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上海大学在1920年代（之三）：从小沙渡到南京路
吴越第三章 小沙渡
这片被工厂烟囱包围的荒野地，见证了开天辟地的事。
1. 空气中的电火花
小沙渡，位于苏州河南侧（长寿路东段两侧至苏州河一带地区。以原苏州河的一个渡口（今西康路桥处）小沙渡得名），在十九世纪中叶还是荒僻之地。上海开埠后，苏州河航运更为兴盛，两岸建起石岸，集市、村落与渡口逐渐增多。一八九九年，小沙渡地区被划为公共租界，外商和中国民族实业家利用苏州河水运方便，纷纷在此兴建工厂、仓库，增设船埠码头，开办商店，辟筑道路，形成有名的以棉纺业为主的老工业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近80万工人中有20余万是纺织工人，而全市58家纺织工厂中又有近20家在沪西小沙渡一带。
原小沙渡路路牌
潭子湾与小沙渡隔苏州河相望，原为华界义冢地，坟头林立，杂草丛生。随着苏州河南岸大批建厂，北岸的潭子湾上逐渐搭建起茅草棚，形成工人居住的贫民区。邓中夏、刘华、杨之华等上海大学师生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就设立在潭子湾三德里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里，平房前面有一块空地，俗称潭子湾荒场，被沪西工友俱乐部用作召开群众大会的会场。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刚过了旧历年没几天，凌晨五点多，天黑如锅底，朔风小刀似地呜呜刮着。小沙渡地区的纱厂已经开工了，机器轰响，灯火通明。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内外棉”于一九一一年就来华兴办纱厂了，现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十五个厂，其中十一个在上海小沙渡。凭藉着中日《马关条约》获得不平等的最惠国待遇特权和中国廉价原料、廉价劳动、优惠税率等条件，“内外棉”这时已经发展成为日商在华最大的纺织集团。
1911年7月29日在上海开设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分厂，该照片是上海分厂创业纪念留影。
此时，在内外棉八厂，一位女童工已经做了一轮夜班，支不住，歪在厂区角落里睡着了。这些厂里平时对于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听话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有两百余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的“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赏”也是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稍有不是，非打即骂，扣罚工资，甚至于有些厂里工人的大小便都要受资本家限制：大小便必须领取“厕牌”，工人共有三四千，而厕牌只有两块；成年男工总归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奸狡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作“养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地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去，使全厂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使剥削而不受反抗。……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之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四家合一间小屋，吃的是喂猪的食料。
纱厂女童工，资料照片，出处不详
日本领班很快就发现了睡着的女童工，立即把她从梦中打醒过来，当她的姐姐上前哀求阻止时，领班又连姐姐一起殴打。同厂粗纱车间的男工实在看不下去，向厂方抗议，遭到厂长三宅清一郎呵斥。
之后，为了弹压“不听话的人”，厂方索性借机开除男工五十名。消息传到内外棉株式会社所属的第七厂，以勤杂工身份在这里秘密组建了工会和党组织的刘华立刻敏锐捕捉到了空气中的稍纵即逝的电火花。他立刻与中共沪西支部负责人、上海纺织工人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孙良惠等一起，赶去向中共上海地委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当日，在潭子湾三德里“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与会者有李立三、刘华、孙良惠、项英等人。会上决定成立罢工指挥机构“罢工委员会”，邓中夏被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会上还讨论了罢工条件、行动步骤，要求全市党员紧急行动起来，参与各纱厂的罢工领导，并号召上海全体党员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为了在经济上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邓中夏在会上提出须等工人们领到工资后再正式宣布罢工。
于是，二月四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刘贯之、刘华等人，代表内外棉八厂工人，向日本厂方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反对无故辞退工人”“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六项要求。毫无悬念地，日本厂方拒绝了工人代表的要求，内外棉八厂的工人不但没有领到工资，带头的六名工人周保之、仇玉福等还被押送会审公廨。二月七日，日本领事值堂“陪审”，公廨判一工人拘禁三星期，训斥其余五人。这个判决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二月九日，邓中夏与李立三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先由内外棉八厂工人首先发难，实行罢工，再由各厂紧接着举行声援罢工。会上成立罢工总指挥部，下设书记处和联络处，负责文书、宣传、新闻、印刷、交通和对外联络等项工作。为了保护罢工领导人和维护罢工秩序，还决定成立罢工护卫团和纠察队。
