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复旦作家班
喻军武大办起全国首个作家班
“作家班”这个名词的出现，几乎是与“信息”“承包”“租赁”“公关小姐”“厂长责任制”一类名词同步的。但与它靠得更近的两个名词应是“职称评定”与“知识分子待遇”。如果我们再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作家班同“文凭热”、同出过10多本书的作家不能算知识分子、同分住房时，一个处长评8分，获得一个“茅盾文学奖”计2分，获全国性中短篇小说奖不计分的奇异社会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国第一个作家班是由武汉大学率先办起来的，学制两年，从中文系三年级插入，毕业时授予本科文凭、文学学士学位，时间是1985年秋季。招生消息传开，报名应考人数多达120人，可见当时全国各地有作品无学历、渴求文凭、渴求改善生存条件、渴望深造、提高创作水平的青年作家人数之众。可惜当时国家教委只批给了40个名额，僧多粥少，武汉大学只得一方面高子里面挑高子，一方面忍痛割爱，无可奈何地将其余80多位青年作家拒之门外。
这批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来到大学校园这种文化气氛浓厚、艺术空气活跃的环境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感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文学肌体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创作技巧和手法有了新的突破。
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成功使北京大学看得眼热，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86年，他们把鲁迅文学院第二届创作进修班的基本成员，其中包括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一大批响当当的角色，如诗人伊蕾、李发模，小说家邓刚、刘兆林等，集中到一起，组成了作家班。
北大作家班一出现，很快以其天时、地利、人和而声誉鹊起，后来居上，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成为全国作家班中独占鳌头的佼佼者，与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平分秋色，成为中国两大作家培养基地。后来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也相继开办了作家班。
作家形状——贫穷大方落魄张扬
1989年春，鲁迅文学院有一届进修班即将结业，学员下一步何去何从，尚无归宿。在此情况下，文学院领导向复旦大学发出了合作的信号，于是，天南地北40多名青年作家，终于汇聚到了复旦校园。
本部。教学楼。
南校区的几排学生宿舍中，主要是硕博研究生的所在，其中形骸放浪、三五蚁聚、神侃海聊，是熄灯最晚的一群人，基本可以断定，准是作家班的那帮来自天南地北、小有名气的写客们。
我被他们三天两头的邀去，还时时留宿，猛然间到了他们那方天地，就好象发现了一方“净土”，与他们拥有相见恨晚之感！
那真是一段咂之有味的离奇时光——贫穷，但有满腔的高贵；年轻，却常怀千岁之忧；大方，谁发表了作品就得请客喝酒；放纵，夜深人静的邯郸路上勾肩搭背齐唱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总之，一群热血澎湃、醉心于缪斯的傻小子，无所羁绊，不懂规矩，个性张扬，蔑视传统，诗作叠出。
作者（右二）和作家班学员刘刈（右一）、鲁微（左二）以及上海诗人余志成（左一）在复旦校区合影。
中文系文学专业的课堂里，突然挤进了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穿着举止与众不同的人物，这群人一下课便聚集一处，神采飞扬地谈天说地，其内容之丰富广泛、言语之诙谐生动、笑声之放肆爽朗，是那些踩着中学课本一步一步踏入复旦的、面带稚气的本科生们所无法比拟的。平素一派威严的讲师、教授这时候也大多主动与他们凑到一起，派烟让火，谈笑风生，那情景惹得某些复旦人莫名惊诧了好一阵子，纷纷窃窃私语地向邻居、老师或干脆直接向这群人打探他们的来历。
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班学员，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班里有两位写小说的作家：刘刈和鲁微，都来自大兴安岭。许是大兴安岭的水土使他们的血液里拥有一种相似的东西。两人性格迥异，但却心气相投，处得形影不离。刘刈敦厚老成；鲁微则刚烈执着。最有趣的是两人在一起谈论作品，刘刈写小说的年龄差不多跟鲁微的年纪一般大，而鲁微谈起刘刈的作品来却如严师训顽徒，对作品条分缕析，往往弄得大哥沮丧万分——三个夜晚又白熬了！挨打击的次数多了，刘刈的小说也进步多了。
