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腹才华，一生颠沛——记何满子先生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建社伊始，首任社长李俊民先生就招揽了不少学有专长甚至是已经成名的学者来做编辑，依靠他们编辑出版了一批有学术质量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从出版人才和出版品牌方面，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编辑中，以个性鲜明、才气横溢而为人称道的是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先生
十几年前，何满子先生还在世时，怀着对他的敬仰之情，我写了小文《印象中的何满子》，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客观地介绍了何满子先生的才情，得到了何先生的首肯。限于篇幅，这篇二千余字的小文，未能尽述何满子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也未能细说何先生富于个性的趣闻逸事。其实，何先生的人生经历，在其夫人吴仲华整理的《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披露；何先生的趣闻逸事，也在其夫人吴仲华编的《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何满子逝世周年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的众多纪念文章有多方面的记载。尽管如此，为了彰显何满子先生在创作、研究和编辑工作方面的贡献，为后来者垂范，以激励后来者，达到薪火相传的目的，还是掇拾旧闻，益以新知，续撰一文，回顾何满子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以深切缅怀何满子先生。
一、从“孙承勋”到“何满子”
何满子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1919年2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龙门是一个古镇，地处富春江龙门山下，四面皆山，剡溪与龙门溪交汇于此。东汉名士严子陵曾赞叹道，“此处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古镇也因此得名。龙门镇又是三国时代东吴大帝孙权故里。据家谱记载，从三国时孙权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孙氏已繁衍到六十五世。千百年来，经各房一代又一代的建筑，龙门从一个大家庭的聚居地，形成今日的古镇，至今完好地保存着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留存着浓郁的宗族氛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镇上90%以上的居民姓孙，是孙权家族的后裔，何满子先生原名孙承勋，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少年孙承勋过着比较殷实的生活。他的祖父在前清曾经做过一个七品小官，告老还乡后在乡间为乡亲们义诊看病，口碑很好。其父在杭州浙江陆地测量局供职。他的外祖父是前清举人。他的大外祖是前清道员，当过轮船局和铜元局(即造币厂)的总办，又是两浙师范学堂的创办人之一，熟悉洋务，又懂国学，办了一个家墅，延聘了三位家庭教师教子弟。这三位教师中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即备取举人)，教数理化和教外语的都是留学生，其中教外语的还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少年孙承勋就在这样中西合璧的教学环境中得到了最初的教育，他佩服这三位老师，虽然他也曾在杭州和龙门读过两年小学，后来家墅解散后他也去插班读过一年初中和一年高中，但是在学校读书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课堂上教的东西对他缺乏吸引力，于是他就辍学了。当时他在杭州，姐姐孙晓梅在杭州的小学教书，他就几乎每天到浙江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主要看喜欢的文史方面的图书，并开始学习写文章向报纸投稿，13岁时在报纸上发表了处女作《东北的炮声》。据他自言:“在心智未开的10岁之前，我就读遍了除《金瓶梅》之外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以后一直沉浸在古今中外的书海里。”（《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因此，他被家人称为“读书种子”。
1936年，孙承勋的父亲病故了，父亲曾希望他去读大学，但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18岁的孙承勋投入了抗战的洪流，进入了社会这所大学校。他在姐姐孙晓梅的推荐下，到上海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孙晓梅后来在苏南担任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1943年在护送干部进入解放区的回程中被日寇抓住，不屈而死。）随着战局的失利，孙承勋从浦东开始一路流亡，到了武汉。在武汉《大汉晚报》做了不到五个月的编辑，报纸停刊了，由投稿认识的《新华日报》社的人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才过了大半年就感到不适而离去，从此漂泊南北。他对自己的个性有这样的描述:“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三条。也可说‘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的: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羡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独立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何满子《中国现代文学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他经西安到成都，在成都认识并爱上了以后的终生伴侣吴仲华。此后又跋涉在重庆、贵阳、湖南衡阳、桂林等地，多以编报刊为业，结识了不少文艺界人士。1944年，他又回到成都，与吴仲华结婚。抗战胜利后，夫妻俩来到南京，都以记者为业。
