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人家（下篇）

（六）一心想受到尊敬的老师

汽车间第二排的第一家，住的是W老师和她的六个子女。W老师就在弄堂对面的那所中学当生理卫生老师。每天傍晚下班回来，她总喜欢站在家门口，满面含笑地注视着从她家门口经过的每一个人，样子十分端庄可亲。可那微笑中又分明含着一种意思：希望每个过路人，特别是曾经做过她学生的我的姑母们，能称她一声“W老师”。

可是我的姑母们总是躲避她。她们常常假装在热烈地讨论某个问题，从她面前一溜而过，有时甚至情愿跑到马路上，兜个圈子，从弄堂的那一头回家，为的就是不要和她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小姑母到底被她逮着了。远远看去，她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在对小姑母谆谆教导着。走近时，她好像为一件什么事质询姑母，姑母搪塞道：“忘记了。”

“忘记了？”她仍然满面笑容，一点也不气恼地追问：“那吃饭怎么不会忘记呢？”

到家后姑母愤愤地对我说：“滑稽伐，吃饭当然不会忘记的，因为肚子会饿的呀! 说这种没道理的话！”

我也觉得，一个老师不该说这样没道理的话，但心里总有点奇怪，就问她们：“她总归是你们的老师欸，你们为什么不肯叫她呢？”

姑母们说：“你晓得她有多腻心！”

“腻心？”我不明白老师怎么会腻心，她们不是向来应该受尊敬的吗？

“第一腻心，她手上有鹅掌风。”姑母们说。她本来念的是卫生学校，学做护士的，因为有鹅掌风，医院不要她，所以只好到学校来做卫生老师。

当时我虽年幼，但对鹅掌风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那是和脚癣同一类的东西，不觉地也有些腻心起来。

“第二腻心，她老喜欢拍马屁，开口闭口校长先生讲的。校长么就校长，先生么就先生，什么校长先生，哼!”姑母们一脸的不屑。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还缺少一点理解力。

“第三腻心，她讲话十三点兮兮。”那时——1950年代中后期，对上初中的一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言，上生理卫生课已经够难以为情的了，可讲到生殖系统，她大概为了讲课生动，竟会拿自己做例子，说：“我就是生殖系统太发达，所以一连生了六个小孩。”

“唷!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真的觉得腻心起来。

这时我祖母在一旁呵斥道：“姑娘家，说的都是什么话！你们就不看看，她家的儿女个个都争气！”

这倒是真的，她的六个儿女，两个小的还穿着开裆裤，可是一个个都乖得要命。虽然两间房间只有放两辆小汽车的那点面积，可是六个孩子从不出家门一步，也从来不曾和弄堂里的孩子们发生过什么纠纷。这是令我们这些洋房里的孩子都感到惭愧的。

最令我敬慕的是她的大儿子，高高的细长条儿，戴着眼镜，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的模样。当我们还在为加入少先队苦苦努力时，他的左臂上早已戴上了红红的三条杠的大队长标志。在幼儿园时我就知道，能佩戴三条杠的学生，在学校里都是优秀得无法攀比的好学生，所以每当我抬头仰望他那高高身量上令人羡慕的标志时，那感觉就像在外滩仰望雄伟的钟塔。看着他大步跨进家门，就在窗边的方桌旁坐下，打开书包认真做起功课来，我总是自愧不如地想，到我上学时，我大概不会像他那么自觉刻苦的。

可是，在政府号召上海青年去新疆参加建设的时候，这个品学兼优的大儿子被母亲毫不犹豫地送到了边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因为还没等他享有探亲假的资格，文革就开始了，他的家也破碎了。

原来，这个一心想要受人尊敬的W老师，她的丈夫却是个在押的“反革命犯”。作为反革命家属，加上自己平时说话又不检点，运动一开始她就挨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那铺天盖地令人心惊的气势，还有那些令人难以忍受、无法辩解的内容与言辞，终于使这个一心想受尊敬的老师受不了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在家上吊自杀。