鲁微（目前在大兴安岭地区作协及文联担任领导工作）五岁时，父亲闯关东，把他从山东老家带到了白雪茫茫、林海滔滔的大兴安岭，在苦难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早地在心中播下了文学这枚痛苦的种子。他11岁才上小学，初中时开始写小说，出手不凡，接二连三在省内几家刊物打头条，势头咄咄逼人。初中没毕业，便被省作协的哈尔滨文学院破格录取。之后，又转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现又来到复旦。
住在鲁微隔壁的是青年诗人闵正道，正忙着编他那本《中国当代青年散文诗精选》，整天联系作者、约稿，找厂家赞助以弥补印刷费用的不足。
作家班里，流浪、落魄；饮酒、狂放；哭泣、歌唱；痛苦、隐忍……一切都是为了文学；为了生活；为了那份热爱；为了在漫漫文学路上多一份力量和欢乐。
作家班里，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一次拿100元以上的稿费都得请客，开始这条规矩执行得蛮好，可是后来——
在这里我们称他A。
A来自贫困的豫西山区，那里的乡亲们常年只能喝稀粥，吃棒子面加山药蛋。A当过兵，一是想在部队里找到出路，脱掉这身“农皮”，二是为了能吃上几顿饱饭。
谁料部队生活竟使他迷恋上了文学。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阔别的乡亲们的生活依然赤贫，家乡一切照旧。失望之中，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无力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决定先改变自己，使自己超越这片贫瘠而沉重的土地，在外面的世界里找回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尊严。复旦作家班招生，他凭自己在部队期间发表的几十篇作品通过了考核。
但是学费问题让他几乎发狂。
在那样一块贫瘠的土地，几千块钱可以让全村人吃上一阵子饱饭了。望着录取通知书，A一筹莫展。父亲急得团团转，把屋子里所有能变钱的东西包括挂在墙上的几块腊肉都卖掉了，还差老大一截。最后，父亲把眼睛转到了那头耕牛身上。没了这头牛，以后家中那十几亩责任田就得靠A的弟兄和父亲用肩头拽着犁一步一步地趟。但为了能让儿子走出这个贫困的山村，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父亲心甘情愿再为儿子当一回老黄牛。他瞒着儿子把耕牛牵到集市上卖了五百块钱，临行时，A说啥也不收这笔钱，看儿子那样固执，父亲竟当着众人的面给A跪下了。A一把扶起父亲，接过那沾满泥土和血汗的几百元钱，咚咚咚地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来到复旦，A为了省下每一分钱，总是一身旧军装进出，写东西用的稿纸还是一个开发部的亲戚送给他的账簿，编辑部收到A的中篇小说稿，经常是三四种旧纸抄成的。食堂饭菜也让A穷于应付。春天来学校，他竟从郑州扛来两箱方便面，白天睡到午饭后才起床，晚饭去食堂打点汤和馒头，以省下早饭和午饭的开支，一个月就是这样对付下来的。
A虽穷，但偶尔得到稿费也不愿同学们对他“特殊化”。有一次他在个体餐馆请客，没想到结账时老板存心“斩”他，明明30多元的酒菜，居然要收他60多元。
A愤怒地说：
“你做生意还讲不讲点良心？”
老板恼羞成怒，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侬没钞票就不要来吃，一副叫化子腔调！穷阿乡！臭瘪三！”
虽是上海话，后两句A还是听得明白的，这话像一把带毒的刀子戳进了A的胸口，A拨拉开桌子冲上去揪住老板就要打，被大伙拉下了。A抓起桌上一把钱，“哗”地朝老板脸上掷去，然后大哭着迈出店门。
从此，作家班有了稿费就得请客这条规矩便销声匿迹了，再也没人提起。
和两位作家班学员赵红尘（左一）、鲁微（右一）在复旦作家班南校区宿舍合影。
这届作家班的小字辈中，22岁的Z，样貌憨厚，为人热诚，颇有诗才，年纪轻轻即发表了不少作品，手头也比较宽裕。他来自广东茂名，说话常常压不住舌音，长得膀阔腰圆，但粗中有细，机灵聪明，一看便知容易相处，可以交心。目前也算广东的名诗人了，出了近10本诗集，前些年动静挺大，写了一首长诗《酒神醉了》，居然和茅台集团签约转让费1000万元，在诗坛引起好一阵骚动，网上也纷纷热议，有些人斥之为炒作。我倒认为，若此事果真能成，也不必大惊小怪，倒是给清贫的诗人们带来些许安慰和鼓舞。
差不多同样岁数的N，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执拗和沉稳，性格见方，不善交际，属于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的人，他现在担任一所高等院校的硕士生导师。F出版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逾百篇，部分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现为广西政协委员。
