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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复旦作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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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复旦作家班

喻军

武大办起全国首个作家班


“作家班”这个名词的出现,几乎是与“信息”“承包”“租赁”“公关小姐”“厂长责任制”一类名词同步的。但与它靠得更近的两个名词应是“职称评定”与“知识分子待遇”。如果我们再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作家班同“文凭热”、同出过10多本书的作家不能算知识分子、同分住房时,一个处长评8分,获得一个“茅盾文学奖”计2分,获全国性中短篇小说奖不计分的奇异社会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国第一个作家班是由武汉大学率先办起来的,学制两年,从中文系三年级插入,毕业时授予本科文凭、文学学士学位,时间是1985年秋季。招生消息传开,报名应考人数多达120人,可见当时全国各地有作品无学历、渴求文凭、渴求改善生存条件、渴望深造、提高创作水平的青年作家人数之众。可惜当时国家教委只批给了40个名额,僧多粥少,武汉大学只得一方面高子里面挑高子,一方面忍痛割爱,无可奈何地将其余80多位青年作家拒之门外。


这批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来到大学校园这种文化气氛浓厚、艺术空气活跃的环境里,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感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文学肌体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创作技巧和手法有了新的突破。


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成功使北京大学看得眼热,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86年,他们把鲁迅文学院第二届创作进修班的基本成员,其中包括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一大批响当当的角色,如诗人伊蕾、李发模,小说家邓刚、刘兆林等,集中到一起,组成了作家班。


北大作家班一出现,很快以其天时、地利、人和而声誉鹊起,后来居上,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成为全国作家班中独占鳌头的佼佼者,与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平分秋色,成为中国两大作家培养基地。后来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也相继开办了作家班。

 

作家形状——贫穷大方落魄张扬

 

1989年春,鲁迅文学院有一届进修班即将结业,学员下一步何去何从,尚无归宿。在此情况下,文学院领导向复旦大学发出了合作的信号,于是,天南地北40多名青年作家,终于汇聚到了复旦校园。

本部。教学楼。


南校区的几排学生宿舍中,主要是硕博研究生的所在,其中形骸放浪、三五蚁聚、神侃海聊,是熄灯最晚的一群人,基本可以断定,准是作家班的那帮来自天南地北、小有名气的写客们。


我被他们三天两头的邀去,还时时留宿,猛然间到了他们那方天地,就好象发现了一方“净土”,与他们拥有相见恨晚之感!


那真是一段咂之有味的离奇时光——贫穷,但有满腔的高贵;年轻,却常怀千岁之忧;大方,谁发表了作品就得请客喝酒;放纵,夜深人静的邯郸路上勾肩搭背齐唱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总之,一群热血澎湃、醉心于缪斯的傻小子,无所羁绊,不懂规矩,个性张扬,蔑视传统,诗作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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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二)和作家班学员刘刈(右一)、鲁微(左二)以及上海诗人余志成(左一)在复旦校区合影。


中文系文学专业的课堂里,突然挤进了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穿着举止与众不同的人物,这群人一下课便聚集一处,神采飞扬地谈天说地,其内容之丰富广泛、言语之诙谐生动、笑声之放肆爽朗,是那些踩着中学课本一步一步踏入复旦的、面带稚气的本科生们所无法比拟的。平素一派威严的讲师、教授这时候也大多主动与他们凑到一起,派烟让火,谈笑风生,那情景惹得某些复旦人莫名惊诧了好一阵子,纷纷窃窃私语地向邻居、老师或干脆直接向这群人打探他们的来历。


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班学员,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班里有两位写小说的作家:刘刈和鲁微,都来自大兴安岭。许是大兴安岭的水土使他们的血液里拥有一种相似的东西。两人性格迥异,但却心气相投,处得形影不离。刘刈敦厚老成;鲁微则刚烈执着。最有趣的是两人在一起谈论作品,刘刈写小说的年龄差不多跟鲁微的年纪一般大,而鲁微谈起刘刈的作品来却如严师训顽徒,对作品条分缕析,往往弄得大哥沮丧万分——三个夜晚又白熬了!挨打击的次数多了,刘刈的小说也进步多了。


鲁微(目前在大兴安岭地区作协及文联担任领导工作)五岁时,父亲闯关东,把他从山东老家带到了白雪茫茫、林海滔滔的大兴安岭,在苦难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早地在心中播下了文学这枚痛苦的种子。他11岁才上小学,初中时开始写小说,出手不凡,接二连三在省内几家刊物打头条,势头咄咄逼人。初中没毕业,便被省作协的哈尔滨文学院破格录取。之后,又转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现又来到复旦。


