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轿人江曾培

盘陟崩石来无端，山前突兀复有山。肩舆十步九扶掖……

——(清)林则徐《镇远道中》

比喻编辑这个职业的，有不少词句。江曾培在他的随笔集《抬轿人语》中说：“编辑，历来被称为‘为他人作嫁衣’的，对‘坐花轿’的作者来说，它确乎是一种‘抬轿子’的行当。”

林则徐诗《镇远道中》有“肩舆十步九扶掖”句，这“肩舆”就是抬轿的意思。

“抬轿”，扶掖后学，是江曾培的大半人生。

1

1973年11月某日，我的小说处女作《拉幕的人》在《文汇报》副刊发表，同一版面另有一篇千字随笔，作者正是江曾培。虽然，两人的文字不可避免的都有那个年代的烙痕，但冥冥之中却预示了我与他的缘分。

据江曾培在他的《半生出版岁月》中回忆，1973年那时，他已被“解放”，从“五七”干校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

被发配到“五七”干校之前，他是《新民晚报》十分活跃的记者，许多署名“晓江”的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再之前，他是华东团校第二期的学员。

江曾培的这些经历，我听他说过。有一年，他的家乡安徽全椒举办纪念吴敬梓活动，我有幸与他同行，听他讲了许多往事。

江曾培的祖辈是全椒望族，祖父在县城经营一家大布庄，有土地、房产，担任县救济院长、县商会常委等职。江曾培是长房长孙，倍受祖父宠爱，出生后，举行盛大的“满月”仪式，全城众多亲友参加庆贺。日寇侵华之后，家道中落，十四岁那年他初中毕业，家里经济已捉襟见肘。为到南京上高中，他步行至滁州，然后搭上棚车，开始浪迹天涯。为了不吃“嗟来之食”，到了南京，他在安徽会馆落脚，晚上在戏台上铺一张草席当床入睡，十分清苦。

考入南京市立二中之后，江曾培仍常常“饥肠辘辘”。当时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饥饿中的江曾培常去参加这些活动，并办壁报抨击时弊。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军代表进驻二中，他作为积极分子被聘为《新华日报》通讯员，同年7月，作为在南京的第一批发展对象，加入是年4月刚刚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他17岁，还有一个学期便可高中毕业，却被团市委通知调到华东团校学习。他算是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

江曾培对家乡一片深情。离开全椒六十多年，他仍喜欢家乡的锅巴。夫人黄影虹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吃，对我说：“肚皮饿了就拿一块咬咬，当点心一样，邦邦硬的，他照样吃得有滋有味。”江曾培却笑笑：“小时候经常吃，那滋味忘不了。”

他无法掩饰对家乡的浓浓深情。他更为家乡的人文历史骄傲：“我们全椒有二千多年历史，城里有座积玉桥，青石板上有马蹄印，传说楚霸王项羽飞马驰过时留下的。”

当然，家乡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吴敬梓。胡适有言：“安徽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而是全椒县的吴敬梓。”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全椒问及吴敬梓，当地官员竟反问：“是哪个公社的？”。江曾培心头一阵凉意。八十年代初，江曾培在故乡寻访吴敬梓遗迹，竟一无所得。吴敬梓故宅称“探花第”，是其曾祖、顺治年间探花吴国对所建，近十进，惜毁于咸丰年间兵火。他没见过故宅，却记得遗址门前有四座鼓形旗杆石，可惜那时也不见影踪，据说是“文革”时被人搬去砌井台、筑猪圈了。站在故宅所在的河湾街，面对水波荡漾的襄河，江曾培满腹惆怅。临别时，他再三建议全椒文化局领导对吴敬梓要有足够的重视，那四座旗杆石一定要找回来。

