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田汉生于戊戌变法那年，今年正是他诞辰120周年。

“田汉是中国人值得夸耀的一个存在。他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从创建现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到组织革命的戏剧运动，他被誉为是一部中国话剧史，是真正的梨园领袖。”（郭沫若语）不论中国戏剧史、中国电影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田汉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田汉以不竭的精力和不息的激情，一生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各种文稿计逾1000万字。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田汉为其开拓和发展，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日后成为国歌）的诞生，都与这座远东大都市的上海结下不解之缘。今天，让我们探寻其在上海的足迹，缅怀先贤，再一次接受一个潇湘之子所发出的耀眼光芒。

一、田汉来到上海

1898年，寒冷的春夜，在湖南长沙东乡，一个名叫田家塅的偏僻村落，田汉出生了。在他学龄之际，父亲已离开了人世。是他的舅父易梅园（又名易象）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贫穷昏暗的人生。易梅园是同盟会早期的革命党人，曾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田汉自幼酷爱戏剧，童年时就喜爱上皮影戏、木偶戏、湘戏以及花鼓戏；以后在长沙看到文明戏（话剧）后，更萌发了他对戏剧艺术的追求。

1916年8月，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田汉，随舅父登上了去日本的航船。他如愿考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舅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亲上加亲，并把唯一的女儿易漱瑜许配给了他。田汉和易漱瑜，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完婚。令易梅园有些失望的是，自己苦心栽培的少年并没有继承他的心志，却把兴趣转向了文学和戏剧。在东京，他发表了剧本《乡愁》和《咖啡店之一夜》，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之路。经宗白华介绍，田汉会晤了同在日本的郭沫若。1921年7月，他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鼓吹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积极冲破“文以载道”的旧传统。

_{五四时期田汉郭沫若宗白华联合出版的《三叶集》}

五四新剧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按照西方剧本的样式，建立了戏剧文学。而田汉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创新精神还体现于对剧作多样性的探索，致使他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而这一切，都从上海开始。

1922年9月，田汉偕妻子易漱瑜从日本归国，踏上了上海的大地。而后，他创办杂志、成立南国社，成为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自此，撑起中国现代戏剧的大旗；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发出了时代最强音。他的精神、他的命运，与这座远东大都市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二、南国社的灵魂和道路

据出版家、左翼文艺运动史专家丁景唐先生查证：

1922年9月，田汉与妻子易漱瑜从日本归国来到上海，以后曾在申城几个地方住过：     

1、1922年秋至1924年秋，住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406号。（现已拆除）

2、1924年秋，田汉陪易漱瑜返湘养病。1925年1月14日易漱瑜不幸去世。是年夏，田汉回上海，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现已拆除）

3、1927年5月至8月，田汉曾去过南京和日本。是年８月下旬，重返上海，住蒲石路（今长乐路）64号。

4、1927年冬至1930年秋，迁至打浦桥金神父路日晖里41号（今瑞金二路409弄内）居住。（笔者注：2005年已拆除）这里是田汉的寓所，也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正式成立后的社址。

_{南国社旧址拆除前}

5、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381号，是当年南国艺术学院旧址，建于1927年，新式石库门建筑。1928年，田汉在此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并居住于371号底楼。

“五四”文坛，各种社团流派蜂起林立，其中，戏剧方面成绩最为显著的当推南国社。戏剧家赵铭彝在《南国社种种》一文中写道：“南国社，在中国话剧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国社，按照田汉的说法，包括1924年他与夫人易漱瑜创办的“《南国》半月刊时代”、1925年借上海《醒狮周报》编附刊的“《南国特刊》时代”、1926年至1927年的“南国电影剧社时代”、1927年的“南国在南京总政部时代”与“南国艺术大学时代”、1928年至1930年的“南国艺术学院时代”及其后续“南国社时代”。南国社以“南国”为名贯穿始终，本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社团，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部门，但以戏剧成就最大，它把戏剧教育、戏剧创作与戏剧演出紧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与那些由几个‘巨擘’共同支撑的文学社团不同，南国社惟一代表人物就是田汉……因此可以说，田汉是南国社的灵魂，他的道路就是本社的道路，他的风格就是本社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就是本社的代表作。”

