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新村的表情

“时间过得真快”

三岁时（1965年）大片大片的蓝色天空下，我看到了一群陌生人。

热情的男男女女，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一幢三层红砖楼门外，飞出一些抱孩子的女人，男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也蜂拥过来——那应该是个星期天，好天气里很多人家的衣被，晒在水泥柱子之间的绳子上，空地上还有鸡鸭鹅，以及少不了的大小孩子。太阳很好，因此所有的东西都闪闪亮，也包括被妈抱在怀里，当时还是我唯一的妹妹，小梅的红脸蛋上。当一只不知是谁的，亲爱的大手，溺爱地拧了她的鼓鼓肥肥的腮帮，她突然咧嘴哭起来，露出了没有几颗牙的粉红色的口舌，“嗨，嗨”，围观的大人们似有些尴尬，转而来逗弄我。

小姑娘，几岁了？

吃糖吗？

吃馒头吗？

吃桃酥吗？

吃苹果吗？

吃杯水好伐？

还有个大女孩拽着我，往楼里拖我，嘴里嘟囔着：姐姐带你去洗洗脸，梳梳头……此时，就有人端出了桌凳，以及脸盆之类的，又是一阵拖与拽。这个情景，在我妈嘴里说了几百几千遍，好像近在眼前似的，反倒生出了一些远的意味，那种纷至沓来，兴也，忆也？

你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话一定问答过了，其实，一路上我就像八哥一样重复问着，一方面可能出于恐惧与陌生，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故意的，为引出父母的笑，那天就像假日出游，一路歌声一路笑）。

其实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在这个地方，才将成为邻居。但大家彼此也可能都是熟人，在单位。这个鞍山六村的红砖工房，是由新沪钢铁厂自建，也由单位自主分配给职工的，相当于单位的家属院。看老张、老李、小王，欢呼着握手，我爸在其间，是比小王还小的小徐，二十多岁，部队复员，刚刚分在厂里，开始做统计员。

一条条柏油马路里，楼道间是水泥板铺砌的甬道，楼前是，楼后是，左右都是。大家走来走去，一般互相都无需避让，甬道两旁还有空地，被四围的甬道隔出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有树，那么大棵的树，都是绿的，绿的，绿的……

之前住的外公家，可只有弄堂口才有。新村的一头还有土墩，也似个小山，有先来的孩子，在那儿滑坡戏耍，那个欢，那个乐，一声声游戏的喊叫，让这里所有的厨房，应该都能听见。

有时就从厨房的阳台里（只有厨房附带向外开放的阳台，所以几乎所有家家户户的喊话，都从这儿发出）伸出个脑袋，严厉地喊谁谁谁回家，一般都叫全名，怕叫混了，那时叫国啊，庆啊，英啊，红啊的一大堆，父母都比着在孩子的名字上表忠心，不求个性，显现共性。

说来奇怪，那座所谓的小山，玩着玩着就不见了……这事挺蹊跷，人还在，山不见了，一条无名的小河，那时候还仍在原地摇摇晃晃，像刚刚开动的汽船，总像要晃下点什么！

而那时候我们全认识了，所有楼里的孩子，连那个隔壁楼里不会转眼珠，直直瞪人，呵呵淌着口水的傻孩子，也认识我们所有人。

大傻（年龄不小）也经常被带到山上，哇哇地大喊大叫。每个人都在喊叫，可能真不止每个人——后来听说那是个大坟，那年那月，来一些人把它平了，之后再造房……

厨房里，比起厕所浴室，那里的水龙头似乎总是响着，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一家接一家，井然有序，但有时也会忙中出错。比如，鱼从水池的这边跳到那边去，就有几个人扑上去；水溅到身上，又互相躲闪着。

别家的妇女也会大笑，但总要有个理由。106室的小娅妈，是厂宣传科的科员，笑起来有时有原因，有时却莫名其妙，而且她让人觉得不是因为事情好玩而笑——事出或许有因，但这个原因，也许就费思量了。

不懂！我妈飞了一眼，就继续不声不响干活。107室的蒋氏奶奶（她的户口本填的是蒋某氏，忘了），是六村托儿所的所长，她把大笑称之为“疯”，但却从不反对这痛痛快快的“疯”，包括大人，也包括我们小孩。

姐姐们，哥哥们属各家各户，在我把沿马路楼的小店里的杂货品种摸清楚之后，才摸清了哥姐们的归属。在这之前，我们姐妹似乎随时随地会迷失，其实也非迷失，而是在过一样的新村大家庭的生活，走到哪家吃到哪家，或者还睡在哪家，别家的孩子到我们家也是一样，甚至还有糊涂孩子走错门了，比如我，索性就被留下来过夜，爸妈互相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对孩子来说，仿佛也不算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经历。

