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和他的1980年代

_{《收获》主编程永新}

1983年，当程永新走进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座陈旧而威严的小洋楼时，大概不会想到在这座面不改色的楼房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程永新于1958年4月出生在上海，而他的祖籍是浙江嵊县，今天的嵊州市。从1976年开始，程永新在农村工作过两三年，也就是当时的上海市海丰农场。就是在这里，程永新与《收获》结缘了。一个农场就这么一本杂志，传阅来传阅去，《收获》早已被翻成了一本旧书，甚至连封皮都不知所踪。所以当程永新在农场遥远的海边与它不期而遇时，根本就不认识它，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他读到的那期杂志上刊登了《爱的权利》、《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后来我们可以查到，程永新读到的这本杂志是1979年第2期的《收获》。在那个时候，程永新并没有意识到几年后自己会和这本杂志结下那么深厚的情谊。

1979年，程永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时代，他就以自己写的一个“诙谐荒诞”的话剧《通往太阳的路》荣获了上海市大学生优秀剧本奖。我们可以想见大学时期的程永新定是像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男大学生那般才华横溢、光彩夺目。

1982年，程永新与一个大学同学到《收获》杂志社实习。他第一次走进《收获》杂志社，心中就有一种非常神圣而神秘的感觉。上海市作协院内，原属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宅第的那栋老洋房，后来成为程永新办公室的《收获》杂志社与《上海文学》金宇澄的“书房”同在这栋小洋楼的三楼。《收获》1957年的创刊号就收藏在这间办公室里，这里还放有许多作家的手稿。那个时候主持杂志社工作的是萧岱。萧岱是三四十年代的一位老诗人。

程永新曾回忆，走进《收获》办公室的那个早晨阳光明媚，背靠落地钢窗的一张大办公桌前，坐着一个满头白发、大腹便便的老人，他就是萧岱先生。多少年过去了，程永新的眼前还常常浮现老萧岱挺着肚子、提着热水瓶去打水的画面。周围小一点的办公桌前坐着几位老编辑，其中一位正用毛笔在厚厚的一叠文稿上涂涂改改。编辑部也就三四个人，有一位比较年轻的，那就是李小林老师。她是巴金的女儿，一个星期来一次，平时在家要照顾巴金老人，要整理巴金的文稿，还要应付各界人士的登门拜访。每个星期李小林来的那一天都是编辑部最热闹的时候，她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消息，她的嗓门很大，整个编辑部都是她的声音。

程永新刚到《收获》杂志社的时候，看到很多老编辑还是在用毛笔给作家写回信，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觉得他们保守，慢慢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无形强大的力量，他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形成了一种气质。”

萧岱很严厉，生气了会骂人，并且带着挖苦和嘲笑。但是萧岱从来没有骂过程永新，这是老萧岱对年轻人的袒护。后来，在深圳笔会上，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萧岱与程永新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他说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渴望与年轻人交流，与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对话。这种求新求变、与时俱进的思想正是《收获》不断沿袭的办刊风格，无疑也影响了像程永新一样的新一代编辑。

在编辑业务方面，李小林是程永新的老师。她拿一个作家的稿子给程永新看，说看完了要在小纸条上简单写几句话。后来程永新才知道这张小纸条其实就跟考卷差不多，小纸条上寥寥数语却是在考核他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的能力、理论素养和艺术直觉。从李小林身上，程永新也学到了要捋清作品中的人物线索，学会了怎么和作家讨论人物的合理性。

可以说，《收获》杂志社的这些老编辑、老前辈们对程永新的编辑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收获》的创始人之一巴金先生遵循一条原则——出作家，出作品，这也成为程永新在正式进入《收获》杂志社工作后所一直铭记的信条。

当年，《收获》杂志社是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点名要的程永新，《收获》坚持说如果不是程永新就宁可不要。因此，1983年程永新毕业后就分配至《收获》杂志社工作，这一年也成为程永新编辑旅程的出发点，从八三年出发，程永新在《收获》写就了自己的“文学史”。

到《收获》工作不久后，程永新就编辑了马中骏、贾鸿源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后来又连续编辑了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时装街》等具有探索色彩的话剧。他还策划并组织上演了《美国来的妻子》一剧，获得了上海市的大奖。格非曾经在《李小林和〈收获〉杂志社》这篇文章中谈到这个曾编发了自己的《迷舟》、《青黄》等小说的责任编辑时，以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位名震一时的文坛伯乐：“程永新先生作为一名编辑的盛名也许部分地掩盖了他在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上的建树和追求，正如他平时优雅而闲适的仪表多少掩盖了他认真工作的精神一样。”确实，程永新在1982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1985年，他创作了《小街情》等几篇短篇小说，1987年他的中篇小说《到处都在下雪》刊登在由马原负责编辑的《中外文学》上，校园、友谊、爱情、苦闷、欲望、杯盘狼藉的生活和理想是程永新小说中书写的关键词。2003年程永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5年中短篇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还有散文随笔集《八三年出发》，话剧剧本《通向太阳之路》、《我们这些人啊》，电影剧本《防风林》等。程永新不断探索小说的表达和叙述方式，复杂的故事线索、精妙的布局结构和鲜明的人物特征融汇无碍，80年代的气候和尘土在他的创作中浮现了。正是程永新的创作经历和经验使得他成为众多作家口中所说的真正懂小说的编辑。其实刚刚进入出版社，编辑工作对于程永新来说还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他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完全仰仗于前辈的引领和顺应大势的决心。