老二是个女儿，老实巴交的，平时母亲在家门口微笑时，她总是忙进忙出地为全家人做晚饭，有时还要洗一大盆衣服。她总是低眉垂眼的，一脸的愁苦表情。中学生开始被分配不久，她就去了远郊农场，后来也再未见她回来过。

老三是个儿子，不高的个儿，有一双深陷下去的黑眼睛。幽幽的、坚定的眼神让你知道，他也是个极要强的人。学习成绩虽不如大哥出色，但他积极肯干，在学校也被老师视为得力助手。文革开始之初，当他知道了生父的真实身份后，一下变得沉默寡言了。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他坚持自己和弟妹们一起改名换姓。他们改掉了反革命父亲的姓，都随了母姓。可是改姓不多久，母亲又“畏罪自杀”了，面对这个更加严重的打击，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行动上却显得更加要强。那双深陷下去的黑眼睛中流露出的倔强的光，似乎在默默地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申辩：“我不是狗崽子! 我们不是狗崽子！”

终于，他的努力达到了极致——那年我们弄堂附近的一座建筑大火，他奋勇扑救，最后竟然牺牲在火海之中，成了烈士。他最终证明了自己，并为兄姐弟妹们改变了政治身份，同时也为他那一心想受尊敬的母亲，写下了最值得骄傲的、最光彩的一页。这全部的代价，则是他那还未成年的年轻生命。

当记者来采访时，我祖母和弄堂里的许多热心的老妈妈们围了上去，抢着向记者介绍情况。回家时，祖母的两眼还是红红的。她告诉我：“记者也感动得直掉泪，一边擦眼泪一边记我们的话。”

老四是女儿，是六个孩子中长得最俊俏，也是唯一一个脸上有过笑容的孩子。到中学毕业时，因为政治身份良好，她被部队招去，参了军。只是和她的大哥大姐一样，她从此也再没回来过。

老五、老六是两个精瘦矮小的男孩，我一直没搞清他们究竟哪个是哪个，也没搞清他们是如何长大成人的。新工房造成后好几年，我也工作了好几年，有一天下班回家，见到了他们中的不知是老五还是老六哪一个，依然是极瘦小的个儿，推着一辆童车迎面而来。他身边依偎着一个也是袖珍型的少妇，正兴高采烈地和他说着什么，他则满面祥和地微笑着，倾听着。

走过他们身边时，我向童车里看了一眼。里面一个小小的婴儿，小小的脸上，有一对黑黑的深陷下去的黑眼睛，很像他那个烈士伯伯。我不禁在心中叹道，他们终于过上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七）X家轶事

汽车间的最末一家是X家。男主人紫酱色面皮，满是皱纹，高大挺拔的身材，看起来很是健壮。听邻居们说，他在旧社会是踏三轮车的，可我弟弟刚学开车修车那会儿，有一次和他攀谈起来，他竟然能用标准英语说出好多汽车零部件的名称，听得我弟弟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司机一愣一愣的，回来大为惊叹了一番。

他的妻子也是高高大大的，很是白胖。只是当年听说在南洋当富商的大女婿急病不起，受了惊吓，老太太从此落下了颜面疯的毛病——那右半边脸平时总是抖个不停，一遇到着急或兴奋的事便会猛烈地向耳边不停地歪过去，令人不敢注目。

记得有一次，她拿来一张彩色照片给我祖母看，那是她在南洋的外孙女过生日时拍的。1960年代的彩照虽然只有红的、绿的不多的几种颜色，可在大家眼中仍然新奇无比。她兴高采烈地将照片递给祖母，一边不住地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说：“好看纽！好看纽！”因为兴奋，她那半边脸就猛地抽搐起来。她的嘴本来厚且大，眼睛细而小，于是这时，这张脸便有些让人感到恐怖了。那时我还小，被吓得只顾低头看照片，再也不敢抬头望她一眼。