而那届作家班里的女性作家则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女诗人S、苏州人，长得也颇水光溜滑，没见她过去有多少作品，但现今也非等闲人物。去美国研读西方神学，倡导灵性文学，长篇小说出了若干部，成了洛杉矶当地颇具知名度的华人作家。杭州的L，典型的江南女子，清秀娴静，写诗颇有灵气，第一本诗集还是诗人昌耀给作的序。曾任浙江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某报社的副总编辑，现为杭州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常州美女作家W，美国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现居纽约。
作家班里虹影名声最大
这届作家班中，后来名声大噪的要数虹影。
虹影嫁给学者赵毅衡，远赴英国之前，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她认识的。
她大我四岁，外表楚楚动人，举止小家碧玉，性格沉静内向，不像是来自重庆的“辣妹子”。但有时候读她的诗作，就怀疑不像是她写的，可谓判若两人；野性、叛逆、诡异，且语句艰涩、急如骤雨，缺乏诗意的提纯和语言的打磨。当时我很不喜欢她的诗，但也隐约感到她似乎有着相当的阅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周围的一群作家班弟兄们很少谈论她的诗，各种文学报刊上也很少读到她的诗，但谁也不会当面挑她的刺，可能这就是男人的“大度”，觉得清风婉约如虹影者跻身闹哄哄的诗坛已属可敬，写成这样已属难得。若私下里提起她，我往往只说一句：她应该去写小说，因为我揣度她肯定很有“故事”。
作家班学员虹影与张茂良。
偶尔地，我位于广东路上的两居室，便成了他们的校外“乐园”。有那么几次，虹影、广东诗人赵红尘、黑龙江小说家鲁微、四川诗人何杰，还有我邀请来的上海诗人火俊、韩国强等，一起赴我的家宴。我自己是从不下厨的，而是请人来烧一桌菜，喝空的酒瓶足以在墙边站成一个排。虹影不太喝酒，直夸菜好吃。餐毕就醉意朦胧地各自朗诵新作，虹影总是眯起眼睛静静地坐着听，仿佛入了定。她这个人一点都不像她的诗那么激烈，那么锋芒毕露，等你朗诵完了，她跟着一起鼓掌，然后说一句“不错”、“写得真好”即完事，而不会多发表议论，或作什么深入的剖析。她总是处在“聆听”的位置，远离喧嚣的中心，气度十分舒缓，内心波涛平息。
坐在复旦“银座”咖啡厅里的虹影，略显“冷艳”，有时在桌上搁一本书，她呷着咖啡，周遭却一片高谈阔论，她很少插话，诗人的神经质特性和充沛的激情，在她身上渺无痕迹。我见到她时，从不过问她最近写点什么，准备写点什么。因为，心里总觉得她不太善于写，而此时，赵红尘的长诗得了“西湖杯”一等奖，公刘先生也加以好评。鲁微的诗集也宣告出版，承蒙他看得起，还是我给作的序。我的集子《灵魂的居所》也送到了复旦校园，被作家班订走了数百本。虹影呢？与这些热闹无关，她更多的时候是沉思冥想，平静如水，面无表情。
和复旦诗社联合举办的校园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我们的诗朗诵淹没在大学生们激情四溢的掌声中，去同济、财经、华师大、华东政法大学举办诗歌活动也是一路高奏凯歌，我个人还应邀为大学生们举办了多次诗歌专题讲座。虹影呢？极少出现在这些场合，她显然要比我们更成熟，更有阅历，但20来岁的诗的青春，在我们身上却释放得更充分，至今回想起来，虽感幼稚、轻狂，却弥足珍贵，那是火样的年华，生命的玫瑰，断不可能再追回……
1994年圣诞节前，意外地收到了虹影远自伦敦寄来的贺卡、名片以及她的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她贺卡里的文字是：“喻军先生：圣诞节快乐！好久不联系了，请谅。不知你近况，望能来信告之。寄一本诗集给你，希望这卡、书能转到你手里……虹影1994、12、14”。但我没有给她回信，也没有照她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打到伦敦，因为，1994年，正是我人生面临的一个大拐弯，忙于奔走各地，重新面对艰苦的跋涉……
但是随后的10多年，我被各种媒体所释放出来的一轮又一轮虹影冲击波所震撼，并为她感到振奋：她俨然成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小说作家，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国外出版了10多部长篇小说及诗集，作品被翻译成25种文字，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获得台湾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获得纽约《特尔菲尔》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在05年获得“罗马文学奖”。有的媒体把她比作“脂粉阵里的女英雄”……