几年后，他再去故乡，吴敬梓纪念馆已落成。背山面水，飞檐翘角，他凭栏远眺，为家乡真正认识和重视吴敬梓而喜悦，四座旗杆石已被安置在馆前醒目处，成为镇馆之宝。

那天，我与他一起参观吴敬梓纪念馆，徜徉在厅堂廊庑，我欣赏和体会它的风貌和内涵。在四座重又找回的一米来高的旗杆石面前，我对江曾培心生敬意。

_{作者与江曾培夫妇在全椒参观吴敬梓纪念馆}

去全椒，我还与江曾培同游神山森林公园。神山位于全椒县城西北，虽无高山奇峻，却林海苍茫，草木吐香，不时有野鹭鸟禽在树丛中腾飞，让人感慨这原生态环境的幽雅。

很有名的神山寺就在山上。上山那天，除我们一拨，没别的游客，建于唐大历年间的神山寺素朴庄重之余显得清静冷寂，远无一般江南名刹之嚣闹。与金碧辉煌的寺庙比，它的黛瓦白墙更让我觉得像一位清贫却高贵的书僧，正是这种隐逸脱俗的风貌让我对它肃然起敬。如同山里的树木、天空、水池，神山寺清朗得一尘不染。唐代诗人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那种意境，只有到了这山里才有所感悟。

游罢神山寺，我们在附近农家用餐。农庄临湖，湖面水碧如镜。服务员给我们每人泡一杯茶。茶汤青中泛白，叶芽在汤中缓缓沉浮，比一般绿茶的叶片阔一点、短一点、圆润一点，一叶一芽，色泽如同安吉白茶，叶脉清晰可见。我无以辨别这是哪路好茶。疑惑之间，江曾培哈哈笑了：“没喝过吧？不知道是什么茶吧？这是枣叶茶，有枣香味呢！”我喝一口，果然一股幽然的枣香，很清纯，含着些许柔柔的甘甜。面前飘袅的缕缕茶烟，这时也慢慢漾起同样的香味。茶在我喉间稍作停留，咽下后，生津回甘，回着山里枣子的甘甜。

我连说好喝。深爱家乡一草一木的江曾培喜形于色。他连枣树叶都要为家乡骄傲。

对家乡如此深情的江曾培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后，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为了不被说成与商人兼地主的家庭没有划清界线，多年未回全椒。但他每月按时给家里寄钱以救父母生活之困，几个妹妹上学读书的费用也都由他资助。他没忘记他这个“长房长孙”的责任。

2

我们与江曾培交往频繁是在1992-1993年之后。那时，殷慧芬已在《上海文学》《收获》《小说界》等刊物发表了《厂医梅芳》等一批中短篇小说，为文学界和许多读者所称道。一日，她去上海文艺出版社，与郏宗培说起想出一本小说集。郏宗培哈哈一笑：“这可要我们‘江总书记’拍板的。”“江总书记”是熟人对于江曾培的戏称，那时他身兼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

郏宗培很热心地把殷慧芬引到江曾培办公室。江曾培听说过殷慧芬，表面很威严的他这时很爽快地一口应允：“好啊，扶持和培养上海本地的作家，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以后，我便开始着手为殷慧芬编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欲望的舞蹈》。我很挑剔地从殷慧芬百余篇小说中精选了12篇，约26万字。茹志鹃作序。1993年3月小说出版。同年初夏，上海作协在嘉定举行殷慧芬作品讨论会，作协主席徐中玉、党组书记罗洛等出席并讲话。江曾培也参加了，他晚到几分钟，那是因为他难得来一次嘉定，顺便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另一位年轻作家。

_{徐中玉、江曾培参加殷慧芬作品讨论会}

几天后，江曾培写了一篇题为《欲望的舞蹈》的随笔，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上海的作家队伍中，有一颗年轻的“星”在冉冉上升，这就是女作家殷慧芬。她生活在工厂，写的作品大多是目前文学上少有反映的工厂生活，但又截然有异于过去那种枯燥乏味、见物不见人的“车间文学”，而是纵情笔墨去写人，写人的爱情、友情、兴趣、爱好、向往、追求。特别是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青年女工、女知识分子，被她描绘得栩栩如生。殷慧芬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现在在文学创作上缺乏反映工人生活作品的缺憾，同时又显示了对以往“车间文学”的突破。上海作协曾举行殷慧芬作品讨论会，是有意义的。