下午四时，内外棉八厂工人正式宣布罢工。随后，内外棉五厂、七厂、十二厂的工人纷纷举行声援罢工。上万工人们一同关闭机器、大呼“摇班啦”，高举横幅，冲出厂门，按照“罢工委员会”的要求，乘坐工人俱乐部准备在岸边的摆渡船，过苏州河摆渡到潭子湾（那是公共租界范围之外，日本人不能直接干涉）聚集，罢工声浪，直冲云天。一小时后，上述各厂夜班工人得知罢工消息后，也纷纷前往。会上宣布成立纱厂工会，刘华为工会领袖。共产党领导上海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的序幕由此拉开，是日晚，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等厂的工人也相继宣布罢工。
领导罢工的骨干邓中夏、刘华、杨之华等原本就是上海大学的师生。罢工中，上海大学有上百名男女学生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有一部分人去搞联络，募捐等工作，另一些人拜访工人家属，说明罢工的意义，写标语和传单等等。
邓中夏与李立三、刘华、孙良惠、刘贯之、杨之华等参加潭子湾罢工工人集会。邓中夏化名邓忠，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们一致团结，坚持罢工到底就会迎来胜利。工人们有了纱厂工会这个自己的组织，都很兴奋。会后，刘华同工人领袖们在茅屋办公。上海有许多团体，比如学联，商界联合会，国民会议促进会，救济会等等，组织了后援会前来援助，带来了募捐款，派代表来慰问，荒芜冷僻的潭子湾顿时热闹起来。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大罢工的指挥部，每天都有工人群众在集会，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进步师生轮流演讲，散发传单、宣言和快报，鼓动大家团结一致，罢工到底。
这一年的早春，气候格外严酷，每天不是冻雨就是冰雪。更严酷的是警察的镇压、资本家的利诱、谣言的威胁……共同考验着这支荒场上的孤军。
每天，杨之华回到住处，来不及换下工人服，便向瞿秋白谈及这一天的工作进展。二月十一日，瞿秋白提笔撰写《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罢工》一文，文中写道：“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纱厂里二万多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了。中国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从此更深入更扩大起来了。”
到十二日，罢工的厂家已达二十二个，罢工工人总人数增至四万多人，形成了二月大罢工的高潮。国际歌雷鸣般的旋律，洒向了工厂，洒向了旷地，在四万多颗粗砺结茧的心灵里引起了毕生所未曾有过的共鸣。
2.“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机关”
日本资本家不会善罢干休。日本政府支持日本资本家百般设法破坏罢工，并举行在沪日商各纱厂代表会议，商量软硬兼施的对策。租界工部局则大肆逮捕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和援助的学生，还传讯上海《民国日报》负责人、上海大学校长邵力子，指控他同意刊载罢工消息。淞沪警察厅也参与镇压罢工活动，一再制止罢工工人在潭子湾集会，张贴布告威胁工人“安分上工”。
这是一份九十多年前的警务记录（这是《警务日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视记录革命活动的英文档案资料）秘密记载李立三、杨之华等人活动情况）：
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内外棉各纱厂的大约六百名罢工工人，在闸北大丰纱厂附近的三德里一号沪西工友俱乐部开会，由著名国民党煽动分子李成主持。李号召全体工人共同合作，将罢工坚持到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他们的要求为止，接着他宣布要求如下：一、不许日本人殴打中国工人；二、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三、八厂开除的工人均应复职，目前被拘留的罢工工人应立即释放；四、工人工资每周发放一次；五、随时退还被拖欠的工资；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会议于下午四时结束。
李成，即李立三，他嗓门大，口才好，很有煽动力，早就被盯上。二月十七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潭子湾，阻拦结队游行的罢工工人，妄图驱散集会工人群众。这个时候，邓中夏正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向与会的罢工工人解释为什么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演讲毕，正当李立三接着讲演时，大批警察冲入会场，邓中夏机警地一把将李立三拉下主席台，混入人群中。李立三脱险，二十多个工人遭到逮捕。沪西工友俱乐部被查封。
潭子湾空场上的顾正红追悼大会
李立三在发表演说
为了营救被捕工人，邓中夏与孙良惠、戴器吉紧急商议，当即率领工人代表李金生、施万才、郭永生等十六人前往警察厅请愿。刚走到恒丰路叉袋角附近，还未进租界，这一行人就被四区二分所警署逮捕，并当即转往司法科关押。邓中夏毫不惧怕，昂首挺胸走在被捕者行列中，笑着鼓励戴器吉说：“他们可以捉到我们，可是却不能打倒我们。”
一边是在淞沪警察厅的审讯室，邓中夏化名为“邓忠”，带领罢工工人代表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巧妙的斗争。另一边，罢工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几天，日商厂方损失将近一百万。资本家看到工人很齐心，又有十几个社团的支持，沪上报社也都支持和同情，这种精密的组织和力量的同盟是他们之前从未领教过的，让他们感到恐惧，激起了更大的反扑。
