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的黎明（之一）——平民女校始末
杨绣丽1、王剑虹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员
碧绿的湘江，一路蜿蜒奔驰着向北方流去。在长沙境内，它负载一艘艘客轮，越过洞庭湖，奔出湖湘，西上武汉、重庆，东下南京、上海，驶向大洋……此时，江上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正有一个女子目送着长沙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这女子名叫王淑璠，18岁，后来改名王剑虹（为了方便叙述，下文统一使用王剑虹），在平民女校的学生中，她前来上海的故事或许最具人情味，因为是父亲王勃山带她来的。可是在内心深处，她难免觉得孤单，她出生在四川酉阳（现属重庆）龙潭镇，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湖南常德，寄养在姑母家，她多少次偷偷地掉下眼泪啊。现在父亲又将把她送到上海，在那里她又将是独自一人，她将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呢？
此时正是1920年的盛夏，还未及八月，日光摇荡，水气升起，她只觉得目光朦胧起来，难道自己今生就永远只能羡慕她人吗？她本来就是一个痴心肠的女孩子，在湖南生活多年，此时已然对湖湘山水有了感情，当时学习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后，她还曾偷偷一个人跑去“桃花源”胜地游览一番呢，于是她开始想着自己在湖南的这些日子……
历史的悲情像一片乌云——
五四以前，《新青年》劲风所吹之处，王剑虹是通过私人朋友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这样一本新书好像一个新潮的宝贝，每个人看过之后都立即转给朋友，蔚为风气。
新青年
受《新青年》影响，班里的讲演动辄以女子剪发、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由问题为内容，校长和教员反对这种演讲，王剑虹常与校长、教员展开争论，逐条驳斥。痴绝之人倘若认准了一件事，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教日月换新天。丁玲和低班同学前去旁听，都支持王剑虹的意见，但她和王剑虹这时还形如陌路，没有交谈。
丁玲后来回忆，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
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
五四运动像太阳抛出的强光，迅速照耀这古老中华的每一寸土地。
王剑虹和高年级的杨代诚组织同学上街游行，并且在校第一批带头剪掉了辫子。王剑虹还和人办了一个民众夜校，号召学校的活跃分子在里面教书，启迪民智，晚一级的丁玲也去教过珠算，因为丁玲年龄小，个子矮，大家都叫她“崽崽先生”。
王剑虹口才流利，能言善辩，见解精辟，将川妹子和湘妹子的泼辣集合于一身，成为校内风云人物，这给丁玲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一员——
王剑虹随父亲来上海，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可是上海的学校费用昂贵，她最后选了费用最低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经父亲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谢持介绍，王剑虹来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徐宗汉处做些文字工作。
一大后，开展妇女运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达与徐宗汉商议，希望联合改组上海女界联合会。当年9月，“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王剑虹是中华女界联合会23名创始成员之一。
不久，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这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王剑虹和王会悟是主要编辑；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常为刊物撰稿。她的能力和才干颇受陈独秀和李达赏识。
《妇女声》周刊
还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时，王剑虹就通过徐宗汉秘书王会悟认识了李达。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王剑虹和王会悟一起参与其中。不久之后，她即将作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为自己也为历史写出曼妙的一笔。
2、秦德君随邓中夏赴上海
“呜”的一声笛响，一列火车喷出20世纪20年代特有的一股烟雾，驶出北平站。时为1921年，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随着疾驰的火车向南而去。这位女孩名叫秦德君。
秦德君
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
1905年，秦德君降生于长江畔的忠州城，因为家境贫困，她被送到外婆家，与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喝着米糊长大。13岁时，二哥秦把她带到万县，在那里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