何满子与吴仲华结婚照
从1940年起，孙承勋就以笔名“何满子”行世，他厌恶原名有旧家族的封建色彩，渐渐地就不用原名了。“何满子”本是唐代舞曲名，相传以乐人何满子而名。白居易有《何满子》诗：“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张祜《何满子》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前人有“《何满子》其声最悲”(《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之评。世人多认为何满子这个名字不吉利，但他本人以为自己命大，不怕。随着何满子的文名日盛，孙承勋的本名渐渐被世人遗忘，他干脆以笔名代替本名，他的两个女儿也跟着他改姓何了。
二、从私淑鲁迅到“胡风分子”
三十而立的何满子在上海迎接了新中国的建立。当时，他们夫妻俩从南京来到上海，何满子先在一家报纸做了几个月的总编辑，又在一家书店编辑部当总编辑编了几个月的的书。新中国建立了，他们夫妻俩想可以安身立命了，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吴仲华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何满子去上海高级机械制造学校教政治课，同时兼任上海医学院政治教员。1951年12月，何满子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学员多是高校教授，其中有他认识的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1915-2008）。贾植芳，山西襄汾人，是一个作家、翻译家、学者，为人正直，爽快风趣，比何满子大四岁，与何满子很投缘，就邀请他去震旦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何满子答应了，他绝对想不到与贾植芳的交往是他之后的人生悲剧的开始。
何满子与贾植芳合影
何满子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开的课有一门是中国文学史，他接手讲课时正讲到明清，明清时期主要的文学现象是小说和戏曲。由于备课需要，何满子开始对中国古典小说作系统的研究，他一气写了三本小书:《论儒林外史》《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1954年都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这三本小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其中的观点屡为后学征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还再版了《论儒林外史》一书。
何满子一生以鲁迅先生为楷模，为文治学都步武鲁迅。他曾这样致敬鲁迅:“对这位以强毅慈爱的乳汁哺育了我们的伟人，感激之情是难以言宣的。”（《文学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他曾想继鲁迅先生之后，写一本《中国小说史》，由于命运的播弄和写作兴趣的转移，一直未能如愿。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晚年再作冯妇，又撰写出版了《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国爱情与两性关系——中国小说研究》等著作。鲁迅先生对魏晋文学深有兴趣和研究，写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见解独到精辟，影响很大。何满子也就这个论题展开研究，晚年撰写出版了《中古文人风采》一书，直承鲁迅先生观点而有所拓展。他还专门撰写出版了《读鲁迅书》，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何满子手迹
正当何满子私淑鲁迅向学者方向努力的时候，新中国文坛的一场大风波把他卷入了漩涡之中。
事情还得从胡风说起。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长期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其人品与学术思想为鲁迅所欣赏，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深得鲁迅先生的信任。新中国建立后，胡风满腔热忱地投入文化建设，但是他的文艺思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区别，于是遭到了批评。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曾是胡风追随者的舒芜（1922-2009）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批评进行了反驳。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舒芜说:“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动的实质。”他还表示.他本人以前“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直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在参加实际斗争当中，我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舒芜为了表示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实，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并层层转到最高领导人手中，由此，点燃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不管舒芜及其友人、同情者后来如何为他主动上交私信辩白，上交私信这一行为的恶果之大、为害之烈确实是他难以辞责的，尽管他不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