邓中夏和孙良惠在斗争中被军阀逮捕后，刘华一人担起了大罢工的前沿指挥，他日夜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在潭子湾的茅草棚内啃大饼、睡地铺、写标语、印传单，向全市学校筹募捐捐款，支援罢工工人，以缓解大批工人罢工后、原本贫困生活更加艰难的实情。在工人中间，刘华所到之处，都结成了一条心。当敌人企图逮捕甚至暗杀刘华的行动被揭露，立刻有一百多位工人冲来围成人墙，宁肯不睡觉，轮班守卫在刘华的茅屋周围。
二月二十一日，当时驻沪日本商会主席田边致函工部局总董英国人费信敦，写道：
“……这一运动的性质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工潮……罢工几乎流行于所有此间之日商纱厂，现已蔓延到六家公司的二十二家工厂，现大批职工（指日本高级职员和部分受骗上工的工人）在上工时遭到煽惑者的威胁，厂房受到巨大损失……这次罢工是经过周密部署的运动的第一步……那些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煽动罢工的经费，则由本市一家大学校供给。这所大学被认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机关。”
他们所指的“这所大学”就是上海大学，所谓“供给罢工经费”指上海大学学生进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所谓“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煽动罢工”指上海大学学生宣传队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真相。作为上海大学的校长，在这股风潮中，邵力子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随时到法庭去出庭。邵力子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而且在上海很有名望，如果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被捕，他就去法庭辩论，不许敌人拷打折磨他们，打官司把这些人保出来，做了许多营救工作。
3.“ 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
二月二十五日，三万多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迫使日商坐下来谈判。罢工工人代表与日本纱厂代表以及交涉使、警察厅代表会商解决罢工问题，经罢工工人代表反复交涉，多方调停，日本纱厂被迫答应罢工工人代表提出的四项条件：公司不虐待工人，如有虐待情况，可禀告工场长，以待工场长的公平解决；工人复工者，可按以前的办法；储蓄金依公司规定，满五年者可以支付；中途退职，由公司规定，如成绩优良者照给；工资可两星期一发。二十六日，签定复工协议，“二月罢工”至此胜利结束。而且东洋人在厂里向工人鞠躬道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工人们兴奋得不得了。当日复工时，各厂燃放爆竹，工人列队进厂，日本资本家还陪笑脸欢迎。
二十六日这天，“罢工委员会”在潭子湾举行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罢工工人愤怒地当面质问前来参加会议的淞沪警察厅代表，为什么还不立即释放工人代表邓忠等人。会后，各工会代表联名致函淞沪警察厅，要求立即释放邓忠、孙良惠等人。
三月一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罢工工人再次召开大会，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邓忠、孙良惠等被捕工人代表。会上推举刘贯之、刘华等人再次前往淞沪警察厅交涉。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刘华在会上展望了新生活，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让日本人低下头来，今后我们工会，第一要办平民学校，使工人子女都可上学，不收学费；第二要设立医院，作为工人临时诊所，不收诊费。第三要设立养老院，如单身工人年老时精力衰退，不能劳动，苦无生路了，就可以到养老院度过余生，不收分文。”工人们看到未来希望，革命热情更高了，不仅在沪西，还在杨树浦等地方开展了工人运动。
三月二日，上海市总商会致函淞沪警察厅，要求立即开释邓忠、孙良惠、戴器吉等三名工人代表。三月六日，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贯之与上海商界联合会代表潘冬林前往淞沪警察厅，与该厅刑事稽查处赵某交涉，要求立即释放二月十七日被捕的工人代表邓忠等人。
三月七日，刘贯之与潘冬林再次来到淞沪警察厅，与厅长常之英交涉，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邓忠等被捕工人。由于没有掌握邓忠“煽乱罢工”的证据，淞沪警察厅只好将邓忠予以释放，而孙良惠、戴器吉则仍需关押。晚上十时，被关押十八天的邓中夏终于得到开释，他与前来迎接的刘贯之、刘华等人紧紧拥抱。工人们在警察厅的门外燃放鞭炮，欢迎邓中夏出狱。
出狱次日下午，邓中夏赴三德里“沪西工友俱乐部”（查封条早已被撕下），出席罢工工人举行的欢迎会，欢迎出狱归来的工人代表。他在发表演说，感谢罢工工人为他出狱而进行的努力：
“同志们为了我而作出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将永远记在我的心中。本着这种精神，工人们必将在今后取得伟大胜利，最终战胜日本资本家。”
三月十二日， 邓中夏与李立三召集刘华、刘贯之、项英、杨之华等人在“沪西俱乐部”开会，商讨加强工会组织工作等问题。会上决定立即着手成立纱厂总工会，领导纱厂罢工。并推举项英、刘华为总工会联合办事处委员，即日开展工作。此后，各纱厂工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罢工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和工人骨干，被吸收入党。杨之华回忆说：