渐渐地，我和隔壁的小娅常常同进同出，有时哪家来了客人，我们就被蒋奶奶带到托儿所，在蒋奶奶睡眼惺忪时，我们吃了第二天要发给寄托的小朋友的饼干和糖（她还是按量分发的，第二天再扣除）。无论寒暑都在身上洒了很多爽身粉，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不舍得睡去，你嗅我一下，我嗅你一下，爽身粉涂在我们的脸颊上，把我们变成两个粉团，那是不舍得睡去的甜美之夜。因为喜欢，而低低地笑，我们互相捅来捅去，你指着我，我指着你，互相提示，看蒋奶奶在梦中摇头……

我们家，是从外公家一条叫什么坊的里弄里，搬进了鞍山六村某某号某某室。那是全楼最小的一间房，面积约在12到13平米，北向。门窗大小与大间一样，从外面看，一间间完全无差别，不搁家具时，也似乎看不出多大的差别，但大间据说有16平米，朝南。中间有14到15平米，朝北。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所以我爸说，单位分配住房时，还是要打各种条件分，看各家住的人口，在厂的职位，年龄，工龄等，还是能看出其中细微的差别。

对于这个三岁开始的住地，我的记忆里一定有着大量的空白，巨大的空白，使得想象在回忆的过程愈加表现了美好，并加强了它。而美好都是匆匆的，所谓“时间过得真快”，直到文章要结束时，还不知哪个人物更适合来抒发这个感慨，来做或者说这件回到最初的记忆的事情：那就说说小娅吧？

小娅比我大两岁，是邻家的女孩。她在家居中，上有哥下有弟，只她一个女孩，所以孤独。我虽有两个妹妹，可老觉得她们小，嫌她们闹，又嫌她们不懂事。所以倒和小娅走得近，两个人牵着手进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梳着一对齐肩的羊角辫，小娅也是；小娅常常哭鼻子，我常常抹眼泪，眼睛对鼻子，打个平手，彼此彼此；我是蹦蹦跳跳地走路，而小娅亦是跳跳蹦蹦地跑……我和小娅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当家。

所谓当家，其实只是把买菜的钱、买油盐酱醋的钱，从大人的手里交到我们的手里，再由我们的手交出去而已。但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大人把钱交给我们之后，能有余留也属稀罕。所以说，我们当家的说法，也就不算过分。也因此，大人们烦恼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两个小小年纪的人，皱眉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在每月十五之前的几天。而每月的十五却是个大好特好的日子，是我家唯一有工资的人开工资的日子。小娅的爸妈和我爸，在一个单位上班，在那幢楼里的爸妈们好多都是同事（当然不完全），所以这就是一个举家同庆的、特别好的日子。对我们家，这个好日子的标志，就是一网兜水果：可能有着疤痕，可能有的地方还淌着水。但就是这样的水果，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洗洗挖挖堆起来一大盆，真是解馋。我和小娅隔着房间忽儿就笑起来了，人来疯似的。

小娅的家务做得比我好，功课怎样我们没比过。小娅也和我说学校里的事，但大多是谁打了谁的耳光、谁挨了谁的耳光，好像就没有比这更值得一说的事了。我们也和人家打过架，在公共浴室里抢水龙头，尖声吵着吵着，不知怎么就推搡起来了。我很凶地用眼睛死盯着人家，但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我想，小娅也是。打耳光的事终于没有发生。我们其实是胆小的孩子，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大，那么厉害。

那些真正的大人，在我们的眼里却好奇怪。比如小娅的爸爸，甘蔗也要煮了吃。有一回他皱着眉，弄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慢悠悠地开了腔：棒冰上有太多的大肠杆菌，最好也烧一烧消消毒再吃……小娅是一副为难得不知怎么办好的神情，我却不敢相信我听见的话。小娅的妈在厨房炒菜时，同时发布各种新闻。锅铲的声音响，那她的声音必定更响——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中年妇女的话音，明亮的、带着笑，从拥挤的公用厨房里飘荡而出。

那天，她说的是单位里的两个同事“打开水”（夹英语）的事，在一旁剥葱的小娅插了一句话，大意是打开水有什么好说的，不料竟招来满堂的笑声。我也只好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明白这些大人们算怎么一回事！

我的父母在小娅的眼里又是一副模样，我听了却有些不高兴，那时我实在是个小心眼的女孩。

我原来是最喜欢过生日的人，如今却变了，怕过。偏巧今年的生日是个整数，是个让女人惊心的整数，所以有些耍赖似地把它糊弄过去了。但糊弄得了别人，却糊弄不了自己，夜半惊醒，想起了一个人：小娅。不知小娅现在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忽忽地就跳出了一个小人，她使劲地抿着嘴，不说话。我知道我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可也真是不敢问。