1924年，田汉创办《南国》杂志，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创刊号上田汉发表了自己的剧本《乡愁》。他的早期代表作《获虎之夜》最初也在该刊连载。从第二期开始，田汉又办起它的附刊《南国新闻》，注重各种艺术如戏剧、电影以及出版物的批评。

现代作家施蛰存在《南国诗人田汉》回忆说：“1924年，我在上海大学，田汉曾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到上海大学来授课是兼任。他每星期来上课一次，讲的都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过了几天，田老师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出版了”，“《南国》有一个法文刊名‘lemidi'，意思是‘南方’。歌德的《迷娘歌》里曾说到南方是‘橙橘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

由于资金、人手等原因，《南国》杂志出至第四期就难以为继。嗣后，田汉陪积劳成疾的易漱瑜离沪返湘养病。“好的东西是容易破坏的，天不久就把我最好的东西破坏了。漱瑜死了，半月刊和新闻自然就停顿了。怀着破碎的心从湖南折回到上海来，出了张《南国特刊》。”田汉在《田汉自述》中谈及这时的伤心和痛苦。

《南国特刊》于1925年8月问世，并以《醒狮周报》附刊形式出版，主要登载剧作、小说、散文、游记、文艺杂语、通讯等。此时，田汉住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田汉的剧作《黄花岗》第一、二幕，以及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到民间去》，均发表于《南国特刊》；他在该刊第一至五期连载的“略写悲怀”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写得情真意切，颇受关注。可一年不到，因同《醒狮周报》的观点有明显分歧，1926年3月将《南国特刊》停刊。翌年夏，田汉赴日本，但很快又返回黄浦江畔，住入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64号。

_青年田汉

数月后，田汉迁居上海打浦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日晖里41号，他的母亲、儿女，还有三弟、五弟和友人黄芝冈等，生活在同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里。在这里，田汉发起筹备南国社。1927年冬，田汉和欧阳予倩、徐悲鸿等40余人在沪正式成立南国社，并通过《南国社简章》，确定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接着，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南国社主要成员为“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远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一起在沪创建了南国艺术学院。田汉的家由于兼作南国社社址，所以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当年的南国社社员吴似鸿回忆：“平时社员们挤坐一堂，不是排戏就是闲坐。有的拉胡琴，有的昂首高歌，有的看小说，或者念台词，也有的在破沙发上呼呼熟睡”。

三、中国剧坛的精彩一幕

田汉早期代表作独幕剧《获虎之夜》发表于1924年，它描写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田汉把中国农村的猎虎传奇同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写得凄婉动人，颇富诗意。另一著名悲剧是三幕剧《名优之死》。民国初年，京剧名优刘鸿声，早年演出轰动一方，到了晚年却因剧场萧条而失望，悲惨地死于台上。这个真实的悲剧，给田汉留下痛苦记忆。他将一个普通的悲剧，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崇高诗意的剧作。

田汉与戏剧界人士欧阳予倩、唐槐秋、高百岁等一起组织戏剧演出活动。田汉认为欧阳予倩等人在艺术上已卓有成就，堪称为“龙”，而大学的学生们还只是些未经风浪的“鱼”，因此，大家在一起演出，便被称为“艺术鱼龙会”。限于条件，演出只能取简陋的客厅作剧场。每次只能容纳五六十名观众，演出的剧目多为田汉自己创作导演的小戏：《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等，南国社也把这些小戏带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后被史家公认为上海早期话剧在中国剧坛上留下最精彩一幕的是南国社的三期公演——

第一期：1928年12月19日起在上海南市九亩地的梨园公所，连演五天九场，场场满座。演出的剧目有《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等。特别是洪深在《名优之死》中扮演的名优刘振声最为推重。田汉说：老友洪深“那时刚刚从戏剧协社脱退出来，也有一肚子抑郁磊落的情怀，而他又会唱些京戏，他真是一个刘老板。”南国社这次正式公演的成功，英文《字林西报》大加赞扬。有一家《民众日报》还誉为“实是现在上海戏剧运动的第一燕，其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半个月后，南国社应南京通俗教育馆的邀请，自1929年1月18日至22日，演出五天。剧目除《名优之死》以外，又增加田汉新作《颤栗》《秦淮河之夜》。同年3月，在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欧阳予倩邀田汉和洪深带领南国社去穗，与广东戏剧研究所联合演出六天。