“我第一次看见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们那种爽快、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秋白，他说：“你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吗？苏联掌握政权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正在迅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接着又说：“的确，工人学习起来比知识分子进步快得多，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坚强的。”
二月罢工结束后的一个夜晚，一只小船停泊在苏州河北岸。这是一次秘密的入党审批会，一个年轻的工装男子，说话带苏北口音，压低的声音难掩激动，在粼粼河光中发颤。
“我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我的童年是在苏北乡下地主老财残酷压榨下度过的，从我记事那天起，我就记下了我受的苦。我娘说这是我们命苦。我一路要饭到了上海，进了工厂，又受尽东洋资本家与自家工头的欺侮和折磨。难道我们真的是命苦吗？我想不通。自从这里办起了工友俱乐部，我就像骨肉分离多年的孩子找到了亲娘，我从老师那里听到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了什么是剥削与压迫，什么是阶级与斗争。从此我心里有了一盏亮堂堂的明灯，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咱们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
刘华起身举手道：“根据这位同志的请求，以及他在罢工斗争中的勇敢表现，我同意他参加我们组织。并请同意者举手！”满船的人都举起了手。刘华向前紧握住他的手：“祝贺你，顾正红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了。”（《回望五卅》，p27,《主人》编辑部 编，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0月第1版。）
第四章 南京路
这子弹呼啸，“扫没廿世纪文明的洪水声”
1. 葛岭来信
春回大地，万物欣荣，江南景色明丽朗润。去往杭州的火车上，三个大学生入迷地望着窗外。
阳翰笙脸色不佳。前一阵，在二月罢工中日夜穿梭奔忙，几乎没怎么睡觉，身体快吃不消了。罢工胜利后，他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补功课。尽管上海大学有那么多党、团员，参与组织了那么多工人运动，但课程照样抓得很紧，白天因去社会活动而落下的功课，回来得自己补，要不然就追不上去了。春天是读书天，同学李硕勋和刘照黎准备到杭州去找个地方集中时间自修补课，也叫上了阳翰笙。经团组织同意，三人在三月初离开上海，每人凑了十来元，共二三十元，买了当时所有的重要的马列的书和文学方面的书，装在两个大藤箱里运上了火车。临行前，何秉彝特来送别阳翰笙，羡慕地说：读过的书留着，等你回来，我也要好好研读。
在葛岭山庄，他们租了三间房住下来，自修补习功课。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三人分了工，阳翰笙负责买菜，每天很早就起床，下山采办大饼、油条、豆浆和小菜，买回来就没事了，只等着吃。山顶上有个初阳台，传为葛洪炼丹所置。每当清晨日出之际，四山皆晦，台上已明，瞬息间，旭日露脸，霞光万道，红满东天，离奇变换，不可捉摸。阳翰笙每天清晨带上书包到初阳台看书，疲劳了就下山，绕过岳王坟、苏堤再转回来，吃了饭稍休息再去。学习进度很快，两三个月时间，把主要的书都读了，写了十万字的笔记。正准备打道回府时，五月二十日左右，欧阳继修接到何秉彝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书不要读了，斗争很激烈，工作人员不够，许多同学都去参加斗争，各方面都需要人，你们还是快回来吧。
原来，上海的二月罢工后，纱厂工人纷纷成立工会，声势浩大。日本资本家感到压力很大，他们集会商议，决定不承认工会，并且想了很多办法勾结英、法租界和军警镇压工人、学生。在内外棉三厂开除了几十个工人，资方气焰又高涨起来。在刘华、李立三的领导下，三厂和四厂的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发动罢工。当时棉花价高，纱价低，日本资本家扬言，你们罢工，我们不怕，我们要关厂，遂关掉了夜班。厂关了，工人闹着要上工，双方冲突得很厉害。
五月十五日，七厂工人领袖、中共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里，质问为何不让上工，一个名叫川村的大班和顾正红冲突起来，顾正红毫不退缩，对工人们说：“你不跟东洋人斗，他们就更欺负你！”川村急开枪射击，连开四枪。第一枪击中顾正红的左腿，第二枪击中腹部，顾正红重伤倒地，然后撑着旁边站了起来，第三颗子弹随即射入了他的头部，顾正红没有应声倒下，他一手缓慢地向人群中一扬，意思是不要管他，大家继续往前冲，这时，第四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二十岁的顾正红终于倒在血泊中。日方大开杀戒，紧接着有七名工人受重伤，数十人轻伤，包括女工与童工。顾正红被送往巡捕医院抢救，于十七日晨宣告不治。顾正红悲壮的死震动了各工厂的工人，很快工会下令罢工，将近一万人参加。潭子湾的俱乐部门前空场上搭起竹棚，停灵于棚内。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共产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在潭子湾为顾正红开追悼大会。追悼会上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的口号，斗争继续下去。顾正红，这位年轻死难者引起的哀悼，将使工人斗争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
顾正红生前影像