虹影的可贵在于：她走的完全是一条非正统、非体制内的布满荆棘之路；她长期的蕴藏和积累、等待和守候，终于化作了罕见的创作爆发力；她从诗歌向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的成功转型，证明了她对多种文学样式的游刃有余，而且她的散文也很耐读。
那个貌似不会写东西的虹影不见了，她终于让作家班的所有学员刮目相看。
女散文家弃文经商首战告捷
没有人认真统计过，作家班有多少人是自费来上学的，又有多少人为上学留职停了薪，反正这比例不会低。
平素大家都是低薪阶层，钱本来不多，一下子从积蓄中掏出几千块钱付学费，基本上把老本全搭上了。更有一部分人是借钱来上学的。开销起来，都不大潇洒。而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处处都是照着人们的钱袋布置的。
P是广东来的女散文作家，人长得不靓，但机敏伶俐，有生意头脑，平素打扮得也花枝招展。来上海不到一年，“洋泾浜”沪语已能蒙住好些人了。她自称自己那颗脑袋本不适合写文章，赚钱倒是蛮灵光。她对目前作家班普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消费水准很不满意，平时到学生宿舍串门，就咬唇鼓舌怂恿大家弃文经商，赶快设法先富起来。
大家笑她嘴碎，同是她的老乡但观念与其相左的L，说她口吐“做生意”三个字时就像吃话梅一般轻巧。
“哥们，看着，3天之内我做笔生意给你们瞧瞧。要做成了，你们赌什么？”
“说做不成赌什么吧！”
老L嘴角一咧。
“这样好吧，做不成我请大家客，咖啡雀巢随你们点”。
“啪啪”。
两个广东人的巴掌拍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两天都没见P到课堂，有人却见她骑了车子在校园里神秘兮兮地忙碌，一会儿自助商店，一会儿南区，一会儿无影无踪。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P笑吟吟地推开老L的门，一只塑料袋往桌上一倒：“看看，哥们”。
大伙儿愣了愣神，那不是一堆人民币，而是一堆美元、英镑、日元，还有法郎、马克、外汇券！
乖乖！老L的眼珠子不能动弹了。
P歪在床上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细细地讲了这堆钱的来历：
P月前参加一个气功班，班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P外语不错，跟那帮老外混得烂熟。时间一长，她发现老外们不仅对气功迷到了家，也特喜欢一种特大号的印有复旦字样的汗衫。她灵机一动，便跟教气功的师傅商议好，从复旦的自助商店里提了20多件出来，在师傅家中搁了一夜，然后称这些汗衫都已由师傅发过功，带有师傅的气功信息，穿上练功效果极好，每件售价20美元。这帮留学生练功心切，哪辨真伪，20美元一件一抢而光。
听完，大家面面相觑：那种汗衫在复旦自助商店每件标价人民币才6元哪！
“怎么样？哥们？”
P乐不可支，然后一本正经训诫大家：
“男子汉们，上海这地方马路上铺的都是金子，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捡了！走，今晚我请客”。
不用说，那晚的咖啡味道好极了，但大家却喝得满嘴苦涩，通宵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流浪诗人最终返乡当农民
在这里，我们称他C，一位来自某贫困山区的农村青年。
来复旦之前，因过早痴恋上文学而使功课严重偏科，高考中以28分的数学成绩惨遭败北的C颓然回到家中，年逾花甲、头发花白的爹娘安慰他劝导他，希望他们的独子从此安安心心地种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做个本分的庄户人。
他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便不辞而别了。离家时兜里仅有的一角二分，是娘叫他买盐时剩下来的。小小的行囊里除了一件薄薄的球衫，还有几本文学名著和日记本。
从此，C开始了他漫长而心酸的流浪生涯。
异乡的街头，他借着昏黄的路灯微光，艰难地记下一天的所见所感。
遥远的城市里，借着一缕从巷口照进的斜阳的余晖，他匆匆地写下一行又一行的诗。
陌生的邮局里，他把自己沿途打短工、扫店堂、当伙计、洗碗筷杯盘辛辛苦苦攒下的可怜的工钱买成信封、邮票，装上自己的诗稿，一封一封地寄往报社、杂志社。
收容站附近，连续几天没吃一点东西已饿得头昏目眩的C，还在犹豫，进不进去呢？最后，饥饿的利爪牢牢地把他引进了收容站，同那些乞丐、精神病患者、上访者、流浪汉在一起。
他恐惧、害怕，收容站里呆着的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遣返一批，当C乘坐的遣送车快开到那贫穷的家乡附近时，他扯谎躲过公安人员的控制，逃了出来，仓惶地继续开始流浪的旅程。
C每到一个市镇，总先去找图书馆，翻期刊目录。流浪途中，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他无法知道自己含辛茹苦写成的那些诗稿的结局，但是一叠一叠的书刊翻过了，没有！一篇也没有！