五四运动的火炬，以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成都学生迅速成立“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万人以上游行示威，发表演讲，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她喀嚓一声剪掉辫子，留起短发。
秦德君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写信给蔡元培，要求进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查获，秦德君因此被开除。中国女性的自由之路，走过了多么黑暗的一页啊。
蔡元培
漫长的出川之路——
当时吴玉章在渝成立“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各个县都派有代表参加，于是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去重庆。她和两个同伴到了重庆。经吴玉章安排，一起住在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陈愚生是四川泸州人，曾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时代精英都是成员之一。吴玉章赠予秦德君100元现洋，让她随陈愚生一起赴北平，找李大钊协助前往苏联。
新蜀报
一人身着灰布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又浓又密，目光炯炯有神，在火车站外迎候。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秦德君似乎看到了那一道曙光，顿时觉得心中也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可是去苏联的希望因故化成了泡影，她只得在北平继续呆下去。此时她两手空空，而且还怀着身孕。原来离开重庆前一夜，吴玉章等人为陈愚生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趁她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她奸污。从此之后，秦德君回忆道：“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李大钊
这天，秦德君正为自己的处境泪流满面，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后脑，她忙擦干眼泪，转身一看是李大钊。
大钊先生向来是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目标而奋斗的，而这样的奋斗不正也是为了青年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嘛？他见秦德君悲伤，于是温和而又亲切地问道：“好孩子，怎么啦？”
秦德君摇了摇头。
他又问道：“是想家了吗？”
秦德君一听，心中痛苦万分，问道：“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笑道：“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火车到上海去——
火车奔驰着，朝着长江，朝着二十世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的方向，在奔驰。
对旅途的波折，秦德君也有回忆：“火车过了徐州，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秦德君在回忆文章《跟大钊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写到，她是随李大钊和陈愚生一起南下上海的，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1年从北京前往上海的，只有邓中夏一人，“一大”之前，他来上海汇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在《回忆邓中夏同志》一文里，秦德君写到邓中夏就像大哥哥一样称自己为“小弟弟”，极为关怀，他还带着秦德君在上海和南京游览名胜古迹，由此推断，此次从北京南下，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嘱咐邓中夏带着她来的。
邓中夏
到上海后，秦德君到一家袜厂去做学习女工。这时的上海，已然成为革命的大熔炉。秦德君人生崭新的一页，在一双双巨人之手的协助下，悄然翻开了。
3、丁玲“飞向自由的天地”
丁玲
一股寒风盘旋在洞庭湖以西的大地上，按诗人的说法，春天似乎不远了。可是，1922年静悄悄地来临，似乎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如同这一年4月鲁迅在北京写下的《为“俄国歌剧团”》的文字：“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一片古老的沧桑的土地，“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而俄国艺术家的歌唱和舞蹈，又促使鲁迅猛醒，于是他写道：“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是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唱着反抗之歌，他们唱着，起初并没有什么回响，却在历史的缝隙之间，慢慢地雷鸣一般轰响起来。
渴望着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春节前夕，王剑虹回到湖南常德，一是看望姑母，二是为平民女校招生。
这一年丁玲18岁，正放寒假，也在常德。她因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这天，王剑虹和堂姑王醒予来看望余曼贞，她们有亲戚是余曼贞的学生。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王剑虹和丁玲天天见面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王剑虹谈起在上海的见闻，鼓动丁玲一起去参加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丁玲一开始听到“平民女校”的名字，内心不免有些忐忑，她知道家里人恐怕会觉得刺耳的。
