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到工农兵学员
翁敏华工农兵学员，又称工农兵大学生，是指“文革”期间中国大学招收的学员。众所周知，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学停办。到1970年，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大学开始恢复停止了多年的招生。从1970年到76年，大学一共招了五届工农兵学员，据说共有百万人之多。1970年是试招，人数少，规模小，来历特殊。
比如当时上海师大中文系大名鼎鼎的刘丽华，就是“九大代表”。但是这一届学生文化程度比较差，老师们没法教，有的还不懂装懂，经不得批评。1972年的第二届招生时，就注意了一点质量，73年第三届，更是尝试了考试入学。当时我们就听说，那届招生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本文是四名早年的工农兵学员采访记。工农兵学员今安在？跟知青一样：都老了，养养老，怀怀旧，再不跳跳广场舞。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正是他们很愿意怀想的一段“旧”。
朱慰慈：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朱慰慈，向明中学六八届高中生，1969年到江西贵溪插队下乡，积极肯干，被誉为当地的女雷锋。
“我们这1973届的同学多是苦干巧干干出来的，不像后来，不考试了，推荐上学的路数也变得多元起来。记得七四届刚刚进校那会儿，我班一同学看见一个新生惊讶坏了：她是我们农场有名的'小耗子'嘛，她怎么也能当工农兵学员呢！”
朱慰慈还是这么快人快语，雷厉风行。针对我的问题，她观点鲜明道：工农兵学员三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三年。
刚考完试，出了个张铁生；刚入学，又出了个刘丽华，这预示着我们这一届读书生涯不会平静、不会顺利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沿用到我们那三年的时候，同样适用。她说刚开始班里尚未分出派系，那时还好，毕竟她是班里不多的高中生。所以，讨论刘丽华谈话纪要，系里工宣队、学员、革命教师想出个“突击考教授”的损招，目的是要教授们出洋相，最后的结论也是预先想好的：瞧，所谓教授，其实是一些无能之辈，把麦苗当韭菜，连这些基本的知识都搞不清楚，还想对我们工农兵学员说长道短，哼！他们还不如我们呢。
冷不丁把教授们召集起来，教授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又是什么批判会呢，集中在大教室里，被告知：今天考试。然后卷子就发下去了，让他们立即答题，而工农兵学员代表朱慰慈和另系的一位，正是监考人——过去老师考学生，今天学生考老师，这就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呐！
朱慰慈那天也很开心，一方面因为感到自己受重用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来做；一方面可以这么集中地看到几乎全校的教授，要知道，教授可是她从小就在心里崇拜的对象呵！卷子发到一位教授的手里，好像是位化学系的教授，他对慰慈说：我眼睛已经瞎了，卷面上的字看不见。一看，果然如此，慰慈就把他带到隔壁小屋，把题目一道一道读出来，由这位老教授口头回答，再由慰慈替他对答案，在考卷上打勾或叉叉。慰慈说：他几乎用不着怎么想，我题目刚刚出口，他答案就有了，我给他说一题，他答对一题——正确答案就在旁边，几乎没有错的，有几题可能有点难度，他低头沉思一下，抬起头来很有把握地回答，又对了，声音轻轻的，在我听来却掷地有声。我觉得，他眼睛失明，但内心世界一片灿烂阳光。是科学知识让他的心灵如此亮堂。最后，他以几乎全对的结果，完成了这次考试，也完成了对我的震撼和影响，我当时内心深处轰鸣的是：这就是人的尊严、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就这样，一场本来用作打击老知识分子的闹剧，至少在慰慈身上，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她的人性中本来就有崇拜知识、向往知识的一面，这一面，长时间被“文革”口号、被上山下乡艰苦劳动压抑着，如今，因了一场监考，被最大限度地阐发了出来，得到了释放。朱慰慈心里默默地念叨：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当我老了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如果也能够像这位老师那样因为渊博知识而眼明心亮，那么，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从此，朱慰慈每天钻在图书馆里，有计划地阅读世界名著、文学史论，做笔记，写心得，一本接一本，乐此不疲；从此，这个工农兵学员代表就成了“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不时地挨批评，时不时地遭敲打。