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一个激情四射的年代——罗达成与他的《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
陆幸生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两种意义:一个这本身就是一部相当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一个它也是反映中国最红火的一段报告文学的史料,具有报告文学和史料的双重意义。
——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的点评
“准点”开始殚精竭虑的十年岁月
在封面照片上,鬓角灰白的罗达成目光平视,稍稍凝眉,他的视野似已投放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罗达成从来就是入世的,迎风伫立,或暖春或寒秋,这个姿势就没有变过。我相信,在他的视野远处,不论是哪个季节,不管是何种风景,那里都站立着一个人,这就是梅朵。
封面上三行大字: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八十年代”点明巨变时代,“激情文坛”所指忘我精神,“我在文汇月刊十年”是个人经历实录。这本书钩沉往事,呕心沥血地书写了《文汇月刊》的那些人、那些事,大纛飘拂,众志成城,是八十年代造就了像梅朵、罗达成这样一群为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献身的编辑和作家。
那个时节,中国文坛的小说正盛开“重放的鲜花”,诗歌却在“朦胧”,报告文学则以“哥德巴赫猜想”的名义,开始歌颂中国知识分子的主题,“同时也在表示对过往知识分子作矮化处理的反思与否定”,有了说“不”的权利。在1957年的运动中,正值盛年的梅朵被彻底打翻在地,先后送到外地农场或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多年。1979年,梅朵获得平反回到报社工作,第二年,文汇报决定创办《文汇月刊》,由他挂帅。在六十岁这个本该退休的年龄,梅朵重新披甲上阵。
上世纪80年代的梅朵
重回文汇报的梅朵赴京走访文坛老友。图为在冰心家。
八十年代,梅朵与铁凝(右)、孟晓云(左)。
圆明园路文汇报大楼的文艺部与《文汇月刊》近在咫尺,只相隔一层楼面。梅朵看准了“异类”罗达成的创作势头,在相遇时候频频发出呼唤:你要得到充分发挥,就“到《文汇月刊》来,天地广阔,你大有用武之地,将来一定前途无量”。面对“无量”诱饵的无限诱惑力,罗达成犹豫再三,冒险决定,离开稳定、宽松的《笔会》,到报社“很有争议的梅朵那里去”,到充满活力却又相当动荡的《文汇月刊》去, “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后果难料的‘赌博’”。
罗达成上岗,但他没有想到,紧跟在“前途无量”的后面,却是梅朵的“疯狂折磨”。梅朵强势,根本不按规则出牌,既要他组稿逼稿,又要当救火队员,飞赴外地撰写重大题材,压得人连喘息的机会几乎都没有。
1980年11月初,罗达成刚从福建组稿回来没几日,椅子还没坐热,梅朵就要他“回去拿点衣服,抓紧出发”,五百元出差费已经从财务处“替你借好”了。1981年将出版《文汇月刊》正式创刊的第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但原作者却因“特殊原因”不写了,梅朵要罗达成“救场”去北京,配发文章在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事先毫无征兆,也根本没有商量,罗达成“脑袋顿时像炸开”,而梅朵则“坐下来”,给他解释这个“救场”非你莫属:你是分管报告文学的,又是写报告文学的,你不去“救火”,谁去?如果能在短时间里抢出来,又有质量,有分量,这既能证明你的潜力,又能造成较大影响,这个机会有多好!你要“放手一搏”。梅朵接着又春风和煦地表示:家里如果有问题,“我给你爱人打个电话”,“或者写个纸条”解释一下。
到北京采访李谷一,这是罗达成的第一次坐飞机出差。他人到北京,梅朵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就立即追到北京,说话口气完全变了,像是在跟一个新闻“菜鸟”对话: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要“头脑始终保持清醒”。
罗达成如期完成任务。1981年元月,作为《文汇月刊》第一期第一篇打头的报告文学,就是罗达成的《你好,李谷一!》。梅朵对稿子很满意,他特别赞赏结尾文字的分寸感,最后还提笔加了一句:“亲爱的李谷一同志,你好!祝你一路顺风。”这篇诠释封面人物李谷一的文章,刊出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产生了梅朵所期盼的社会反响。
1980年1月,文汇报推出《文汇增刊》创刊号(左图);1981年1月,《文汇增刊》正式定名为《文汇月刊》。李谷一成为这一期的封面人物。
当年秋季,罗达成到武汉组稿,“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他,波澜不惊地看了一场中国足球的电视转播。谁知,比赛那天,身在北京的“绝对球盲”梅朵,却是到球场看了这场比赛的,回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激动得不得了,沙哑着嗓子,大喊大叫地说:‘这是最大的热点,最大的卖点,我要让罗达成马上去写,下一期刊物就要用!’”梅朵给罗达成打去电话,“完全自说自话”的声音高亢激昂、不容置疑:赶快去采访!十二期刊物上做头条!给你留好一万五千字篇幅,标题就叫《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三个惊叹号砸得他晕头转向。
当时连“角球”“界外球”都不明白的罗达成,火速抵京,到中国足球队龙潭路营地连续采访了五天,食不知味、夜不成眠地赶稿。拿到稿件的梅朵喜不自胜,他特别喜欢文章开头的那一节:秋夜。1981年10月18日的夜。中国仿佛是着魔了。聚然间,在这块喧腾而富有生气的土地上,似乎一切都悄然隐去,一切都黯然失色,唯有当晚要进行的一场中国——科威特足球赛,才是一切的一切!