X夫妇共有两女一子，大女儿随女婿在南洋做富商太太，也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邻居们却传说，大女儿早年只是个舞女，是在舞厅里与富商女婿搭上关系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女儿对父母还是很孝顺的，虽然远在万里之外，每月却都按时寄“侨汇”来接济老父一家。否则，光靠X老爹踏三轮车的一点退休金，还不够一家人开销三五天的。

大女儿的“巴家”是全方位、多形式的，她常以侨商身份与本地政府机构周旋，为老父一家谋利益。最典型的一例是，她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给她那个老是没有正当职业的弟弟安排工作，并且月薪要在80元以上。那年代，一个大学生转正后的工资才60元，她这个弟弟却是连初中都毕不了业的。难怪大学生出身的姑母们，每讲到此便都会不以为然，然后愤愤然起来。

常在X夫妇膝下承欢的是儿子和小女儿。这对兄妹当时都是“社会青年”。那年代人们所说的社会青年，与如今人们说起的待业青年，口气中有更多的否定，因为他们大多是书念不好，又不愿去新疆支边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年轻又无所事事，所以这对宝贝兄妹隔个三五天便会生出点事故来，闹得整条弄堂沸沸扬扬，成为大家经久的话柄或笑柄。

平心而论，这个儿子并不刁蛮，相反却老实得有点“戆”。说是有一年他去南洋看大姐，一眼瞅见大姐正陪着一群阔太太进电梯，他便飞身上前，一把拉住大姐，连lady first的礼节都不懂。他本来就口吃，着急之下更是咧咧巴巴的语不成句。这样一个宝贝兄弟，当着珠光宝气、花团锦簇的一群阔太太的面，大姐脸上好生无光，只好冷冷地命他一旁等着，待送走客人再作理论。

他多半是被这对重男轻女的老夫妻宠坏的，这从他那名为“福生”的大号上就可以看出来。“福生”者，伴着福气降生、享福一生，怎么理解都可以。可见老两口是如何地看重他了。

福生闹出来的大多是桃色新闻。别看他没有工作，长得又不怎么样，但因了姐姐的一点侨汇，追求他的姑娘竟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有两次闹得最厉害，一次是和他家隔壁再隔壁的复员军人家。复员军人的妻子没出嫁前就住在他家与夫家的当中，在复员军人还没复员前曾和福生谈过朋友。这是个文静而有心劲的女子，大约最终觉得他太草包，要才无才，要貌无貌，所以当才貌双全的复员军人回来后，便跟他拜拜了。

那次不知为了什么事，两家口角起来，他妹妹十三点兮兮地掺和进去，对复员军人说：“侬神气点啥，倷老婆老早搭阿拉阿哥睏过觉唻。”

复员军人开始还和他们咬文嚼字地讲理论，闻听此言，顿时双目怒睁，抡圆了巴掌扇过去，只听“乒”的一声脆响，那妹妹的脸上立时一片桃花地肿了起来。

又有一次，是他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忽然有一天，一个高大如“一丈青”般的女子来到他家门口，一屁股坐在门前的大树下便破口大骂。什么“杀胚”“浮尸”都已是最轻量级的，还有许多粗话，连文雅些的男人都骂不出口的。

开头，X老太和女儿还出来帮他相骂，架不住这位女士锲而不舍，天天没早没晚地前来叫阵，坐下就骂，骂完又哭，她们也真的招架不起了。那时已是文革初期，正是群众运动高涨之时，针眼大的洞就会刮进七级台风。X家虽然是根正苗红的“三代红”，可也禁不住邻居们众口铄金，大家众口一词地传说：福生占了人家的便宜又把人家甩了。

X老太先是到我祖母这些平时还说得来的邻居家辟谣，说那些传言都是无稽之谈，她的儿子绝对是清白的。因为那女的父兄都“吃过官司”，所以他们叫儿子不要再谈下去。为了和那女的分手，他们家已经给了她两百多元钱了。

那时候，听到两百元就如现今听到两万元一样，所以祖母狐疑地瞪大了眼睛，疑疑惑惑地应了声：“哦？”