班里召开的批判会，大字报小评论，她能躲则躲，常常逃避。最让她耿耿于怀至今难以释怀的是：她在班里找不到知音。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到食堂吃饭，一个人跑图书馆，回到班里或者宿舍，就闷声不响，很少说话。其实慰慈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爱极了说话的。不说话，一说就怕错，怕挨批，这样的日子多难过啊！一次，她在班里说：开门办学的核心是“学”，竟在班里引起争论，很多同学批评她的想法不对，他们认为“开门办学的核心”是劳动。她那些日子正看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小时候爱读书，爬到屋顶上看书看得发痴，老板叫他不应，上来打他耳光他也不放下手中的书。朱慰慈觉得自己也是高尔基，无形的耳光打过来，打不掉她手中的书。
“特别是，”她说，“有的同学明明爱书好学，却偏偏装出一副不爱看书的样子来。”这也是让朱慰慈至今想不通、放不下的。《红楼梦》里袭人让宝玉不读书要装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来，“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则爱读书要装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来。中国的事情就是复杂！
朱慰慈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在我们一代人中十分少见，因此她做得到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而大多数同学不能不有所顾忌，多子女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养成了他们顾忌别人的能力，他们会选择在《红旗》杂志里面裹一本爱看的书，悄悄地看，尽量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多少年不见，一次在老同学聚会时相见，真可谓“相见欢”——一个词牌。朱慰慈说：翁敏华你还记得么？有一天下大雨，在图书馆门口遇见你，你穿套鞋，我穿着布鞋，你说：来，我背你，你蹲下，我趴上你背，就这样一路小跑，回到了寝室。
翁敏华1976年在大学校门口
要不是她提起，我彻底忘了！原来我也有这么美好的昨日形象，原来我也曾经是“雷锋”！
朱慰慈还在说：“那时候的人啊，真是单纯，一个说来，我背你，一个就真的会扑上去的哦！”慰慈歪着头，做了个非常可爱的“扑”的动作，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笑声中有对我们共同的曾经一丝丝的缅怀。美好与不美好，往往是互相缠绕、难分难解的，人是这样，时代也是这样。
朱慰慈
朱慰慈在丽娃河边
因为对知识的渴望，朱慰慈在理想的工作岗位上干得顺风顺水时，毅然辞职去英国自费留学。那里三年四个月的学习经历，比之上大学有过之无不及。回国后写过一本《只身走天涯》，其中有她在英语课堂上对自己人生路的回顾：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康生活；长身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高中一年级时“文革”爆发，不读书“闹革命”；刚过二十岁，报名去上山下乡；在江西林场的三年“再教育”；好不容易回城上大学，搞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白白泡了三年；工作后“补课”，直至四十岁还出国留学，圆青春时没有读好书的梦。
她在英国的苦读好学，最后成为她一位老师的教育学研究对象，被写进他的论文里。那位老师写道：“苏珊（朱慰慈英文名），出生于上海，中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她为读书不得不谎报年龄），她每天课堂学习五小时，课后又自学四小时，这是一般学生无法承受的负荷。明显的，她的坚毅决心和她的学习态度使她成为一个成功的学习者。”
“成功的学习者”，多么新鲜的提法！对啊，各行各业的成功者，不都首先是“成功的学习者”么！学习上的成功者，当然有技术、方法上的成功，但更是精神上的强大。慰慈在《只身走天涯》里说：“人只要在学习着，心就永远不会变老！”此话甚合我意。活到老学到老，即便是老到眼睛都看不见了，也会因为满腹的知识学问，而心明眼亮，就像朱慰慈一入学就遇到的那位化学教授一样。
黄惠中：一个筋斗翻在火炉铁盖上
黄惠中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16岁，身高1米41，声音还没有完全变过来，一句话，还是个孩子。他是徐汇中学68届初中生，正逢一片红，他弟弟69届，也必须“红”，兄弟俩在家里五兄妹中排行老大老二，一起去了黑龙江，弟弟到了五十团，他在五十三团。
