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中国芯”
何建明今年春节后，我基本都在上海。在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一位被称之为“中国芯之父”的人，他叫张汝京。
别人在介绍今年70年岁的张汝京时，总会说“他是台湾人”。但文质彬彬、看上去完全像一位朴素的大学教授一样的张汝京先生却跟我说：“我现在不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阿拉是上海人了！”
开始以为遇见一位“爱国人士”，哪知张先生颇带几分忧伤的神色，说：“我已经被陈水扁政府开除台籍了！”
“真这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等事。
“是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张惨淡地笑笑，说：“以前连回台湾都不行，现在能回，但已经销户口了……”
“为什么？”
“因为我把现在国际上闹得比较厉害的‘芯片’带回了大陆……所以陈水扁等台独分子觉得不可原谅，故此对我下此毒招。”
原来如此！眼前这位看起来十分平常的长者，顿时令我肃然起敬。因为采访他的那几天，美国政府正在对我“中兴公司”挥舞制裁大棒。“芯片”颇让全中国人民产生痛感——我们都在说自己“强大”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软肋。
张汝京的人生轨迹非常曲折：南京人——台湾人——美国——台湾人——上海浦东人。而这一切，皆因为一颗“芯”，一颗“中国芯”。
“1948年，我出生在南京。我父母都是在南京读的大学。父亲的专业是材料工程，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他们刚毕业就抗战开始，后来随大队伍搬到了重庆。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抗战，重庆的工厂大多在为前线造枪制火药，我父母都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抗战结束，全家人随这些厂回到了南京，没几年，国民政府垮台。还不到一岁的我，被父亲抱着，从上海乘船到了台湾……”张先生这样回忆。
一段揪心的往事。走入张汝京的内心世界，我们方可知之这位新“阿拉上海人”的可贵与非同寻常——
一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大海的惊涛骇浪和岛屿的风雷雨击，在张汝京以及他的哥哥姐姐的心灵深处留下何等的记忆？！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台湾岛上有那么多“老兵”其实他们的爱国之心比谁强烈和深刻，因为他们的经历比我们一直在广阔的大地上生存着的大陆人要艰难得多。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家在长城和长江边上……
学机械的张汝京在大学毕业后，到了美国纽约深造。“那时我对航天和宇宙特别感兴趣，但美国有关部门不会让我们这些外来的留学生进入他们认为最前沿的科学领域。所以我选择了比较不被重视的工程科学系学电子。那个时候，美国人对电子也不太重视。哪知几十年过去，电子成了今天这个世界最活跃的科技前沿阵地和竞争最激烈的国际领域！”张先生无比感慨他的人生“如此飘摇”。
硕士毕业后，为了等待同在美国纽约读书的妻子拿学位，张汝京先在一家化工厂当技术员。
几年后，美国西海岸的科技迅速形成高峰，开始广揽人才。来自台湾的这对年轻夫妇就这样一起到了德克萨斯州。在这块诞生和哺育了世界一大批顶级科学大师的土地上，张汝京与妻子又各自完成了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州仪器”。这是一家世界闻名的芯片“巨无霸”，全球的市场份额在400亿美元左右。1947年由塞瑟尔·H·格林、J·埃里克·约翰逊、尤金·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E·哈格蒂创办的“德州仪器”。最初是其母公司地球物理业务公司（Geophysical Service Incorporated, GSI）用来生产新发明的晶体管的。1951年，该公司因为技术雄厚，与美国国防部合作，其发展速度和实力大幅巨增。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德州仪器”到底有多强，有一个数字就像说明：全球一半左右的手机芯片都来自这一大本营。
张汝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芯片巨无霸”里从业了整整20年，其中8年从事技术研发，12年从事运营。而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正是世界芯片蓬勃大发展的阶段，“德州仪器”作为国际芯片老大，其市场开拓成了首先任务。但不这是所有他们的专长。谁来干？总裁拿不准主意。
