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小分队的“历史剧照”

1

我曾经就读的安图中学75届（1）班是一个文艺班，所以我们班级实际上就是代表安图中学的演出小分队。

小分队，只是人们口语中的一个简称，其当年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今天，当我回望那段历史，我读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撰写的《靖南中学的故事》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同一幢楼里还有一位与我很要好的少年伙伴，叫周建国，比我高一年级，靖南中学小分队的成员。这么乱七八糟的中学里照样有文艺小分队，这是‘文革’时代的奇迹。当时社会风气极坏，却从来没有间断过群众文艺生活。红卫兵一方面凶神恶煞地批斗教师走资派，另一方面各家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涂脂抹粉载歌载舞，逢年过节都要组织上街搭台演出，那倒不是忠字舞什么的准宗教活动，而是很不错的歌舞节目。大多是抬头望见北斗星之类的流行歌，一些少数民族歌舞也还吸引人。”

_{藏族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

陈思和教授文中简短的几行文字，也许是有史以来对“文革”中小分队这一“奇迹”，颇为生动的一段文字记载。按照字面理解，小分队一词，顾名思义，就是短小精干，灵活机动，说走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组织。当时八个样板戏中有一个是《奇袭白虎团》，歌颂的就是一支在杨团长率领下的小分队，直插敌军“白虎团”的心脏，战胜兵力、装备远超于我军的“白虎团”的故事。可见，小分队威力之巨大。

“文革”年代，在各行各业成立宣传小分队，是借用“小分队”这个战斗名称，来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载歌载舞文艺形式，来宣传、服务于政治斗争。

岁月荏苒。中学毕业40多年了，我的同班同学、亦是当年小分队的主角之一晓敏，竟然还完整地保存着当年小分队排练时的12张“剧照”。

照片上清晰的画面定格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十五六岁时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的青春影像，为特定时代的“历史场景”留下了宝贵的图像史料。

2

那12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基本上囊括了当年我们75届（1）班代表安图中学小分队排演时的主要“剧目”。照片都是由我们班的班主任方良渊老师拍摄的。

当年的方老师不仅是75届（1）班的班主任，同时还集安图中学小分队领队、编剧、导演、服装等一身。做事严谨的方老师用自己那架“海鸥”牌照相机，把小分队排练的一幕幕场景“定格”下来，不仅是为了给小分队留点演出资料，其实更是想让小分队的每一个成员，通过照片来对照和纠正自己哪个表情、哪个动作需要改进，从而达到在舞台上正式演出时的最佳效果。

陈思和教授写的靖南中学，“这么乱七八糟的中学里照样有文艺小分队”，那么，安图中学作为和靖南中学相距不远的兄弟学校，同样也是一所比靖南中学好不到哪里去的“乱七八糟”学校，属于“难兄难弟”。但唯一可以引以自豪的是，安图中学小分队的“演技”或许要比靖南中学小分队“略高一筹”。方老师是一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他受过完整的系统教育，口琴、手风琴演奏得炉火纯青。方老师“戴着脚镣跳舞”，小心翼翼地在小分队演出剧目的选择上，尽其最大可能搞出点艺术性来，这点从当年演出节目的编排与选择上可以看出方老师的“煞费苦心”。

除了必不可少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主旋律节目外，方老师尽其最大可能搞点“百花齐放”。他精心编排了藏族舞蹈《洗衣歌》、朝鲜舞蹈《扇子舞》、《草帽舞》、《藤圈舞》等一批欢快、奔放，洋溢着年轻人青春气息的节目。

_{藏族舞蹈《洗衣歌》}

_{朝鲜舞蹈《扇子舞》}

_藤圈舞

那时全国的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能够公开演唱的歌曲就是一本《战地新歌》上的歌曲。跳舞也就是忠字舞了。遍地“盛开”的小分队主要任务就是，一旦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迅速谱曲演唱语录歌。还有就是“拷贝”样板戏。当年上海电缆厂职工子弟小学小分队排演的“少儿版”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由于扮演主角的演员高度“仿真”，因而深受居民的追捧，剧组也经常赴杨浦区机关、企业、学校巡回演出。我在军工路上的水产学院大礼堂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后来饰演沙奶奶的Z和饰演鸠山的Y，小学毕业后都被“特招”进入安图中学75届（1）班的文艺班。而我这个没有什么文艺特长的小学毕业生，也莫名其妙混进75届（1）班，“被”成为小分队一员后，也就是充当“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排演的节目，是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亚非拉！”的号召，排演的大型表演唱《国际歌》。整个节目以《国际歌》为音乐背景，我们高举标语牌、木枪、大刀等道具，扮演亚、非、拉各大洲的革命人民，根据旋律的变化，做出各种慷慨激昂的人物造型，同时不断地变换出各式队形，用现在的话来说纯粹就是三个字“拗造型”。为了营造出“压倒敌人”的宏大气势，我们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了排演。方老师给我安排的是一个身穿绿军装，脚蹬白跑鞋，双手高举一杆长柄木枪的角色。那年我才十六岁，但我心中还是充满着“一定要解放全人类”的豪迈革命气概。

