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怀念章培恒兄

章培恒兄逝世已经六年多了。六年来，纪念文章陆续不断，朋友和学生们各就自己所见，阐述他的思想风范和治学特点。各人从不同的侧面，谈出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也有基调和观点大不相同的。

_{学生们纪念章培恒所出的学刊}

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他的性格核心和主导思想？

我想起一件小事。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老教学大楼（即今之第一教学楼）楼下梯形教室开批判会，批判“四人帮”对于大学教育的破坏。我与培恒兄一起坐在右排边座，因为离主席台较远，不时可以说几句悄悄话。当一位发言者批判“四人帮”要教师学生紧跟他们的部署，不断配合运动，做他们的政治工具时，我就对培恒兄说：“何止文革时期，解放以后就一直要求配合中心任务，跟着政治运动走，所以弄得我们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做不出学问来。”培恒兄说：“大环境虽然如此，但一半也要怪我们自己，太积极紧跟，不甘落后。如果不积极、不紧跟，就可以争取不少时间，还是能够读一些书的。”

_章培恒像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深悔自己定力不够，六十年代初，就跟着形势转，写了不少批判文章，现在看来，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起了反面作用；文革时期，如果不是被打倒，大概还会接着继续写配合形势的文章。而培恒兄，则不主动去赶这个热闹，除了上面指名要他做的事不能不做之外，他从不主动参与，只是静悄悄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章培恒不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早年选择的三个治学课题：屈原研究、鲁迅研究和胡风研究，就说明他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屈原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比较敢于直言的人。鲁迅说他的诗歌虽然“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但能“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也是极其难得的。鲁迅本人，是有名的硬骨头，他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职志，用他锋利的笔，揭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而胡风则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始终坚持鲁迅的文学思想。培恒兄选择这三个作家为研究课题，也就是想要继承他们的战斗精神。

在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1954年底，反胡风运动开始，周扬做了一个《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这显然是斗争的信号。这一点，章培恒不会看不出来。而且，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章培恒也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买这个账，他认为周扬讲得不对，就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反驳，并且寄给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这之前，《文艺月报》还发表了一篇晓立写的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章培恒当然知道晓立的来头，她原是夏衍的秘书，一向受到夏衍的栽培，这种政治上很敏感的写作，无疑也代表了夏衍的意见。他同样不买账，也写了反驳文章。前一篇文章被《人民日报》退稿，后一篇文章只给别人看过，还没有投寄，但消息泄漏出去，却都作为他的罪证。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审查、被处分，就与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我故意调侃他，说他身为党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一点都不懂得政治。他也只好点头笑纳。其实，这种只认真理，蔑视权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率性行为，正是极可宝贵的知识分子性格！

章培恒因胡风问题受到处分之后，先是被贬到图书馆去做资料工作，后又调回中文系做助教。那时，现代文学组的贾植芳教授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关在提篮桥监狱；余上沅教授则因涉嫌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案（杨帆是他的学生），也被捉将进去；而鲍正鹄先生则在国外讲学，系里正缺乏现代文学教师。章培恒原来是研究鲁迅的，当然也熟悉整个现代文学。但他对鲁迅的理解，与当时官方的鲁迅学有所不同，——他曾对我说过，贾先生他们对鲁迅有自己的理解，而他的鲁迅研究则受到贾先生的启发。所以，他若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就非要改变他的全部文学观不可，而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宁可放弃他所喜爱的鲁迅研究，而选择古代文学。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忘怀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所以到得晚年重写中国文学史时，他就提出打通古今的理论，把现代文学一并纳入习惯于只写到近代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中，作为古代文学的合理延伸；而且还很关心鲁迅研究领域的争论，不时发表高见。

但在当时，古代文学领域也不平静。还在五十年代初，学术界就有“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争论，后者认为，理论是从大量资料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掌握史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事；而前者则认为，资料的运用必须由理论来指导，所以应该先有理论观点。争论的结果，自然是“以论带史”观胜出。因为当时强调学术研究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所以要把理论观点放在第一位。到得1958年3月，陈伯达发表《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这个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接着，郭沫若又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他们都把积累史料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烦琐主义学风而加以批判，郭沫若还指名与陈寅恪叫板。所以在全国高校，就展开了“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问题的大辩论。“厚今薄古”成为革命口号，而“以论带史”也就演变成“以论代史”。

在这种形势下，系里有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转为现代文学助教，而打基础和积累史料也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大家竞相用新观点来重新组织材料。但培恒兄却逆潮流而动。他不但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而且还师从蒋天枢教授，从训诂、文字入手，潜心学习基本功。

蒋天枢先生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而且还是陈寅恪托付整理遗作之人。他一生遵循王、陈的学术路径，是不肯跟风的独行者。他给我们班上先秦两汉部分文学史，特别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讲空头理论，而且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说你们写报屁股文章无非是想弄点稿费去买花生米吃，——当时复旦校门口国权路上有许多卖花生米的摊贩。所以，“扎扎实实做学问”和“不要老想买花生米吃”，就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只可惜这两句话虽然经常挂在口头，但我们经不住形势的压力和生活的诱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只有培恒兄倒是认认真真地照着蒋先生的指点去做，读《说文解字》、读《尔雅注疏》、《尔雅义疏》、读《方言》、读《资治通鉴》，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且从作家年谱做起，学会积累和整理材料。他选择了剧作家洪昇做年谱，虽然他对这个作家的代表作《长生殿》并不欣赏，只不过是借此做年谱的材料而已。