“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句话，是当年我和小娅作文里最经常引用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式的开头……但那是过去，现在呢？不一样啊！

有一种报喜叫“恐惧”

我从小怕打雷，连受了潮点不着的炮仗，也连同所有与“炸”有关的场景，都怕，会因此而久久捂住耳朵，等着火花四溅的那一刻。在脑子里，就好像一个惊叹号——那会被炸的感觉，几乎就成了幻觉，都入梦了。

而闪电在我胆小的记忆里，就像挥舞的万千刀剑，白森森、阴惨惨，电闪雷鸣，则好像肆无忌惮地打打杀杀，伴着大叫大喊大哭大笑。那大哭大笑里，具体叫喊得是啥，却又很模糊，却又继续喊着叫着；叫着喊着，因为听不清，所以才竖起耳朵；因为不敢看，所以才瞪大眼睛。

就如隔壁家的小青，对待乍一打开的碗橱里，飞跳出来的蟑螂，一个小孩在那个情形下，不动才是清醒的，同样飞扑——那很可能是吓傻后，不由自主的表现。

一道闪，一声雷，穿入玻璃窗，越过饭桌，在房间里，窄小却空旷的水泥地上激昂回荡，其色强烈耀眼，滚滚雷声粗吼，跟着的，可能是我的一声尖叫。

那时我以为，只有我躲在桌子底下，或者大衣柜的门缝里。但处在今天，我仍要说，与呈现在桌子上的害怕相比，桌子底下的害怕，才是真正的害怕。显然，恐惧也具有用和无用之分，积半辈子的恐惧记忆，我依然认为，无用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

小妹妹大妹妹，更胆小。吃晚饭之前，母亲把我们从大衣柜和方桌下，甚至在一把椅子下，一一唤出来：抱一抱，亲一亲，妈妈的温暖，是什么温度计都测不出来的，但对于克服孩童的恐惧，还真的管用。

作为姐姐，我也不算是撒娇，但管它是什么，妈妈都一律拍着我们的前胸后背说：你听，你们听，雷公电婆——啊！啊！还有一群小孩子在过天上的节！

我们轻而长久地答应着：噢——

我知道，我们知道，是过天上的节。

窗门那里突然被不知什么人敲响，外面还有人喊我的大名，那一定是我的同学。这个家里，有人有同事喊了，有人有同学喊了，还有的，有隔壁家未上学的小鬼头喊……

他们喊：出来！大家出来！

原来是居委会开会，可我们家连晚饭还没吃好。妈妈就把食指竖着，做出不要作声的样子，硬让我们把碗里的饭吃净，一粒米也不剩，才打发出门，同时制止了有些跳跃的步伐，让我们跟着大人的步子，一步一步，像排队一样鱼贯而出。

外面是人山人海，灯火摇曳，头顶不知从哪里拉出的电线，就像划过夜空的闪电。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夜晚，可真是亮得让人睁不开眼，那电线上密集的白炽灯，可使石破，使天惊！

赤膊与大鼓！那一身热汗随鼓点狂飙，如雨如瀑，鼓皮与地皮就要被敲破似的。

束腰军装与手风琴！快使风箱破裂，使得疯狂的手指弹跳，五官已用足全部的凹与凸，飞扬出激越的血色。

敲锣的钢铁工人！在那面铜锣上，并没有穿破个窟窿。但正如诗经里的形容：“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在具有爆破力道的捶响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千万只耳朵与头角的峥嵘……在周围起起伏伏。

那天的“节”，是怎么结束的，早已想不起来了。但我至今仍能想起自己捂耳朵、胆战心惊的小样儿。捂耳朵的手，不知被谁狠狠拉下，可能还是妈妈，她的手，经常用来否定我的手的动作，她管这一类的举止叫“管教”。

其实还是某种呼啸，冲破了所有的手掌，“管教”了我的耳朵，其中的一只，在我四十岁时突然聋了。某名医用各种仪器，反复检查之后，无奈而几乎残酷地结束了治疗：“原因不明，只能归咎于神经性的。”

我却由此痴痴地想起，那记不清具体日月的“天上的节”！可是，再听不见锣声，再听不见鼓声；无电闪，无雷鸣，仿佛只有一些红绸子和电灯泡，在眼前“温柔”地“晃”与荡漾，呈现的却是一派只有在记忆中，才有的宁静与沉默……

多年的多年以后，我不可遏制地说起了这件童年恐惧的往事，而恐惧的表达方式，正是其在记忆长河中，被拉长的恐惧瞬间，就在记忆中获得了放大镜像，以及像缓释胶囊一样的增强效力，也许非理性才是更为根本的体验。但是刺破这个“洋泡泡”的，竟然是钢厂某老职工的一句轻飘飘的话：那是钢产捷报报喜而已，那时的常事……