丁玲，原名蒋伟，蒋冰之，像鲁迅一样也是出生于大户人家，只是后来也一样的家道中落了。她曾经在具有自传性质的《遥远的故事》说写道：“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也出自名门，丁玲外公余泽春，清末拔贡，担任过云南大理、普洱与楚雄等地知府。余曼贞结婚后取名蒋胜眉，意为“女子胜过须眉”，奋发之情，可见一斑。丁玲不满4岁时父亲去世，余曼贞带着她和刚满一岁的儿子离开临澧，寄居在常德县城丁玲的两个舅舅家里。
1909年，余曼贞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学习，5岁的丁玲跟着母亲，读该校幼稚班。三年后，余曼贞和向警予等人一起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攻读，丁玲也进入女师小学部读书，15岁后丁玲进入桃源二师读预科，成为王剑虹学妹。
桃源离常德约九十里，丁玲是乘小火轮去的。学校濒临沅江，风景优美，操场显得特别阔大，丁玲内心的天地也开阔起来。她常常在楼上窗前一站半天，沅江过往的帆船，不时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透出来，拉纤的、撑篙的船夫唱着号子，伴着滔滔的江水和馨香的江风飘进窗口，飘进呼吸中，使她觉得特别舒畅，一切仿佛把她带到了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在周南自由的空气中——
受“五四”运动影响，母亲在1919年秋天把丁玲送到长沙读周南女校，这是当时湖南最好的女子中学，远在北京的《新青年》就对周南女校作过评价：“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向警予、陶毅、蔡畅等人曾就读周南，余曼贞特别喜欢这个学校，她希望丁玲在这里学有所成。
周南女校
周南女中由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创办，原名周氏家塾，以“启迪民智，解放妇女”为办学宗旨，1906年由徐特立作词、黄厘叔谱曲，创作了周南校歌：“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女校修复，应推先进周南我。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周南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湖南莘莘学子向往之处，徐特立也禁不住为其点赞：“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权兴也，女子教育之滥觞也。”1920年，湖南当局为其出资，指令周南为湖南代办公立女子中学。
丁玲的国文教师陈启明参与了毛泽东主导创建的新民学会，思想进步，他每天读过上海、北京的报纸，把好的文章加上红圈，介绍给同学们，广受学生欢迎。那时，丁玲最喜欢读白话文小说和新诗，也写过一些白话诗，由陈启明主编，发表在当时《湘江日报》的副刊。
在周南自由的新空气中，丁玲更是无比畅快。本来她就对一直在舅舅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早早地觉得压抑，内心深处青苔一般滋生着反叛的情绪。此后，她一生追求自由，或者就是从周南开始。
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
周南校长朱剑凡本是进步教育家，后受到当局压力，急遽转身，开始在学校严禁进步宣传，解聘进步教员，陈启明也被辞退。
这天，校学生自治会推选丁玲的同班同学周敦祜参加省学联会，以联合行动，由于讨论稍久，造成上课迟到，朱剑凡闻讯赶来，质问周敦祜：“你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已经取消，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地方开会？你有什么召集开会之权？”
周敦祜在周南学生中间素有影响力，第五届湖南省运动会上，周南等女校做团体操表演，周敦祜受推选发言：“所痛心者，大会秩序单中，未将女子运动项目列入，足见无重视之意。须知国家社会之进化，男女负同等责任，希望此后男女学校一律同等待遇。”同学们都推崇她敢怒敢说。
见校长如此激动，周敦祜作了道歉，朱剑凡仍大怒不止：“你们到学校里来，是服从校长还是服从同学？”最后朱剑凡说道，“我也不要你们做学生了。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中学从今日起，便全体解散”。隔天学校悬牌告示，责令周敦祜即日领费出校。
周敦祜等学生极为愤慨，领导十几个同学签名退学，此事经湖南《大公报》报道，编者认为“此诚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为示公正，“周南风潮”的发生过程，以学校和学生会两方来信的方式，发表在《大公报》上，为人所知。
不久，周南声明开除周敦祜，丁玲和周敦祜等十七、八个同学一起愤而退学，以示抗议。他们离开周南，在船山学社地址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由长沙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补习功课。上世纪80年代，丁玲在写给孙女的一封信中写道：“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上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过了暑假，丁玲考进岳云中学。
解除婚约，唱反抗的歌——
见到王剑虹时，丁玲正对岳云中学感到失望，对人生道路感到彷徨，她们谈起社会革命，谈起文学，谈到理想，无所不谈，特别投契。于是她一下便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