……

此后，殷慧芬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屋檐下的河流》、散文集《门栅情思》和长篇小说《汽车城》。江曾培为《汽车城》作序，开门见山直言：《汽车城》是“工业题材文学的新成就”。他说，我国文学创作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即使像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大城市，写工业作品的作者也比较少。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现过一批工人作家”，“但并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力作。”他呼吁“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改变工业题材文学薄弱的现象，加强这方面的创作”，“工业题材可以说是反映当前变革生活的一个聚焦点，理应得到更多作家的关注。”他说：“默默地在这方面积蓄力量的作家是有的。殷慧芬就是一位。”“她以多年的积累，奉献出长篇小说《汽车城》，超越了原有对工厂知青生活的描绘，以细腻的笔墨和雄伟的气势，展现了上海汽车工业的艰难起飞，以新的文化理念，描述了人性、人情、人欲在工业发展中的冲撞，传递了我国社会变革的最新信息，塑造了众多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人物，为我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页新篇章。”

江曾培后来在他的长篇回忆录《半生出版岁月》中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他与殷慧芬及《汽车城》的交往。

《汽车城》出版后，颇获好评。但在所有的评论文章中，江曾培后来取名《不让黑利的<汽车城>》这篇《序》无疑是其中写得最到位的评介文章之一。《汽车城》为殷慧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获得了荣誉，先后获得中宣部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和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并被中央电视台和上影厂联合改编为电视剧。这不得不钦佩当时以江曾培领衔的文艺出版社的独具慧眼。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嘉定听殷慧芬谈构思，然后紧追不舍，隔三差五来电话询问进度……这些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殷慧芬也为之付出了右眼差点失明的沉重代价。 

如果说茹志鹃是殷慧芬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贵人”的话，江曾培这位“抬轿人”便可以称得上是第二个。

3

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两处地方一直为全国作家们津津乐道。一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上海建国西路384弄兴建的“创作室”，另一处是1983年在浙江淳安千岛湖畔参建的“作家楼”。建造和“经营”这两处“作家之家”，江曾培功不可没。

江曾培回忆说，建国西路的小楼在二十多个春秋里先后总共住过多少人？“就记忆所及”，他列出的“天南地北，老中青作家”名单就有李国文、张贤亮、莫应丰、周克芹、陈忠实等一长串。“新时期的有些名篇佳作，就是在这座小楼里酝酿诞生的。据此，可以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我没有在建国西路的“创作室”住过，却因为看望朋友去过。石库门居家的式样，后门灶披间进出，房间面积不大，却一人一间，写作闹中取静，不受干扰，确实亲切、温暖。

淳安排岭镇千岛湖畔的“作家楼”我是住过几天的，那是2008年4月跟随江曾培去的。

_{作者与江曾培等在淳安“作家楼”}

回来不久，我有一篇散文《秀水千岛孕玉叶》记叙那里的情景：

车到淳安已是黄昏，我们下榻在千岛湖作家楼，同行的老陆、九妹等都是当年筹建者，德高望重的出版家老江是他们的领导。

……在阳台上眺望湖面，浩瀚的湖面、青翠的群岛尽收眼底。四周林木苍翠，山环深溪，壁生云海，溪连雾天。

……作家楼面水背山，大家都说环境极为幽雅，是度假写作的好地方。老陆对这里更是深情，他说十多年前这里更美，从窗口向外望，一片湖光山色，没有马路，没有建筑物，都是原生态的。

我写千岛湖的茶，更是写千岛湖的山水、“作家楼”的环境。文中提及的“老江”就是江曾培，“老陆”就是当年具体管理“作家楼”的文艺出版社原总务科长陆剑浩。

由于经常聚集文化名人，举办文化活动，淳安的“作家楼”渐渐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景点。“作家楼”有几本厚厚的题词册，到过的作家、艺术家如钱谷融、陈伯吹、贺友直等都留有墨宝。江曾培也有题句：“青清沁心千岛湖，静净怡情作家楼”，可见他对“作家楼”的喜爱之情。

我在“作家楼”的时候，江曾培拿出题词册，献宝似地让我一一浏览欣赏。他翻到殷慧芬写的一页：“情系作家楼”，风趣地说：“殷慧芬写情系作家楼，实际上是情系楼作家，别有深意。”他“作家楼，楼作家”，像绕口令似的与我开玩笑。惹得众人笑声一片。