如他老人家所说，这报喜报捷的常事，才铸成了工厂年代的核心——如钢如铁化开的感觉，说不准其中还埋伏着火星。

城市的传奇，也是千万座工厂的传奇

这个城市的传奇，也曾经是千万座工厂的传奇。我曾经带领阜新路小学的六七个同学，放学后，一起去父亲的钢厂门口“捡”废钢铁，却被厂门卫领到了保卫科，在保卫科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的，正是邻居107室的蒋爷，听说我们“任务没有完成”，他“分发”了些废钢铁给我们每人，却独给我一个冒热气的肉包子，刚刚，还捏在手里，刚刚从食堂出来，今天他还可能加班……

出大门时，正撞见工人白班与中班上下班的“壮景”，自行车响彻天地的铃声，也许并不像舒婷的诗里描写得那么“悬浮”，却是狠狠往下砸的，砸地似有坑。

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我不能精确化为数字，因为我还没学到那么大的数字，也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个人，那么多人就是人群；当然我也看不到我父亲，也看不到小娅爸妈，也看不到同班同学小上的爸，那个黑黝黝的山东大汉，据说是个“老干部”，即使是，那也应该是来自工农中的。我曾看见过他撕大葱的样子，好像在得到抚慰的同时，又表现出了焦急，乃至焦灼。

饮食一般是用嘴的事儿，但他不光用了嘴，还用了手抓，还用了鼻子（嗅觉），还用了热切的眼神（心）……他们家六口，住在我们楼的308室，我们家头顶上再头顶上的一间，12多平米的房间，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与我的二妹同班，大姐与二姐比他妈山东大娘还高，似乎其中的一个之前插队去了;而另一个可能，也在出厂的队伍里，她的两根大辫子可以甩半米多远，但在滚滚人流里，又怎能寻得见呢……

这一切让我在中年以后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的开场第一幕里，差点俯下身子钻进去——去电影里，虽然那是成千上万的女工从工厂的五星大门下走出的画面，但我依然认为那就是情境再现，如此壮观，如此激荡，如此无可比拟，如此需要回味！

也许当时我们就开始了回味……我们只看见了无数脚步，裹挟在人流车流里，也就裹挟在速度里，小小的鼻尖上，居然有一股钢铁的味道，有点甜，有点热，又有点寒气里的汗味，有点腥气；有点浓，有点淡；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有点咆哮如雷，有点一惊一乍，有点机器发动后遇到障碍的不爽感，又有点遇到障碍后仍被发动起来的突然而然的豪爽感，一切都是矛盾的，但我就是喜欢这种矛盾的感觉。在我看来，矛盾也就是感触，矛盾也就是传奇。

对大工业的壮丽景象，我们也并非隔岸观景，在回收废钢铁的一路上，我们每个的手上都划破了口子，回校回家的路上，互相展示伤口的那个场景也许很矫饰，但也很自然，我们都带着笑，表明自己不娇气，更想表明我们——都是工厂的好孩子！

蒋爷

蒋爷是个瘦子。夏天居家一套黑色纺绸衣裤，怎么穿都有些飘飘荡荡，手臂嫌细，腿就嫌长，脚骨节上一点肉也没有，脸上也是。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高高突出的眼眶里，细长如一丝光，那样悄无声息。

冬天戴个植绒黑帽，样子有些说不上来，但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那就更看不出来了——而且他真的站着闭眼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提醒，更不敢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舒展一下腰杆，或者轻轻说一句：太阳真好！因为怕吵了他老人家，那时，他应该五十多岁，当时就算一个很老的人了。

而且大家都觉得他的身体欠佳，但他却在大厂里担任保卫科的工作，他每天要到车间巡逻吗？他布下天罗地网，那自投罗网的鼠害，还是误入歧途的蜂蝶，都绝不放过吗？他打着手电，喊话的时候很威严，手电光束下，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异类”。这种种只是想象，应该说他每次半夜回来，或者是半夜被叫出门，都是神色匆匆，要是我半夜还没睡（对我而言，这个“半夜”，也就是那时的晚上八九点钟），他会拉我一下辫子，然后抬头和我爸妈招呼，总是那句话：出事了！这时候他的进出，总是因为出事，应该也没大事。但没出事的话，他这会儿正喝着小酒，或者拉琴唱曲……

其实他应该是个文艺工作者。周日，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鼓点，拉二胡，走身段，带拉，带做，还唱。他是安徽人，唱的却是京剧。他在单位上曾表演过，也在向阳院里表演，因为演出成功，记得他还被邀请到我们的小学校的操场上演过，记得他在大灯的照耀下，那嶙峋的身影，像纸一样薄，却如醉如痴，如痴如醉。