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此后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受胡风牵连的不仅仅是他的友人。据相关资料披露，当时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七十多人，其中骨干分子二十多人，多为诗人、作家，贾植芳就是其中之一，而受牵连者有两千余人，有的遭到迫害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认定这是一件错案，才予以平反。
贾植芳与胡风相识颇早，在文学创作方面得到过胡风的帮助。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贾植芳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其妻任敏两日后也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980年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
何满子在震旦大学才教了半年一学期的课。高校院系调整时，高教局打算把何满子调到外地去，他以夫妻分居两地为由表示不同意，于是先到上海华东交通部运输局上了近一年的班，随后被安排到华东速成实验学校师资部任教。1955年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在家被两个穿便衣带手枪的人上门逮捕，他们出示了市公安局的逮捕证。在看守所，何满子被提审，要求老实交代与胡风的关系，低头认罪。他与胡风没有深的交往，之前唯一见过的一次就是抗战时在桂林听过胡风的演讲；他曾写了几首诗投给胡风看，胡风回信说他的诗是“日常散文”，颇伤他的自尊，此后便无交往。因为与贾植芳的来往，何满子就受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牵连，被胡里胡涂抓了进去关了一年又四个多月。1956年9月28日，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释放。对于使他坠入噩梦之端的那场胡风事件，他一直念念不忘，曾有一绝：“浪迹江湖惯独行，也知才短此身轻。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胡风分子名。”（《出狱戏效杜樊川体》，《一统楼打油诗钞》，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三、二十多年坎坷路
何满子被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出版局报到。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李俊民（1905-1993）早就知道他，曾约他整理古典小说。得知他被安排到市出版局，李俊民就要求把他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
李俊民是一位老革命、老作家，同事都尊称他“俊老”。1953年10月，刚辞去江苏省文化局长一职到上海工作的李俊民接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6月，定位是“以出版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全国性文学专业出版社”，首任社长为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1912-1998），总编辑是晚年盛名不衰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1920-2008）。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不少编辑与胡风有过往来，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学观点和创作比较肯定，出版过胡风及其同人的作品。因此，新文艺出版社被称为胡风集团的“主要阵地”，在1955年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被点名的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就有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已调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的新文艺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刘雪苇、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彭柏山也因与胡风有过联系而被打成“胡风分子”，饱受迫害。李俊民到任后，一方面收拾残局，本着公道，在执行上级指示开展新文艺出版社的反胡风运动时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受牵连的编辑，为当事人所称道；另一方面开拓新路，改变上海的出版格局。1954年，原在上海的两家著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没有了专业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李俊民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6年11月，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同意，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为专业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除了原先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编辑钱伯城、王勉等外，李俊民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受到“胡风案”牵连的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自己的老友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李俊民“常戏称他主张‘人材内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何满子《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2日）
