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上的海派文艺沙龙

淮海中路是西方文化和上海文化的结合体，也是最具上海味道和最能体现上海风格与上海精神的马路。一路上，法国梧桐掩映，欧陆建筑栉比，高档品牌集聚，曾以浓郁的海派商业文化风情闻名于世。这条堪称与巴黎的香榭利舍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马路上的传奇故事同样飘散着浓郁的海派风情。

淮海中路曾被称作霞飞路，虽然是以法国元帅名字命名的，但霞飞这两个字无论是语感还是字面都会给人以遐想。因为这个名字有些浪漫，现在已是淮海中路1768弄的小区干脆被叫作了霞飞花园。这是一个别致的住宅小区，小区门前的铭牌下面除了淮海中路1768弄外还分别镌刻着原先的地名：淮海中路1754弄以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这片花园住宅始建于1916年，是新式里弄住宅，原先沿街没有围墙，每幢小楼之间也没有围墙和栅栏，现在却都被高高的围墙和铁门隔开，显得门庭深严。住宅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樟树林，花园里绿树掩映下坐落着几十幢淡黄色联体小楼，建筑式样相近而各不相同，墙面都是水泥拉毛，坡顶较陡，铺设鱼鳞状瓦片，部分门窗洞口为弧形拱券形，带有一些西班牙建筑特征，每户门前有一片小草地。住宅不大，里面却是各有千秋，建筑细部和室内的空间结构各不相同。楼内的主人，也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面曾经聚集过我国一流的海派文学家和翻译家。当年，弄内17号里的海派文艺沙龙是淮海路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_{1768弄门前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牌子}

项美丽和邵洵美曾居住于此

1936年时，淮海中路还被叫作霞飞路，在霞飞路1754弄沿街的第三幢房子里住进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项美丽（Emily Hahn），她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和记者，同时兼任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撰稿人，这位刚满30岁的女记者是第一位到中国采访并撰写《宋氏三姐妹》的西方作家，也是第一位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刊诸外文杂志的人。事实上，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里住的几乎全是外国人，除了欧美国家的人士，也有日本人，他们大多是外国银行、洋行的高级职员，也有律师、记者和医生。唯一的中国人，是开滦煤矿驻沪的洋大班助手，他姓叶，就住在洋大班的隔壁。“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曾任清末台湾巡抚，也当过上海大道台的邵友濂的孙子、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为避战火，率全家搬进了弄内17号楼。当时全弄堂唯有这幢房子是空着的，这幢西班牙式的房子原先住着的是一位瑞士人，因战争而回国了。这幢住宅不大，楼下是餐厅和会客室，已打通成一间，后面有两个给保姆睡觉的小房间；楼上有三个卧室，也是小小的，和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无异。推开楼下落地长窗，外面有一个阳台，邵洵美的夫人装上窗子就成了邵洵美的小书房。里面可以放一张书桌，两只书架，几只小凳子。

_{项美丽（网络照片）}

由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尚未进入租界，英美人士在租界里尚有较大特权，他们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人的战争罪行，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日，就以项美丽的名义创办了一份英文杂志《公正评论》，又以中文定名为《自由谭》，刊出同样的内容，项美丽担任发行人和主编。邵洵美在图文并茂的《自由谭》上每期都有文章，他的文艺沙龙里的朋友也都有文章在这上面发表，项美丽则把这些朋友们写的抗日文章全部译成英文，刊入《公正评论》，向世界印发。日本人为此非常恼怒，在杂志创刊半年之后，日本人就向公共租界施加压力，致使杂志不得不停刊。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个重要文件很快传到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杨刚女士迅速译成英文。杨刚是《自由谭》的作者，她原来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国记者，与项美丽是好朋友。抗战爆发后，杨刚已回国，接到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后，为安全起见，她住进了1754弄项美丽家楼上靠西边的一间屋子里，她们常为一些政治术语的翻译问题在一起切磋，碰到有异议的问题就会请邵洵美来帮忙。全书尚未译完，项美丽已迫不及待地在《公正评论》上连载了。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4次连载完毕，随后又由邵洵美出了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这篇序言后来也由杨刚译成英文，刊登在单行本上。杨刚还写了一篇“译者序”，序中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单行本出版后，一部分由杨刚带走，交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渠道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利用多种方式塞进沪西一带外籍人员的信箱。