可我敢保证，大部分小孩并不喜欢那调调，或者说无感更准确。蒋爷爷的儿子，我们大家却唤作大阿哥（两种叫法，说明有不同的辈分，但最后都成统称：新村里不论谁都这么称呼，外人觉得乱，熟人却以为明白）。

大阿哥是个知青病退青年，曾经在附近的宏伟中学代课数学。有一次下班后，他却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因为他家门口抬进来了一架坐式的风琴，其庞大，其气势，都让我把它和钢琴混淆了。我后来怀疑过，大阿哥是想凭借这个大家伙，来抵抗二胡的每周“广播”。

大家不喜欢二胡的理由，可能很简单，蒋爷不准任何人动它一指头；还有就是他太“投入”了，一旦二胡在怀，摇头晃脑，那都无比陶醉。

他的字写得很好，不知道是不是新村最好的，但肯定是我们楼里字最好的，证明就是办向阳院那阵子，大家都推举他在楼门口刷标语，五个字：毛主席万岁！他的字是颜体底子，人与字恰成对比。

他写信，非常快速，几乎不涂改。放下笔，自己读着，就说好了，可以了，像是说给收信人听。他又说他的信不能读出声，我疑惑：莫不是文言文？不懂。但在我三四年级学了写信之后，他就让我代书，一直到我们搬家，这个信，年年写，写了快十年。

这个重复写的信，很重要，内容由他抽着烟口授，因为抽烟而语音含糊，也因为我对文字的不熟悉，所以开始时常常要复述，后来我就自作主张，在不知道如何写的字上注音，等一下再问，以后我无需再问，熟了，不光是字，还有所写的意思。这个信，应该叫申述，或者叫说明。蒋爷爷在向组织上要求核查他在解放前的地下党身份，谁是他的介绍人，曾经参与的革命活动等。

信是他自己去寄，或者自己去送。一般都在某个星期天，他的日常工作，似乎一点都没有被这件“大事”影响，该做啥事情，就做啥事情。猪头肉每天一包，酒二两，不变。喝酒时，常常想到一点什么事，独自哑哑地说起来，人走近了，他则闭嘴，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这种自己说话的方法是“自我谈心”？

70年代初的一天，蒋爷爷家来了美国人，由干部陪同。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美籍人士，因为打扮不同，气度不凡，又因为国门尚未大开，所以还是引起了轰动，不下上百人包围在房间外面，蒋爷爷正式介绍那两个“美国人”——那是蒋奶奶解放前做佣人的“主人家”的孩子……

蒋奶奶只是拭泪，一声不响。

那两个“美国人”亦拭泪，说着想念的话。两人都姓蒋，原乡都是安徽，却没有说其他……

我们都吃了一块团圆的鲜奶蛋糕，那是“美国人”用侨汇券买的。

“我以为自己讲的是某件甜蜜和疯狂的事情。”说到这里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我并不是瞧不起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小梅说。

“不，不，”我辩护道，“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蛋糕。”

“但我真的喜欢这蛋糕。”

“真的？”

“真的。”这次，大家一起点头了。

然后一起喊出：“饿了！”——那也许是我们更强烈的童年回忆——却迎来了太长久与太坚硬的沉默……

不知道的夏天

不知道的夏天，属于七十年代的一个个暑假。整天在户外，几乎只有每天后半夜才能迷糊地走进稍稍降温的房间睡觉，骨碌碌转着眼珠子的时候，摸一把汗，看见一股光的漩涡，盘转在床头了，在那碧蓝的澄空中，太阳看上去却像一颗明亮的星星……

此时所有的木器已开始发热，就像身下的席子已被汗水浸湿，一架父亲自制的收音机就在五斗橱上凑着热闹，播音员铿锵有力地播报着天气预报，可能是出于敬意，可能是出于游戏，这时候就能听到十几岁，可能上初中的编外播音员妖妖，字正腔圆地播报每日金句：天大热，人大干！

妖妖确实每日都是：“天大热，人大干！”

那天差一刻中午十二点，他姐站在大门边上，伸出去的手，像被火燎着一样，猛然缩回来。是的，妖妖已经倒在她的脚下，不是天空，不是楼房，不是行道树，不是那把看着很粗糙的椅子……一切都完好如初，只是妖妖，就像一堆破烂，自个儿扔自个儿，就这么摊在地上不起来。

妖妖姐（不是大姐，就是二姐；妖妖是独养儿子，却很豪迈地拥有五个姐姐，当他轮番喊起五个姐姐讨欢心时，他可真像一小妖）一直绞着双手，像绞着鸡脖子；或者直接说，就像绞着妖的脖子，却又无从下手般犯难。妖妖姐知道妖妖几乎和全新村的男孩子都打过架（可能还不止，有时就打过界，比如打到了邮电新村，甚至更远）。妖妖真妖，他的痛哭流涕的表演功夫更是一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顿饭后，又是和人打得黏糊糊、血乎乎地壮烈归来；然后又是一顿饭后，然后又是一天……