住在鲁微隔壁的是青年诗人闵正道,正忙着编他那本《中国当代青年散文诗精选》,整天联系作者、约稿,找厂家赞助以弥补印刷费用的不足。


作家班里,流浪、落魄;饮酒、狂放;哭泣、歌唱;痛苦、隐忍……一切都是为了文学;为了生活;为了那份热爱;为了在漫漫文学路上多一份力量和欢乐。


作家班里,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一次拿100元以上的稿费都得请客,开始这条规矩执行得蛮好,可是后来——


在这里我们称他A。


A来自贫困的豫西山区,那里的乡亲们常年只能喝稀粥,吃棒子面加山药蛋。A当过兵,一是想在部队里找到出路,脱掉这身“农皮”,二是为了能吃上几顿饱饭。


谁料部队生活竟使他迷恋上了文学。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阔别的乡亲们的生活依然赤贫,家乡一切照旧。失望之中,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无力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决定先改变自己,使自己超越这片贫瘠而沉重的土地,在外面的世界里找回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尊严。复旦作家班招生,他凭自己在部队期间发表的几十篇作品通过了考核。


但是学费问题让他几乎发狂。


在那样一块贫瘠的土地,几千块钱可以让全村人吃上一阵子饱饭了。望着录取通知书,A一筹莫展。父亲急得团团转,把屋子里所有能变钱的东西包括挂在墙上的几块腊肉都卖掉了,还差老大一截。最后,父亲把眼睛转到了那头耕牛身上。没了这头牛,以后家中那十几亩责任田就得靠A的弟兄和父亲用肩头拽着犁一步一步地趟。但为了能让儿子走出这个贫困的山村,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父亲心甘情愿再为儿子当一回老黄牛。他瞒着儿子把耕牛牵到集市上卖了五百块钱,临行时,A说啥也不收这笔钱,看儿子那样固执,父亲竟当着众人的面给A跪下了。A一把扶起父亲,接过那沾满泥土和血汗的几百元钱,咚咚咚地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来到复旦,A为了省下每一分钱,总是一身旧军装进出,写东西用的稿纸还是一个开发部的亲戚送给他的账簿,编辑部收到A的中篇小说稿,经常是三四种旧纸抄成的。食堂饭菜也让A穷于应付。春天来学校,他竟从郑州扛来两箱方便面,白天睡到午饭后才起床,晚饭去食堂打点汤和馒头,以省下早饭和午饭的开支,一个月就是这样对付下来的。


A虽穷,但偶尔得到稿费也不愿同学们对他“特殊化”。有一次他在个体餐馆请客,没想到结账时老板存心“斩”他,明明30多元的酒菜,居然要收他60多元。


A愤怒地说:


“你做生意还讲不讲点良心?”


老板恼羞成怒,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侬没钞票就不要来吃,一副叫化子腔调!穷阿乡!臭瘪三!”


虽是上海话,后两句A还是听得明白的,这话像一把带毒的刀子戳进了A的胸口,A拨拉开桌子冲上去揪住老板就要打,被大伙拉下了。A抓起桌上一把钱,“哗”地朝老板脸上掷去,然后大哭着迈出店门。


从此,作家班有了稿费就得请客这条规矩便销声匿迹了,再也没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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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位作家班学员赵红尘(左一)、鲁微(右一)在复旦作家班南校区宿舍合影。


这届作家班的小字辈中,22岁的Z,样貌憨厚,为人热诚,颇有诗才,年纪轻轻即发表了不少作品,手头也比较宽裕。他来自广东茂名,说话常常压不住舌音,长得膀阔腰圆,但粗中有细,机灵聪明,一看便知容易相处,可以交心。目前也算广东的名诗人了,出了近10本诗集,前些年动静挺大,写了一首长诗《酒神醉了》,居然和茅台集团签约转让费1000万元,在诗坛引起好一阵骚动,网上也纷纷热议,有些人斥之为炒作。我倒认为,若此事果真能成,也不必大惊小怪,倒是给清贫的诗人们带来些许安慰和鼓舞。


差不多同样岁数的N,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执拗和沉稳,性格见方,不善交际,属于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的人,他现在担任一所高等院校的硕士生导师。F出版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逾百篇,部分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现为广西政协委员。