X老太有点急了，辩解说：“全是弄堂里的那些人，看到我们家有点侨汇，日子好过，造出来的谣言。”

为了证明邻居们惯说她家的坏话，她又搬出了南洋的大女儿。说她根本不是邻居们说的那样，是当什么舞女的，而是正宗的秘书学校毕业的。因为能干，被女婿看上了，两人有了感情，这才结婚的。听着一个苏北口音的老太太，说出文绉绉的“感情”二字，真让人有点忍俊不禁。

X夫妇见辟谣没什么效果，只好去请组织解决。但这时里弄已经无能为力，出面的是派出所。后来听说，他们家又赔了两百元才了结了此事。“伊拉屋里反正有侨汇。”邻居们这么揶揄道。

小女儿号称“三小姐”，虽然是正宗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却小姐脾气十足，什么事稍不称心，就会吵个天翻地覆。记得有一次，已是她出嫁之后了，她又和宝贝哥哥吵了起来，打得满弄堂乱窜，弄得里弄干部上门来拉架。三小姐一边嚎啕，一边对里弄干部诉说：“难般回来一趟，伊拉就叫我滚回去，还骂我死忒男人——阿拉男人勒浪生毛病!”

问福生是怎么回事，他瞪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伊——伊弗晓得好糗，把伊——把伊噶许多么事，赛是，赛是阿拉阿姐寄来格，新、新衣裳，伊、伊唉讲弗好——”

大家听了全都啼笑皆非，就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也值得打得满弄堂跑吗？

每当宝贝女儿吵得沸扬翻天时，X老爹总是在家门口倒背着两手，高视阔步地踱方步，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这样子总让人诧异：“这难道不是他家的事吗？”

有一次，X老太到底忍不住了，冲着老头大叫起来：“倷囡勒造反，侬倒像呣没事体一样！”

X老爹停下来看着老妻，整整过了三秒钟才说：“侬叫我有啥办法？当初我就讲，迭只小娘弄弗好唻，送伊到新疆去，侬，还有倷老娘，赛要搭我拼命。现在格副样子，叫我有啥办法!”

看热闹的邻居们听了，忍不住地讪笑一片。

三小姐长得不漂亮，一张圆脸黄黄的，不少雀斑，割过的双眼皮，总像睡不醒的样子。但她身材高挑，宽肩细腰大长腿，很有几分健美，因此她的男朋友也是多得不得了，对婚事则挑剔得了不得。据说，南洋的大姐夫有个生意伙伴看上了她，姐姐姐夫双双回来给她说媒，可她竟嫌人家“像只矮脚乌龟”，置他的偌大产业于不屑一顾。后来左挑右拣的，在她芳龄将近30时，总算出嫁了。

她看上的这位“白马”也是侨眷，有小小的但堪称秀气的五官，只是身体胖壮，会让你错误地感觉，那五官是不是被身体压缩成这样的。三小姐是很以夫婿的容貌为荣的，只要看到一个眉目还清秀的男人，她就会骄傲地说：“像阿拉阿勤。”“阿勤”大约就是她那位夫君的尊讳了。

不过，X一家为人都甚为爽直热情。记得有一年，X老爹弄到一株月季名种“黑牡丹”，知道祖父爱花，特特地跑来请我祖父去观赏。祖父一见之下爱不忍释，痴痴地走不动路了。X老爹见状，大手一挥，豪爽地说：“先生这样欢喜，就送给先生了。”

祖父这才如梦方醒，连连谦辞。那年月，花花草草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别说是月季名种了，就连最普通的太阳花都见不到。如此夺人之爱，叫祖父如何当得。

X老爹故作不悦地说：“先生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地？”转而又极诚恳地说：“先生家有花园，这花种在泥底下强于种在瓦盆里。先生家又近，我若想看时，抬腿就到了。”