而对于我来说，那凉的稀粥，呼呼入口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天气火热火热，没胃口吃饭，大口就着水龙头喝凉水，喝沙滤水的感觉——抬着脸，脸上的皮肤或许已经给太阳烤焦了，大部分黝黑，而部分地方开始起皮；足底的老皮早就褪了，新皮粉嫩，像某种动物的新壳，干净而透明，当然不是晒成这样的，而是走路太多而光脚的缘故(那时竟连出门穿鞋都觉得是麻烦事，悄悄地脱下鞋在门口，然后可去爬树等等)这也真是好极了——一个字爽！两个字爽爽！

而我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天然也有着静女的特征——比如我喜欢花花草草，瓶瓶罐罐之类。

我最早看到的莲花，是邻居阿琪家篱笆墙里的一口大缸。用根红色的橡皮管从北边的厨房的水龙头里接水，一路经过走廊、卧房，再到户外，沿着墙根注入到墙角的那口大缸中。

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有个北方的名字叫荷花缸，荷花和莲花的名称，那时我也并非能明白分辨。“实际上它应该叫莲花，莲叶有个缺口……”阿琪小心翼翼地指点，手上被咬了个缺口的玉米棒上的玉米粒，正含在鼓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大尾巴金鱼在花叶底下吐泡，噗噗，那是挽留我们的意思，以及留不住时的叹息？

阿琪妈有一把小蛮腰，和其他胖大臃肿的中年孩子妈看上去大不同——她竟然在夏天穿裙子——这在当时本应该是大姑娘的特权，所以就招来了很多千奇百怪的非议。当阿琪妈摇摆着裙裾，走过一扇扇打开着的窗子，大开着的门时，她抬着头看远方，就像是听得见别人的窃窃私语，又偏偏当作听不见似的。

月亮还真出来了，不过月光淡淡的，却给了那个少女阿琪一个晚风习习的美好夜晚，此刻可能刚刚过了七点。我和妹妹们匆匆吃完晚饭，便看见阿琪妈在她家的院子里进进出出，把裙子往下拉一拉，把头往上昂起来。阿琪妈数得出来的怪癖，应该还有一条：就是从来不乘凉。她在房间里用台老式的华生牌电扇，吹拂着一本书或者一个针线活。那个呼呼响的“电吹风”，该是很硬梆梆的，“抓”住她的头发一片上，一片下，来回“荡秋千”。

大个子的阿琪爸，一口气能吃下三大碗饭，家里招来多少孩子，他照样吃他的饭，喝他的酒，干他的活。或者拍拍我们叽叽喳喳的小脑袋，说声让开，他拉过水管子到院子的另一角冲出一块干净的水泥地，搬张躺椅躺下了，那竹椅下的水，擦着我们的拖鞋咕咕流到了缸下，那里有条阴沟。阿琪两脚飞快地蹬着水，却提醒我们又有一朵花儿要开了。小脑袋们在一瞬间又围拢起来，手肘推来推去，都想要让自己的脑袋，伸到别人的前面去。

我看见一个穿泡泡纱短袖裙的小姑娘，趴在地上捡一个花瓣。黑黑的两条长辫子，齐着腰，扭头朝篱笆墙外望一眼，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似乎耳朵也是圆圆的。女孩们都喜欢花儿朵儿，哪怕是一片黑暗中的花叶，美丽地向更暗处开放，直至飘落下。

还有那些在篱笆墙外玩耍的男孩子，吵着我们不明白的事，一个小公鸡嗓门，压低的，却很凶：“打伊打伊，打得伊认得侬为止……”然后是闷闷的皮肉碰撞的声音。手掌、脚板、肩膀、膝盖、胸脯、后脑勺、屁股，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被绊住被击打，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但就在这之后，他们自然会长大，就像女孩的长大与老去一样。

可我再也看不到那时的我们与他们——有关童年，有关夏天，有关这一个角落，有关被点亮的夜晚，有关那时那地成长的气息。我们不了解他们这天的游戏，就如同他们不了解我们那天的赏花，所以我们都不会知道自己的明天、后天，将来，下一个夏天将是怎样的。

而所谓寂静与喧闹，一概都视而不见。一阵风，我记得自己站在篱笆墙下，耳边有轻轻的、咝咝的风掠过，好像猫爪挠痒。而那几棵美人蕉，像只为我一个人的“跳舞”。我甚至熟悉它的每一片大叶子，知道哪朵红花，适合哪片绿叶的怎样扶持。我喜欢它们，就是因为花朵大而红艳，甚至在月光下，都能看到它们熊熊燃烧的火焰，却并不是为了所谓美人的名号。