而那届作家班里的女性作家则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女诗人S、苏州人,长得也颇水光溜滑,没见她过去有多少作品,但现今也非等闲人物。去美国研读西方神学,倡导灵性文学,长篇小说出了若干部,成了洛杉矶当地颇具知名度的华人作家。杭州的L,典型的江南女子,清秀娴静,写诗颇有灵气,第一本诗集还是诗人昌耀给作的序。曾任浙江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某报社的副总编辑,现为杭州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常州美女作家W,美国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出版诗集、长篇小说多部,现居纽约。


作家班里虹影名声最大


这届作家班中,后来名声大噪的要数虹影。


虹影嫁给学者赵毅衡,远赴英国之前,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她认识的。


她大我四岁,外表楚楚动人,举止小家碧玉,性格沉静内向,不像是来自重庆的“辣妹子”。但有时候读她的诗作,就怀疑不像是她写的,可谓判若两人;野性、叛逆、诡异,且语句艰涩、急如骤雨,缺乏诗意的提纯和语言的打磨。当时我很不喜欢她的诗,但也隐约感到她似乎有着相当的阅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周围的一群作家班弟兄们很少谈论她的诗,各种文学报刊上也很少读到她的诗,但谁也不会当面挑她的刺,可能这就是男人的“大度”,觉得清风婉约如虹影者跻身闹哄哄的诗坛已属可敬,写成这样已属难得。若私下里提起她,我往往只说一句:她应该去写小说,因为我揣度她肯定很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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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班学员虹影与张茂良。


偶尔地,我位于广东路上的两居室,便成了他们的校外“乐园”。有那么几次,虹影、广东诗人赵红尘、黑龙江小说家鲁微、四川诗人何杰,还有我邀请来的上海诗人火俊、韩国强等,一起赴我的家宴。我自己是从不下厨的,而是请人来烧一桌菜,喝空的酒瓶足以在墙边站成一个排。虹影不太喝酒,直夸菜好吃。餐毕就醉意朦胧地各自朗诵新作,虹影总是眯起眼睛静静地坐着听,仿佛入了定。她这个人一点都不像她的诗那么激烈,那么锋芒毕露,等你朗诵完了,她跟着一起鼓掌,然后说一句“不错”、“写得真好”即完事,而不会多发表议论,或作什么深入的剖析。她总是处在“聆听”的位置,远离喧嚣的中心,气度十分舒缓,内心波涛平息。


坐在复旦“银座”咖啡厅里的虹影,略显“冷艳”,有时在桌上搁一本书,她呷着咖啡,周遭却一片高谈阔论,她很少插话,诗人的神经质特性和充沛的激情,在她身上渺无痕迹。我见到她时,从不过问她最近写点什么,准备写点什么。因为,心里总觉得她不太善于写,而此时,赵红尘的长诗得了“西湖杯”一等奖,公刘先生也加以好评。鲁微的诗集也宣告出版,承蒙他看得起,还是我给作的序。我的集子《灵魂的居所》也送到了复旦校园,被作家班订走了数百本。虹影呢?与这些热闹无关,她更多的时候是沉思冥想,平静如水,面无表情。


和复旦诗社联合举办的校园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我们的诗朗诵淹没在大学生们激情四溢的掌声中,去同济、财经、华师大、华东政法大学举办诗歌活动也是一路高奏凯歌,我个人还应邀为大学生们举办了多次诗歌专题讲座。虹影呢?极少出现在这些场合,她显然要比我们更成熟,更有阅历,但20来岁的诗的青春,在我们身上却释放得更充分,至今回想起来,虽感幼稚、轻狂,却弥足珍贵,那是火样的年华,生命的玫瑰,断不可能再追回……


1994年圣诞节前,意外地收到了虹影远自伦敦寄来的贺卡、名片以及她的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她贺卡里的文字是:“喻军先生:圣诞节快乐!好久不联系了,请谅。不知你近况,望能来信告之。寄一本诗集给你,希望这卡、书能转到你手里……虹影1994、12、14”。但我没有给她回信,也没有照她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打到伦敦,因为,1994年,正是我人生面临的一个大拐弯,忙于奔走各地,重新面对艰苦的跋涉……


但是随后的10多年,我被各种媒体所释放出来的一轮又一轮虹影冲击波所震撼,并为她感到振奋:她俨然成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小说作家,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国外出版了10多部长篇小说及诗集,作品被翻译成25种文字,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获得台湾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获得纽约《特尔菲尔》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在05年获得“罗马文学奖”。有的媒体把她比作“脂粉阵里的女英雄”……