1984年年初，山西作家张石山（时任《山西文学》主编）将他写的一篇遭到几家刊物退稿的小说《一百单八磴》寄给程永新。程永新和李小林商议后，决定在《收获》发表这篇小说，并把李小林对小说修改的意见附在给张石山的回信中。作品发表后颇受好评。这时，《收获》敢于发现新人、发现新作品的形象就逐渐凸显出来了。

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程永新和马原一见如故，他错把马原当成扎西达娃，因为马原留着胡子，很像藏族人。开会那几天，他们住一个房间，聊文学常常会聊到东方既白。程永新觉得马原是作家中读书很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程永新自己也读了不少以前错过的世界名著。让程永新欣喜的是，二人的艺术判断常常会惊人得相似，连打牌也特别有默契，只要他们俩一伙，胜的概率就很高。《收获》杂志出先锋专号也是马原给的建议。

与马原和扎西达娃的相识促成了新时期先锋文学在《收获》的萌芽。这一年《收获》发表了扎西达娃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和马原的《西海无帆船》。1985年还有一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于无形中坚定了程永新开辟新的创作原地，即推广先锋文学的决心。当时，第5期《收获》发表了张贤亮的一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很多女作家看了之后认为这篇小说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冰心还给巴金打电话，让他管一管《收获》，但是巴金看完得出的意见是：张贤亮的小说似乎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没什么问题。在这之后，程永新就决定在《收获》策划先锋文学专号。从1986年第5期发表马原的《虚构》和苏童的《青石与河流》开始，收获在1987年、1988年、1989年的第5期、第6期都以较大的篇幅集中编发青年作家的作品。巴金对于小说的辨别意识和敢于推举新小说、突破所谓“禁区”的限制的果断，都不可能不影响到程永新对于先锋文学新园地的开辟。从中也可以看到从巴金到萧岱再到李小林和程永新，三代文学编辑代际之间的融合促成文学潮流发生的重要性。

1987年，《收获》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上面是“一伙来历不明”的家伙，他们分别是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他们被《收获》的编辑们顶着“胡闹”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5期、第6期的《收获》。余华曾回忆1987年的那个秋天：“收到第5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就在程永新刚刚编辑的第4期《收获》上，发表了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这一期的《收获》是文学探索的专刊，后来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在《收获》编辑部最大的那间办公室里，余华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程永新。后来余华经常与程永新见面，他路过上海，都会由格非安排住在华东师大。

1987年第6期的《收获》发表了王朔的《顽主》。1984年的时候，程永新就看了王朔发在《当代》第2期上的小说《空中小姐》，并且被王朔讲故事的能力折服。后来王朔途经上海来看程永新，给《收获》投稿，当时小说的题目叫《五花肉》。程永新觉得小说写得很好，可题目太俗，并且与小说不契合，所以给王朔写信让他再起几个名字，最后选定了《顽主》。发表《顽主》的时候，编辑部内部并没有什么争议，审稿制度很简单，副主编是老萧岱，因为他对于当时的文学潮流十分渴望与年轻人进行沟通，所以尊重年轻编辑的决定。1987年正值《收获》创刊三十周年，这一期的《收获》刊发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精英为《收获》写的贺词，王朔的这篇小说随之也在这些作家中得到迅速传阅。在程永新看来，王朔的小说也是具有先锋意味的。这篇小说在京城的文学圈反响很大，一下子就奠定了王朔的文学地位。

格非是批评家吴洪森推荐的。1987年，吴洪森拿着《迷舟》的手稿找到程永新，说格非这个人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有大出息的。《迷舟》的修改过程让程永新感叹格非真是一个好作家。那时候的作家都会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程永新希望格非的小说少一点这种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格非拿出的小说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迷舟》在第6期《收获》发表后一下就火了。后来程永新才知道，《迷舟》是其他刊物的退稿。

苏童是程永新的大学同学黄小初推荐给他的，当时黄小初就预言：此人以后会出大名的。程永新眼中的苏童是作家中非常温和善良的人，也就是马原说的“毛病不多的人”。他重情重义，那些年月里，程永新常去南京，第一餐饭一定是苏童请客，这几乎成了一个习惯。他会在南京找到很好吃的饭店。