后来对我而言，莫奈《睡莲》油画中的睡莲，只在那口陶缸里若隐若现，就像一片摇动的光与影。水面绿意融融，色彩斑斓，生机勃勃。因为就在那里，我才感到了那种心有千千结——

每每，当我反复推敲记忆时，记忆的形态便会自行重塑。当再三玩味时间空间如何转换之时，理智与情感的精灵也将逐一浮现。你几乎可以不费心思，它就在那里等着了：“哎，篱笆！”“哎，水！”——有时我伪装成一个怀疑的“病人”，我的老调仍然是：“难道记错了吗？”我听得出我的语调，仍是一个说梦人的语调，不过它不同于阿赫玛托娃，她曾说雨会带来小城的气息；而巴列霍则说雨中会有个父亲的身影。但我对这个概念完全无知，也更不了解你的什么：“不知道的夏天”！

一遍遍被你问烦了，问傻了：“某某年的夏天，你在哪里？”我以为你已完全处在一种回忆的自发状态，好像是在用这个夏天的大太阳，重温了对童年的不熄热情。我却只有那见不得人的心灵勾当——惆怅或在里头。

窗前的“美丽”

鞍山六村靠阜新路打虎山路区域，有四幢红砖木三层混合房，红色油漆的木窗，红色油漆的木楼梯，斜坡屋顶，上覆红瓦，在六十年代，那种升自于泥土的红色，在蓝天白云的艳照下，应该说相当的鲜亮。看上去很是大气端庄，也很富有时代设计感。

钢铁厂的家属区，不设专门的围墙，只是以颜色来区隔。整个新村,那时也都不设围墙。靠近锦西路一带的灰色砖木三层混合房，那是海运局的家属院。房子结构大差不差，木楼梯，木窗，灰瓦斜顶，楼前楼后看见的多是山东大嫂，红的大脸，眼神愣而羞怯。男人们常把目光从来人的脸上错过去，使焦距涣散一些，别人的关注，似乎使得他们高兴起来，又不好意思正面相迎。

在红灰相间中，本来是鞍山六村中心的绿化空地，类似于小公园，本也是较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孩子们（有时也有大人）在这里打羽毛球，踢足球，在水泥台子上打兵乓，跳皮筋，尤其是玩老鹰捉小鸡，队伍可长达上百人，那是游戏的长征，这种壮观，也许怎么也离不开这个新村的日益壮大，以及人口数量的壮大。

鞍山六村小学，便应运而生。我在1970年上学时，它似乎已经是老学校了，人满为患，它应该排在当时新村开出的学校序列里，但不知为什么，大家口中的六村小学，它在我上学时的名称叫阜新路小学，如今已更名为杨浦初级中学。

我的大妹梅（小名）上学时，报不上这个围墙紧贴着83号楼的小学，要去阜新路对面的鞍山七村小学（现在改为上海开放大学），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一看二等三通过的过马路好习惯。而我是在“六村”里长大的“小芳”，在上初中前，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在“六村”的“田野”上——真正是“（六）村里的小芳”。

六村小学，离84号的我家，只有一箭之遥。当出操的铃声乍响起，我甩上房门奔跑，站稳到操场上，铃声竟还未歇，还可以晃两下，看看左右是否对齐。

操场，晒场，运动场，在二楼或三楼同学的窗下，在一楼同学的窗前，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好，我们的眼睛亮，因为都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无论灰砖房红砖房，包括七十年代在原来的绿化空地里，见缝插针造的白色水泥楼，那已经是六层楼高了，被居民们骄傲地称之为高楼了，那个六楼窗下，更是一览众山小了，小学校在窗下，更多的窗，在窗下的窗下。

很多窗子里，都有我的同学，或者是同学的同学，大同学与小同学等，甚至还有老师，甚至还有老师和同学，装在一个窗框里；比如，我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姚姓的女同学，她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音乐和常识课老师；有一个黄姓的男同学，他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

他们两家的窗子，是我经常从外往里看的，也是我经常从里往外看的——一里一外，我的童年回忆，似乎可以被理解为以叙事的方式，对片段化、零散化、复杂化的生活世界的缝合；以文字组合的方式，营造了我的岁月的内在时空。

所谓前窗对后窗，自然也就看到了一些“好风景”，比如“美丽”。

“美丽”所在的窗子，在我家斜对面的“四楼”。那幢楼红色斜坡顶，共三层，之所以说“四楼”，就是说窗子（违章）开在了屋顶上，类似于老式阁楼顶上的老虎窗，小小的，孤独的，丑陋的。之所以说“美丽”，是因为那扇窗子里的人是“美丽”，至于“美丽”是否叫“美丽”，我不知道；至于“美丽”是否真的“美丽”，我也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窗里的一个倩影，“美丽”像个传说，大家都这么称呼，但至少都隔着一个窗户的距离，仿佛更隔着时间的距离。