我和他在一个连队的时候正值普及革命样板戏，每个连队都得排，团里要组织汇演。我们连选择了《红灯记》。忘了怎么会把他给找来“跑龙套”，在剧中演游击队员，兼喝粥的老百姓。剧组中上海人不多，因为普通话不行，不得已让我演李奶奶，培训我普通话花费了不少时光。志川嗓子好，也只让他演两场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开始对话多了，改让北京人志强演。惠中能够进剧组，完全看在他个小体轻、会翻筋斗的本事上。他腾空翻可连翻三个。当时有三个人演游击队员，一个北京人，一个当地青年，还有就是惠中上海人。于是，到最后一场游击队员下山与日本鬼子决战时，他们三人轮番上场翻筋斗，上海弄堂筋斗、北京胡同筋斗与黑龙江麦场筋斗翻在了一起，煞是好看。翻完筋斗，还要与日本兵大刀相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段“大刀舞”是上海知青剑飞给排的，他在剧中演喝粥人，只有一句台词：“这里面尽是沙子”，怎么也说不好，第一遍说成“这里面都是石子”（上海表达），第二遍说成“这里面都是石沙子”（还是上海表达）。
话说我们连队的《红灯记》到团部参加了汇演后，一下子出了名，请我们去演的地方不少，很多连队，附近的屯子、部队农场等。有一次在一个大屯子表演，那地方好像是个大仓房，很大很大，观众人山人海，我们人来疯，越演越带劲。为了给我们御寒，临时搭起的舞台一侧，特意设个油桶改装的大火炉，炉火熊熊，上面倒伏了个大铁锅。惠中那天翻得太卖力了，第三个筋斗竟翻到了火炉盖上，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台下也一阵惊叫。幸好衣服穿得多，没有烫伤，可也把他吓得脸通红。
这里重提往事，无关《红灯记》演事，却是觉得：惠中后来的人生走向，似乎与这个筋斗有某种联系；或者说，这一筋斗是他人生的某种隐喻。
1976年，惠中来兵团已经第七个年头，从16岁到23岁，个头也长到了1米68（上海话叫“晻发头”）。他是一个好学的人，常常缠着大知青问这问那，动手能力也可以，写作水平也不错，工作又认真。所以虽是连队年龄小的知青，也终于脱颖而出，头年当上了文书，指导员还挺欣赏。这一年，连队分得一个上学的名额，齐齐哈尔司机学校，技校。应当说，这个机会不算好。上海知青上学的动机不光是想跳出“农门”，一般还有向南方移动一点的目的。齐齐哈尔，离上海还是千万里，且还是个技校，档次不高。但惠中执意要去。指导员留他，说你在连队入党问题差不多了，还有可能提干，就甭去了。他不听。上学对于他的召唤力太大了，学校对于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现在回想，不能说当年回南方读书的人动机都不纯，可我敢说：当年去上黑龙江省内各类学校的人，特别是上海人，纯粹就是奔读书去的。
惠中进的是机务班。另有车辆班、内燃班。他们班52人，清一色男同学，另两个班女生也少而又少。所以那几个女生就成了“众矢之的”。车辆班有个女生黑俏黑俏的，男生背地里叫她“黑牡丹”。一个名叫“忠臣”的男生暗恋黑牡丹，其他暗恋者就放出风去：“某忠臣其实是某奸臣”，要坏他的事。
惠中没有卷在这种争风吃醋的圈子里。他读书还来不及呢。他读书的样子，就似高尔基曾经说的：饥饿者扑在面包上。他如饥似渴。三个月基础课下来，力学、材料力学、高等数学、函数几门课，获平均分90分以上的三人，两个上海人，一个是原上海某重点高中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惠中淡淡地说，但能听出他的骄傲来。
司机学校的师资还不错，加上惠中入学时“四人帮”刚刚打倒、优秀教师正大批解放，学校开始讲究教学质量了。因为是技校，纯理论教师不多，大量的是来自机车第一线、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有一位长得像外国人的老师，五十多岁，人称‘机车神仙’，带我们来到机车边上，手持一把小锤子，东敲敲西敲敲，一敲就知道毛病在哪儿。”
“还有一位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人非常灵活，讲课头转来转去的，后来做了我们班主任，把我们班一举带成了优秀班。”惠中真是个懂得感恩的学子。
就这样，两年后毕业，却没有想到分在了博克图——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滨洲线上的一个小镇，行政区域属于内蒙古。地名“博克图”，就是蒙语，意思是养鹿的地方。他的工作证、结婚证上，都有从右到左、曲里拐弯的蒙文。一到博克图机务段，惠中就成了一名能人，司炉当了两年就考上了副司机，副司机当了一年半就考上了司机——有的人可是在副司机的位子上呆到最后的。他当上司机时只有30岁刚出头，相当年轻。不仅如此，工会、人事、会计、保卫、车间，有什么搞不定的事情都叫他，工资汇总表也要他做，分房子统计也要他参与，工会宣传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说起何以会对文字工作如此有兴趣，惠中说，“这首先得感谢我的父亲。”打小，惠中家里就订报纸。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天天看报的习惯。父亲还常常会出点题目让惠中兄妹做。“‘文革’初，我去串联，回来后父亲让我写心得，几天后，又催我，没办法，只好东参考西模仿的，写成一篇。”的锻炼，在北大荒，惠中看见大知青有人写日记，他也弄本簿子记记；知道广播台需要稿子，他也会收集点新闻写个广播稿投投。他当了文书后，更是常常与文件、报道打交道，一来二去，文字功夫就这样练出来了。他还能画画，中学时曾与珑珑一起画过毛主席像。