_{大型表演唱《国际歌》（前排右四高举木杆枪者为作者）}

男生小组唱《歌唱农村新面貌》，俗称《五个老头》，是我参演比较成功的一个节目。五个男同学，头扎白毛巾，鼻孔插进假胡须，手拿烟杆，分别扮演“王阿三、李阿毛”等五个农村老汉，会聚在一起聊天，有说有唱地歌颂“农村新面貌”。后来，学校里其他班级的老师和同学见到我们，都会笑呵呵地直呼：“王阿三、李阿毛”。

我是一个“东郭先生”一个，在歌舞、小组唱等节目里，滥竽充数混混的。想不到，有一天，方老师会突然“器重”我起来，让我担任小品《放学之后》的男主角，这下弄得我“脚花”乱了。

该小品记述的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生，通过课余参加校办工厂的劳动，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改造思想后成长进步的故事。角色只有两个，一个是我饰演的中学生，还有一个是73届的同学饰演的工人师傅。按照剧本要求，我要背诵大段的台词，还有表演各类形体动作。这难度太大了。几次排练下来，我不仅台词说了上句，忘了下句，表情、动作也十分僵硬。尽管方老师不断耐心指导，可我却始终不能入戏，惹得他十分光火，大喝一声：“真是个捧不起的刘阿斗”，最终只得换人。

方老师发觉我不是那块“料”，就安排我进入乐队学习吹笛子、拉二胡。虽然我们对方老师的严厉都很惧怕，但通过这次“换人”风波，我体会到了同学们经常说的那句:“方老师是个‘看看是方的，量量是个圆的’的人。”俏皮话中有外圆内方外冷内热的含义。

乐队主要是为小分队的舞蹈伴奏。于是，我开始如痴如醉地学习演奏笛子、二胡。事实证明，方老师当初的决策是“挽救”了我。由于学会了拉二胡，中学毕业分配到崇明跃进农场后，父母便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正是这把二胡，陪伴我度过了寂寞的农场生活。

_{迈出安图中学校门多年的我，是否依然还有着当年小分队乐手的“范儿”} 

3

方良渊老师担任75届（1）班的班主任的同时，还要上75届其他班级的语文课，小分队只是兼管。因此，小分队的排练、演出等大量事务，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业余时间。而我们班级的同学也由于兼任着安图中学小分队队员的重任，课余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校教学大楼五楼的那间排练室度过的。

_{女同学在校园练功}

方老师的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工作时间是“三班倒”。小分队排练都是下午放学以后，为了能够排练和照顾家庭与女儿两不误，他经常是把两个年幼的女儿带到排练室，边看管女儿，边指导我们排练。而为了节省费用，除了一些特殊规格的演出服装向沪东工人文化宫租借外，一般的演出服装面料和款式，都是方老师亲自采购和设计。随后，再请其擅长服装裁剪的妻子，缝纫制作出一件件色彩缤纷的演出服装。由此，我们和他的妻子、女儿都很熟悉。有时，某个节目中需要儿童角色，方老师也会让其女儿客串一下。

_{舞蹈《纺织女工》}

除了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重大节庆，每年新学期安图中学的新生入学报到和开学那天，向全校师生进行汇报演出也是我们的保留节目。校长讲完欢迎词和新生宣誓后，小分队便开始“粉墨登场”。舞台就是学校操场边上的那个水泥“司令台”。当我和同学们在“司令台”载歌载舞时，也是我们一年中最为风光时刻。这些新生都是居住在学校附近新村的邻居，他们回去后都会羡慕地告诉左邻右舍甚至是我们父母：“今天我看到谁谁谁在台上跳舞了，跳得老灵格！”这样一来，不仅自己父母觉得脸上有光，我们也在那些小屁孩面前神抖抖起来。

也就在这时，杨浦区突然涌现出了一个名字叫孔宪凤的轰动全国的小英雄。报纸上是这样写的：1974年的6月3日，年仅15岁的杨浦区本溪中学学生孔宪凤在学校组织的“三夏”劳动中，为抢救不慎落水的同学，奋不顾身地跳下河中。落水的同学获救了，她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

这位和我们同龄的小英雄就读的本溪中学，就在附近。安图中学小分队也根据区政府、区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的要求，迅速投入了宣传孔宪凤节目的排练。记得方老师突击创作了一个类似表演唱的节目。排练时，他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唱好每一句歌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孔宪凤学习。197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编辑出版了《优秀红卫兵孔宪凤》一书，向全国发行。   