就在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上海大学大部分同学由西摩路校址，经北站转往参加追悼大会，另有少数同学带着旗帜、传单，拟经戈登路（江宁路）、普陀路前往潭子湾，却在普陀路遭到英捕房的阻拦，韩步先、朱义权、江维锦、赵振寰四人被逮捕（前一天，即二十三日，文治大学学生上街为纱厂工人募捐，学生施文定、谢玉树两人被捕）。当晚，上海大学大部队同学开完追悼会回来，得悉有同学被捕，立即召开大会，讨论营救办法。此时文治大学也派代表来联络。上海大学附中部教师、上海店员工会文书黄旭初与学生林钧连夜赶到《民国日报》社，请当时国民党中委叶楚伧出面，叶早已知道学生被捕的事，劈头就责备道：“你们又闯祸了！”林钧再三请求，但叶楚伧连连说：“呒办法。”后叶楚伧不耐烦再听，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再三说无法可想。坐在旁边的邵力子见此，劝他们不要再请求叶了，还是明天去和上海大学的法律顾问克威律师商量。
第二天上午，捕房要审讯被捕同学，当时只有外国律师才能出庭租界的法院，一早，黄旭初与林钧赶往克威律师处，请他出庭为被捕同学辩护，设法。谈正事之前，该律师先谈了半天的价钱。克威说明，因他是上海大学的法律顾问，所以和他谈案情的谈话费可免付，但要付出庭费，每庭一百两银子，而且要现付。黄旭初、林钧再三说这笔费用须向同学募捐，而同学大都贫困，连学费也付不清，希望能减少并在事后付，结果，克威只答允出庭费从每庭一百两银子减为一百元，可以缓交。克威的中国帮办徐维绘跟着很“慈悲”地表示：你们是穷学生，我的翻译费每庭四十两银子不要了。
经此讨价还价，黄、林等满以为外国律师答应了出庭辩护，一定可以把被捕同学保释出来，就硬着头皮在合同上签了字。随后，搭克威的汽车一起往会审公堂，见已有上海、文治两校很多同学旁听。公堂上的中国正审官形同木鸡，不发一言，由陪审的英国领事主持一切。英国领事问了被捕同学几名话后，就令还押，说星期六再审——星期六轮到日本领事陪审，顾正红是日本纱厂的工人，故推给日本领事去办。此时，克威律师起立，请求庭上准予保释，得到的“庭谕”是不准。
闭庭后，上海、文治两校同学群情愤激，决定发动各校同学扩大运动，组织被捕学生援助会。尽管此时已经是五月下旬，各校同学都忙于准备考试，发动起来较为困难的，可是，得知被捕同学晚上睡在不通风的潮湿水泥地板上，天微明就被“打扫”的冷水冲湿，每天仅给两次砂米相杂的冷饭，全天要点名二十次，稍有缓者就被鞭打，不准看视，不准传递衣服食物及信息等虐待的情形，援助会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
2.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五月二十七日夜，西摩路，上海大学女生宿舍。晚饭后，来自湖北汉口的二年级女生丁敬先正在灯下读书，她是个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的“乖乖女”。虽身处风暴中心上海大学，但交往的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女同学。忽然一位大姐走进来，劈头就问她们，是否知道纱厂的日本老板打死工人顾正红的消息。女生们认出是向警予大姐，纷纷围拢过来。有人怯怯地说，这件惨案发生，全校师生都愤激，可除了纷纷议论和痛骂一番外，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向警予于是说：“今天日本鬼子杀死我们的同胞顾正红，明天就会杀死我们，杀死全国的人，这样大的事情，我们能坐着不管吗？”她炯炯有神的双目发射出悲愤的火焰，右手握拳用劲挥动着说：“我们要救国救同胞救我们自己，我们要行动起来！”这时大家都不自主地站了起来，也挥动着拳头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
五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丁敬先等四个女生跑到杨之华、张琴秋等同学住的另一间女生宿舍里，在“支援工人罢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同胞顾正红报仇”的宣传队名册上签了名，立刻就组成了一队，一共六名女同学，拿着标语传单，背了一条长板凳，拿了一只铜铃来到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贝当路（今衡山路）一带，沿路拣选没有巡捕站岗的地方，轮流站上长凳演传演说，一面把标语传单散发给群众，一面就向墙壁上粘贴。当群众越聚越多，有的还和她们一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巡捕就远远地赶了来。可是这几个女生很机警，事先分两个人四面望了望，一看到巡捕，就跑过来打一个暗号，即刻背起长凳分散地向横马路转弯跑去。奇怪的是，中国巡捕只把群众驱走，并不来追赶她们，或许也是有心放过一马。于是这个小分队就这样分散了又聚合，聚合了又宣传，或者是粘贴标语传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不知走了多少远的路程，直到下午三时余方才辗转地回到学校，但这时女生们都兴奋极了，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与力量。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上海地委闸北部开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与会者有：代表工会的李立三，代表上海执行部的恽代英，代表店员工会的郭景仁，代表学联的梅电龙（龚彬），上海大学的代表黄旭初等，此外还有蔡和森等人。李立三首先报告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情况，说工人只能再支持两星期，日本资本家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故意不理，如果不动员社会上其他力量压迫厂方和工人谈判，罢工可能会完全失败。接着各方代表介绍了有关方面的发动情况，大家都觉得扩大运动有困难。恽代英提出：如果要扩大运动来支持工人的罢工，应当动员所有的党团员上街讲演，发动群众。但陈独秀不同意。陈独秀认为，现在是国民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由党团员单独干；而且上海的党团员不过百余人，不够扩大运动。