“我来试试吧！”张汝京向总裁自荐。
“你？”总裁睁大了眼睛，兴奋地大喊起来：“对啊，怎么就没有想到你张？！”因为在总裁的眼里，张汝京不仅是“德州仪器”芯片核心技术团队的重要人物，而且他做事一钉一铆的精神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人是最适合从事管理的。
“你是个最合适的人选！就你了！”总裁当场拍板。可又关切道：“尊贵的夫人同意吗？”
张汝京点点头：“我们商量过了，她全力支持我在海外闯一闯。”
“太好了！”总裁欣喜若狂道：“我们德州仪器将全面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让世界每一个人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数字革命时代！”
总裁的预见是对的。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芯片技术为龙头的电子数字化被广泛运用于电脑和通讯工具上，这一产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科学家的想象，连最想赚大生意的芯片厂商们都不曾想到竟然在他们的前面是一座更比一座高大的金山在向他们疯狂地招手……
毫无疑问，美国“德州仪器”一直走在这个产业的最前列，甚至起着旗手作用。这其中，有一个人为“德州仪器”的全球战略和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占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张汝京。
“那个时候，我到处造厂，仅在德州本地就建了4座芯片生产厂。”张汝京在回忆那一段岁月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德州仪器就像芯片播种机，到处播种！”
他先是在美国本地，仅德州就造了4座芯片厂。后来到欧洲意大利等国。再后来他把目光盯在了自己熟悉的东南亚。在日本、新加坡还有台湾，一连造了10座厂，于是芯片世界流行“芯片技术在美国，生产在东南亚之说”。
那个时候的张汝京，是一位真正像驰骋在芯片世界里的骁将，左右着半个国际市场。他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造厂，就培养和训练出一批“芯”的骨干，然而就开始瞄准下一个目标。因此他的下一个“造厂”风向，在同行看来，便是另一个芯片市场开发地。于是行里也有了一句“芯片张”的说法。
“在我几乎做遍了全世界芯片用途最快、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我感觉唯独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好像还没有动静。这让我心里总有一丝说不出的味道……”
机会来了。
1996年的一天，张汝京回德州“述职”。正好遇见一队中国电子代表团来访，本来接待任务不该是他，因为公司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总裁就将他“顶”了上去。
“美国政府对芯片技术在军事上的用途控制得非常严厉，绝不会让外人看到一丝一毫。但民用方面的技术还是开着门的。” 张汝京说：“那次我接待的中国电子代表团，带着他们参观德州仪器的民用产品。这个就很多了，我先让他们看一些产品的介绍。哪知投影仪一打开，其光影的清晰度那么鲜艳、对比度那么强，一下就吸引了我的大陆朋友，他们都在‘啧啧’发出赞叹声，说太好了！同时我又听到他们在惋叹，说五六十年代时，中国的电子技术不算差，与世界先进水平是平行的。但十年‘文革’之后就远远落后了，一直到远远地被别人甩在后面。我听代表团们的议论，说大陆现在一是没设备，被西方封锁；二是没技术；三是人才短缺。同胞的议论，对我内心震动，因为我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呀！我自然而然地好像内心就涌出一股想帮帮自己家里一样的情绪来……”
“张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台湾同胞，也知道现在世界芯片界有咱们台湾过来的相当一部人，你愿不愿意回中国去发展？”就在这时，代表团有人突然问张汝京。
“我……”这下反倒把张汝京问住了。“我会认真考虑，回去跟家人商量商量。”他这样回答。
“我们在北京等你！”代表团临离开德州仪器时，已经跟张汝京很熟悉了，并且有种特别的期待。
回到家，张汝京就跟母亲和太太讲了大陆来的代表团请求他回国的事说了。“我先问母亲，她老人家二话没说：回去！她特爱国。年轻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就跑到重庆，投身到兵工厂搞炸药。所以我一说准备回国帮助祖国搞芯片时，母亲积极支持。我太太也支持我，这让我特别兴奋。于是就开始做回国的准备。这是我一岁被父亲抱着从上海离开大陆后第一次有了强烈愿望回去看看的想法。就是这年底，中国电子部办了一个学习班，我被邀请为专家去讲学，有了跟大陆同行们直接交流的机会，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回国的决心……” 相隔近半个世，游子张汝京如愿以常地回到祖国。站在天安门广场前，他激动不已，感觉他的事业与生命应该属于这块正在燃烧的土地。