何满子在古典文学出版社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享有一定的优待与信任。例如，邀请他为“青年编辑讲习班”讲文学课；社里分配到两张苏联马戏团来上海演出的票，其中一张给他。社里还主动与公安部门联系，交还他被抄去的日记、卡片资料等。俊老的真诚相待、大胆放手的领导作风、对新旧文学的内行与把握，都令他折服。“俊老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导风度，使编辑部同仁精神振奋，干得有声有色”。（《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对于何满子来说，这样快乐的日子是那样的短暂。新中国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大风波，又一次把他卷入了漩涡之中。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有些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建议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等观点，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右派分子”的标准简单化，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二十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90%以上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古典文学出版社在反右斗争中也不例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社里具体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陈向平（1909-1974）担任了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也责无旁贷地抓运动。他找人谈话，鼓励大家提意见，还点名要何满子在会上发言，于是何满子就谈了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胡风问题等的看法，认为处理问题该有所区分，理论归理论，胡风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不要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但不久形势就发生变化，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何满子回忆道：“社里同样也火热火爆地搞起了反右。陈向平把我找去，说钱伯城是右派，要我揭发。我同钱伯城，还有另一位小青年陈文坚同在一个办公室，自然接触较多，但我能揭发什么呢？没有什么好揭发嘛！”（《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结果，1957年8月，经上海市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决定，钱伯城、何满子和陈文坚三人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都被划为右派。古典文学出版社有六人被划为右派，除上述三人外，还有王勉、经理部副经理刘哲民和编辑王敬之，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他们分别受到撤职、降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等处分。
何满子被划为右派后，起初还在原单位照常工作，只是被开除公职，1958年4月，被徐汇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期间剥夺政治权利。当时，上海市委要求“净市”，要扫除各种社会垃圾，把有问题的人清除出上海。1958年8月，单位传达文件，号召去边疆“支边”，第一批是去宁夏。何满子心想自己在单位是个“管制分子”，不如换个环境，就报了名。其夫人吴仲华的单位知道后，要她考虑是否也报名。吴仲华想一家人死活要呆在一起，没多加考虑就报了名。谁料离开上海前，吴仲华突然被单位补划为右派，批判她在反右期间“向党交心”的材料。何满子认为，吴仲华是受了他的连累。
这年9月，何满子一家被分配到宁夏中卫县，全家四人竟分住在三个地方。他被分配到县商业局储运股车队拉板车，报到那天，局长对大家说:人家是教授呢，现在就叫他文武全才吧！从此，拉车的伙伴就叫他“教授”。吴仲华被分配到离县城十多里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不得不住在学校。大女儿在县初中入学，也住在学校。小女儿先是跟着爸爸在城里，白天在邻居家搭伙，后来跟着妈妈住校，每周六下午回县城，一家才得以团聚。
何满子夫妇与长女
何满子拉板车的任务，是到火车站把商业局的商品等拉到仓库，再把商品分发到各商店，包括到农村的供销社。一车货物有七八百斤重，装货、上坡对于他来说都很艰难；至于给车擦油换弹子，他更是门外汉。他曾有诗云：“一脚高来一脚低，浑如蹇卫负耕犁。江湖把式卖膏药，鞭赶疲熊爬陡梯。”（《拉车自嘲》，《一统楼打油诗钞》）诗序云:“发配宁夏拉板车两年，我拉车的狼狈相常招引路人指点取笑，有时围观如看变戏法。何劳人嘲，我先自嘲。”在伙伴们的帮助下，何满子终于也适应了这种辛劳的工作。
但即是这样的日子也很短暂。1960年，国家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的困境在全国蔓延。天灾不断，人祸接踵而来。宁夏掀起了反右倾、反坏人坏事的“新三反”运动。10月的一天，何满子在一次斗争会上被宣布为坏人，当场拘捕。宣布他的罪行有三条：1、偷东西；2、捣乱市场；3、散布反动言论。第一条指的是商业局仓库丢东西，没抓到人就认定是何满子偷的。第二条指的是何满子平时买鸡、鱼和药酒等“高价”东西。第三条指的是何满子平时给伙伴讲故事，如讲《水浒传》中林冲发配沧州的故事就是影射自己发配到中卫，发泄不满。随后，何满子被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当时缺粮严重，劳改犯人的境遇当然更差了，经常有饿死的，何满子也饿得双腿浮肿，奄奄一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总算给救回来了。第二年6月，公安局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何满子释放回家。8月，公安局宣布解除对他的管制，承认判他劳教是错案，撤销一切罪名。于是，这年10月，他就回上海治病。