韩东也是经黄小初推荐、介绍和程永新认识的。当年程永新去南京，韩东坐了辆“马自达”来见他，“马自达”就是当时的三轮车。二人在茶馆见的面。韩东用轻轻的声音告诉程永新他在大学里教书，讲课有心理障碍，不能当一个好老师。后来就拿出一堆乱糟糟的手稿，是他断断续续写的六七个短篇。

与这些作家的相识，无疑为程永新打开了文学编辑的新世界，同时，程永新也凭借自己和《收获》的力量，把这些作家推到了文学的潮头和历史的前面。不过，程永新后来强调，1986、1987、1988连续三年《收获》第5期或第6期都是由他组织集中编发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稿子虽由他组来，最后却都是李小林定夺刊发的，所以实际上是李小林和程永新共同编发了这几期没叫作专号的专号。

毋庸置疑，程永新是站在文学第一线的人，他深刻体会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的变化之大与发展之快，这是中华民族想象力与智慧的一次井喷。在《收获》，程永新目睹了一大批优秀作者的成长。他认为那时候的文学圈很单纯，再牛的作家也牛不过时代，牛不过生活。在程永新看来，时代造就人，80年代中国文化人的创造力似乎完全被激发出来了。气候成熟了，中国文学到了变革的时候，到了该出好作家的时候。一定意义上，这些实力派作家其实不是程永新挑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收获》的传统，是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相处就如同朋友，甚至像亲人一样。程永新觉得，这个传统是前辈知识分子留给后来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永远都不会变。正如巴金与曹禺在历史上的交往，那是一段编辑与作家打交道的佳话，程永新也称这些实力派作家都是自己的师友，他们给程永新的东西远远超过程永新给他们的。

_{文学评论家程德培（左）与程永新}

先锋文学的推广让程永新和当时的一批青年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80年代，这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白天坐着公交车去《收获》杂志社，被人戏称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晚上，他们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一起下军棋、下围棋，还要打扑克，熬到天亮，熬得头昏眼花。深夜饥饿时，一起爬过紧锁的、摇晃的学校铁栅栏门去觅食，然后将巨鹿路675号四周的小餐馆吃遍，再饱食归来，是何等的洒脱。余华说，80年代的文学观念很像华东师大深夜紧锁的铁栅栏门，他们这些《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饥肠辘辘的时候，不会因为铁栅栏门关闭而放弃去寻找食物，翻越铁栅栏门是不讲规矩的行为，就像他们的写作不讲当时的文学规矩一样。喝醉了的苏童坐在他们中间，灵魂却在八极骛游。他大着舌头说：“你们不要太苛刻了，其实我和叶兆言一样想法很单纯，哪一天老了，身边有一大摞自己的著作，所谓著作等身罢了。”程永新觉得华东师大后门的那扇大铁门，应该陈列进文学馆，因为当年在大铁门上翻来翻去的竟然是中国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这多少为先锋文学潮流在80年代的奔涌抹上了奇异的色彩，而这种活力与自由不正是80年代的文学创作带给我们的最深切的感动吗？

_{程永新与《文学报》记者朱小如（右）}

程永新喜欢喝酒。1988年1月25日傍晚，张艺谋带着他第一次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公开试映。座谈会上，程永新第一句话便是：“我喜欢喝酒。”接下去才是：“看了《红高粱》就感觉是喝醉了。”程永新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灯光炫目的舞会上有他翩翩的舞姿；他还是位牌桌上的好手；当他一头扎进莱昂那尔·里奇的迷人歌声，现实世界就从他的视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程永新习惯一边看桌上厚厚的一沓打印稿，一边拿着土褐色的小茶壶啜饮其中的茶水。这是朋友们眼中的程永新。程永新一直认为好朋友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种支撑。两三知己，一壶好酒，海阔天空。

当然，程永新也会抱怨编辑工作是一项枯燥乏味，替人做嫁衣裳的活儿。当登门求教的人还是无名作者的时候，你可以是他的教师；当无名小卒成了名扬天下的作家，你就是改错别字的小编辑，有可能因为你当初的坦率直言而引来如今的反目为仇。他也会认为编辑就像球场上的中场发动机，应该去发现、组织一个文学潮流。程永新经历的时代刚好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顺应文学自身要求改变的自觉性，一个文学编辑就可以推动文学的历史向前迈进。回望程永新的80年代，他与作家朋友的交往和与《收获》的不解情缘在生生不息的文学潮流中让历史本身有了温度和质感。

1988年，程永新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编选《中国新潮小说选》，其中选了余华、格非、莫言、苏童、史铁生、马原、残雪等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写道：“有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大作品将在五年、十年后出现。如果这个预测没有发生偏差的话，我不想说大作家一定在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中间诞生，但我极其固执地坚信，假设中的大作品、大作家，一定是沿着他们（它们）的足迹走到一个辉煌殿堂的。”如今看来，程永新的预言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