短期的讲学与访问，让张汝京想不到的是：祖国大陆一方面在电子技术方面非常落后，尤其是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又让他热血沸腾：国家和电子专业部门高度重视，欲欲一试，有朝世界先进、发达水平赶超的劲头。特别是刚刚起步的“909”项目——计算机存储器开发。
“虽然大陆与世界水平落后了一大截，但战略意图和工作思路很正确。这与我个人对芯片技术与世界发展的观点及做法极其一致。这一点对我是吸引的。”离开北京重回美国德州仪器之时的张汝京，其心已经“飞”回了祖国。
“总裁，我想回到中国……”
“什么？回中国？你去那个落后的地方干什么去？”总裁惊诧万分。
“就是因为那里很落后，但它是我的祖国，所以我想去做点事……” 张汝京在德州仪器是有名的“诚实”的高管，他的眼睛已经告诉他想回中国的所有答案。
“不行不行！你是我们的高管且不说，你还是芯片技术的核心成员，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批准你去中国大陆这样的地方的。”总裁说的是事实。
“这……”这个结果既意外，又意料之中。张汝京确实有些料想不到。他悔自己是不是太心急了？
好吧，再等等吧。他安抚自己。
等了仅仅一两个月。1996年的日历已经翻过，新年1997年开始一页页地翻开……
“总裁，我还是想走。”张汝京又一次走进德州仪器老板的办公室，正式递上辞呈报告。
“你？张，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且不说我们离不开你，就是真想放你走，政府也不会同意的嘛！”总裁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
“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走，因为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张汝京这回很平静，说。
“你已经在我们德州仪器工作20年了？”
“是。正好20年。”
美国的法律规定，在一个单位和政府部门服务20年，便可以申请退休。
“想不到，想不到啊！”总裁一下变了口气，感叹道：“岁月如此无情！”然而他走到张汝京面前，非常友好和真诚地问：“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回中国呢？留在美国、或者继续留在我们这儿也非常好嘛！”
“总裁，你是知道的，我是一名基督徒，上帝教导我们要爱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中国比较落后，它又是我的祖国，如此我请求了上帝，它同意我去把用爱帮助中国人……” 张汝京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像我这样的技术骨干和高管，我的总裁和美国政府，可以有各种理由扣住我不放的，尤其是我想到中国来。但我想了这一招他没有办法，因为我的老板他也是基督徒呀！我说的上帝的这个‘爱’，他是不能反对和剥夺我的。最后总裁无奈地同意我走。但条件是：必须干到年底。”
1997年底，张汝京如愿以偿，并且意外地得到了一笔奖金。“这让我很感动，因为这时我才明白老板为什么让我干到年底，按公司规定，只有干满一年的才可以领到这种奖金。这也让我很感激培养了我20多年的德州仪器……” 张汝京说。
离开美国后的张汝京，怀揣一颗爱国心，开始思考如何帮助祖国大陆的“芯”事业赶上去。当他得知有一位台湾爱国人士已经在大陆无锡合资一家“华晶上华”电子芯片企业，十分高兴，并且跑去帮忙。
“芯片张”能来共事，台湾电子产业的大佬们欣喜若狂，纷纷伸出橄榄枝，并且很快有了大动作——请张汝京“挂帅”，成立“世大”公司。“这些老板既是芯片技术方面的骨干，又很爱国，所以与我一拍即合。当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世界最大的芯片企业’！”担任总经理的张汝京，把“世大”的“根据地”设在台湾，理由是，台湾具有世界电子芯片方面的一流技术、设备和人才。“我很快在台湾建了生产芯片的一个厂、两个厂，就想这样三个、四个……一个做下去，最后把厂办到大陆。但就在这个时候，‘台独’大佬李登辉出面捣乱我们的‘世大’，事情就复杂起来，因为在台湾的电子行业人脉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大家彼此都可能是师徒、师兄弟关系，所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本非常业务的事，给‘台独’分子一搅合，我们的‘世大’面临或被别人兼并、或去兼并别人，而这一次洗牌的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或我们‘世大’在台湾电子行业当老大，或别人吃掉我们，他们当老大……”