第二期：1929年7月7日至12日在南京，7月29日至8月5日在上海。公演的剧目有旧作《古潭的声音》，新创作的《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狱中记》，译剧英国王尔德的《莎乐美》等。无论在剧目内容、演技还是舞台工作上都有新的突破，形成了南国社的鼎盛时期。

第三期：1930年6月11日——13日，演出于上海中央大戏院。剧目为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六幕剧《卡门》。演员有俞珊（女）、金焰、宗晖、孙师毅、郑君里、王道源、张曙等。然而演出三天，即被国民党反动派会同租界当局以“宣传赤化”而被禁演。

回顾中国话剧这段开创史，虽然早期话剧以上海为大本营，但影响已所及北京、天津和广州。早期话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已显示出其价值。它以自己思想的新异挑战民族的保守意识，以崭新的表现形式抗衡僵化的中国戏曲，更以新生者的活力登上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舞台。

四、短命的南国艺术学院

1928年年初，田汉在沪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校址在上海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371号（今永嘉路371弄内石库门大宅），和沿马路的371至381号。这条小弄堂，总共不过三五幢石库门式的房子。除房东自留一幢外，余下的都租给学校作校舍，于是弄堂口便成了南国艺术学院的大门。弄口上方，横挂了一幅匾额，上书“Academie du midi”一行法文校名，是田汉的手笔。

_{南国艺术学院旧址（铭牌）}

_{南国艺术学院旧址（永嘉路371—381号）}

南国艺术学院设有文学、戏剧、绘画三个系。由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系主任，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任戏剧系和绘画系主任。黄芝冈、陈子展分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这五位主任都兼教职，此外，洪深、徐志摩、孙师毅、王礼锡等也来讲课，可称一时之盛。

南国艺术学院有两大特色，即提倡学生自学和学生治校，所以教师不多，也没有一个校职员工，日常事务，均由学生分担。学院的图书室，实际上不过是两大架日文书籍，是田汉先生的私人藏书，插在架上，供同学们自由取阅，阅后自动归回，既不派人管理，也不需要办理借书手续。

田汉是学院的“灵魂”。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事业中，以自己替报纸编副刊的编辑费来补贴学校日常的开支。他上课最为勤奋，讲学侃侃而谈，今天讲培根哲学，明天又谈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他向学生讲解《元曲选》中的关汉卿、马致远等剧作，有时还会扯到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讲易卜生时，正逢外国电影《娜拉》上演。田汉就带着学生一起去看电影。因此学生最爱听田汉上课。当年石库门外空地的前面是一片菜园、零星的坟墩和杂树。田汉喜欢露天讲课，学生们围着听课，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好景不长，是年夏天，中共党员黄日葵被捕入狱，他是田汉“少年中国”时代的老朋友。田汉得知，为他作保。黄出狱后，设法逃亡日本。作保的田汉遂为法捕房拘禁，后设法交巨款才保释出来。继田汉后，学生张曙也受牵连而被捕。学院又遭法捕房搜查，弄得人心惶惶。而这时，入不敷出，连交房租和水电费都困难。

南国艺术学院是一所短命的学校，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下，随着第一学期的结束即告停办。田汉于艺术教育事业的努力，也到此为止。此后他的精力，全部转移到写作和戏剧方面。

但不管怎样，南国艺术学院曾作为培养艺术家的摇篮，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为中国文艺界培养出诸如演员金焰、陈凝秋（塞克）、左明、唐叔明，演员兼导演的郑君里、剧作家陈白尘，戏剧家赵铭彝，作家马宁，音乐家张曙，美术家吴作人、刘汝醴等。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的闪光一笔令后人敬仰。

五、红色女郎走进南国社

1929年，一位化名张瑛的女郎来到南国社，她是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前来争取创办者田汉，希望他向“左转”。南国社因发起新戏剧运动，在上海艺界已经很有名望，田汉成为各派力量争取的人物。这位女郎就是后来成为田汉夫人的安娥。那天，在南国社成员左明带领下，她见到了田汉。

