
能够有个自己的菜园是我的梦想，现在我终于会有时间来将此付诸现实。没有化学药水，不用变种移植，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自然，回归自然。
所有花园的落叶枯枝，还有厨房的剩菜烂果，都将成为有机肥料的源泉，来自土地，回归土地，这是乡村教会我的生活哲理。
大自然和土地中隐含着多少知识啊，我很珍惜这段刚刚起步的学习历程。与土地的接触使我感到，退休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全新起点。
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先生已经带我去过40多个国家城市，但是几乎每一次的旅游都是在工作和忧虑的交织中度过的。
终于，我们现在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周游世界了，无需每天清晨在宾馆里忙碌在电脑上，也不用再去顾虑生意的起伏跌宕，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假日。我想去看冰岛上空神奇绚丽的极光；我想到南非的丛林中向珍稀的动物问好；我想驾车在英国和苏格兰的乡村中浏览那令人心醉的绿色。当然我最希望的还是有机会与我的先生一起，遍游中国的山川与河流。
终于能够有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真好，我要将生命剩下的每一点空闲时间，都用来读我喜爱的书，只要有一本好书在手，我的心便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能够将自己与这片土地， 花草和生灵万物的对话和感受记录下来， 完成一个中国女子在澳洲独特的”乡村日记”。
人生几何，夕阳无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