但张汝京明白，以李登辉为代表“台独”主执的政府不可能让以张汝京挂帅的“世大”得逞，所以突然有一天张汝京被台湾的另一位业界的大佬叫到他私人的小餐厅，俩人严肃地谈了4个多小时。“他是我刚到德州仪器时的老板的老板，毫无疑问的前辈。他提出他的企业合并我们‘世大’的条件，及其我的后路。我无法答应，因为他反对我去大陆搞芯片，如果这个条件答应的话，他说他们保留我在合并后的公司里继续当总经理。但我的目标非常清楚：离开德州仪器，就是回国帮助大陆把芯片事业搞上去，所以我没有答应对方的条件。这位大佬就毫不客气地告诉我：那你只能退出在台湾的芯片舞台……”
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张汝京，在师长面前只有一条路可选择：从此放弃在台湾的事业，甚至是他持有的很大一笔股票。
他作出这样的选择。这一年，他正50周岁。
面对台湾的现实，这位充满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只能长叹一声，而也正是祖国分裂的现状，让他更加坚定了一个信仰：必须让自己的“母亲”强大起来，才有儿子的事业的真正光明前景。
2000年4月，放下在台湾所有的企业与财产，毅然回到大陆。这一回，他与浦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阿拉上海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在海外的一批芯片专家他们也在“台湾工业园”做着芯片生产，听说张汝京的景况后，立即与他联系，希望他跟着他们一起干。张说，我可以与你们一起把事做大，但我还是愿意到大陆去做。最后的结果是：那你去吧，或许那里真的是一块希望之地！
回国后的张汝京没有想到的是：仅几年时间，大陆的发展，包括“芯”事业在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现在最热的地方就是浦东了！你到那里会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北京的国家电子产业部门领导对张汝京说。
上海啊上海，我们该是怎样的一种缘份哪？你既是离开温暖的祖国怀抱的起点，又是重新回到祖国的终点吗？站在黄浦江边的张汝京，心潮起伏：他努力在想象半个世纪前父亲抱着他离开码头的那一瞬间的历史峥嵘岁月，然而画面一切都是模糊的，只有浦东那边正在蓬勃兴起的新城建设是清晰的……
是啊，我回来了！该到了为祖国做点事的时候了！50岁的张汝京连太多的感慨都顾不上，便找到了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领导，全盘将自己的“祖国芯”打算和盘托出。
“张先生能到浦东落户，我们上海求之不得啊！”徐匡迪市长代表全市人民欢迎这位世界芯片界的巨子“回家”。
当年4月，“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的张江高新园区注册。14亿美元的注册资金，也显示了张汝京的筹资能力和业内的影响力。
一年后的2001年9月25日，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来说是个里程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国大陆投资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中芯国际（上海）有限公司在浦东张江正式投产。中国的“芯”技术，也由过去的0.8微米一跃上升到了0.25微米的国际水平。
这一天，上海浦东阳光格外灿烂。而最灿烂的是张汝京那颗荡漾的祖国心……从2008年8月1日，中芯国际在张江打下生产厂的第一桩，到这一天企业开工投产，仅13个月时间，创下了世界同类生产厂的记录，张汝京笑得灿烂的原因是：过去这些建厂记录也是由他创造的，而现在他创造的记录是在自己的祖国、在祖国最有希望的浦东大地上！
张汝京的“中芯国际”旗帜一举，立即引起全世界同行的关切。一年多时间里，他召来了400多位专业骨干，仅从意大利就召来三四十人，还有日本的、新加坡、台湾的。他们都是国际芯片界的技术尖子和工程师。他们的到来，给了张汝京的“中国心”强大技术支持。
“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的发展之迅猛，连张汝京本人都感到吃惊。身为董事长的他，深深懂得一个国际化的大企业，技术支持很重要，留住人才更重要，而留住人才，先得留住人心。于是，以往造厂能手的张汝京，开始投入很大精力在浦东帮助他的高管们建“安乐窝”、建职员们的子弟学校，而且都是一流的公寓、一流的别墅，一流的国际学校……
他再次获得成功。世界各地的芯专家们、技术骨干纷纷向“中芯国际”靠拢，向张汝京靠拢。与此同时，张汝京的“浦东效应”，也让台湾的同行们纷纷好看浦东和大陆，也跟着往大陆这边转移产业基地。