丁玲回忆说：“那时我们知道陈独秀、李达都是新人物，是搞社会革命的。我们也想望社会革命，虽则还不懂得怎样去革命。我们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挠。因为‘平民女学’和普通学校不同，没有文凭，将来职业有问题。加上‘平民女学’的‘平民’两个字，也很刺目。到上海这个地方去，也成为亲戚们反对的理由。那时，教员和亲戚们，以为我要进‘平民女学’是件很荒唐的事，出来反对。”
为了去上海，丁玲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时，她唯一的弟弟已经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余曼贞替女儿前途着想，还是支持她的，只是遭到三舅激烈反对，他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呢？你现在十七岁了，明年十八岁，毕了业就可以在家完婚。要去上海，那就不行！”
外婆临终时把她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余伯强，丁玲和她的母亲都害怕她去舅舅家做媳妇。母亲希望她读师范，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少在婆家待着，而丁玲甚至说：“我自己呢，则希望表哥早点死。虽则，我对表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她自始至终都反对这场包办的婚姻的，她的心早已经飞到上海去了。
这天，三舅席开一宴，请来了家族的亲戚们，想把丁玲留住。余曼贞当着大家的面，据理力争，力主解除婚约，三舅坚决不同意。
丁玲和王剑虹一气之下写了一篇文章，揭露舅父假道学的面孔，登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一只小鸟唱着她的反抗之歌，即将飞向未来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
4、王一知：学施存统写《非孝》
“五四”以前，社会风气有些开放，女子逐渐可以入学了。有些家庭开明，由家里送女子去上学，有些女子则是自己冲破重重阻碍，甚至从家里逃出来，才得以顺利入学。
王一知就是从家里逃出来，才得以进入桃源第二女师。
王一知
王一知，本名杨代诚（这个名字一直用到平民女校，为方便叙述，下文统一用王一知），湖南芷江县人。她的父亲杨凤笙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同窗，又一同留学日本；熊希龄担任国民政府总理时，邀请杨凤笙在国民政府任职，不久回到家乡，担任《湘报》主笔。杨凤笙虽留过学、做过京官、当着报人，但满脑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因为王一知是女儿，便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娶了个妾，生了儿子。王一知母亲40岁时头发苍白，50岁时抑郁而死，其时王一知方才14岁。
施存统
学施存统写《非孝》——
母亲死后，王一知考取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父亲不同意她升学，于是她逃出家来，只身赴校。在学校里，她大量阅读卢梭《民约论》、柏拉图《理想国》、达尔文《进化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等书籍，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后来看到《新青年》，读到那些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文章，感觉就像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这年下学期，王一知和几个想升学的同学，决定另请一位教员补习英文，这下惹怒了原来的英文教员，这个教员是校长的弟弟，校长就向王一知等人大发脾气，责备他们不懂规矩。王一知带领同学和校长争辩，校长声称要开除她们。王一知带领同学罢起课来，这次风潮的结果，没有一个同学被开除，只是那位补习英文的教员辞职走了。
她们困惑，不解，愤慨——为何人世间这么的不公平？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一知和王剑虹带领同学去游行，高呼着“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一边哭，一边喊，他们又组织同学到店铺里检查日货，劝商人不卖日货，一边劝一边哭，一腔赤诚，令一些商人见了也为之动容……
王一知后来回忆：“我们那时候，就是对国家充满着热爱！”“那时，我们不满现状，爱国思想很浓厚，看见报纸上有丧权辱国的事，痛哭流涕。在校里，我有几个朋友时常在一起，谈论起国事就慷慨激昂。”
哭，有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不满于社会的不公平，不满于女人被男人压迫的现实，愤慨于种田的反而没有饭吃，做工的反而没什么衣穿，但是她们又不知道如何改革社会，如何使国家富强，也没有接触到革命的思想，平时只是听到教员们的教导：“好好读书，为国做事”，如何去做，却没有方向，于是哭成为一种不知所措的反抗。
现在的女生留什么发型，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我的地盘我作主，甚至女生光头也成为一种态度。回去100年前的时代，剪短发可不是件小事，社会和学校都反对，同学们上街时，还有许多小孩跟着看，社会上的老朽还骂她们是妖怪，说什么“天之将亡，必出妖孽”，有的家长甚至跑到校里哭闹，校长怕社会上责备自己无能，也气得哭起来……
没办法，在那时候，剪去辫子完全是新式女子的“自由stlye”，再怎么离经叛道，那也得潇洒走一回。王一知和同学一起剪去了辫子，还特地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一次，王一知又学着施存统写了一篇作文《非孝》，反对旧宗法、旧礼教，说明父子父女之间应该以爱为基础，反对“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无理压制，校长为此很生气，又无可奈何。