_{邵洵美（网络照片）}

项美丽和邵洵美是在一次“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主办的晚会上邂逅的，之后，过往甚密。项美丽在闲聊中得知邵洵美的姨妈是宋蔼龄的学生，有可能采访到宋氏姐妹，后来，在邵洵美的陪同下，她果然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向项美丽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和资料，并将采访的内容写成文稿，寄给美国道伦出版社，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写作计划，而宋庆龄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的说明都由邵洵美译成了英文。在《公正评论》和《自由谭》被停刊后，项美丽决定开始撰写《宋氏三姐妹》。正在这时，她又接到了美国道伦出版公司的来信，信中表示大力支持她的这项采访和写作，并将预付一部分稿费供其在中国旅行。当时，宋蔼龄在香港，宋庆龄和宋美龄在重庆，项美丽就请同住一弄的邵洵美陪伴她辗转采访。1939年，他们拿到了道伦出版公司预付的稿费后，双双到了香港，宋霭龄在自己的公馆里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在香港住了一段日子后，因邵洵美的家人催归，项美丽只能独自前往重庆采访。

项美丽完成了在重庆的采访工作后，又重返香港工作。项美丽重返香港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英国军官查尔斯·鲍克瑟少校，少校是英国驻远东情报机构的首脑。两人由相爱而同居。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项美丽回到久违了的霞飞路1754弄，不过，她是来搬家的，从此离开了淮海中路的这条带给她无穷回味的弄堂，也离开了上海。1941年11月中旬，项美丽生下查尔斯·鲍克瑟的女儿。半月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因为鲍克瑟是英国驻港的一名官员，必须关进集中营。项美丽是美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也得关进去。她为保护新生婴儿，也为帮助在集中营挨饿受难的爱人和朋友，拿出一张邵洵美的照片，假称自己是邵洵美的妻子，是中国人，幸免于难。1943年12月，项美丽作为交换战俘带着孩子遣返美国，定居纽约。二次大战结束后，查尔斯到美国来同她们团聚，项美丽终于与鲍克瑟结婚，又生下一女。那时，她的作品《宋氏三姐妹》连同她的名字已经名满天下了。

1946年初夏，邵洵美受陈果夫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的特使名义，在美国逗留半年。其间，他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鲍克瑟被邀参加了他们的彻夜长谈。当三人谈得十分融洽时，忽然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闻言，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自纽约相会之后，项美丽与邵洵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7号里的海派文艺沙龙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英美人士送进集中营，直至抗战胜利。被放出来的英美人士犹如惊弓之鸟，急急收拾行装回国。1754弄内原有英美人士和日本人居住的房子，也大都人去楼空，只有大门口东侧三层公寓里还住着一位白俄男中音歌唱家，靠教唱歌维持生活，里面经常飘出他浑厚的歌声；15号里也还住着一位专门研究蝴蝶的德国生物学家。不久，这些住宅里就陆陆续续地搬进了中国居民。著名电影演员李丽华住进了临街一排房子的第二幢；19号住进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专家王湧海先生一家，后来，王先生成了19号邵洵美的亲家；5号住进了著名的钢琴艺术家陈友诚、朱琦夫妇，他们在自己的小楼里办起了私立音乐学校，教授钢琴，优雅的钢琴声缓缓流淌在这条花园弄堂内，与环境异常协调。

_{弄内樟树下的霞飞花园石刻}

当年，17号里邵洵美家的文艺沙龙是1754弄一道靓丽的风景。在这里，作为杂志的老板，邵洵美首先恢复了《论语》杂志，不久又创办了《星象》杂志。那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上海的作家和翻译家就三三两两云集到这里，施蛰存、徐讦、林徽音、孙大雨、徐迟、钱钟书、许国璋、章克标等是这里的常客，他们都是邵洵美《论语》杂志和《自由论坛》杂志的作者，几乎占据了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在这里交流信息，切磋文学和翻译艺术。邵家的餐厅里，常年来的晚饭总是开两桌的，一桌是自家人吃，另一桌就是杂志社的同事和朋友，客厅里的灯几乎天天亮到凌晨。《论语》是一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杂志，它自1932年9月16日创刊起，在抗战期间曾一度停刊，至1949年5月，共出版了177期，前后担任主编的有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林达祖、李青崖、明耀王7人，而《论语》的辉煌期便在1754弄内。解放后，来17号喝下午茶的文人更多了，他们往楼下大客厅里一坐，不管主人在或不在，客厅隔壁的备餐间里就会有人端出点心和茶，除了一些文学界的名人，更有一些不知名的大学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当年一些得知1754弄里有这样一个精彩好客的文艺沙龙的文学爱好者，无不怀着一种朝圣者的心情，千方百计地想要跻身其中。