作为“国内最早的关于足球题材的报告文学之一”的《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于《文汇月刊》第十二期刊出;其后,《体育报》从元旦开始,分两天全文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
《文汇月刊》创刊第一年报告文学专栏的开篇和收官之作,都是梅朵出题,逼迫罗达成限时限刻完成的。罗达成对梅朵 “逼上梁山”、“倒计时”式的写作逼迫,曾经恼火到当面发泄不满的地步。但也正是这两篇刻不容缓的“命题作文”,逼着罗达成真正学会了“火线”采访,学会把握题材和拿捏分寸,让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日后的罗达成这样写道:在仓促和磨难中,带着深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夜兼程地赶出稿件,且产生反响后,我对没有退路的“梅式”逼稿满怀感激。
罗达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
也许,这是上天特意做出的安排和对比:同样的年龄,却由两个时代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三十七岁的梅朵,潸然俯首,挣扎在劳改农场的路上,而三十七岁的罗达成,碧空长天,迈进了《文汇月刊》的大门。历史要回眸,现实在祈求,罗达成就这样 “准点”到达了八十年代《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一线位置,在转折时代的结合部,登高四顾,从此开始殚精竭虑的十年岁月。
温水瓶性格的人,外表冷峻内心火热
梅朵对《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目标是“做大做强,强到在全国最具影响力”,他的做大做强有量化指标:每期发表报告文学的篇目最多,还要成为被报刊转载篇目最多、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得奖篇目最多的刊物之一。梅朵志在“三多”,但是不要“之一”,他对罗达成命令式地说:“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之一’也去掉。这个’报告文学专栏’,就应该是全国最牛的,影响最大,首屈一指”。
梅朵约稿的急,逼稿的狠,梅朵对办刊追求的不屈不挠,有着切身之痛的煎熬渊源。“没处躲”的梅朵犹如一团火种,点燃了罗达成,他也开始燃烧,且越烧越旺。“没在《文汇月刊》报告文学栏上发表过作品,算不上报告文学作家;没在这一栏上做过头条,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作家”,这句话的版权属于梅朵,也是罗达成的工作指南和约稿标准。“外边的人,没法躲开梅朵,我们这些在他眼皮底下的人就更没得说了”,罗达成的生物钟开始“混乱”。
梅朵即便生病住院,也从不放松对部下的要求。这是1982年元旦梅朵写给罗达成的信。
当年的老朋友这样描绘罗达成:初次见面,他的精干睿敏以及由职业自信支撑的张扬多少让人感到威严和冷峻;逼稿时刻,他就像放高利贷主豢养的收款人那样的狠角色;但在多少年之后,这位“温水瓶性格的人,外表冷峻内心火热”,“相当有水平的编辑,很受领导器重,对同事、对作者都很热情”的罗达成,始终让老朋友们感怀在胸,似那坛越陈越醇的上海老黄酒,感觉“唯兄的友情长留心间”。
罗达成书中回忆他与舒婷的友谊“充满争吵”。这是1987年,他与舒婷摄于上海。
八十年代开头那几年,罗达成至少给肖复兴打过一两百个传呼电话,而成功率仅三成左右。那个传呼没有半个小时很难拨通,打通了等传呼到肖复兴又要十来分钟。等他人来了,话筒却在别人手里,排队打电话的人根本不让一个电话长时间地空等占线。没奈何,肖复兴只能在边上等着,等罗达成再碰运气打进去。肖复兴真切回忆道:总听见你第一句话是:“肖复兴呀,我打电话找你可是好多次了,你的稿子写得怎么样了?”