惠中去博克图机务段工作不久，知青就大规模回城了。家里妈妈那个急啊，“蛮好不要去读那个技校！”惠中被好一顿埋怨。妈妈为了把儿子调到近一点的地方，想尽办法，又是南昌，又是鹰潭，又是托人介绍对象。而惠中，每每到南方看一眼，又重返那北而又北的地方去了。
惠中，不管你意识没意识到，你其实已经喜欢上北大荒了，其实那根源是你已经离不开北国了，你已经与那片广袤的黑土地血肉相连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郭小川诗语），油黑、肥沃，大气磅礴，催长了你身高的二十多公分。你喜欢那里的山山水水，喜欢驾驭着火车头奔驰在两山夹击的碧绿谷地，喜欢听汽笛长鸣的那一声“呜——”，喜欢看那牛乳一般的白雾聚集消散在大兴安岭的奇幻……至今讲起当火车司机的经历，你还是兴致勃勃，像换了个人似的：偌大的车上火床啦，铁锹投碳14分钟280下啦，动作要快，用力要匀，火床得四周高中间低、平展展的“不能有山有水”啦，听得我都向往起来。你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北大荒。你在农业连干了七年，“一个筋斗翻在火炉铁盖上”，从此与“火”车、与“铁”路打起了交道，又是十八年！你在北国整整待了四分之一世纪，是我的五倍！你娶了当地女子做媳妇，你在当地生育、养育了儿子，你说你“完全融入了当地的风俗之中”，至今过年，还必然要吃饺子，“我擀皮儿老老巨（拿手）格”，你半句东北话半句上海话地说。
那时的黄惠中还在桌面上开火车
“采访”到最后，突然跑题儿：向惠中问起如何到博克图一游来。惠中侃侃而谈，又是牙克石，又是免渡河、根河，风景如画，人情古朴，说得我心里更痒痒了。北大荒，是我们永远的魂牵梦绕！（后记：采访惠中一年后，我真的去游历了那里，从齐齐哈尔出发，博克图、牙克石，直至海拉尔、满洲里，沿着惠中当年开火车的路线，观览了天底下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张懋贞：“医生当到最后，就得看人文底子了”
张懋贞，上海市第十女中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8月赴黑龙江建设兵团，1972年入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2003年后三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子心脏病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现在是新华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心肌病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致力于心内科的临床、教学与科研，结合临床心理学研究及运用，拓展了心血管医治的专业领域。
张懋贞
张懋贞和她的同学在二医大
张懋贞与她的同学们在二医大校门口
我与懋贞相识，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是她在医学上的贡献，还得借助“百度”才能评价。
老同学、老战友都习惯唤她“张懋”，这在修辞上堪称“去尾”，为什么会这样做？好像是嫌她名字的最后一字不够响亮。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一叫叫了四十八年。
一起在市十女中求学时，虽不同班，可也知道，她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不像我，有点偏科。初中一年级作文比赛我得第一名，初二那年第一名是个叫张懋贞的人，我跑到二班教室去见识她，心里还有点酸不溜溜。一起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虽不在一个连队，但张懋在知青中赫赫有名，我们的交往也很多。现役军人来了，农场组建兵团时，她即被推选为副连长，这不仅是知青中最高的位子，且是最需要实干精神的位子。春耕、夏锄、秋收，冬天也不闲着，不是修水利就是积肥选种，冰天雪地，知青淘气，当连长的样样都得管。我们下去的第二年夏天就遭涝灾，每天浇得透湿在泥泞的大地里抢收小麦，十几天穿不上干衣干鞋，我们作为一般战士，都“累屁”了，甭说连长了！又闹家庭出身问题一时入不了党，心情也不会好，张懋的身体垮了。吐血，昏倒，不时高烧，肺部有阴影。正在这时，上海的医科大学前来招收工农兵学员，团长政委说：“小帽（懋）子（团首长对她的昵称）身体这样不好，让她去学医吧，先把自己的病看一看。”就这样，她上了上海二医，是当年从我们团进这所大学的四个知青之一。
她说她当时正在上海探亲，并没赶上报名，还是一个战友替她报的。全团一共推荐了一百多人，最后取了四人。