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品——
从桃源二师毕业后，王一知回到芷江，本来准备在家里看一看，就到北京去考女师大，这再一次遭到父亲的反对，王一知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没多久，一些同学要到桃源去上学，当时土匪猖獗，为安全起见，这些学生的家里租了一艘船，雇了一个班的兵力作为护卫。王一知和大家一起将行李放到船上，眼看着其他同学上了船，从水路出发了，王一知担心父亲赶来拦截，只身雇了一顶轿子前往桃源。没想到此举歪打正着，那条小火轮连女学生带行李都被土匪抢去了，王一知躲过了一劫。
衣物铺盖都被强盗抢走了，打算去北京去不成了，书也读不成了，生计成了大问题。王一知只得找工作，去了向警予创办的淑浦县立完全小学教书，不过此时向警予已离开，由王一知的一位同学当校长，她被聘为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员，每月拿12元的月薪。
淑浦是个闭塞的小地方，小学男女同校，在当时新奇而突出。王一知负责的班有一个男生非常顽皮，对一个女同学作猥亵的动作，一时轰动社会和全校，甚至产生了男女同校是否合适、学校是否继续办下去的议论。
到了下半年，王一知初次看到了苏联和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当地一个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的学生带回淑浦的。王一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小册子，从此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些认识，但信仰还未确定。那时，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力量，宣传比较自由，举行马克思恩格斯纪念会时，甚至有军阀也参加。这位朝阳大学的学生公开向小学教员宣传共产主义，说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到俄国去，有的教员特别想到俄国，王一知不以为然：信仰一个主义，是因为这个主义好，而不应该为了出国。
在淑浦小学，她每月除了上交3块钱伙食费，置了一些衣物铺盖，剩下的钱全都存着，准备有可能再继续升学。寒假来临了，她见到从上海回来的同学王剑虹，说起平民女校，不收学费，半工半读，最主要的是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都将在这所学校任教，王一知下定决心，她要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5、汇聚上海，红色的起点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黄浦江，一条静水流深的大江，一条激荡不休的大河，汇入长江、通达大海，使得上海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一个港口——国际航线上，有定期客轮来往于上海和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地。国内航线上，1921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港船只已有300多艘，航线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内陆至长沙，四通八达。
1922年2月的一天，黄浦江上一处繁忙的码头，停满了各种船只。
北风萧萧，无止息地吹荡在平原上，凄厉中带着一股和山区不同的海岸的气息，扑面而至。从湖南来的一只船上，下来几个提着皮箱的女子，留着短发，兴奋的目光，四处打量着。
这是平民女校招收的最大一批学生，当中有王一知（即杨代诚）、丁玲（即蒋冰之）、王醒予以及王苏群、薛正源等5人，都是王剑虹招来的。
上海的街——
春节刚过，狭窄的街道两旁，店铺的排门张开门洞，门口还悬挂着庆祝的旗子，有的挂着红色的灯笼，元宵的气息渐次浓起来了。于是她们看到茅盾在《上海》一文中写到的景致：“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色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公用，租价从廉’云云。……这一家石库门的两扇乌油大门着实漂亮，铜环也是擦得晶亮耀目……”
一排一排的石库门房子，黑漆木门，黄铜门环，外墙一律是清水墙，青砖中间镶嵌着些红砖，是当时上海最主要的民居。不时地，一幢幢洋式小楼房如一只高昂着头颅的鹤一样，屹立其间。
街上挤满行人，电车、黄包车、小轿车跑过去，跑过来。她们只觉得无比的喧闹，无比的兴奋。当时，上海这座城市马路的风物，在外人看来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可以借到访上海的爱因斯坦的日记来回顾一下。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来回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爱因斯坦11月13日抵达上海码头，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