她脸上的表情，我扒拉眼睛看，也看不明白。当然看不明白喜怒哀乐，但有表情还是没表情，也看不明白。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小小的五官，但同样看不出表情。那些招式和扭动，该是很慢的，渐变的，却毕竟还是运动。

终于她开窗了，探出半个身子，仿佛要跌出那个高高的窗台似的，头往下，腰部挂在窗沿上，我们等着下一步，却未见她的下一步，看着她抬起身来，转头两侧，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她的两根辫子上的蝴蝶结很惹人注意，这会儿像蝴蝶一样飞扬在她的双肩上，像两朵花却围着她团团转，当然只是她在转，还有一种转，那就是在仰望她的人也跟着转。

她很苗条，双扇窗因此就显得很宽敞，夏天的太阳，仿佛永远在屋顶的上面；从某个角度看，又像被聚拢在这个挑起的窗洞里，但那里也总有个人存在，美丽，美丽，那白白的面颊（一点暗影都没有），就在太阳中间，一摆一跳。

她从来不朗诵毛主席、辛弃疾，或者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诗词，她只朗诵自己的诗歌。第一次开口，一句咏叹刚“叹”出口，几十个学生的大笑便喷薄而升（他们放学后，一向在楼房间的石板路上啸聚）。接下去是第二句，楼下即“台下”，又笑倒一片。她倒是毫不变色，岿然地等待少见多怪的观众安静下来。她收住了在老虎窗前，跨出如舞台上的一个箭步之后，马上有人喊话问她：喂喂，朗诵的是谁的作品，怎么这么不熟悉又不成话呢？喂喂……

她跃入窗子里便关上窗，然后想起什么，再推开窗子宣言说，本姑娘就是那首诗歌的创造者。她下面的“狗都嫌”的孩儿们，竟立成了一面沉默的“地板”（对她的位置而言），“地板”上面是一模一样大睁的小眼睛、合不拢的大嘴巴。那时即使是对诗歌语言最无知的人，却也会懂得“诗歌”这个词所意味的“高大上”。

看来，“美丽”姑娘，每天爬到这最高处，并且站在太阳里，是完全合乎自然，更是完全必要的。而“美丽”姑娘之“美”，因此和我们也有了永远的距离，即使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她和大家的距离也远着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她俯视，我们仰视。她朗诵，我们窃窃私语之后是静默——是多少感受到了一些神圣性吗？一阵风来，她像骑在屋顶上，两臂张开再落下，是为了压住花睡裤，不被掀开——不可能被掀开的，她却在大喊大叫，可能一点都不自知；还因为可能发现了底下“可恶”的人群，也跟着风，或跟着她，在一晃一摇的……

她往下看去的时候，我们站在她的黑影子之下，其实是站在更大的楼房的黑影子之下。我们往上看去，所有的眼睛都亮闪闪的，像石板一样，都发出咔咔的尖叫——我们也一点都不自知，甚至不羞耻，从腿一直看到头，看到她的头发，那漆黑发亮的头发，被风掀动显得特别长，特别美妙——像她的嗓音一样清亮悠长……

看来，后来传说“美丽”姑娘，每天吃一个生鸡蛋以养嗓子，可能不假——多年后，一个小弟弟，终于“羞愧”地承认：在这个“传说”里，有艳羡，有妒嫉，甚至有动物般的强烈又懵懂的欲望……

看来，后来传说的“美丽”姑娘，被某部队文工团招为了文艺兵，却确乎为真——因为之后的很久很久，我们都再也看不到她了，哪怕是那顶印有“我是公社向阳花”的草帽，哪怕是在那顶印有“我是公社向阳花”的草帽下，扬起的小小尖尖的白下巴……

一切的一切，连那个老虎窗都消失了——再见时，三层的楼房已变成五层的楼房，这个高度在现今的上海——当然也成了矮房子，而我们的仰望也能随之长高吗？

当年，同一幢楼里的妖妖，很坚定地对我们大家说：“只要我们一直向上看，就一定能到天上去……”据说，当年，同一幢楼里的妖妖，还仍住在那一幢楼里——而且那一幢楼里的居民都拒绝加高楼层，所以他更是陷在高楼群的底层中了。

所有的仰望，是会更狭窄？还是会更扩大呢？

至少我们大家一起，曾共此仰望，共此暮色与晨曦，共此春风与夏阳、秋雨与冬雪；那一刹那，我们也共此沧海桑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