张懋贞爱读书，会读书，博览群书。北大荒太远，她身体又不好了，她父亲心里着急，就想报名到小三线去，这样就可以把她调到南方；有一名海军军官，喜欢张懋贞，向她求爱，如果同意，也有“随军”的可能，张懋贞都没有动心，唯独有读书的机会了，她大动其心，一步跨进学校的大门，心里充满了激情。她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好医生，治病救人，造福人类。张懋说，那时二医的学风很好，老师们也是最优秀的，许多著名医学教授都给我们开课，学生们学得如饥似渴，像海绵吸水一样。医学系120人一个大班，开正常人体学、生理学、生化学、细胞学、人体解剖等专业课，外语也抓得很紧。他们也考试，也分班，教学秩序十分严格。已经有过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们自己管理自己，班主任老师像朋友。
他们那届是春季入学的，一年半后，即1973年初秋，因为那一届工农兵学员必须考试，考不出的辽宁知青张铁生，在白卷上留了封信，轰炸了正渐渐走向正轨的中国教育，张懋贞他们的学习，于是受到干扰冲击。“很明显，一年半后，首先取消了考试，很多课不再分班上，程度参差不齐，老师上课吃力，学到的东西大打折扣。好在因为一个头开得不错，一些同学已经会自学了，继续着他们的学业；还有一些同学就不行了，本来基础就差，再搞运动、开门办学什么的，学业就荒废了。”但是张懋说，当时的医德教育抓得好，一抓到底，那时学医的人的人生崇高目标也是“为人民服务”，实习时什么都得干，抽血、验血、打扫卫生，不像现在的，医生护士分工明确，学医的在这些琐事面前袖手不动。“当然，可能是接受西方的规则。”张懋说得很客观。
张懋贞把在北大荒时的拼命精神用在了学业上，她说自己在学校，又是一个“拼命三郎”（我说应该叫“拼命三娘”），所以她品学兼优，一毕业就留校，到新华医院当医生。回顾往事，她说，刚到新华时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二医有一位二级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叫李佩光，发了心脏病躺在家里，科里让张懋去给老教授送药。去到他家，老教授一看来了个新医生，长得眉清目秀，喜欢得不得了。他说科里已经多年没有进“新鲜血液”了，他对张懋他们这一届年轻医生，寄予厚望。他说：一个好医生一定是重视临床的，与病人密切接触，把病人放在心上的。好医生一接触病人，要嗅、看、听。一嗅、一看、一听，就应该知道患者的病在何处。这样聊着聊着，不觉天都黑下来了。张懋说，“听师一席话”已经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可是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以李老师的“好医生”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李老师早已去世，但是他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崇高要求，他的作为好医生的医德医技，已在自己的身上延续。这样的“好医生”的精神，是人世间的宝贝，特别在今天，堪称稀世珍宝了。
懋贞不但自己好学不倦，且善于把读书种子播进别人心田，我就是其中一人。她上学走了半年多时，我趁回上海探亲到她学校看她。在她宿舍的叠叠铺上刚坐定，她就指了指上铺对我说：“这张铺应该是你的。”此话怎讲？她说她的上铺是个六九届，实际上的小学毕业生，一进校分班考试，卷子上问：“井水怎么消毒？”她答“放点六六粉；卷子上问“体温计怎么消毒？”她答“放到开水里煮一煮。”当然这主要不是她个人的责任，但大学招了这样的学生不是糟蹋名额么？也许国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听说明年招生要恢复考试。
她说时也许无心，上学的愿望却正是在这一刻奔入我心房，待我步出二医这座西洋式精致校园，满耳朵是“我要上学我要上学”的轰鸣声，且一路从上海轰鸣到北大荒。
张懋贞是一个总把别人放在心上的人，在北大荒时时把战友放心上，当医生后时时把病人放心上。1989年，她收治了一个心脏病人，按常规给他开药治疗了两个月，还是没有一点起色，依旧胸闷心慌，甭说病人急，张懋贞医生也急得上火。她下了班就去翻阅医学杂志，从国内的翻到国外的，终于在一本国外的杂志上，翻到一篇相关论文，介绍治疗特殊心脏病人参用心理治疗手段，而被介绍的那位心脏病人情况，与张懋贞手头的那个，颇为相像。张懋贞立即给一位在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老同学打电话，请他帮助一治，结果，一个礼拜，霍然痊愈，症状消失，简直是神了！张懋贞那个高兴啊，毫不逊于病人自己，因为她寻觅到了一条新路，顿悟到心脏病有时是与“心病”联系在一起的。她毅然踏上了自学心理学的道路，在整四十岁那年。
她说她从小的理想是当老师，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医生。“但既然当了，就得当个好医生。”她说得很朴素。
“医生当到最后，就得看他的人文底子了。”
这话让我吃了一惊，仔细一想，又信了。科学家、演员明星、思想工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周恩来当年做秘密战线工作做得极为出色，打的就是人文牌。