经反复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后天，即五月三十日，将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成败便在这一天。因为三十日是被捕学生审讯的日子，如果日本领事会审后，准予保释，学生就发动不起来了。而六月二日是工部局纳税外人会开会通过所谓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和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的日子，这些提案不但有损中国主权，而且也危害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发动学生上街讲演，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作鼓动，是可能把工人的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时间急迫，现在离三十日只有一天了。会议最后决定，明天二十九日做最后一天的努力，发动工人、学生于三十日上街演讲。发动办法：学校内有共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或国民党组织的，由中共上海地委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分别各自通知所属的党团员，在校内召开学会大会，由工人代表介绍罢工工人苦况，学生代表讲被捕学生苦况。游行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为顾正红烈士复仇，反对越界筑路，收回治外法权，厉行关税自主等等。
接下来的四十八个小时，一场肇始于小沙渡纱厂的事件，蔓延到了租界十里洋场的最黄金地带，进入全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
五月二十九日，清晨，向警予托一名男同学带信，让上海大学的女生们到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室。丁敬先和另三位女生即刻动身前往。环龙路44号是一栋一楼一底、门前有着小花圃的洋式住宅，进去后看到向警予正伏案写东西。向警予请她们坐下，说明任务：“现在杨树浦的工人们已经罢工几天了，请你们代表上海女学生去慰问他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坚持支援。这是一封介绍信，介绍你们去……”说着就递过来，指着介绍信上最后一句：“致敬，有义气！”她笑着问道：“你们懂吗？”女同学们摇摇头，向警予拍着丁敬先的肩头亲切地说：“工人们最讲究义气，你们千万不要说一些文绉绉的话，使他们听不懂，杨树浦很远，你们这就去吧。”
丁敬先来到这家工厂。进入厂区，便看见在广场上一间很大的屋子里坐满了男女老少，人人面含悲愤、但却很有秩序地静静坐着那里。靠左边墙壁布置着小小的主席台，两位带她们进去的工人负责人向工人们介绍了她们，请她们上台讲话。台下响起了一阵雷轰般的掌声，可是女生们激动得连话也讲不出，只有丁敬先上前说了短短的几句，她还记得向警予特别交待过的字句，于是颤抖着说出“我们大家都是有义气的”，就在这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呼声从台下发出。出来时，丁敬先才知道，这些工人已经饿着肚子几天几夜不睡觉，还有抱孩子，孩子饿着哭的……
二十九日这一天，在上海的各处，都匆忙走动着一些身影，传递着至关重要的信息。就在丁敬先前往杨浦的时候，何秉彝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梅电龙正在去往吴淞镇的路上。在上海所有高校中，地处吴淞镇的同济大学最为遥远。而他们的目的，则是要联系同济大学的党组织成员何志明等同学，发动同济大学全校同学参与五月三十日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收到通知后，同济学生会的负责人商议决定，晚上七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团结全校学生共同参加战斗。同济大学机师科的尹景伊担作演讲游行副领队，负责督促、调度。他深入各个宿舍，通知每个同学参加会议。大会直开到深夜十一点。会后仍有同学做标语、彩旗等，彻夜无休。这一夜，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中的华侨学生陈虞钦心中久久回荡着白天刘华在南洋公学所报告顾正红被害经过以及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状况。南洋公学已经连夜组成了17个宣传演讲队，即将于次晨一早出发，陈虞钦也在其中，领队因他年轻较小（17岁）劝他不要去，他急得眼泪也流下来了，“国势不振如此，吾等岂能坐视不救耶！”
3. 枪声响起时
五月三十日，太阳升起，一天拉开了序幕。
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上，上海大学教员、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编辑工作的郑超麟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上下楼，早饭后，蔡和森用一种似乎是很平淡的语气告诉他说：“超麟，你没有事情可以到热闹马路看看，今天各学校学生要到租界里去宣传。”郑超麟浑身一凛，立刻穿了衣服往租界走去。蔡和森虽没有明说，郑超麟已经明白了这是中央决议的一件大事——上海各学校学生联合组织在租界上示威游行支援工人罢工，到租界去宣传和动员。在此之前，上海大学党支部已经动员几次学生上街宣传了，如国民会议事件、孙文逝世事件，援助罢工事件，但那都是在中国地界的街市上；也召集了几次群众大会，而且游行示威，但那是在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还从未在租界范围内演讲、开大会和示威过。进租界讲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游行指挥部设在望志路（兴业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高尔柏坐镇在环龙路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有三十个大学生左手贴着橡皮膏（这是一种暗号）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与传递消息。演讲的地区，划定苏州河以北的租界，由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等校负责；苏州河以南的租界，由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校负责。上海大学负责南京路以南，由黄旭初指挥。