“不行！必须斩断张汝京从大陆伸过来的魔爪！”此时的台湾正是陈水扁当政。他不仅要求有关当局审核张汝京财产和身份，最后竟然威胁张汝京：要么回台，要么取销台籍！
如此恶招，也只有陈水扁当局能干出来。
张汝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不以理睬陈水扁当局。陈水扁的当局果真凶相毕露，不仅核销了张汝京在台的户籍，而且还向他发出通缉，企图“断”了张汝京在台湾的一切关系的业务。
“那个时候，他们很疯狂。”张汝京对我说：“2003年我们在天津收购了一家厂，陈水扁又运用所谓的国际法庭告我。2004年我们在北京盖了一家大厂，他又告我……”
“他告得着吗？”我有些嘲讽道。
“因为我们‘中芯国际’注册的是国际公司，他们可以到香港等地告我们。”
原来是这样。“陈水扁的卑鄙看来是全方位的。”我说。
事情并没有完。在台湾当局审核撤销张汝京户籍后，他本人向台湾当局的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结果陈水扁狗急跳墙， “高院”作出不让张汝京十年回台的“判决”。
“一直到后来马英九上台后才解除我回台的禁令。” 张汝京朝我苦笑了一下。这苦涩的一笑，让我感觉他老了许多……那一刻，我内心对坐在我面前的“台湾同胞”——不，他是真正的中国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我甚至能感受到这样一位同胞身体里的那颗“中国心”跳得何等强烈！所有的中国人，真该好好向这样的先生学习。我由衷感叹。
然而，张汝京遇到来自台湾方面的“追杀”还仅仅是开始。最严重的事件仍在等待着他……
另一方面，浦东张江的“中芯国际”越办越好，业务迅速扩张。大陆和国际两个市场齐头并进。
2004年，“中芯国际”在香港成功上市。
两年后又在美国上市成功。
带着红色标签的“中国芯”开始在国际芯片业扶摇直上。这让许多人不舒服了。突然有一段时间，张汝京手下的“副总”请辞。问理由，人家支支吾吾不说。“你实在要走我也留不住。”没有啥社会心理学经验的张汝京只好无奈地耸耸肩。
不久，又有一些人、最后到了一批人要求离开“中芯国际”，而且他们都是些具有海外背景的技术骨干。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怎么办？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张汝京着急得不行，一时又找不出问题由来。
没有人告诉他实情。
他痛苦地思索着。仍然没有理出头绪。直到有一天，台湾方面的一个同行巨头从香港打电话给张汝京，说有“要事”要谈。
什么“要事”？张汝京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与此人、此企业有什么纠纷或其他什么事。
去吧。到了香港，见了面，那巨头脸色极其凶狠地告诉张汝京：你和你的“中芯国际”偷盗了他的技术！
张汝京一听就觉得好笑，坦然回答：怎么可能嘛！用得着吗？他心想：凭他和“中芯国际”的技术团队，有必要到弱于他的对手那里去“偷盗”吗？
信不信是你的事。但证据在此。对方说着，拿出曾经是张汝京属于的人所写的“认罪书”……
这……！张汝京看着看着，愤忿而起：卑鄙！
那些所谓的“证据”，说的是曾在对手的企业中工作的一些人，带着那企业的“技术”来到了张汝京的“中芯国际”，从事“商业间谍”。
该认输了吧张先生？对方颇为得意地在窃笑。
说吧，你想怎么解决！愤慨归愤慨，张汝京知道，这种事即使跳进黄河也难洗清，他估量着台湾方面纠集了各种势力正在向他和他为祖国大陆推进芯事业的“中芯国际”发起比前几次更险恶的进攻，于是他这样试探性地问。
也是两条路。对方不紧不慢道，眼神则在密切关注着张汝京的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
我听着呢！张汝京强压愤怒，不动声色。
那么我就说了。
说吧。
我们收购你的“中芯国际”，你可以保留总经理的身份。如何？
终于尾巴露出来了！张汝京强压怒火，严正回答：不可能！
那么就只有第二条路，因为第三条路我是知道的，你张先生绝对不会让一手搞起来的“中芯国际”因为一场不光彩的官司而身败名裂的。对方露出险恶真相。
说第二条吧！我等着呢。张汝京眼睛望着天。
那就是你张先生从今以后不得从事芯片和电子行业了……
你——无耻！张汝京悲愤至极，甩袖而别。
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他身后，那个巨头这么说。
宁吃罚酒，也决不低头！别看张汝京平时平易憨厚，但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从不妥协，也不会轻易被人左右。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起，一直到2009年春天，他们跟我一直在谈判，目的就是想把‘中芯国际’吃掉，变为他们占有。我就是不同意，一直到最后他们出得很高的价了，但我仍然坚持宁可自己离开芯片和电子行业，也不会把已经在不断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中芯国际’，给那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张汝京。“最后的结果是：我答应自己退出电子行业，不再与芯片技术沾边，时间为十年！”