张懋继续说：一个没有人文底子的人，当技术穷尽之时，他的“路”也走到了尽头；而人文素养，能给科学发明、文艺表演等等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是拿那位心脏病人来说，张懋贞使用了所有手段没能治好，她也可以说上一句“我尽力了”作罢，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可她不。她的人文理想这个时候出来说话了，她欲罢不能，良心上过不去，非得没黑没白地翻阅资料、思考问题、尝试新路子不可。待她一旦找到症结所在，决定心脏病“心病”一块儿治时，她早年当学生干部、兵团“连首长”的经验，又在无形中被唤醒了前来搭一把手。张懋贞后来离“好医生”的目标越来越近，一望、一听、一嗅，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是否双病缠身，心脏病几何，“心病”几何，手到病除，“看一个好一个看一个好一个”，懋贞说到这儿，满脸是欣慰舒展的笑。——她笑起来真好看！
有一个女患者，简直就是她的“粉丝”，我们北大荒人聚会，张懋也把她带着，弄得我们跟她都熟悉起来，像朋友一样相处。那时候的她看起来非常阳光，谈笑风生，一点都看不出原来是个“心病”心脏病都十分严重的抑郁症病人。
张懋贞爱好很广。讲文学，讲哲学，甚至讲文物鉴定，她都有兴趣。作为医生的她，还是一条不小的“昆虫”。每每有昆曲表演的戏票，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她必然拨冗前往。看杜丽娘如何情睏牡丹亭，白娘子怎样上山盗仙草。有时，张懋会幽幽然作一两句医学点评，令纯人文的剧情有了科学的解读角度，让人叫绝。她老家在常熟，昆曲故乡昆山的隔壁，柔柔的吴侬软语，一颦一笑，一逗一唱，怎不勾起浓浓的乡愁！如今，她不光一人看昆曲，还把爱好古诗词的女儿女婿，都带进了昆剧场，一家三口，三条“昆虫”，（据说她家现在的小外孙也有望培养成更小的“昆虫”）。有时候，她带去的人更多，美国的朋友，美国朋友的夫人，都会领了去，浩浩荡荡的，比我带去的研究生队伍还要壮观。张懋的人文素养，不正是从古诗、从文物、从尚能被之管弦的昆山腔中汩汩汲取的么？
张懋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向很有意味：职业生涯的始端，有三年远离家乡的北大荒工作生活；职业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又有三年远离家乡的美国工作生活。这两段精彩遥遥相望着，令她的人生轨迹如同反抛物线一样两头高翘。有人问起美国观感，张懋总是说：在美国，一个恍惚，总会以为自己身在北大荒。人惊异：你大概没在美国的好地方吧？“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对美国的最高赞美。”
是的，这话我懂。生命中的土洋“插队”，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本质性的。
采访张懋，一次是2011年的8月19日，一次是9月10日。前者是我们去北大荒43年纪念日，后者是中国第27届教师节。学校开展大型的名医义诊活动，在偌大的体育馆的一个摊位上，我见到了张懋。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三年来上海师大义诊了。这个从小就向往做老师的小姑娘，把她的一腔美好意愿，融合在她的奉献里了。
徐扬：有这两碗酒垫底
徐扬，曹杨中学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8月9日，上海市第一批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与后来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周禹鹏同车。1973年经过申（请）、选（拔）、考（试）、批（准）四步骤，进入上海师大中文系读书。1976年毕业留校，1987年赴日本留学，遂留在日本工作生活，至今已经24年。
徐扬的上海寓所。35年未见，一旦见着，还是老同学一样熟悉。“你要空调么？”“不要。”“哎，我也不喜欢空调。”那天在马以鑫家也没开空调。那天在我办公室，朱慰慈第一件事也是关空调。如今见着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徐扬，同样不喜欢空调。我们这一代，堪称不喜欢空调的一代。
毕竟是二十多年生活在东京，他纯正的汉语普通话里已然剔不开日语叹词，什么“嘛”啦，“哎—笃”啦，哼哼呀呀的，还挺好听。男高音还这么悦耳。徐扬现在是光头一个，酷毙了。他说，头发一日稀似一日，稀稀拉拉的盖不住头顶，他的日本夫人管它叫“条形码”，夫人说，还是全剃光试试吧，一试，夫人评价很高，“说我的头型圆，剃了好看，就此剃了，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刮一遍，像剃胡子一样。”
他怕我猛一见吓着，电话里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一见之下我还是吃惊的，因为太像教育电视台主持人林栋甫了！