回上海后，何满子去见了李俊民。在这之前，1958年6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当时年近七十的金兆梓先生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任主任，李俊民、陈向平、戚铭渠任副主任。李俊民任总编辑，陈向平和戚铭渠两人也于1961年7月任副总编辑。俊老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俊老是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同时，俊老还担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副主任，具体负责《辞海》的修订工作。中华上编的领导了解了何满子的情况后，深表同情与理解。为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帮助他治病，给他一定的工作，作为生活保障:一是让他为《辞海》写条目，每月给100元作生活费；二是让他为中华上编每月写一篇活叶文选，参加审稿，稿费约有百来元，可作医疗费。这样，何满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他可以有钱去治病了，当时他已没有公费劳保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何满子的身体总算康复了。
1962年年底，何满子回到了中卫。县商业局本希望他退职，他不愿意；于是安排他当货郎，推车去卖杂货，自负盈亏，他拒绝了。在种种努力都不奏效的绝望之中，他想起了解放前在南京做记者时认识的新华社的负责人石西民（1912-1987），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包括《辞海》修订工作。何满子知道石西民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的处境和回上海的想法。信发出后不到一周，就接到了上海来的电报，要他立即回上海向出版局报到。接着又收到上海市出版局来信，让他办理调动手续、办户口和粮食关系等。1964年3月，何满子正式调回上海，但未能回到老单位中华上编，而是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参加编辑解放前上海的出版业史料。同事中名人不少，多是所谓有问题的如右派分子之类的人，有《文汇报》原总编辑徐铸成（1907-1991）、老出版家李小峰（1897-1971）、作家秦瘦鸥（1908-1993）、孔另境（1904-1972）、老同事刘哲民（1908-1992）、俞鸿模（1908-1968）等。何满子到了新单位，待遇一下跌到谷底。原先他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受管制期间每月还有生活费80元，到宁夏拉板车降为45元，新单位只给他每月生活费25元；而且，单位人事科始终关注着他的动向，使他总有如坐针毡的感受。
在这之前，吴仲华于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到城区小学任教。这时宁夏又出台了新的政策，各单位、学校要缩小编制，精简人员，动员支边的人各自回到家乡农村，为国家分担眼前的困难。于是，这年夏天，吴仲华退职，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何满子的老家浙江省富阳县龙门人民公社，与何满子的母亲一起生活。因为何满子的姐姐孙晓梅是革命烈士，所以当地对烈属家庭也很关心。吴仲华在生产队担任会计和记工员，挣工分了。大女儿本来在中卫县城读高中一年级，在何满子劳改后，被学校赶了出来，送到一个修理板车、自行车的小店当学徒工。回老家后，她进富阳中学重读高一，高中三年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一天只能挣5个工分，相当于两三角钱。靠母女两人的工分是很难养活一家四口的，何满子每月还要从25元生活费中省下几元钱寄给吴仲华。幸好大女儿不久在邻村的小学找到了代课老师的职位，可以自食其力了。
才又安定了两年，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先是打倒“走资派”，接着是揭批“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何满子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右派分子，当然劫数难逃，被批斗、抄家，当时他住宿舍，只有随身带的几百本书和稿件、资料卡片等，也全部给抄走。紧接着，这年9月，他就被单位里的造反派押解着遣送回老家富阳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吴仲华作为摘帽右派也遭到了批斗。
何满子这次在老家整整呆了十二年。“文革”高潮过后，乡里生活又趋于正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家多是宗亲，没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看待，对他没有歧视和不信任。生产队的抽水机坏了，就交托他到上海去修理。残留的宗族遗风对何满子反而起了保护作用。十二年间，何满子的老母去世了；大女儿嫁给了出身贫下中农的高中同学，他是杭州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书；小女儿初中毕业后一度去东北插队落户，认识了未来的夫君，后来就在东北成家。
在农村，何满子最痛苦的是没有书看，家里每年花两角钱买一本日历，日历上的一些农作物和知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1973年大女儿结婚后，女婿给他借到了一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资治通鉴》，并把自己原有的一套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苏轼全集》送给了岳父，这下何满子欣喜莫名，如贫儿暴富似的。苏轼在逆境中随遇而安、不降其志的精神，使他找到了异代知音，他一头扎进苏轼作品中，如他所说，“就靠苏轼来疗饥，又贪婪，又舍不得立即读完。除了苦力的干活以外，大约一年之久的空暇时间的愉快，都是苏轼这位大恩人赐予的”(《汲古说林》后记，重庆出版社，1987年）。为了感念苏轼这位在寂寞中给他慰藉的古代作家，他后来重新开始文字生涯时，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
四、充满活力和丰收的晚年