1982年12月初,肖复兴刊登在《文汇月刊》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获得1981—1982年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在通了三年电话和信件后的1984年,肖复兴要去大陈岛采访一批自1950年就在那里开发建设的一批老知青,请罗达成帮忙在上海解决住宿和去大陈岛的船票,他遵嘱一一办好,并亲自到火车站接站,这是罗达成和肖复兴的第一次见面。肖复兴这样回忆:在上海火车站的人流如织中,达成接的我,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却一眼认出彼此,似乎相识多年,他乡遇故知。然后,我们一起穿过丽宏诗中说过的“举着鲜花穿过”的南京路,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丽宏。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文字和朋友之交。
1988年,罗达成与肖复兴(右)在庐山参加笔会活动。
对于改革题材,陈祖芬犹如“一头生机蓬勃的幼狮,抱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绣球”。陈祖芬的“不借以健康为代价,忘我工作”,使得同龄的罗达成与她“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整个八十年代,我给祖芬至少发过三四十份电报,打过六七十个长途电话,写过一百几十封信”。有一年,陈祖芬闭门在上海新乐路老家写作,急需一本参考书,让罗达成买好寄去。他立即办理。陈祖芬收到后复信致谢:这本书太好了!今天上午到的。我这几天确也没有时间上书店,所以只好求助于你了。不过钱还是要还的,请一定收下!“这本书的代价,哪里是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呢?”
1981年的陈祖芬写了十一篇报告文学,八篇都给了《文汇月刊》,以表示她对《文汇月刊》的“压倒性支持和忠诚”。《文汇月刊》高频率、高规格地推出陈祖芬的作品,刊物与作家相互支持、共生共荣,以最大可能把彼此的影响扩大到极致。
仅1981年,陈祖芬就给了《文汇月刊》8篇报告文学。
但是,罗达成对稿件绝不通融,即使是老朋友和名家的稿件。诗人北岛写来舞蹈家崔美善的报告文学,罗达成读后感觉: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报告文学,在发表线以上,但是稿子“没有写出北岛水准,没有达到我‘朦胧’中所设想的高度,而《文汇月刊》所追求的,不是中不溜秋,而是拍案叫好,我们苦心追逐的是名家名作”。罗达成提出修改意见,北岛修改后回复:我已把段落衔接处作了一些改动,若还有什么毛病的话,由你帮我处理一下,我实在无能为力了。然而,罗达成不达目标决不罢休,北岛后来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
罗达成知道,自己将北岛逼得好苦。为表示“歉意和心意”,1982年2月号《文汇月刊》刊发北岛的《在帷幕后面〈崔美善的故事〉》,给这篇报告文学处女作以足够礼遇,一万两千字的文章,未再删改,破例配发五张崔美善的照片,版式处理舒展,并请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周慧珺题写了标题。
多年后,上海一位女作家看到罗达成文章里的这段故事,很是惊讶:你真牛,北岛的稿子也敢退?罗达成反问,为什么不能退?这就是文汇月刊的做派和气度,“不少朋友曾批评过我,太过认真,六亲不认。不知道这算是优点呢,还是缺点?我总在想,友谊不是迁就,标准不能通融。朋友是两个人的事,而稿子除了作者和编者外,还要面对《文汇月刊》的二十万订户,和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读者”。
2015年,罗达成与阔别32年的北岛重逢于上海。
三十二年后,罗达成与北岛在上海重逢。罗达成写道:我们两个瘦长条子,都没从对方身上发现“新大陆”。我说:“振开,你没变,还那么瘦。”北岛接口道:“你也是呵,没变。”
1983年底,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的《胡杨泪》,寄到罗达成的手中。他读后,感觉“极具震撼力”,要求作者“马上送审”。孟晓云回信:往哪儿送呢,没有一处是全部了解他的全部经历的。出于编辑对于作者的信任,罗达成展示了自己强硬的职业个性,他说:我常常网开一面,特别是对有影响的名家,我相信他们的认真负责,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对于“送审”程序,罗达成非常清楚,如果要求一律送审,有些报告文学就不可能问世了,“我最大的能耐,来得及就送审,来不及就拉倒”。《文汇月刊》1984年4月号上发表孟晓云的《胡杨泪》,文章影响极大,冲击了人们的心灵,由中组部批转全国,掀起一场学习热潮。这一期刊物供不应求,报社加印十万册简装本《胡杨泪》以供应市场。孟晓云的成名作《胡杨泪》,毫无悬念地获得了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1988年春,报告文学作家(右起)罗达成、孟晓云、陈冠柏、麦天枢、江迅在南京古城墙上。