后来，这花就种到了我家向阳的花坛上了。像是为了安慰祖父，证实他的说话，X老爹开头一阵果然隔三差五地来看花，但过了一阵就不来了——也是识趣的缘故吧。

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X老太就中风去世了；国门初开之后，三小姐也不来了，听说是和夫婿一家一起下南洋去了。新工房造好后，他们家要了二楼的一个大套，X老爹还住了好几年。新世纪将近时，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仙去，可谓善终。那时福生也已做了外公——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刚够结婚年龄就出嫁了。X老爹已经看到了第四代。

福生还是“戆达达”的样子，头发都花白了也没个正经工作，整天拿着弹弓，有时也高级一下是气枪，到洋房这边来打鸟，或者就是在长竹竿上套个塑料袋子，捉“牙乌子”（蝉），又或者背着根鱼竿兴头头地去钓鱼。大约他大姐还在接济他，只是再没见他大姐回来过。

（八）B氏兄妹

B家是汽车间中最靠近洋房的一家，男主人和我家这边的紧邻H医生在同一所医院工作。不过，H医生曾是院长，他是电工。

记得儿时有一次，我溜达到他家门口，见他家大儿子正把满满一锅开水往热水瓶中灌，我不禁担心地说：“要当心烫坏腿，为什么不用壶铞？”大儿子揶揄道：“阿拉屋里穷，买弗起壶铞。”我大为惊讶，实在不明白何以会穷至如此。

他们家的女主人，在我的记忆中是50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削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她也曾是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常听见她在家门口，用那不宽广但却嘹亮的嗓门在评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高自国家首脑、平凡至左邻右舍的种种。看着她瘪瘪的不断翕动的嘴唇，还有削尖鼻子上的眼镜，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白雪公主》中的那个巫婆。

那年汽车间装煤气，各家均无异议，她却提出要有房子过渡，于是住进了R小姐家因造反派撤离而空出来的底楼。搬家那天，她对家中别的家具都不甚在意，唯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套茶具，从这头直走到那头，脸上满是称心如意的微笑。那些玻璃器皿也很争气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女主人的笑容映衬得更加灿烂了。

B家的大儿子很早就工作了，大约初中也没念完。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了有工龄、有文化的“师傅”，因此当工宣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上层建筑时，他也成了进驻某中学的一员。每天被鲜花般的女学生簇拥着、赞美着，他的变化也日益明显起来，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与他父亲十分自觉地、经常地，以革命的理论来监督、批判我们这些洋房里的孩子们。

有一次，H医生的儿子与前面弄堂里的一位革命干部的儿子发生了冲突，那革命干部气呼呼地带着孩子吵上门来“评理”。他们父子俩便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跑过来主持公道，说H医生是“阶级报复”，因为H医生的出身是地主。其实后来我们了解到，那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也是地主，只是他侥幸没有被打成“走资派”而已。

H医生的女儿出来为弟弟辩护。她与B家的二儿子、小女儿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并且同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战友。B家大儿子本来对这位才貌双全的洋房小姐青眼有加，然而那天却大义凛然，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把H医生的女儿批驳得体无完肤。

H医生是个北方汉子，脾气急，嘴却笨，到后来只能气得咆哮：“这全都是胡说！”

周围的人哄地一下笑起来。以后H医生上下班时，总有一些调皮的孩子跟在他后面，一声接一声地说：“这全是胡说。”H医生铁青着脸，也无法发作。

有一年夏天，里弄里组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晚会，H医生的女儿和B家的小女儿都是学校小分队的台柱，自然也就成了晚会的主打角色。B家女儿先载歌载舞了一个节目，赢得了一片掌声。H医生的女儿接着高歌一曲，不曾想，曲罢惊四座，不仅赢得了掌声，还有叫好声。B家女儿和大儿子的脸上马上就挂不住了，在哥哥的示意下，B家女儿也高歌了一曲，又收获了掌声。于是，H医生的女儿再度上台，如此往复较量，一场晚会演成了两个女台柱的PK赛。