我们也经常没大没小地与江曾培开玩笑，常常学他的全椒普通话说他年轻时与某纺织厂团总支书记的爱情经历。他也不生气，还顺着我们的话题展开说：“纺织厂的女工，那种热烈，我现在还记得。”他以“毛脚女婿”的身份,第一次去他的终身伴侣黄影虹老师的家里，更是我们的谈笑资料。黄影虹出身无锡大户人家，当年与他同是团校学员，学习结束后留校与江曾培一起在教育科工作。江曾培坠入爱河后，第一次去无锡黄家，黄母问黄影虹：“江曾培几岁？”答曰：“与我同样属鸡。”黄母一惊：“大你12岁？” 一旁还有亲戚问：“他有几个孩子啊？”黄影虹忙为江曾培辩解说：“是同龄人，属的是一样大的鸡。”黄母说：“看着有点‘老相’。”这也许反映了当时江曾培的少年老成，如今他80多岁了，却反而显得比同龄人要年轻些。

我旧事重提，他却哈哈大笑，一点不动气。

江曾培与黄影虹相伴一生，情深意笃。2012年夏，我们与江曾培夫妇同去河北雾灵山，山里水边崎岖不平的石块堆积，年近八旬的江曾培小心翼翼地拉着黄老师行走，以及登山爬坡时俩人携手迈步的情景让我刻骨铭心。

_{江曾培小心翼翼地拉着黄老师行走的情景让我感动}

无论是建国西路的“创作室”还是千岛湖的“作家楼”，宁静的氛围，幽雅的环境，文人间的随意交流，乃至相互间的轻松玩笑，都让作家们倍觉温暖。许多著名作家文思如涌，佳作叠出，那里正如江曾培所说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遗存”，“值得挂上铭牌纪念”。

4

河北兴隆离开北京不过150公里，开车走高速公路2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令人头痛的是公共交通。2012年7月，我们与江曾培夫妇同在那里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度过十天。回程时，我们先一天离开雾灵山。临别，我劝他：“你在北京那么多关系，那么多出版单位、你帮助过的那么多作者，请他们开车来接你吧？你和黄老师年纪大，坐老式火车到北京得四五个小时，再换乘地铁，从铁路北京站再到北京南站，得化大半天。太累了。”江曾培嘿嘿一笑：“知道了，你们放心先走吧。”后来到了上海，我问他怎么到北京的？他还是嘿嘿一笑：“和你们一样，坐绿皮火车啊。”我无奈地摇摇头。有些人即使没为别人做过什么事，仍然要别人很把他当回事；有些人为别人“抬轿”半辈子，做了许多事，却为人低调，从不想图别人回报。江曾培便是后者。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人们乐意与他相处的原因之一。

兴隆雾灵山、承德山庄、浙江千岛湖、安徽全椒……在比我年长的作家中，与我结伴而行的，江曾培也许是最多的了。

我和他还不至一次地去过江苏常熟，那是因为一位叫唐滔的画家。

唐滔，1943年4月18日生于江苏常熟虞山镇，1962年高中毕业后在其父唐瘦青创办的国画组设计和绘制工艺美术品，2000年10月调入常熟市文联，任文联副主席，2001年6月28日病故。

也许因为唐滔的一生很平常，我失去了一次与他谋面的机会。2001年春，江曾培和上任不久的年轻副社长陈鸣华约几个朋友去常熟看望病中的唐滔，我和殷慧芬都在邀约名单之中。我和唐滔素昧平生，唐滔的画名又并不大，再加上身边正好有些琐事，便未能成行。常熟回来，殷慧芬带来一本《唐滔画集》，我一一翻阅，被唐滔和他的画所感动，唐滔画得太好！

唐滔不久去世。凡见过他画的人莫不像我一样赞叹他的作品。

唐滔的作品为世人所知，并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与2001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滔画集》密切相关。当年筹划、拍板这本画集出版的正是江曾培、陈鸣华他们。

2006年，唐滔夫人和女儿向常熟美术馆捐出唐滔50幅画，举行仪式那天江曾培、陈鸣华和我都在现场。江曾培那时已从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无论是坐位还是发言，他都十分低调地把陈鸣华推在前面，自己却悄没声息地与我们一起坐在后排。

2006年12月，《唐滔画展》在上海展出。上海的电视台、各大报纸作了相关报道。有媒体说：“沪上朵云轩画廊为英年早逝的常熟画家唐滔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一名上海作家在画展上被唐滔的作品深深震撼，自告奋勇要为唐滔写一本传记。”文中提及的这位上海作家正是我。