商定在租界的演讲是从三十日下午一时开始，但二十九日李立三到南洋大学、复旦中学、同文书院作动员时，说成是上午，所以三十日早上，其他各校还未出发，传单也还没有印好，徐家汇方向的上述三所学校已经出发了。他们进入租界，前往指定的地区演讲，并在在闸北景贤女中设立指挥部。总指挥部见此情况，即发出紧急命令，一面令南洋大学等三个学校的同学下午继续演讲，一面令各校提前出发。
下午，上海大学的示威游行队从西摩路出发，至南京西路直向南京中路行进。沈雁冰（茅盾）与孔德沚、杨之华等，与上海大学的学生宣传队走在一起。这时共他各校的游行队伍，还有工人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滔滔而来，齐向南京路汇合。同济大学路途最远，出发最早，全体同学于这天上午八时齐集操坪，编队出发到吴淞镇，乘火车赴沪北站下车，于此时经浙江路到达南京路，是最后到达的一所大学。
七十年后，德国的近现代史学者奥斯特哈默这样描述他观察到的历史现场：“满怀民族主义信念的大学生、专横跋扈的准殖民统治者、热衷示威抗议的工业无产者，以及对外国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特权越来越不满的中国资本家：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这场事件中的抗议力量。”（《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p12,【德】于尔根· 奥斯特哈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所有大学全部到齐。霎时，刷地一下，如通电般，各校的旗帜竖起来，在风中猎猎掣动。排头的“上海大学”四个字尤其耀目。 这些时日以来，上海大学师生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运动中特别活跃，故每当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大会或游行示威，上海大学队伍必居前列。游行示威时，群众也把上海大学的队伍看成是核心的队伍。上海大学的队伍未到，大家都要等上海大学的队伍；上海大学队伍的旗帜未竖起来，大家的旗帜都不竖起来，反之，上海大学的旗帜一竖，大家的旗帜都竖起来了。当时的全国学生会，也是以上海大学为旗帜的。
突然，人群中传来一个消息：就在头一天，在山东的港口城市青岛的一家日本工厂，警察开枪打死了数名罢工工人。学生们的情绪激动起来了。不一会儿，街边、电线杆和电车上便贴满了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把上海还给上海人！”“抵制日货！”“反对扩大公共租界！”
五卅反帝传单
沿路巡捕见这股人潮的力量太大，已经失去阻断的可能，只能眼睁睁看着队伍高举旗帜和写着口号的横幅走过街头。从西藏路到先施、永安公司那一段最热闹的市区，是示威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声浪震天。演头演讲，散发传单，高呼：“释放被捕学生”“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
南京路先施公司旧影
丁敬先走在前头，当行至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附近，突然从老闸巡捕房（老闸巡捕房属于公共租界的一个分捕房，建立于1903年）内冲出了英帝国主义者的陆战队和几十个英、印、中巡捕，挥动着枪杆木棍，冲进游行队伍，勒逼人群解散返回。这更激怒了游行的队伍，学生们一面坚持前进，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同时市民们也从四面聚拢来，越聚越多，霎时间把一条南京路拥塞得水泄不通。这时巡捕还在继续抓人，围观的市民们怒吼：“不要再抓人了，要到巡捕房，我们就一齐去。”说着，人们就跟随被捕学生一起涌进老闸捕房。英国巡捕们大喊“这里是租界”，立刻四周响起中国人的回呛：“什么租界不租界，你们每年究竟出了多少钱租费？上海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是主人，不许你们再横行霸道。”
在老闸巡捕房门前，口号是最响亮的。演讲没有停止过一刻。当日的演讲者，至少有四百以上，共计三十八组，每十人为一组，设组长一人。每组中只有要一人被捕，全组必须同往，改以他组继续补充讲演。各组均有“学生讲演团”的旗帜及传单，并不约而同、争先恐后集中于老闸捕房门口讲演。下午二时，巡捕房里已经关不下了，先后鞭打足踢驱赶释放了一百多人，但是陆续还有被捕的学生和市民被送进来。这时，巡捕房门口已经出现了荷枪实弹的英国、印度和华籍巡捕，先施公司的高楼上也架起了机关枪，还有一部分武装力量集结在铁房子小菜场，一场镇压已被部署好。带电的云在人群上空悄然聚合。
1925年5月30日，上海老闸捕房门口
在捕房的甬道口，何秉彝冲在最前面，他带了几个会讲英语的演讲队员，质问外籍巡捕，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打人、捕人。英国巡捕艾弗森（由于巡捕长麦高云（Kenneth McEuen）周末休息（他因这个决定而被革职），老闸捕房的行动暂由巡捕艾弗森（E.W.Everson）指挥。）用枪口抵着何秉彝的胸口逼他后退，但他很坚决，说不把被捕学生交出来，决不后退。枪都不管用了吗？死亡威胁都不奏效了吗？艾弗森难以置信。上司休假前告诉他，遇到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下可以开枪。艾弗森的手指找到了扳机。
何秉彝从胸腔里发出大喊：“同胞快醒！”话音还未落地，枪声响了，不是一声两声，是一排枪，又一排枪。哒哒哒哒哒哒哒。