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巨变，“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属的出版社包括中华上编被撤销，重新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大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撤销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恢复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的建制。据此，在原中华上编和大社古籍编辑室的基础上恢复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定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绍兴路5号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命年过七旬的李俊民任社长、总编辑。李俊民做出版，一直把招揽人才放在首位，首先努力找回“文革”中被遣散的老编辑，如何满子、王勉、刘哲民等，接着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人员。
1978年12月，何满子接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录用信和户口粮食关系转移证，从此告别了十二年的农村生活，回到上海重操编辑旧业。不久，吴仲华也回到上海，与何满子一样办了右派平反改正的手续，由于已过退休年龄，回原单位工作是不可能了，但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又评上了主任编辑的职称，发挥余热，先后为多家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生活充实。大女儿调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做校对，经过努力，通过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大专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后来担任了校对科科长，何满子开玩笑地说她是全家唯一的“官”。大女婿也调到上海，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任编辑。小女儿一家在长春生活，也很安定，小女儿在长春日报社专职从事工会工作，小女婿在新华社吉林分社工作。何满子回上海后，先是住在单位五人合住的集体宿舍。在李俊民的努力下，1980年，市委宣传部给何满子在闸北区分了两间房，他终于又有了安身之所。他有了一小间书房，取名“一统楼”，即取自鲁迅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上两句就是有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久，大女儿夫妻来上海工作，与他们住在一起，挤得没法安顿了。1990年，单位在徐汇区天钥桥路给他重新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才改善了居住状况。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何满子，有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丰收的晚年，重返他研究、著述的黄金时代，使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十年成为他一生中编辑、研究和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
何满子夫妇在一统楼
何满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后，一直在文学编辑室做编辑，1983年被评为编审。李俊民对何满子有知遇之恩，对他很了解，知道他没有做官的欲望，就要求他在社里多带带青年编辑，多培养一些助手。应李俊民的要求，何满子给社里的青年编辑每周上一次业务课，一直坚持到1983年。编辑室中的中青年编辑，无不对他尊重有加，都尊称他为教授，他也从来不摆前辈、名人的架子。当时社里与他同辈的编辑有王勉、陈邦炎、钱伯城等，这三人与他同为丁酉难友，陈邦炎是编辑室主任，钱伯城负责《中华文史论丛》的编辑工作，后来还担任了社总编辑。他们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和对书稿价值的判断比较接近，私交也好。社和编辑室有重大项目出台或重要选题策划，总会咨询何满子等资深编辑的意见。他在编辑室负责的书稿主要是诗文选本和研究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有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集》，以古代文学名家作品为主，如王达津先生选注的《王维孟浩然选集》、高文先生等选注的《高适岑参选集》、郁贤皓先生选注的《李白选集》、邓魁英聂石樵先生选注的《杜甫选集》、周振甫先生选注的《李商隐选集》等，也有以文体归类的，如黄进德先生选注的《唐五代词选集》等。这套选本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宗旨，偏重文献资料的注释与考订，以及作者生平研究与作品编年汇评等，篇幅一般在三四十万字，繁体竖排印行，社里通称为中级选本，以与十万字上下篇幅的小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相区别。这套中级选本出版后，很快就以学术性强得到读书界的好评。这套中级选本中的许多选题和作者是何满子提出和约稿的，他自己也选注了《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选集》一书。