_{今天的17号}

在解放前夕，这条弄内大门口朝西第二幢房子里搬来了一对极具传奇色彩的夫妻，他们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杨宪益从小就爱读四书、五经，同时，又在教会学校里跟传教士学“新学”，并于1934年由一对回国的传教士夫妇带到英国，进入牛津大学读书。他翻译过四卷本的《鲁迅选集》，也翻译过陶渊明、李贺、温庭筠的诗词，能把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还翻译过诗人艾青、田间的诗和郭沫若、杨翰笙的剧本。戴乃迭是英国人，却出生在中国北京，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小女儿。她四五岁时与姐姐一起随母亲回国读书，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与先她一年入学的杨宪益成了校友，后来，杨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她担任秘书，并选择了中文作为主修课。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并嫁给了他。当年，他们经过重重艰难从英国到达中国大后方，在重庆、贵阳、昆明、成都一带过着战时极为艰苦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年才到南京。解放前夕，他们选择了去复旦大学任教，并从南京来到上海，住进了1754弄沿街的小楼。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语人才奇缺，他们在弄内只住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应召北上，担任国家的翻译。

邵洵美在文革中逝世，而项美丽后来一直生活在美国，90岁时仍在写作，前几年刚去世。她的著作《宋氏三姐妹》《中国与我》成为西方的畅销书。如今，淮海中路1754弄已成了淮海中路1768弄，弄内原先的围墙换成了铁栅栏，石子路换成了水泥路，红墙黄瓦的洋楼犹如梦幻，让人仿佛回到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只是弄内已没有了海派沙龙的下午茶。

隔着一条篱笆墙是周璇的寓所

霞飞花园的后门在武康路上，隔着一道褐色竹篱笆的矮墙，便是武康路391弄，站在武康路391弄口，可以看到隔墙淮海中路1754弄内的凤尾竹翠绿的枝叶穿透篱笆墙多情地探身过来，在春风中摇曳出一派旖旎风情。

_{篱笆墙的隔壁是淮海中路1754弄}

武康路391弄1号是金嗓子周璇的旧居。1943年初夏，周璇带着她的养母周妈一起住进了弄内1号三楼的一套房子。周璇居住在此期间，接连拍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及《凤凰于飞》等4部影片，百代唱片公司还为周璇灌注了这4部影片的全部插曲，上市后，销量位居全国第一。1945年3月，华影在北京东路上的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为周璇举办了连续三天的专场歌唱会。虽然票价高达3000元，但仍抢购一空。三天的歌唱会现场天天人山人海，台上摆满花篮，其中一个大花篮，上面用花扎成“金嗓子”三个大字，无数的歌迷为之痴迷沉醉，歌迷影迷的狂热把现场的气氛烘托得高潮迭起。演唱会结束，周璇欲罢不能，只能再唱了一首《采槟榔》。意犹未尽的歌迷潮水般涌向后台，他们高举着“热爱金嗓子”、“恋周璇”等牌子高声呼喊着“周璇、周璇”，其狂热丝毫不亚于当今歌迷们。想象周璇当年应该是常在家里唱歌练声，那婉转美妙的歌声如风一样地飘散回旋在弄堂的各个角落，不知道篱笆墙那边文艺沙龙里的才子们会不会听到。

_{周旋旧居弄堂}

_{周旋寓所大门}

当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周璇本以为抗战胜利，一切都会好转。没想到她面临的上海电影界甚至比日伪时期更加恐怖。周璇武康路的寓所，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擅自闯入，他们手握各种各样的头衔，对周璇进行威胁、敲诈、勒索，周璇不堪其扰，却又无法躲避，本来衰弱多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这时，上海的许多演员或迫于当局压力，或为表达抗议，纷纷息影，不与当局合作，整个电影界变得死气沉沉。1946年春天，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来函聘请周璇前往香港拍片，并多次来信敦促。周璇有些心动，便去找舒适、吕玉堃等，见面一说原来他们也都同时接到了邀请函。大家商量后决定一起去香港，并说好拍完电影再回上海。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一辆简陋的木制送奶车，咕噜咕噜地辗在寂静的武康路上，悄然划破了街头的寂静。武康路391弄里的几幢房子静悄悄地还没醒来，只有靠近弄口的一幢房子的三楼窗口透出橙黄色的灯光。“滴滴!滴滴！”汽车喇叭声在1号门口轻轻响了两下，站在窗前的周璇听到后，迅速地应了声“来了！”就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来接周璇的舒适和何兆璋帮着她把行李提到车上，小汽车载着她绝尘而去，从此离开了这个见证了她当年从息影到复出又大红大紫整个历程的上海滩寻常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