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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怀念章培恒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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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怀念章培恒兄

吴中杰

章培恒兄逝世已经六年多了。六年来,纪念文章陆续不断,朋友和学生们各就自己所见,阐述他的思想风范和治学特点。各人从不同的侧面,谈出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也有基调和观点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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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纪念章培恒所出的学刊


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他的性格核心和主导思想?


我想起一件小事。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老教学大楼(即今之第一教学楼)楼下梯形教室开批判会,批判“四人帮”对于大学教育的破坏。我与培恒兄一起坐在右排边座,因为离主席台较远,不时可以说几句悄悄话。当一位发言者批判“四人帮”要教师学生紧跟他们的部署,不断配合运动,做他们的政治工具时,我就对培恒兄说:“何止文革时期,解放以后就一直要求配合中心任务,跟着政治运动走,所以弄得我们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做不出学问来。”培恒兄说:“大环境虽然如此,但一半也要怪我们自己,太积极紧跟,不甘落后。如果不积极、不紧跟,就可以争取不少时间,还是能够读一些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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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像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深悔自己定力不够,六十年代初,就跟着形势转,写了不少批判文章,现在看来,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起了反面作用;文革时期,如果不是被打倒,大概还会接着继续写配合形势的文章。而培恒兄,则不主动去赶这个热闹,除了上面指名要他做的事不能不做之外,他从不主动参与,只是静悄悄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章培恒不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早年选择的三个治学课题:屈原研究、鲁迅研究和胡风研究,就说明他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屈原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比较敢于直言的人。鲁迅说他的诗歌虽然“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但能“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也是极其难得的。鲁迅本人,是有名的硬骨头,他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职志,用他锋利的笔,揭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而胡风则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始终坚持鲁迅的文学思想。培恒兄选择这三个作家为研究课题,也就是想要继承他们的战斗精神。


在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1954年底,反胡风运动开始,周扬做了一个《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这显然是斗争的信号。这一点,章培恒不会看不出来。而且,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章培恒也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买这个账,他认为周扬讲得不对,就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反驳,并且寄给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这之前,《文艺月报》还发表了一篇晓立写的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章培恒当然知道晓立的来头,她原是夏衍的秘书,一向受到夏衍的栽培,这种政治上很敏感的写作,无疑也代表了夏衍的意见。他同样不买账,也写了反驳文章。前一篇文章被《人民日报》退稿,后一篇文章只给别人看过,还没有投寄,但消息泄漏出去,却都作为他的罪证。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审查、被处分,就与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我故意调侃他,说他身为党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一点都不懂得政治。他也只好点头笑纳。其实,这种只认真理,蔑视权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率性行为,正是极可宝贵的知识分子性格!


章培恒因胡风问题受到处分之后,先是被贬到图书馆去做资料工作,后又调回中文系做助教。那时,现代文学组的贾植芳教授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关在提篮桥监狱;余上沅教授则因涉嫌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案(杨帆是他的学生),也被捉将进去;而鲍正鹄先生则在国外讲学,系里正缺乏现代文学教师。章培恒原来是研究鲁迅的,当然也熟悉整个现代文学。但他对鲁迅的理解,与当时官方的鲁迅学有所不同,——他曾对我说过,贾先生他们对鲁迅有自己的理解,而他的鲁迅研究则受到贾先生的启发。所以,他若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就非要改变他的全部文学观不可,而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宁可放弃他所喜爱的鲁迅研究,而选择古代文学。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忘怀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所以到得晚年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他就提出打通古今的理论,把现代文学一并纳入习惯于只写到近代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中,作为古代文学的合理延伸;而且还很关心鲁迅研究领域的争论,不时发表高见。


但在当时,古代文学领域也不平静。还在五十年代初,学术界就有“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争论,后者认为,理论是从大量资料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掌握史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事;而前者则认为,资料的运用必须由理论来指导,所以应该先有理论观点。争论的结果,自然是“以论带史”观胜出。因为当时强调学术研究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所以要把理论观点放在第一位。到得1958年3月,陈伯达发表《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这个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接着,郭沫若又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他们都把积累史料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烦琐主义学风而加以批判,郭沫若还指名与陈寅恪叫板。所以在全国高校,就展开了“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问题的大辩论。“厚今薄古”成为革命口号,而“以论带史”也就演变成“以论代史”。


在这种形势下,系里有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转为现代文学助教,而打基础和积累史料也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大家竞相用新观点来重新组织材料。但培恒兄却逆潮流而动。他不但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而且还师从蒋天枢教授,从训诂、文字入手,潜心学习基本功。


蒋天枢先生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而且还是陈寅恪托付整理遗作之人。他一生遵循王、陈的学术路径,是不肯跟风的独行者。他给我们班上先秦两汉部分文学史,特别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讲空头理论,而且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说你们写报屁股文章无非是想弄点稿费去买花生米吃,——当时复旦校门口国权路上有许多卖花生米的摊贩。所以,“扎扎实实做学问”和“不要老想买花生米吃”,就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只可惜这两句话虽然经常挂在口头,但我们经不住形势的压力和生活的诱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只有培恒兄倒是认认真真地照着蒋先生的指点去做,读《说文解字》、读《尔雅注疏》、《尔雅义疏》、读《方言》、读《资治通鉴》,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且从作家年谱做起,学会积累和整理材料。他选择了剧作家洪昇做年谱,虽然他对这个作家的代表作《长生殿》并不欣赏,只不过是借此做年谱的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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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培恒著《洪昇年谱》