“为什么是十年呢？”
“他们知道，终身禁止我不与电子和芯片沾边是没有理由的，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有十年就够了，他们知道芯片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我离开十年，中国大陆的芯片技术就无法与国际竞争，就会落后于他人一两代，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之一。” 张汝京解释道。
“原来科学技术领域也有如此尖锐的斗争，而且对你而言还十分残酷！”我不由感叹道：“这对你是多么不公！”
“没什么。只要能把‘中芯国际’保住了，我就觉得对得起祖国。假如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我把已经搞起来的一片中国高科技事业丢了，那才是最大的不安。”张汝京的胸怀犹如东海。
“听说这些年，中芯国际发展还算比较健康和平稳。”
“这是我略感安慰的。因为虽然我离开了‘中芯国际’，但政府接管后工作仍然有序，也引进了一批本地技术骨干，他们干得还算不错。遗憾的是外部条件对‘中芯国际’十分不利，行业对手多次制造问题，蓄意打压，所以在市场占有和技术进步方面相对落后了。这也是当年那帮千方百计把我挤出电子和芯片行业的阴谋者梦想达到的目的。”张汝京不无感慨：“确实，近十年里，中国的芯片技术没有跟上去……”
这个话题是令人痛苦的。“听说你现在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我另择话题，问。
“是。这近十年里我在做另一件事：做硅材料。”张汝京重新有了笑颜。“他们不让我搞芯片和电子，总不能限制我所有的手脚吧！所以我后来一直在研究硅等高科技材料。”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外行的我问。
“当然。太重要了！”一谈到技术，张汝京仿佛恢复了活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压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芯片等高科技。其实在前沿的科技领域，材料有时比芯片更重要，因为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想封锁和垄断芯片不那么容易，他们无非是不卖给我们那些最高端的最新技术，但一般的能够实用的芯片我们不仅在其他国际市场上买得到，而且有些我们国家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支撑这些产品的材料，一旦被他们斩断来源或垄断了，那可不是一个‘中兴’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行业和国家科技、经济和军事等全方位的发展大局！”
张汝京跟我说了他心中最大的忧患，同时也讲了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与生产的方向。这一正一负，再一次让我深感一颗钟爱祖国的“芯”，原来跳得如此有节奏、有远见、有激情，也有水平啊！
中国真的不缺高精尖人才。这是老天给予的恩赐。但中国也让人为的老天爷折腾够苦的了。仅眼前的这位张汝京先生的境遇，让我不止感叹了一件事：如果台海风平浪静、祖国早一天统一，那中华民族的前进舰船该会快出多少速度啊！我们何止总被别人卡着脖子过日子呢？
“我相信我们中国不会败给别人的！前面就是希望，只要不懈怠，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的伟大复兴。”张汝京说：“我到浦东十八个年头，工作和生活都很开心。习近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工作时，亲自把我请到他办公室，倾听我对电子和芯片事业的发展提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三次到‘中芯国际’视察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等领导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老熟人。你说我这个上海人当得啥滋味?”
啥？
“美滋滋的！”不想，饱受磨难的张汝京先生仍然无限乐观。
“永远乐观！现在我生活在祖国大陆，工作在浦东这片热土上，觉得前景越来越光明。至少还能为相关领域干它十年吧！”
“那是肯定的！”临别时，我握着他的手，认真道：“你是我见到的一位最具炽热情怀的新上海人……”
“这个评价我很荣幸。”年届七十的张汝京顿时激动得脸颊泛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