徐扬关于工农兵学员的“语录”，与朱慰慈很不一样，他说：我很喜欢三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活。他几次强调，他个性好动不好静，他不是很喜欢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写文章做学问，他喜欢体育，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和人打交道。他的大学生活回忆，是每天打篮球，夏天游泳，冬天长跑，常常比赛。他说在他班里有过一个他与朱慰慈的经典争论，朱说“开门办学”的关键是“学”，他不同意，他“啊？”了一声反驳道：“开门办学主要是劳动。”他说当时他们班里还是同意他意见的人多。当然，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朱慰慈的观点对，但是徐扬说，他的“劳动”说也是心里话，并不是假模假式地装积极，因为此前他在北大荒劳动了五年，冷不丁上学不劳动了，浑身不舒服，正想有什么机会好去出一身汗、把“浑身的筋骨松一松”（《红灯记》李玉和唱词），开门办学来了，不是到工厂就是到农村，生产劳动第一线，怎能不好好发挥一下劳动者的本色、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我就是喜欢动，不是运动就是劳动。这个‘运动’是本义的运动，体育运动，不是引申义的政治运动。”徐扬不无调皮地说。
徐扬原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干农活一把好手，吃苦耐劳，肯下大力，“简直就是个劳动模范”，徐扬给自己的北大荒生涯评价很高。后来因为表现好，选拔去学开拖拉机，又当油料保管员、统计员，“那就是当地的白领了。”到有机会考大学，连队一百多个知识青年，只能选五个人去参加考试，徐扬是全票通过。“当年的投票选举还是公平的，当地老职工主要看你劳动表现怎么样。”谁说不是？我们都是亲历者，都有切身体会。
徐扬出身于职员家庭，父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故用现在的话说还是“单亲家庭”。父亲后来被定为右派，虽然父母离异他们兄弟姐妹都跟母亲，影响还小一点，但是影响还是有的。民兵训练到最后不准实弹演习；“文革”中不让去大串联，都在少年徐扬心里留下了些许阴影。好动的徐扬如何经得起大串联的诱惑！他问别人借了一块红卫兵袖章，上火车前还有点心虚忐忑，一上火车“就变成真红卫兵了，自己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真红卫兵了，自我感觉一变，不真也真了。”后来，他真的来到了北京。“我是那年8月31日见到毛主席的，你呢？”
“我没去串联。”讲这话时我忽然有点惭愧。
所以徐扬当年能够到黑龙江兵团，也不容易，能在兵团出类拔萃上大学，更是不容易。他知道，虽然这个右派父亲离开了他们家，但是严格来说总还是他父亲，他的“家庭出身”好不到哪里去了，政治前途好不到哪里去了，他必须另辟蹊径，顺应自己的性情，做一个文体活动者，照样出众。
问他大学期间有什么让他难忘的事，他说与同学王从仁、吴中豪一起骑车从上海到无锡，早上4点出发，晚上6点到，路上共花14个小时，对体力与意志力，锻炼很大。
大学期间还有件令他难以忘怀的，是毕业前夕在我编剧的一个话剧中扮演主角。那是1976年的上海市大学生戏剧汇演。可是，我这一个编剧和徐扬这一个男一号，都把剧名给忘记了——可见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记性没有忘性好”，我俩异口同声地吐了句东北话。而且，他们公演那天，我不知怎么的没有去看，造成了一个终生的遗憾。只好听徐扬回忆过过瘾了。徐扬说：一共有四个演员，三男一女，你们班的刘志清也是其中之一（我插嘴：刘志清前些年死于心脏病，徐扬大惊）。还有两人是低年级的，我已经忘了他们姓甚名谁。话剧是写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继续拿工分当农民的故事（我插嘴：上海师大第一届生物系工农兵学员程立标的事迹，剧中主人公名“程远”，徐扬连呼对对对），我演的程远脖子上围一条毛巾，做积极向上的夸张动作造型，（徐扬边比划边说）摆这么一个PORS，还照过一张相呢（我：能找到么？我想要）。有有，但是在东京，我发给你吧！
发黄的毕业照上的帅哥徐扬
徐扬大学毕业留校，这是我们当年感觉最好的一个工作分配，可是徐扬说：“大红榜一贴出来，我がっかり（沮丧）极了！（我感到不可思议地盯着他）因为我根本没想过做大学老师，我最向往的是到体育部门工作，最好是体委，那么就可以常常看比赛了。”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时代！一个不能有个人意志的时代，一个个人意志常常被拧着来的时代！如果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你有意无意地流露过想留校当老师的意愿，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当不成这个老师。也许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惟其如此，才能体现“党叫干啥就干啥”，才算实践“我是革命的螺丝钉”。
“这就叫——哎—笃—”徐扬在日文堆里捣腾中文表达，“乱——点鸳鸯谱。”
就这么，三年里徐扬也没读什么书也没写什么作，冷不丁要当大学教师了，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说，当时三十个人留校，只有两三个人不是党员，他就是其中一个，“这也算是一种掺沙子吧。”他那个时代语词的库存倒还不少。