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大概也是搞文学的人，告诉他：“你这样瞎闯不行，还是回家，一边劳动一边写作，再说如今各编辑部名人稿、交换稿都用不过来，你这样投去的东西，不是写得出类拔萃，肯定不行。”
这以后，他每到一个城市，先把自己洗洗干净，拿省吃俭用的一点钱买上几包香烟，带着自己的作品一家一家直闯编辑部，毕恭毕敬地喊老师，小心翼翼地递香烟，诚惶诚恐地送上自己的作品，有些编辑出于同情，也在报刊上给他发了几篇“豆腐干”。
1989年，C流浪到了北京。一位颇有侠义心肠的杂志编辑听完他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此时正逢鲁迅文学院进修班招生，这位编辑通过私人交情又利用杂志社名义把C推荐到了鲁迅文学院，这位杂志编辑告诉他：
“那儿名家多，编辑往来多，发作品容易一点”。
当鲁院向C催收学费时，多年闯荡江湖的C这时已较刚从家门溜出那阵显得老练狡猾多了。他谎称学费已由某杂志社汇出，鲁院对学员一向信任且管理也较宽松，没有深究，C就这样利用各路朋友的资助在鲁院一直读到结业。那子虚乌有的几百元学费自然一直没有收到，临近结业时文学院财务清查，才发现C没有交学费，待要追查，C已在南方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深入生活”了，后又辗转来到复旦作家班……
终于，他疲惫了，决定退学。
他说：
“我现在明白了，文学无法帮助我摆脱眼下的困境，这条路我走不通。我还是回家当我的农民吧，好好种我的责任田，侍奉我的爹娘。8年了，我该回家了”……
无解的命题——作家班能培养作家吗
复旦作家班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颇为依依不舍。送鲁微上码头登船时，不知哪里传来了童安格的《忘不了》，彼此哭成一团。以后我读到了赵红尘在《花城》杂志发表的赠我的十四行诗，及鲁微在他的文章里引用我的诗文。由于各自遭际的变故和时光的冲淡，我们却再也没见面。
每当我想起那段与他们相处的岁月，眼前总会浮现出他们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既清晰又模糊；既令人回味无穷又令人平添伤感。有些人一上网搜索就能找到他们，了解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个人际遇的蛛丝马迹，点滴留痕；而更多的人却杳如黄鹤，渺无踪影，看来早已告别文坛。
那真是一个精神重建的年代，为无数怀揣梦想的青年作者构筑起了心灵的圣殿和缪斯的庄园，又驱使他们长途跋涉在荆棘丛生的旅途。即便是成了名，创作出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还需经过更残酷的筛选和检验，甚至，终至于徒劳无功，被一双冥冥中的命运之手轻轻地遮蔽覆盖……
从美国回来的王琰（前排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更大的喧嚣席卷而来：网络文学、身体写作，80、90后的横空出世，推翻文学教条和理念框框的异军突起。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连经典作家长期占据的神坛也开始摇晃。
作家班能否培养出作家？或者说作家是否需要作家班？我以为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许多优秀的作家，没有高学历，没有受过正统的学院教育，但他却是响当当的作家；反之，被冠以作家、又接受了作家班的充电和熏陶，也未必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作家班，有的学员是纯为文学而来；也有的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但是，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涉及到文化体制和作家的出路问题。
各种名目的作家班仍在延续，培养学者型及对国际背景有认知能力的作家，似乎已成为新的办班宗旨和教学目的，而作家本身，往往就是作家班的客串教师。作家班的落脚点，也不一定设在大学校园，而是可以和官方的文学机构相连接。
当我回望20多年前的那道复旦作家班的风景线，仍感到无比的怀念和莫名的亲切。
作家班学员时隔21年后回母校，相聚相辉堂前。
虽然它和我没有直接的关联；虽然我个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倍感坎坷，一直以来却无法摆脱那份深厚的文学情结，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以及与他们交往过程中的忘我状态、心灵碰撞和绵延至今的遥远的感应、深沉的余响。
你们过得还好吗？我亲爱的复旦作家班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