B家的二儿子不像兄长那样，喜欢以尖酸的言语来张扬个性，也不像妹妹，喜欢出风头，以靓丽的形象独树一帜。他平时话很少，但却注意通过行动来体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他很早就是学校红卫兵的兵团负责人，并且很早就组织了里弄里的一些孩子，跟他学歌颂“红太阳”的简易太极拳。每逢有“最高指示”发表，或是重大节日组织群众游行，总能看到他脸上涂得红红的，穿着桃红柳绿的彩装，急急地在学校和车间之间奔忙。此时若有人拉住他问些什么，他总会矜持地微笑一下，匆匆应对几句，然后便又急急地奔向他要去的学校或车间。

上山下乡的巨浪冲来后，我们都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B家的二儿子去了贵州，女儿则去了黑龙江。“工宣队”偃旗息鼓后，B家的大儿子也就没有再发达起来。

当我又回到所出生的这座城市时，B家女主人却有了很反常的变化。她老是疑心别人在说她坏话，甚至要“杀脱伊”，因此总是拉住担任里弄调解委员的祖母说个没完，有时晚上我们都已睡下了，她也会前来敲门。祖母虽然不胜其烦，但还是耐心地去为她调查、排疑，平息邻里对她的不满。

B家父子却一点也不管她的事，只有已经上调在贵州某工厂的二儿子，回来探亲时特地来向祖母了解情况。为了表达感谢，他还送了祖母几包香烟。所以，祖母直夸他家“就老二顶懂事”。

可惜“好人命不长”，懂事的老二回去后被提拔当了厂里的保卫科科长，那时各单位都在清查“四人帮”余党，厂里派他去外调，还给他配备了摩托车。谁知山高路陡，他在途中不幸翻车落崖，当即身亡。B家男主人去了那边，却没见他带回骨灰盒安排落葬什么的。

B家女主人的疑心病这时却越来越严重，闹得四邻不安。H医生告诉祖母，她可能患上了妄想型精神病，应该去医院诊治。可是，B家男主人对祖母代表里弄提出的治疗建议不置一词，大儿子在一旁嘀咕道：“看毛病？伊又呣没劳保，看得起啊？”终于，女主人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祖母又代表里弄登门，要求他们父子去查寻。大儿子不耐烦地说：“噶大的上海，到阿里去寻？”B家男主人那时已退休，他在一旁摆弄着钓鱼竿，仍然不置一词。祖母一向能说会道，可此时面对此情此景，她也无言了。

新工房建成后，B家大儿子终于结婚了，那年他大概也有三十好几了吧。他娶了一个块头很大的夫人，却生了一个精瘦的儿子。像时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常见他们夫妇像拥着太阳似的，用自行车推着这个一刻也坐不住的儿子，去上青少年艺校什么的，风雨无阻。这两年，大儿子也不见了，大约也成家另过了。

有一年，胖大嫂伴着一个瘦高个儿的女子在弄堂里溜达。见到我时，她故作神秘地说：“猜猜看，格是啥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她的小姑子，B家的小女儿。几十年不见了，她成了一个沉稳而有些矜持的中年妇女；还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但举手投足间已经明显有了北地胭脂的气韵。

以后又一天，遇到她独自一人，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她有没有想过重回上海。

“呣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她说，她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儿子也很争气，已经考上了当地的大学，正在念本科。要是回来，“一家一当赛呣没了，代价忒大。”而且，上海连他们可以落脚的一间房子都没有。所以，他们一家对来上海都不作考虑——听口气，她丈夫应该也是东北那疙瘩的。她说，这次纯粹是来探亲的，再过两天就要回去了。

“下趟有空常回来看看，上海格两年呃变化还是蛮大格。”道别时我说着客气话。

“再看了，”她矜持地说，“阿拉阿哥拉格房子毕竟呣没阿拉屋里大，回来了阿弗是老方便。”

面对她这么理性客观而又心平气和的回答，我不禁在心中为她点赞：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争强好胜、好出风头的小分队女队员了。这大概就是生活给与我们的馈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