枪声响起时，同济大学学生何志明在人群中恰好被一倒卧的黄包车绊倒，倒地之前，何志明亲眼见到是站在捕房门口的英国巡捕头子（即艾弗森）先鸣一枪，旁边的印度籍捕头举枪向群众放一排枪。其余群众急向行人道和商店跑去。一颗子弹从何志明近旁飞过，空气被划开一道灼热的弧线，他下意识向旁边一家水果店躲避，摊上瓜果倾翻覆地，回头再看时，地上已是血泊一片，十一条生命瞬间被夺去。何志明在倒地的人体中认出尹景伊和何秉彝，那都是刚才还站他身边的活泼年轻人。据后来的医学记录：尹景伊身中三弹；何秉彝的肺部被子弹穿透；陈虞钦被击穿了肠子。
五卅惨案部分牺牲者，中间三人姓名不详，右为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左为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
枪声响起时，沈雁冰、孔德沚（孔德沚，沈雁冰夫人）、杨之华三人正走到先施公司门口，忽然听得前边连续不断的枪声，潮水般的人群从前边退下来，三人被挤得站不住，只好走进先施公司，随后又有几个学生也进来了。其中一个愤怒地说：“巡捕开枪了，岂有此理！”周围人群中有的在低声描述刚才的一刻：有个学生，当时正冲在前面喊“同胞快醒”，被英捕头以手枪抵住其胸口开了一枪，当即死了。还有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在群众中不及奔避中弹倒地，但尚未死，英捕头瞄准他再放一枪，于是气绝。而后才知道，这些人说的就是上海大学的何秉彝和南洋公学附中十六岁的学生陈虞钦。杨之华焦急万分，遍寻出口要到现场去，可是这时先施公司为避乱已经拉上了公司大门铁栅门。杨之华看到先施公司职员中正好有一位姓孙的，是熟人，于是找他引路，从先施公司的后门走回大街上。
当日上海大学师生因领导全市民众与帝国主义搏斗而致死伤者近百人，被拘捕者达五百七十余人之多。
惨案发生后在街边围观的群众
枪声响起时，丁敬先也在南京路的大街上。一刻钟前，枪弹如骤雨般向街道上飞射，从丁敬先的视角看去，后退的人群潮水一样向四面汹涌开来。她竟然不知畏惧为何物，仍向子弹发射的方向奋力奔去，可是人群如万马奔腾的巨浪，将她席卷到东又席卷到西，她被裹挟其中，无法自主。当丁敬先终于能够勉强站定，举目一看，她已经被人群带到了浙江路转弯处一家货店的门口。她立刻发足，再次向南京路奔去，可是刚到路口，她忽然有些认不出南京路了——方才还人山人海的马路上，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万国商团的骑兵在马路上来回驰驱，马路上全汪着水，好像被水淹过，后来才知道，放枪之后，巡捕又拿自来水橡皮龙头冲击人群。南京路安静得可怖、空旷得异常，就像是一只向着天空散大的瞳孔。丁敬先正要向马路走去，突然背后一只手把她往后一拉，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耳语：“赶快回校集合……何秉彝同学被打死了……受伤的同学还没查清楚……你，快回校……”抬头一看，是上海大学的两个男同学，他们不等她回答就掉头去寻找另外的同学了。
枪声响起时，老闸捕房里面，关押了几十名讲演的同学的捕房如教堂一般严肃，南京路上传来的四十余响清晰可闻，有被关押学生在后来的回忆中把这子弹呼啸称为“扫没廿世纪文明的洪水声”（《我的被捕情形及感想》，作者署名“鹤鸣”，《上大五卅特刊》第三期，1925年6月30日）。这洪水把捕房吞没。
更早一些时候，郑超麟（郑超麟（1901年—1998年），福建漳平人，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家、思想家，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之一。1923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1924年被派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所著《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上海大学教员）和俞秀松（俞秀松（1899～1939），又名寿松，字柏青，化名王寿成，浙江诸暨次坞镇溪埭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和陈独秀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5个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创始人。）在南京路浙江中路口一家著名茶楼五云日升楼下不期而遇，随后一同前往北浙江路会审公堂，又走回南京路上。行至先施公司附近，看见人特别多，且人人面容紧张，纷纷议论着：刚才在老闸捕房门口开了枪，打死好多学生。俞秀松和郑超麟立刻逆着人流往老闸捕房门口去，看见的是地上的血迹——死者已经被搬走了。
惨案发生后，上海租界实施戒严令
枪声响起时，李硕勋、刘照黎和阳翰笙在两百公里外的杭州葛岭山庄，正是响应了何秉彝十天前来信的召唤，他们已在收拾行装。报章噩耗传来，三位同窗沉浸于巨大的悲痛，第二天就赶回上海，立刻投入到学生总会的彻夜工作中去。
何秉彝牺牲时身负四伤，惨不忍睹。他是四川彭县人，生于一九○二年。他原是大同大学理工科学生，不久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工作一贯积极，勇敢，坚决，热情，用功，每次谈话都慷慨激昂，无论在工人补习班还是俱乐部工作，都全身心投入。
图为何秉彝摄于1924年的照片
一九二五年初，何秉彝担任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秘书、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不分昼夜为革命事业奔忙。老家来信，要他回来过暑假，何秉彝回信是这样答复的：
“……想于暑假中回去望望家庭景况了。但是这不过是这时在这纸上所说的话，心里顿然是想回去望望，其实事实却使男不想回来的。因为觉得回来也不过只会上大家相见见面，大家高兴两天就莫了，就这也莫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上海，三四个月之久，学识上要得多少底益，工作上要做多少底事，有此两端，所以又不愿意回来。把这时无味的热情抛弃了，所以回来还是此话，预定在三年毕业后回来也不迟，或是毕业后，因他事羁身，以至于迟延到五六十年回来，想来也是不要紧的。”
男 秉彝磕头
三月廿九号（此信写于1925年）
字迹犹新，天人永隔。谁能想到，放言“三年毕业后回来也不迟”的出川青年已经提前走完了他的一生。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