“13日早晨大约10点钟，抵达上海。沿着平坦、如画、黄绿色的河滩逆流而上。……将我们带到一个中餐馆。吃饭时，我们看到窗外路过一支嘈杂而色彩斑斓的送葬队伍，让我们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食物精细、源源不断。每个人不断地用筷子从桌上很多共用的小碗里夹菜。我的内脏很不舒服，因此立刻离开，在5点时愉快地去往友好的斐司德夫妇天堂般的家。吃了点东西后，在华界散步，天气晴朗。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脏兮兮的黄包车、空气中各种恶臭。印象是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们为生存而坚强奋斗。路边，露天作坊与商店喧闹声很大，但是没有争吵。我们去了一家剧院，每一层都有一个丑角表演。观众们总是很欣赏、很娱乐，有各种人，还有小孩。到处都很脏。非常喧闹的人群内外，都是很高兴的脸庞。即使是做苦力的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总是健康的神经，常常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有时候咧嘴而笑，表现出好奇。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
狭窄的街道，将拓得宽广；脏兮兮的市容，会被整洁所替代。而爱因斯坦发现的我们这个民族在受苦中仍旧持有的活力，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腾飞的源泉，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洪荒之力的接续、传承……
聚是一盏灯——
这是丁玲和王一知第一次来上海，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上说：“上海是她离开家乡踏入人生的第一站，是她初登文坛名声大噪的地方，也是她投身革命的起点。”应该说这是一条走向世界的路，也是一条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路。
《丁玲传》
半年之前，1921年6月，也有两位湖南人从湘江上船，来到上海，走上一条开天辟地的苦难与辉煌之路。那两位湖南人是毛泽东和何叔衡，6月29日，一个黑云蔽天的夜晚，两人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船出发，奔赴上海，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欲为两人送行，却被拒绝。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消息，故以圆圈代替。
滚滚黄浦北逝水，浪花推来英雄。那时，为了参加党的一大，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他们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7个共产主义小组。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国焘，不久，代表们风尘仆仆，舟车劳顿，陆陆续续赶来。
“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9个临时寓客指的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其他代表不住在这里。
现在，为了参加平民女校，一个又一个女子来到上海。她们怀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走进平民女校。她们的年纪跨度从12岁到30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基本上都是初中生，甚至还有文盲。
平民女校
她们当中，高级班有从湖南来的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王醒予、王苏群、薛正源，辗转从北平来的秦德君、从浙江来的王会悟，以及在上海的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此外还有傅戍凡、蒋鞠伊、傅一星、黄玉衡等。傅一星、黄玉衡是外地女师的学生，因反对封建婚姻，她们毅然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初级班有钱希均、王淑亮、卢亮、张怀德、高语罕的妹妹高玉英（一说为高语英）、傅达平等人。
星星之火——
当是时也，上海人口达240万以上，港口、马路熙熙攘攘，万国建筑群占据城市天际线，已建成的有亚细亚大楼、外滩3号上海总会大楼、元芳大楼（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旗昌洋行大楼、华胜大楼等建筑群，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窟窿、巴洛克式的廊柱，成排成排张开老虎窗的石库门，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无穷高远的天空。
各种思想和东西方文化如同长风，在这里激荡。在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携带着一股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洪流，为上海城市精神的荡涤和交响谱入一脉强大的音符，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立推起一轮红日，燃烧着，跃出地平线，直燃向历史的天空。一支支火炬，向四周突进，直燃向石头一样厚重的黑暗，去召唤，去唤醒，去组织，去传播星星之火……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生活一如继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22年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正如那一年的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下的一样：“我们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日月经天，其道大光。碧波兴起，扬帆起航。一艘大船鸣响了出发的汽笛。
鲁迅《呐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