                                                    章培恒著《洪昇年谱》

但当时的形势不允许青年人闭门读书，培恒兄比较集中地读了两年书，就有许多工作派下来了，先是帮刘大杰先生核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的引文，接着又参加集体项目《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编写。但是，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并不急于紧跟，而且把所担负的工作与打基础结合起来。所以在大跃进的火热年代，他仍表现得很沉稳。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

当然，他并不轻视理论。他本来就从事过文艺理论研究，知道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打文字训诂基础的同时，也很认真地钻研马恩原著。直到后来带博士生时，他还指导学生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反杜林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只是，他不是用现成的结论去套文学史，而是从中学习方法论。其实，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从事过理论研究，都是理论修养很高的人，并不只是一个资料库。

在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和古今大辩论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除了重点批判几个老师的学术观点之外，几乎所有的老教师都被作为“白旗”拔掉，而让尚未成熟的青年教师去占领讲堂，大概因为他们的观点易于转变之故。

中国教师的威信，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大大地打击过一次，后来逐步有所恢复，但到1957、1958年又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学生已不敢与老教师接近了，怕被指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但章培恒却不管这一套，仍旧对老师很尊重，特别是对他的指导老师蒋天枢先生。因此而产生了种种传闻。如说，有一次章培恒与蒋天枢先生一起外出开会，散会回来时恰逢大雨，地上都是水，而蒋先生却穿着布鞋，下车后章培恒要把蒋先生背回去，蒋先生不肯，他就脱了皮鞋，只穿着白袜子，扶着蒋先生涉水而行。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还被一位留校任教的学生写入文章，发表出来。培恒兄看到后，摇摇头对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并由此而谈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他强调纪实文学一定要信实，不可根据传闻来写。但在培恒兄逝世后，某报一位记者发表长篇报导时，却特别采用了这位作者所写的这段文字来表扬培恒兄。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是否人们传奇故事看得太多，一定要把普通事件编得离奇曲折，才能适应读者口味，便于传播？其实，培恒兄虽然尊师，但行动是平实的，并没有什么传奇性的情节。他的难得之处，在于反师道尊严之风甚嚣尘上，以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威风为号召的时候，他却仍对老师执弟子礼甚恭。

对于另一位业师贾植芳先生也是一样。非常关心，但并不显眼。

_{章培恒与贾植芳的难友们}

贾先生对学生很好，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但1955年出事时也牵连了许多学生，章培恒即是其中之一。有的人在受牵连之后，对贾先生恨得咬牙切齿，而在贾先生复出之后，又围着贾先生转，亲热得不得了，并且继续接受他的帮助。培恒兄则把事情看得很透，深知1955年的事并非贾先生之过，所以即使受到牵连而遭处分，也从来没有埋怨过贾先生，复出之后，因为自己的事情多，工作太忙，也没有经常往贾先生那边跑。但是在紧要问题上，却非常关心贾先生。记得贾先生在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时，章培恒正在系里主持工作，这种申请，是需要经系学位委员会通过才能上报的，章培恒了解到有几位老先生对贾先生有偏见，就跑来找我，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是寻求支援。我当时正在生病，不能参加会议，但明确表示，贾先生应该上，他治学有自己的特点，与有些老先生不一样，他对许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是难得，我们系应该讲学术民主，要多样化，不能单一化。培恒兄同意我的意见。他后来告诉我，他在会上转达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先生认为我们说得有理，就通过了。

_{章培恒在讲台上}

他对贾先生的生活也很关心。有一次他请贾先生吃饭 ，叫我和几位朋友作陪。但临时他生了病不能来，就叫他的学生带钱来，要我代他主持这个饭局。我说，既然老章有病自己来不了，就由我请客好了。那位学生说：章老师说过，钱一定要由他付。贾先生一听，乐了，说今天是章培恒请客，我们点几个贵一点的菜吃吃。他点了一只清蒸甲鱼，吃得很高兴。事后我将此事告诉培恒兄，他说：既然贾先生高兴，你要为他多点几个好菜。我说：一只甲鱼，他也吃不到一半，哪里能像当年的胃口？他听得笑了。但从他们这一简单的言语中，可以见出其师生间的情意！

_{章培恒在病榻上紧张工作}

章培恒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不是一个做秀的人，不是一个喜欢标榜自己的人，正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表现出他的独立人格，直到生命的最后。

记得他逝世的那天晚上，阴雨绵绵。我刚从国外回沪，正在家中翻阅杂志，时近午夜，突然接到陈思和的电话，说章培恒在华山医院抢救，叫我赶快过去。我急忙叫了出租车赶去，只见病房走廊上有许多复旦同仁。他们让我进入病房与培恒见最后一面，其时，他已处于弥留状态。凌晨一点多，培恒兄逝世。当即在住院楼休息室开了一个小会，主持人宣读了培恒兄的简单遗嘱，最主要的两条是：在临终前，不要将他插满管子，过分抢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做任何纪念活动。

这正表现出他脱俗的一面。以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资历，本可以有别人争之不到的一番排场，但他不想要。真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在这纷扰的世界中，他始终特立独行，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完人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