_{红色女郎(安娥）}

第一次会面，两人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美术出身、文学功底深厚的安娥落落大方地与田汉握了手。田汉本以为所见的又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清秀的眉目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便经常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被震惊了。安娥丰富的阅历以及不俗的才情让他越发兴奋和感动。很快，这部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发表在《南周》月刊上，田汉在“编辑后记”里作了热情而肯定的推荐，称赞“这样的作品现在是很unique的”。（即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安娥显然不是一般女子。原名张式沅，1905年9月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谭村。1912年，随母亲何氏迁居到保定，就读于保定女师附小。安娥在家中是个“乖乖女”，可骨子里却不安分。15岁的安娥在保定二女师附中读书时，为反对女学监辱骂学生和制定不合理的校规，就领导过全班同学罢课。

1921年，安娥随父亲至北平，1923年考入北平国立美专西画系。这时的安娥对世事已有自己的看法。她关心国家命运，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活动。1925年，20岁的安娥加入共青团，不久即成为中共党员。

1926年，受李大钊派遣，安娥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安娥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是她的化名。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身边担任秘书。她将杨登瀛从各方收集来的信息，认真研读、精心挑选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化险为夷。安娥曾参与营救过的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当时安娥只有24岁，却已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镇静和成熟。她一天可以换变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住在亭子间的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学生。然而令安娥没有想到的是，行踪神秘、危机四伏的特工生涯，竟成了她与田汉爱情故事的开端。

特工工作使得安娥与田汉相识，那段时间，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左翼文艺活动中。一个风流倜傥、激情洋溢；一个娴静沉着、襟怀开放。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蔽在江湾一带，不能公开露面。这时安娥经常去看他，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仰慕和爱恋油然而生。

_{安娥作词歌曲集封面}

安娥还曾为刊物写了两篇介绍苏联电影《叔父安唐》和《第四十一号》的小品。后来在田汉的催促下，将《第四十一号》改编成三幕的话剧剧本《马迪迦》，由大道剧社和大夏剧社联合公演，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这使安娥与田汉的心灵再次交融和撞击。

美丽、热情的安娥渐渐以她的思想和才情征服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田老大”。在安娥的影响下，这位从民间单干起步的戏剧家，不再满足将创作仅仅沉浸在时代苦闷和彷徨，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情调的文艺家开始将笔触扩大，关注更多现实社会问题。

1930年，田汉在《南国月刊》上发表长达数万字的论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对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并严格剖析自己，清算南国戏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方向和艺术方向。这标志着田汉思想和创作上的成熟，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其后，在田汉的影响和带动下，大批的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优秀分子投向“左翼”。

_{1930年时的田汉}

1932年，田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入党仪式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一间雅座里举行。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

此后，田汉先后担任中共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自此，他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度，创作活动扩大到了话剧、电影、戏曲、诗歌等诸方面。田汉期间写的近30个剧本，题材大多是反映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话剧《梅雨》《1932年月光曲》等，电影《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等，洋溢着磅礴的战斗激情，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完全摆脱了过去感伤、消沉情调，对当时革命斗争起了鼓动作用。

六、江南伶杰，歌台深处

1924年秋，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青年人来到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406号，叩门并递进名片，说要拜见田汉先生。田汉见到名片后马上出来相迎：“不知周先生到来，有失远迎！”来者正是京剧大家周信芳：“我是慕名而来，事先未通知，失礼失礼!”田汉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周信芳忙拿出随身带来的《南国半月刊》，指着上面的地址说：“是它介绍我来的。”周信芳与田汉一见如故，以后他们时相过从。

不久，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资金遇到了困难，周信芳就和欧阳予倩前往助战，以京剧演员为龙，以艺术学院生为鱼，组织起“鱼龙会”。

1928年，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转而致力于南国社的话剧运动，这时，周信芳出于对田汉的信任，正式参加了南国社。田汉任委员兼影剧部长，周信芳任戏剧长。周信芳还以上海伶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将梨园公所楼上的场子租给他们第一次在沪公演。