虹影的可贵在于:她走的完全是一条非正统、非体制内的布满荆棘之路;她长期的蕴藏和积累、等待和守候,终于化作了罕见的创作爆发力;她从诗歌向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的成功转型,证明了她对多种文学样式的游刃有余,而且她的散文也很耐读。


那个貌似不会写东西的虹影不见了,她终于让作家班的所有学员刮目相看。

 

女散文家弃文经商首战告捷


没有人认真统计过,作家班有多少人是自费来上学的,又有多少人为上学留职停了薪,反正这比例不会低。


平素大家都是低薪阶层,钱本来不多,一下子从积蓄中掏出几千块钱付学费,基本上把老本全搭上了。更有一部分人是借钱来上学的。开销起来,都不大潇洒。而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处处都是照着人们的钱袋布置的。


P是广东来的女散文作家,人长得不靓,但机敏伶俐,有生意头脑,平素打扮得也花枝招展。来上海不到一年,“洋泾浜”沪语已能蒙住好些人了。她自称自己那颗脑袋本不适合写文章,赚钱倒是蛮灵光。她对目前作家班普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消费水准很不满意,平时到学生宿舍串门,就咬唇鼓舌怂恿大家弃文经商,赶快设法先富起来。


大家笑她嘴碎,同是她的老乡但观念与其相左的L,说她口吐“做生意”三个字时就像吃话梅一般轻巧。


“哥们,看着,3天之内我做笔生意给你们瞧瞧。要做成了,你们赌什么?”


“说做不成赌什么吧!”


老L嘴角一咧。


“这样好吧,做不成我请大家客,咖啡雀巢随你们点”。


“啪啪”。


两个广东人的巴掌拍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两天都没见P到课堂,有人却见她骑了车子在校园里神秘兮兮地忙碌,一会儿自助商店,一会儿南区,一会儿无影无踪。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P笑吟吟地推开老L的门,一只塑料袋往桌上一倒:“看看,哥们”。


大伙儿愣了愣神,那不是一堆人民币,而是一堆美元、英镑、日元,还有法郎、马克、外汇券!


乖乖!老L的眼珠子不能动弹了。


P歪在床上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细细地讲了这堆钱的来历:


P月前参加一个气功班,班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P外语不错,跟那帮老外混得烂熟。时间一长,她发现老外们不仅对气功迷到了家,也特喜欢一种特大号的印有复旦字样的汗衫。她灵机一动,便跟教气功的师傅商议好,从复旦的自助商店里提了20多件出来,在师傅家中搁了一夜,然后称这些汗衫都已由师傅发过功,带有师傅的气功信息,穿上练功效果极好,每件售价20美元。这帮留学生练功心切,哪辨真伪,20美元一件一抢而光。


听完,大家面面相觑:那种汗衫在复旦自助商店每件标价人民币才6元哪!


“怎么样?哥们?”


P乐不可支,然后一本正经训诫大家:


“男子汉们,上海这地方马路上铺的都是金子,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捡了!走,今晚我请客”。


不用说,那晚的咖啡味道好极了,但大家却喝得满嘴苦涩,通宵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流浪诗人最终返乡当农民


在这里,我们称他C,一位来自某贫困山区的农村青年。


来复旦之前,因过早痴恋上文学而使功课严重偏科,高考中以28分的数学成绩惨遭败北的C颓然回到家中,年逾花甲、头发花白的爹娘安慰他劝导他,希望他们的独子从此安安心心地种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做个本分的庄户人。


他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便不辞而别了。离家时兜里仅有的一角二分,是娘叫他买盐时剩下来的。小小的行囊里除了一件薄薄的球衫,还有几本文学名著和日记本。


从此,C开始了他漫长而心酸的流浪生涯。


异乡的街头,他借着昏黄的路灯微光,艰难地记下一天的所见所感。


遥远的城市里,借着一缕从巷口照进的斜阳的余晖,他匆匆地写下一行又一行的诗。


陌生的邮局里,他把自己沿途打短工、扫店堂、当伙计、洗碗筷杯盘辛辛苦苦攒下的可怜的工钱买成信封、邮票,装上自己的诗稿,一封一封地寄往报社、杂志社。


收容站附近,连续几天没吃一点东西已饿得头昏目眩的C,还在犹豫,进不进去呢?最后,饥饿的利爪牢牢地把他引进了收容站,同那些乞丐、精神病患者、上访者、流浪汉在一起。


他恐惧、害怕,收容站里呆着的人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遣返一批,当C乘坐的遣送车快开到那贫穷的家乡附近时,他扯谎躲过公安人员的控制,逃了出来,仓惶地继续开始流浪的旅程。


C每到一个市镇,总先去找图书馆,翻期刊目录。流浪途中,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他无法知道自己含辛茹苦写成的那些诗稿的结局,但是一叠一叠的书刊翻过了,没有!一篇也没有!