文里文外,罗达成真诚如一,互文互质,编辑作家互为镜像。罗达成既凶狠逼稿,又有求必应,是他早已把自己的结局向所有人明示了:编辑们逼稿,也是无奈,版面上没有名家压阵,那该轮到我辈编辑们跳海跳黄浦江了。
1985年冬,作家张辛欣(左二)来访,梅朵(中)与《文汇月刊》同仁罗达成(右二)、周玉明(左一)、周嘉俊(右一)摄于文汇报社顶层。
惺惺相惜老朋友,相互“威胁”老对手
在“《文汇报》氛围最好的时期”,作家认可有坚持的编辑,编辑也认可有坚持的作家,彼此“满脸充满阳光的笑”。《文汇报》氛围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坛氛围最好的时期。当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对题材和名家的激烈竞争是全方位的,彼此重友谊,拼实力,谋发展,携手攀登辉煌的最高峰。
1983年元旦,在无锡疗养院的梅朵给罗达成写信,转述了读者的建议:写文体明星,有读者,有市场,但这不应该是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更不是它的全部。作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不能仅满足读者的一般需求,还应当引导读者的阅读趣味,开拓题材,直面各条战线各个层面生活,写改革家,写小人物,并敢于揭示社会矛盾。梅朵对罗达成提出更上一层楼的要求:“我希望1983年成为你创作上的新的起点,一定要写出有些分量的作品!对题材要努力开掘,展现思想上的光芒!”
图为罗达成在《文汇月刊》编辑部的唯一的一张留影。在这间逼仄、凌乱的办公室里,他工作了十年。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1985年春天,《北方文学》来上海组稿,相识六年的组稿编辑找到罗达成,诚心相邀他赴北疆写稿。离沪后的编辑三天一封信、两天一个电报或电话地“骚扰”。这次轮到罗达成感叹了,他这个习惯对别人搞“精神轰炸”,穷追猛打,动辄霸气喊出“不交稿子来,就交脑袋”的人,这回也被人家如法炮制“轰炸”上了。编辑同样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先邮给您五百元,作为你采访旅费;望您抓紧才好,我全靠您了。
六月,罗达成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采访杨士勤校长。整个采访持续一个星期。十二月,罗达成完稿,寄给《北方文学》,信中述说“写得太苦了”,“态度好是一回事,稿子质量是另一回事,还是你先看稿子吧”。第二年《北方文学》四月号刊出罗达成的《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
梅朵对部下有要求:“当了编辑就不写东西,算什么作家?拿不出好作品,怎么能跟别的作家平起平坐,在一个高度上对话?”但梅朵又明示,实行稿源“垄断”,本部门作家的作品“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曾当场截下罗达成一篇准备外投的稿子,看完后自说自话地告诉他:“稿子已经发排了,还是留在我们自己刊物上用吧。”大家理解梅朵的“规矩”,但不愿绝对遵从,总是在自己刊物上发表东西,瓜田李下,那种感觉并不好。这一次罗达成将自己的“转轨之作”投给了外刊,有些“偷偷摸摸”,事先没敢让梅朵知道。事后,《一个成功者与他的影子》被评为1985-1986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奖,罗达成记得,“梅朵嘟嘟囔囔,对我很不满意”。
当年的三个月后,罗达成又“撞上”一个关于中学生“早恋”和青春期躁动的重大题材。上海某重点中学一位十五岁女学生,因“早恋”被校方发觉,遭到简单粗暴的对待,两次自杀,最终死亡。这个以死抗争的血淋淋惨痛典型,足以警醒家长、学校以至整个社会,唤起人们的良知和焦灼。从盛夏到初冬,罗达成花了四个月时间,完成采访和写作。这是他“写作以来最投入最认真的一次——带着沉甸甸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写作,这种压力让人寝食不安。我以沉重、悲愤的感叹,写下最后一节文字:一个太过年轻的生命远去了”。