1930年6月，南国社遭国民党查封，国民党要逮捕田汉。危急之中，田汉跑到天蟾舞台找到周信芳。周信芳说：“快上我的汽车。”然后陪他来到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周信芳对田汉说：“放心吧，这里安全！”田汉就此躲过一劫。后来田汉对人说：“周信芳是我的救命恩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于伶和周信芳等组成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戏院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周信芳提出：“只有配合新的内容，旧剧才会有新的前途。”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为此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分路向内地进发宣传抗战。而周信芳和欧阳予倩等留在上海，坚持救亡艺术活动。

_{1937年田汉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剧照}

临行前，田汉与周信芳等戏曲界人士在卡尔登聚会。田汉说：“不管是走的，还是留下的，都要坚持抗战，不做亡国奴。我们现在分手，将来还要见面的！”

周信芳没有辜负同仁们的希望。11月，上海沦陷，周信芳重组“移风社”演出了《徽钦二帝》《明末遗恨》《亡蜀恨》等剧目。在《徽钦二帝》中，周信芳饰演徽宗，其中这样唱道：“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也不迟”，以此鼓舞观众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抗战终于迎来胜利，周信芳等在黄金大戏院，欢迎田汉、洪深等人战后归来。田汉喜晤周信芳，久别重逢，感慨万千，作诗相赠：

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由检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凉。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

1946年，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艺员登记”事件。这年5月，上海警察局训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即“艺员登记”。他们把戏剧编导和演员列在妓女、舞女一道，发卡登记管理，并通过媒体扬言“梅(兰芳)博士也不能例外”。此举立即引起上海广大戏剧工作者的极大愤慨。周信芳与众艺友马上去请教田汉。田汉说：“艺员登记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向不把搞戏剧的当作艺术家，而是‘王八戏子吹鼓手’，这观念现在决不应该存在。”他说：“只有文艺与戏剧才是代表国家的。郭沫若先生到苏联回来说，苏联人只知道鲁迅与梅兰芳，而根本不知道谁是警察局长。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剧艺界同人不要妄自菲薄。”

周信芳大受鼓舞，伶界联合会与游艺协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拒绝登记。为了壮大声势，由周信芳、田汉、董天民联合邀请电影界、话剧界人士一起参加。5月11日，上海剧艺界成立了拒绝“艺员登记”委员会。剧艺界的反抗行动得到了新闻界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反动当局非常嚣张，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坐镇。但在广大艺人的斗争和舆论压力下，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改称剧团先向社会局申请、登记，不再有艺员单独登记和侮辱艺员人格的条文。

七、“国歌”诞生前前后后

1931年春，在上海明月歌舞团里，19岁的青年小提琴手聂耳以优美动人的演奏吸引了田汉。歌舞团里靡歌艳舞，两人决定找一个僻静的房间交谈。听说了聂耳的经历后，田汉向他介绍了上海革命音乐发展的情况。聂耳当时正为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而不满和苦闷，共同的音乐追求使两人一见如故。那次交谈开启了他俩短暂而眩目的合作，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1933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_{合作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和聂耳}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是1934年田汉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主题曲《前进歌》。

此歌词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非常相像。据田汉长子田申的回忆，原来，《前进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这是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一同来到上海外滩。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被震怒：“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聂耳的脸也变得铁青，紧握双拳，说：“这些狗强盗！逼迫中国人扛着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

回家后，田汉很快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歌曲。

1934年7月1日，该剧在上海正式公演。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进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由田申扮演）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融成一体，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935年初，针对社会上充斥靡靡之音，田汉欲写一些能够唤醒民众斗志的歌曲时，创作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田汉为剧本几次通宵达旦。一天，突然一首电影主题歌涌上他的心头。他连忙在纸上记下这段歌词。这段文字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很快，田汉将写完的剧本交给夏衍。2月19日夜，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被捕了。当聂耳听到此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里有一首主题歌，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居所里，用很短的时间谱曲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为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铿锵有力，聂耳作了三处修改：一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二将田汉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三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 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这时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组织为保护他，决定送他经日本赴苏联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初稿乘船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修改，并将歌谱定稿寄回上海。

_{《义勇军进行曲》灌唱片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徐汇绿地小红楼）}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灌成唱片，后又被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埔剧场）举行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_{《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唱响地：黄浦剧场}