何满子的才气在社里是有口皆碑的。他少年时饱读诗书，有扎实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起又向往新学，推崇鲁迅，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因此，他治学范围极广，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编辑，他一直以学者的追求要求自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编辑工作。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投入到审稿工作中去，与作者商榷往复，疑义相析，提高了书稿的质量，赢得了作者的信任，与许多作者成了好友。由于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和真诚的待人方式，他在书稿的组织和作者的选择方面得心应手，既有名家作品，又有中青年才俊的力作。他曾与陈邦炎一起去北京拜访朱自清夫人陈竹隐，组约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等书稿；拜访俞平伯，组约了他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许多中青年学者的书稿，经过他的编辑，而享誉学林。1983年前后，他审读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水照的《苏轼选集》，钦佩王水照对苏轼作品的深切理解，称赞这本《苏轼选集》为“古代作家选本中的杰构”。他阅稿后就请王水照前来相见，并请王水照吃饭。一位文坛前辈、编辑，请一位中年教师、作者吃饭，是很少有的，这使王水照深为感动，两人从此成了忘年之交。我当时从王水照先生读研究生，先生时正在校阅《苏轼选集》校样，与我说起何先生对他的赏识，非常高兴。次年，《苏轼选集》出版，王水照先生凭借此书与之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苏轼》一书和一系列苏轼研究的论文，迅速奠定了他在海内外苏轼研究领域权威的地位。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剑国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读研究生时，何满子与他开会时相识，交谈之下发现他治小说史极有功力，得知他在撰写《唐前志怪小说史》一书时还辑撰了《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一稿，就约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满子并为之作《小引》推荐:“撰者勤求群书，慎事比勘，商略异同，条畅源流；又复诠释名物，印证史支，使脉络分明，义理俱豁。中古以前志怪之作，虽未尽备，然摄其菁英，已堪笼罩全体矣。”李剑国在《小引》中感慨道:“稿成自知粗陋，染区区私愿，竟亦待葑菲之采。蒙何满子先生不弃，躬为指导，其规画区宇，矫正危枉，诚有不可胜言者。嗟夫!吾人恒有‘奖掖’之论、‘人梯’之言，余今知矣!余何幸耶!”李剑国现在已是海内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权威。
我知道何满子的名字，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常在报章上读到满子先生的大作，或是上下纵横的长篇大论，或是议论精悍的杂文短章；后来，从王水照先生处得知满子先生是他编撰的《苏轼选集》一书的责任编辑。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文学编辑室做编辑，有幸成为满子先生的同事。当时何满子先生还没退休，在家审稿，每周来社一二次。每次他来编辑室时，我们就常去他办公室，听他高谈阔论，谈书稿，评时弊；我们也常向他请教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时也向他求救帮忙写稿，遇到约不到作者或作者一时难于完成的书稿的出版说明、前言或小丛书之类，常央求他救急，而他也从不爽约，交出的文稿又是那么符合要求，不需编辑再加工。那些年来，满子先生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类著作就不下十种，如《水浒概说》《三国演义》前言等。1987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的《词曲台历》《对联台历》就是由申君（陈邦炎）编选、韩盈下（何满子）注释评解的。我记得当时何满子每周来社时，陈邦炎就将选抄好的词曲或对联每首一页交给何满子，何满子就在陈邦炎抄的下面接着写，下周就将写好的交来。前后不过一个来月，365篇注释评解就写好了，不仅有准确的注释，介绍各类知识；还有精到的评点，指出高下得失，足见满子先生不仅腹笥深厚，而且文思敏捷，操笔为文，似不假思索，信笔而成，而立意精深，文采斐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许多老编辑都是治学作文的高手，满子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堪称编辑中的行家里手。
1990年，何满子退休了，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研究和著述，当然也不时应社里之请，为社里审稿写稿。他退休后，也常来社，或查资料，或交书稿，还常把新作送给老同事分享。我的书架上就有他签名赠我的十几种著作。他还受聘担任上海师范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带了好几届研究生，学生每隔一二周到他家里听他上课。他还与他赏识的青年学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时人合作编选了《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促成并审订李时人所编《全唐五代小说》，部分完成了他治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夙愿。
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何满子始终关注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于发展，晚年也依然如此，充满着活力和生气，甚至是火气。他不趋时，不媚俗，真诚待友而疾恶如仇，对于社会上和文坛上的一些现象，如武侠小说热、流行歌曲热、胡兰成和张爱玲热等，他看不惯，常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发而为文，文中常有难抑的火气。作为亲历了抗日战争的过来人，何满子特别讲求气节。他先后写了《预评电视剧〈张爱玲传奇〉》《“道不尽的张爱玲”》等文章，斥责汉奸胡兰成和张爱玲为“一对狗男女”。对于一些人津津乐道的胡兰成对张爱玲始乱终弃而张爱玲痴情不改的故事，他尖锐地指出:“仅仅是从生物学的眼光，张爱玲的爱情才是一场动人的悲剧，即对女主角的命运说是悲剧。置之于理性的现实人生，这是一场令人腻厌的丑剧。”因为“张爱玲正是痴迷地爱恋上了汪伪政府的中宣部副部长胡兰成的女人。不必是爱国者，只要是一普通中国人，恐怕都会吐口唾沫的”。针对有人肯定张爱玲小说乃至其人的质问，他反问道:“诚然，鸳鸯蝴蝶派兼西风派的混血儿张爱玲的作品别有一功，可是，布封所谓‘风格即人’毕竟是铁律。一个作家，她的爱情追求，人生追求，可以不问么？爱上大汉奸胡兰成，爱得如此痴迷不舍的女人，其人品，其灵魂，她对中国的感情您怎么想？”（《三五成群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为此，他常被一些人目为守旧之人。对此，他自嘲道:“文章媚俗方行俏，识见忤时该倒霉。最好佯装惊讶状，学苏北话喊乖乖。”（《1989年岁朝开笔》）