2011年，唐滔逝世十周年，陈鸣华再次邀我撰写《唐滔和他的虞山》。怀着对唐滔的敬意，我沿着他58年的人生轨迹，几度深入采访，踏勘虞山，反复披阅唐滔生前的日记、信件和相关资料，殚精竭虑写作五个多月，完成此书。陪伴过我在常熟采访的，除了殷慧芬，便是陈鸣华和江曾培了。

2012年6月，《唐滔和他的虞山》出版，江曾培随即撰文《为名气小但画品高的唐滔作传》：“读《唐滔和他的虞山》，既感受唐滔画品人品的魅力，同时也感受策划者陈鸣华与作者楼耀福的高风高义。”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唐滔，为拙著《唐滔和他的虞山》“抬轿”、“鼓吹”。

5

江曾培这篇《为名气小但画品高的唐滔作传》发表在东方网上。东方网是他退居二线后的一个重要阵地。2000年起江曾培被聘为东方网特约评论员，以平均每两天写一篇的速度写了数以千计的杂文随笔。这些文章后来编了《交交集》、《网上杂弹》、《人诞生在道里》、《三题集》，《世态百象》、《江曾培网文选》、《世风与风世》、《话说官场》、《话说人生》等十多本集子。文字具有现实的批判精神，涉及当前社会中的种种世态，文风犀利而不留情面，为广大读者称道。

有一次，笔者无意中向江曾培说起所在地区的政府机构不仅围墙高筑，而且最近又在大门设栏杆，老百姓有事找他们阻碍更多。他听后，很快就有批评文章在“东方网”刊登。之后，类似文章我看到多篇，如《赞“无围墙政府”》、《拆有形的墙与无形的“墙”》、《小区破墙不妨先拆单位大院的墙》等。江曾培一针见血地指出：

政权机关在封建时代被称为“衙门”，为了显示其高人一等与威严神秘，传统建筑上一般有二个特点：一是恢宏华美，在当地建筑中呈“鹤立鸡群”状；二是深墙高院，戒备森严，“闲杂人员，不得入内”。这一打着封建印记的建筑传统，本不适合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人民政府办公楼的建造，但是，传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如今不少地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不仅恢宏依旧，而且越来越豪华，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标志物。同时，高筑墙，多设岗，“出入皆奥迪，往来无百姓”，使人望而生畏、生厌。

果然，没多久，笔者所在地区政府大门的栏杆悄悄地拆除了。我不知道这些衙门的官员是否看了“东方网”江曾培的文章，脸红了，改正了？

遗憾的是几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政府大门又安装更先进电子监控的栏杆。“有形的围墙本质上是无形‘墙’的外化，当内在的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清除了，显示官威和霸气的围墙也就会少了；而‘衙门’围墙的拆除，也有助于特权意识的清除。因此，有形的墙与无形的‘墙’，都应当拆除，让官员与民众之间互通之‘门’始终畅通着。”江曾培如是说。可见官员脑中无形的‘墙’不拆除，有形的墙即使暂时拆除了，以后也还会重筑。

江曾培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在江曾培的网络评论中，这样的文章比比皆是，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即使已经退休，却仍一身正气。（图6）

_{江曾培已经退休，却仍一身正气}

2008年6月，上海市网宣办、东方网等单位联合举办“江曾培网络评论作品研讨会”，赵丽宏在会上说：“新世纪头八年，是江曾培先生生命的第三个春天，他对生活充满信心，既冷眼观察，又热血沸腾。” 称赞他的评论充满正气，充满骨气，充满文气。

2012年8月，《江曾培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多家媒体报道评论。他在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寄去一套的同时，向故乡全椒图书馆也赠送了一套。他说这是“少小离家”的游子向家乡的汇报。他的文集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为全椒图书馆所收藏。

2013年1月，他来嘉定，专程送来《江曾培文集》，厚厚七卷。“耀福慧芬伉俪正之。”伏案题书的那一刻，我望着他年已八旬写作生命尚如此旺盛的身影，忽然想到一个朋友说的话：

“谁来研究江曾培？”

是啊，江曾培大半辈子做作家们的“抬轿人”，那么，今天，谁来做一回他的“抬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