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大概也是搞文学的人,告诉他:“你这样瞎闯不行,还是回家,一边劳动一边写作,再说如今各编辑部名人稿、交换稿都用不过来,你这样投去的东西,不是写得出类拔萃,肯定不行。”


这以后,他每到一个城市,先把自己洗洗干净,拿省吃俭用的一点钱买上几包香烟,带着自己的作品一家一家直闯编辑部,毕恭毕敬地喊老师,小心翼翼地递香烟,诚惶诚恐地送上自己的作品,有些编辑出于同情,也在报刊上给他发了几篇“豆腐干”。


1989年,C流浪到了北京。一位颇有侠义心肠的杂志编辑听完他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此时正逢鲁迅文学院进修班招生,这位编辑通过私人交情又利用杂志社名义把C推荐到了鲁迅文学院,这位杂志编辑告诉他:


“那儿名家多,编辑往来多,发作品容易一点”。


当鲁院向C催收学费时,多年闯荡江湖的C这时已较刚从家门溜出那阵显得老练狡猾多了。他谎称学费已由某杂志社汇出,鲁院对学员一向信任且管理也较宽松,没有深究,C就这样利用各路朋友的资助在鲁院一直读到结业。那子虚乌有的几百元学费自然一直没有收到,临近结业时文学院财务清查,才发现C没有交学费,待要追查,C已在南方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深入生活”了,后又辗转来到复旦作家班……


终于,他疲惫了,决定退学。


他说:


“我现在明白了,文学无法帮助我摆脱眼下的困境,这条路我走不通。我还是回家当我的农民吧,好好种我的责任田,侍奉我的爹娘。8年了,我该回家了”……

 

无解的命题——作家班能培养作家吗

 

复旦作家班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颇为依依不舍。送鲁微上码头登船时,不知哪里传来了童安格的《忘不了》,彼此哭成一团。以后我读到了赵红尘在《花城》杂志发表的赠我的十四行诗,及鲁微在他的文章里引用我的诗文。由于各自遭际的变故和时光的冲淡,我们却再也没见面。


每当我想起那段与他们相处的岁月,眼前总会浮现出他们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既清晰又模糊;既令人回味无穷又令人平添伤感。有些人一上网搜索就能找到他们,了解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个人际遇的蛛丝马迹,点滴留痕;而更多的人却杳如黄鹤,渺无踪影,看来早已告别文坛。


那真是一个精神重建的年代,为无数怀揣梦想的青年作者构筑起了心灵的圣殿和缪斯的庄园,又驱使他们长途跋涉在荆棘丛生的旅途。即便是成了名,创作出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还需经过更残酷的筛选和检验,甚至,终至于徒劳无功,被一双冥冥中的命运之手轻轻地遮蔽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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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来的王琰(前排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更大的喧嚣席卷而来:网络文学、身体写作,80、90后的横空出世,推翻文学教条和理念框框的异军突起。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连经典作家长期占据的神坛也开始摇晃。


作家班能否培养出作家?或者说作家是否需要作家班?我以为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许多优秀的作家,没有高学历,没有受过正统的学院教育,但他却是响当当的作家;反之,被冠以作家、又接受了作家班的充电和熏陶,也未必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作家班,有的学员是纯为文学而来;也有的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但是,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涉及到文化体制和作家的出路问题。


各种名目的作家班仍在延续,培养学者型及对国际背景有认知能力的作家,似乎已成为新的办班宗旨和教学目的,而作家本身,往往就是作家班的客串教师。作家班的落脚点,也不一定设在大学校园,而是可以和官方的文学机构相连接。


当我回望20多年前的那道复旦作家班的风景线,仍感到无比的怀念和莫名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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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班学员时隔21年后回母校,相聚相辉堂前。


虽然它和我没有直接的关联;虽然我个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倍感坎坷,一直以来却无法摆脱那份深厚的文学情结,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以及与他们交往过程中的忘我状态、心灵碰撞和绵延至今的遥远的感应、深沉的余响。


你们过得还好吗?我亲爱的复旦作家班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