谁也不会想到，1935年7月17日，聂耳会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身亡，年仅23岁。尚被关押在南京狱中的田汉听到噩耗后，热泪纵横，当即为忘年知己写下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然而，《义勇军进行曲》已经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抗击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

1949年9月，新中国政协筹备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会上，画家徐悲鸿提出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郭沫若、张奚若、刘良模、梁思成等纷纷赞同。但还是有人提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太适合，但毛泽东、周恩来否定了这种意见，指出不改歌词有“安不忘危”的意义。就这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在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全国政协委员田汉，就伫立在观礼台上。

八、《情探》加“美鬼”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并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第一、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田汉立足全国，积极倡导戏曲改革，但作为个人，田汉与上海的缘份未尽。

_{电影《情探》剧照}

1957年10月28日，越剧《情探》首演于上海的大众剧场，自此成为上海越剧院的经典剧目之一。《情探》是田汉原作。1947年，田汉根据元曲《焚香记》的故事创作了《王魁负桂英》。越剧《情探》是田汉、安娥夫妇专为上海越剧院度身定制的。上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院进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后，安娥把改编成越剧的《情探》剧本交给了上海越剧院。1956年初秋，安娥应上海越剧院之邀，到沪改编和编写越剧剧本，除了《情探》外，还有《追鱼》《杨八姐盗刀》《珊瑚引》等，另外还有京剧剧本。

然而，这年年底离沪返京途中，安娥到郑州观摩豫剧时，因脑中风而突然失语，半身不遂。据《情探》主演、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回忆，1957年，她上天津演出时，特地到北京看望了安娥。当时，安娥示意傅全香重排《情探》。“只可惜安大姐已病重，话也说不清楚，她拍拍枕头让我把田大哥叫到房里，让我给他鞠了个躬，又指指我手里的‘情探’剧本，田大哥很快就会意了，向安大姐表示，‘这是你最后一部作品，我一定把它改好’。”

_{傅全香向青年演员传授《情探》演艺}

果然，田汉尽全力修改剧本。第一个版本的《情探》中是没有鬼的，为此田汉特地加入了“阳告”“行路”“情探”选段。说起“行路”的创作过程，傅全香说：“在修改《情探》的时候，田大哥桌上摊了一张中国地图，‘行路’的构思从地图而来。也有人说，这折‘行路’是田汉在飞机上完成的，当时飞机正好飞过泰山上空，看着下面巍峨的山峰，让田汉联想到了敫桂英千里寻夫的艰难。”

在田汉的笔下，敫桂英是一个“情重如山，怨深似海”的青楼女子，她自缢后化作冤魂去“探夫”。因为是去讨公道，所以，这是个“美鬼”。为此，傅全香听从田汉和安娥的意见，吸收了昆剧、川剧表演特色，尤其在“行路”的戏里，运用四尺长袖，边歌边舞，表现出敫桂英美丽动人的鬼魂形象。

阔别舞台30年，2007年5月上海越剧院复排了《情探》，此时此刻，越剧人在感激田汉、安娥为上海创作这么优秀的剧本外，更加怀念两位前辈艺术家所作的追求和贡献。

后记：

1968年12月10日，寒冷的北京，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离开了人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1976年8月18日，与重病抗争了20载的安娥，离开了北京隆福医院，去寻找已离世8年的田汉。

两位艺术大家都没能等到文革结束后迎来的春天，这是令人不堪回首的悲剧。然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重彩浓墨，追寻先贤在上海留下的足迹，一步步、一路路，难以忘怀。如今我们望着田汉、安娥的塑像，仿佛又看到了那位曾经站在戏剧舞台上意气风发的中国莎士比亚，和那位默默地注视着他，源源不断地送去思想光明之火的安娥。他们光彩夺目，永留人间。

_{坐落在河北双凤山革命陵园的田汉安娥塑像}

_{本文参考文献：《田大畏回忆：父母一生爱得艰难》（2013年9月《环球人物》）；《田汉长子讲述国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1月17日《解放军报》；《丁景唐：上海的田汉故居和南国社旧址》（1998年第2期《新文化史料》）；《安娥传》（丁言昭著，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