但当时的形势不允许青年人闭门读书,培恒兄比较集中地读了两年书,就有许多工作派下来了,先是帮刘大杰先生核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的引文,接着又参加集体项目《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编写。但是,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并不急于紧跟,而且把所担负的工作与打基础结合起来。所以在大跃进的火热年代,他仍表现得很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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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


当然,他并不轻视理论。他本来就从事过文艺理论研究,知道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打文字训诂基础的同时,也很认真地钻研马恩原著。直到后来带博士生时,他还指导学生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反杜林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只是,他不是用现成的结论去套文学史,而是从中学习方法论。其实,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从事过理论研究,都是理论修养很高的人,并不只是一个资料库。


在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和古今大辩论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除了重点批判几个老师的学术观点之外,几乎所有的老教师都被作为“白旗”拔掉,而让尚未成熟的青年教师去占领讲堂,大概因为他们的观点易于转变之故。


中国教师的威信,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大大地打击过一次,后来逐步有所恢复,但到1957、1958年又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学生已不敢与老教师接近了,怕被指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但章培恒却不管这一套,仍旧对老师很尊重,特别是对他的指导老师蒋天枢先生。因此而产生了种种传闻。如说,有一次章培恒与蒋天枢先生一起外出开会,散会回来时恰逢大雨,地上都是水,而蒋先生却穿着布鞋,下车后章培恒要把蒋先生背回去,蒋先生不肯,他就脱了皮鞋,只穿着白袜子,扶着蒋先生涉水而行。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还被一位留校任教的学生写入文章,发表出来。培恒兄看到后,摇摇头对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并由此而谈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强调纪实文学一定要信实,不可根据传闻来写。但在培恒兄逝世后,某报一位记者发表长篇报导时,却特别采用了这位作者所写的这段文字来表扬培恒兄。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是否人们传奇故事看得太多,一定要把普通事件编得离奇曲折,才能适应读者口味,便于传播?其实,培恒兄虽然尊师,但行动是平实的,并没有什么传奇性的情节。他的难得之处,在于反师道尊严之风甚嚣尘上,以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威风为号召的时候,他却仍对老师执弟子礼甚恭。


对于另一位业师贾植芳先生也是一样。非常关心,但并不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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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与贾植芳的难友们


贾先生对学生很好,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但1955年出事时也牵连了许多学生,章培恒即是其中之一。有的人在受牵连之后,对贾先生恨得咬牙切齿,而在贾先生复出之后,又围着贾先生转,亲热得不得了,并且继续接受他的帮助。培恒兄则把事情看得很透,深知1955年的事并非贾先生之过,所以即使受到牵连而遭处分,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贾先生,复出之后,因为自己的事情多,工作太忙,也没有经常往贾先生那边跑。但是在紧要问题上,却非常关心贾先生。记得贾先生在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时,章培恒正在系里主持工作,这种申请,是需要经系学位委员会通过才能上报的,章培恒了解到有几位老先生对贾先生有偏见,就跑来找我,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是寻求支援。我当时正在生病,不能参加会议,但明确表示,贾先生应该上,他治学有自己的特点,与有些老先生不一样,他对许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是难得,我们系应该讲学术民主,要多样化,不能单一化。培恒兄同意我的意见。他后来告诉我,他在会上转达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先生认为我们说得有理,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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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在讲台上


他对贾先生的生活也很关心。有一次他请贾先生吃饭 ,叫我和几位朋友作陪。但临时他生了病不能来,就叫他的学生带钱来,要我代他主持这个饭局。我说,既然老章有病自己来不了,就由我请客好了。那位学生说:章老师说过,钱一定要由他付。贾先生一听,乐了,说今天是章培恒请客,我们点几个贵一点的菜吃吃。他点了一只清蒸甲鱼,吃得很高兴。事后我将此事告诉培恒兄,他说:既然贾先生高兴,你要为他多点几个好菜。我说:一只甲鱼,他也吃不到一半,哪里能像当年的胃口?他听得笑了。但从他们这一简单的言语中,可以见出其师生间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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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在病榻上紧张工作


章培恒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不是一个做秀的人,不是一个喜欢标榜自己的人,正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独立人格,直到生命的最后。


记得他逝世的那天晚上,阴雨绵绵。我刚从国外回沪,正在家中翻阅杂志,时近午夜,突然接到陈思和的电话,说章培恒在华山医院抢救,叫我赶快过去。我急忙叫了出租车赶去,只见病房走廊上有许多复旦同仁。他们让我进入病房与培恒见最后一面,其时,他已处于弥留状态。凌晨一点多,培恒兄逝世。当即在住院楼休息室开了一个小会,主持人宣读了培恒兄的简单遗嘱,最主要的两条是:在临终前,不要将他插满管子,过分抢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做任何纪念活动。


这正表现出他脱俗的一面。以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资历,本可以有别人争之不到的一番排场,但他不想要。真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在这纷扰的世界中,他始终特立独行,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完人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