4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杨浦区志》的“大事记”一栏记载中读到了这样一段简短文字：“1974年的6月3日，本溪中学学生孔宪凤在‘三夏’劳动中，下河游泳溺水身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编造成一套“救人牺牲”的情节，制造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习孔宪凤’闹剧。”

那一刻，作为曾经虔诚地参与宣传，并宣誓要“学英雄，见行动”的我，欲哭无泪，彻底无语。真不知道是历史在玩弄我，还是我在玩弄历史。有一点我算是活明白了：我被捉弄了，我纯洁的心灵被亵渎了。

4

1975年初，突如其来的“南京事件”，莫名其妙地在安图中学的校园发生了。这一事件好似一场猛烈的暴风骤雨，彻底“吹”歪了方老师、75届（1）班以及小分队的走向。至于“南京事件”的真相，一直到中学毕业多年后，我和我的同学们依然还是感到迷惑不解。直至几年前75届（1）班同学重新相聚，一个男同学作为当年“南京事件”的亲历者，向我们披露了事件的内情。

原来，在1974年的暑假中，也许是方老师看到小分队的同学整天排练、演出十分疲劳，便趁着暑假和妻子、女儿全家到南京旅游的机会，顺便也带上了包括这个男同学在内的两个女同学一起去度假。十分正常的一件事，后来不知怎么在校园内外传说成，方老师瞒着学生的家长，偷偷摸摸带着两个女同学到外地去“幽会”。

当这一传言流传到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队长耳朵后，这个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队长，立刻感到，一名教师偷偷摸摸带着女同学到外地去，肯定做不出好事。这绝对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立即决定把方老师和另一位女老师调离75届（1）班，调换他人担任我们的正副班主任。

事态继续恶化。方老师被撤销75届（1）班班主任后不久，便被停止了上课资格，下放到校办工厂劳动，小分队立即解散。那几个和方老师一起去南京的男女同学，不断接受工宣队的谈话，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方老师的“罪行”。

从此，我们班级在安图中学的地位迅速下降，同学们个个心存阴影，都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那三个男女同学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更是吓得不知所措，面对校园内外的指指点点，思想压力非常大。

从此，学校教学大楼五楼的那间小分队排练室再也听不到歌声与琴声，安图中学小分队名存实亡。当时安图中学的校办工厂，是为坐落在军工路上的杨浦木材厂加工木箱，方老师工作就是每天敲榔头，钉箱子、搬箱子。有好几次，我在教学大楼的走廊里遇到方老师，看到他那憔悴的脸颊和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神，简直就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曾经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方良渊老师吗？

也许是不愿牵连75届（1）班同学，方老师每当在校园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会调转头去“视而不见”。多年以后，我从比我低几届的安图中学毕业生处获悉，“文革”结束后，方老师获得新生，重新走上了他所热爱的讲台。偶尔，也会给现在的学生，讲讲他曾经担任过班主任的75届（1）班以及当年小分队的一些趣事。遗憾的是，当我们75届（1）班的同学重新聚拢时，方老师却已因病离世了。

如今，75届（1）班的同学每年在春暖花开时节相聚一堂，还建立了微信群。同学们每次聚会时彼此嘻嘻哈哈调侃一番，然而，大家好像都有个默契的约定，从不多谈当年小分队的事情，对“南京事件”更是讳莫如深。我知道，这是“南京事件”投射在大家的心灵上的阴影太深了。往事并不如烟。这也许是意外的插曲，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方老师”不仅成了我们75届（1）班全体同学眼里的敏感词，更是大家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

_{2014年4月13日当年小分队同学聚会（后排左一为作者）}

5

随着时光的流逝，75届（1）班的女同学都已进入“中国大妈”的级别，可仍然乐观地面对生活，朝气蓬勃地活跃在上海市、杨浦区以及街道社区的舞台上。在抗日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她们登台演出，比拼才艺，看上去远比同龄人显得活泼、年轻。

_{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小分队的女队员都已进入“中国大妈”的级别。可她们依然焕发在强烈的青春气息，保持着当年文艺女青年的朝气。}

文艺小分队是“战斗性”很强的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一支队伍”。在那样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方老师能够将安图中学的小分队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娱乐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在老百姓业余文化生活极其荒芜的年代，为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乃至当时杨浦区的老百姓的茶余饭后娱乐生活，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丝多姿的色彩和暖意，实在是不容易。

_{当年的小分队队员依然活跃在社区的舞台上}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这样描绘“记忆”——它往往把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把读到过的和亲历过的完全吞入遗忘的黝黑的渊底，不经强迫隐而不露，只有意志的呼唤才能将它从幽冥中召回。

那召回的记忆，必将促使我们去反思、反省，那些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