何满子和难友劫后合影,1982年。前排右起绿原、贾植芳、任敏、顾征南、施昌东;后排右起何满子、耿庸、王戎、卢鸿基
晚年，何满子与“胡风集团”的难友们王元化、贾植芳、耿庸等来往密切，如他所说:“因为是被一只大手把素不相识的我们拉进同一个‘集团’，既然蒙这只大手，不，天才的组织家组织了这样一个‘集团’，让我们有过大致相同的命运，这种天作之合是不可忘记的。夸张点说，颇有点铭心刻骨那样的牵挂之情。”（《天涯海角怀故人——悼何剑薰》，《虫草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坚定地认为：“以文学史来说，胡风代表着自‘五四’以来的文学人民中心对抗以政治役使文学为特征的文学权利中心的最后一搏。胡风的悲剧不但使他自己和一群卫护文学人民中心的人沉沦了二十多年，而且使文学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史都无法回避的人物——十卷本〈胡风全集〉初读卮言》，《千年虫》，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对于难友的离世，他写下了不少感情真挚的怀念文章，如《永别路翎》《和芦甸相处的日子》《天涯海角怀故人——悼何剑薰》等。对于那位交出与胡风来往的私人信件而成为胡风事件导火线的舒芜，满子先生直斥他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即使当舒芜后来有悔恨之词，且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时，满子先生向鲁迅先生学习，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予宽恕，写下了一系列揭露舒芜面目的文章；并不惜情面，与为舒芜辩护的老友聂绀弩反复争论，最后使聂绀弩不得不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
何满子部分著作书影
退休后的十几年，是何满子写作的丰收期。他主要写杂文，几乎是每周一篇，每年出一个甚至几个集子。如1995年出版《绿色呐喊》《虫草文辑》；1996年出版《何满子杂文自选集》《人间风习碎片》；1997年出版《狗一年猪一季》《如果我是我》；1998年出版《忌讳及其他谈片》《鸠栖集》《沙聚塔》《亦喜亦忧集》；1999年出版《见闻偶拾》《世纪末抒情》等。何满子的杂文有很强的思想性与现实针对性，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其《何满子杂文自选集》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友人王春瑜赞曰：“年过八旬，杂文却年年增产，不受气候影响，什么火灾、旱灾，都不影响他的丰收，而且越写‘火气’越大。”（《千年虫》跋）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写这些即兴应时性的文章，往往劳而无功还遭怨，而且事过境迁也存不下来，不如专心致力于学术性著作，还可以“嘉惠后学”，何满子虽也向往这样的境界，但他认为:“生活在现实中，平时所见所闻，感触很多，总觉得不吐不快；……所以常以‘不要为了前面的玫瑰而踩掉脚下的蔷薇’来自我解嘲，依然兴来就写这些短文。自觉活在世上还能做点事，而且刊布出来，使爱我者知道我健在，恶我者也知道这讨厌家伙还是老不安分，这就够了。”（《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对于何满子的杂文成就，他的挚友耿庸有很精到的评论：“满子少时就志在学术，后来也的确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我因而觉得，他的写作杂文对他从事学术著作而言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所谓‘不得已’，就在于尽管他待人总是温和乃至随和的，却受不了吸血前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的挑衅、嗡嗡歌唱着飞旋窥察的纵然是金头的苍蝇得意地落停在饭菜上边舔边拉带菌屎的刺激，会立时奋不顾身地投入对此类邪恶的战斗。这令人想起鲁迅的放下小说创作而致力于写作杂文以回应人民社会的要求。无奈满子在气头上难以冷静下来以使他的杂文臻于更高的艺术境界，不如他的学术著作的既激情又沉静。”（《姑妄说说何满子》，《人民日报》华东版1999年2月25日）
何满子和朋友们，2001年。前排右起王学泰、吴小如、何满子、吴仲华、方成;后排右起邵燕祥、牧惠、谢文秀、方小宁、朱铁志
满子先生的横溢的才气、难抑的火气，更是他充满生气的体现。满子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劫难之时，仍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为人洒脱、直率，爱好听歌和看戏，喜欢抽烟和喝酒，尤喜喝好的高度白酒。他晚年还标榜一个新“三不主义”，即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身体。因为好酒，他还写了一本《中国酒文化》的小书，出过港台版，还被译成韩国文出版，可能是其等身著作中印得最多的一种。平时与同事在一起高谈阔论，喝酒唱酬，从不摆名人的架子。青年编辑、学生向他请益，他也是有问必答，成人之美。满子先生擅书法，同事问他索字，从不拒绝，我就有他赠我的几幅字。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良好的心态，使他有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丰收的晚年。鉴于他对出版工作的贡献，2006年，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颁予他“资深出版人”荣誉纪念牌。
何满子生前最后一张生活照
2009年5月8日，何满子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走完了他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一生。他八十初度时，写有《开八秩自寿两律》，其中有“秃笔何以排愤懑，长歌不足振虺尵。一生颠沛非由己，浪掷韶华不复回”，和“无得自然不患失，置之死地后逢生。播迁一世老方定，恩怨多端今乃明”之句，可谓他一生的写照和夫子自道。他留给后人的，除了他等身的著作和率真的性情之外，还有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