“那么，你觉得三年工农兵学员上学，在你的成长史上是个什么？”
“哦，是个什么呢？——转型，从一个劳动者转型为一个知识人。从此，与知识分子为伍，学习他们的素养、风度、价值观。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徐扬是个非常好的大学老师，他在对外汉语学院上课风度翩翩，声音有磁性吸引力，讲话风趣，有激情，又不乱开无轨电车，所以学生们好评如潮，尤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他又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做学问，中国大学教师可是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他先是在现代汉语教研室，后调到对外汉语学院，1987年赴日本留学，这下，找着了自己的希望之路了——又可以快乐地教书，又可以不做学问。日本对于“外教”，当然没有那么多要求；即便是他们本国的教授，也是愿意做学问就做，不愿意做学问就不做，只要课上得好，学生评价高，做不做学问是自由的。
徐扬十分喜欢教书，他说与年轻学子打交道，自己也会变得年轻。他很享受往讲台上一站的那种“统帅”感。他后来不仅在东京的日中学院当正式老师，且还在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东洋大学、东京理工大学当兼职讲师，他的同事们都是各国来的客座，全是些西装革履、绅味十足的人，徐扬与这些人在一起觉得很自豪。他的“东洋桃李满天下”，他现在的夫人也是他曾经的学生。他先后带十一批共500人次的日本学生到华师大短期留学，其中两位他的“粉丝”连着参加了十次——几乎是只要徐扬带队，那两名学生就来。
回家跟我老公学舌，老公问：“男的女的？”
“不知道。”真是的，怎么给忘了问了？（后来补问才知道，是两个男生）
徐扬初赴日本时，还是个穷小子。那个时候上海与东京之间的差距，五十年都不止。上海人到东京，看到地铁也稀奇，看到超市也稀奇，因为上海都还没有。徐扬读了两年语言学校，就找了所大学想去读研究生。人家学校看了他的简历、听到他的日语已经说得ぺらぺら（流利），就建议他来做客座研究员吧，别再当什么学生了。这再好没有。等自己在日本基本上站住脚了，他就把夫人、女儿办了过去。不久，他与他夫人分手了，后来，她跟了个日本男人。
那年月我也在日本出入频繁，亲见一些中国夫妇前后脚到那里，不久又选择离婚。那时候，中国男人还远不能与日本男人PK。日本男人说：我带你去欧洲玩；这辈子我要让你周游世界！在这样的“豪言壮语”面前，中国男人就瘪了——那时候，中国人离游玩欧洲、周游世界，还遥远得十万八千里呢。没人想得到，中国人周游世界的事，会实现得这等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记得我在东京时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喝了点酒，说话放肆。一个日本男人说：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日本好女人纷纷投入美国大兵怀抱，我们日本男人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多多挣钱，把我们的好姐妹从美国人怀里夺回来！现在你们中国女人也在纷纷嫁外国人，你们中国男人是怎么想的？座中有位一桥大学的访问学者，道：那很好啊，那我们就娶外国女人做老婆。在座的几个中国人为他鼓了掌。
没想到，徐扬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只见中国女人嫁日本男人的，哪有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的事？徐扬要挑战这种婚嫁观。当时他的年收入已经在800万日元以上，超过一般的日本男子。他尝试着追求一名自己的女学生，成功了，只是女方父亲不同意，没有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一年后上门，他硬是以自己的学识谈吐、修养风度，“征服”了这位老泰山，如今，老爷子喜欢他超过喜欢另一位同胞女婿。徐扬再婚时，新娘30岁，他43岁，年长“一匝”（十二年）有余。
徐扬现在的日子更好过，年收入1300万日币，东京、上海两地共有三处房产。可他没入日本国籍，尽管他说想入籍十分容易。他不想入。近年，他重新办起了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他有一次想念北大荒，想得不行，就从东京直接飞到黑龙江，去看望昔日的父老乡亲们，给了他们偌多帮助。他对北大荒五年、上海师大三年念念不忘。他说：有这两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他的谈话中，竟能不止一次地活用《红灯记》里的说辞。
祖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什么也不能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