《文艺报》报道了上海罗达成正在撰写这样的稿件,《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周明在第一时间向他“索稿”:“希望这篇东西一定能给《人民文学》,不要给别处。”罗达成则留有余地地回应,“你是第一个跟我要这篇稿子的,我记住了”,“我要跟老梅先打个招呼,免得他觉得我吃里爬外”。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罗达成去北京组稿,都是请周明帮助安排住处的,且周明周到,每次都来饭店看望,又向他约稿:“现在办刊物日子很艰难,让我们互相支持和帮助吧”。
如果说,梅朵是《文汇月刊》的符号,周明则是《人民文学》的符号。周明赞誉梅朵“是个组稿能手、高手”,梅朵夸奖周明“没有他抢不到的稿子和搞不掂的作家”。那么,梅朵能否同意罗达成被周明“搞掂”呢?身在夹缝里的罗达成知道,这样分量更重的稿件如果悄悄外流,梅朵一定会大发雷霆,甚至翻脸。他试探着与梅朵打招呼,准备把这篇稿子给《人民文学》。梅朵感慨地摇头,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要把这种大题材给人家?你自己把握吧,完稿了还是先让我看一看。后来的事情,是罗达成真的“自己把握了”,生怕梅朵生变,就没给他“看一看”,直接把稿子发给了周明。
罗达成了却了一个心愿。七十年代末,他刚开始写作报告文学,对《人民文学》充满敬畏感,仰之弥高。“我不敢想象,我有一天也会给这家殿堂级刊物写稿,谁料,十年后却得以如愿”,他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报告文学《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记“早恋”和“青春期骚乱”中的中学生们》,刊发于《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号”上。
《人民文学》1987年1-2合刊刊出《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梅朵周明是惺惺相惜的老朋友,也是互成“威胁”的老对手。京沪两家编辑部团队,为同一重大题材争夺作家,抢占先机,而发生拼抢的“合理冲撞”,就此成为一道情怀激烈但又感情友好的独特风景。肖复兴后来任职《人民文学》副主编,说了公道话:《文汇月刊》“当时作了全国任何一家刊物都不可能做不敢做的事,那就是把你们刊物的报告文学做到有全国影响,能够与人民文学一争高下,分庭抗礼”。
报告文学的竞争大戏,是两年一次的全国报告文学评奖。争头名状元的排位,夺得奖篇目的多少,都是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罗达成对某些“破坏游戏规则”,“报团取暖”的“高度一致”,感到“气愤和遗憾”。但他也明白,主持评奖的周明“能做的也不过是顺势而为、适度引导和协调,能做到相对公平,已经难能可贵”。
1988年,北京《人民文学》与《解放军文艺》以“双擂主”名义启动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经梅朵规劝,“不乐意参加不等于拒绝参加”的罗达成,前往北京参加筹备会议。他到会就表示:我们不是为评奖而来,而是为公平而来,希望之前在全国评奖期间出现过的一些“不愉快”,在这次评奖中不要再出现。他的话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今天的周明,这样评价“那些年”:我们互相竞争互相激励,把中国的报告文学带到了一个高度。罗达成面对“后来这些年越来越变味,渗透金钱甚至腐败的种种全国文学奖项评选”,则这样感慨:“当年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评奖几乎可以称得上圣洁无暇。”
80 年代中期,罗达成与《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右)在一起。
只是,征文活动组织者没有想到,全国一百零八家刊物的负责人没有想到,得奖作者没有想到,包括罗达成也不可能想到,1988年末的“中国潮之夜”,实际是中国报告文学一个时代终局的闭幕式。
“没有梅朵的栽培,就没有我的成长”
1990年6月,《文汇月刊》出终刊号。对于这个“突变”,罗达成这样记录:《文汇月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大时代产物,她在艰难中创生。作为思想者、呐喊者、践行者,躬逢其盛的文汇人都是幸运儿!我们很留恋这十年,也珍惜这十年,享受这十年。1990年,当我们走向报社新的部门时,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只在乎曾经经历和拥有,不在意天长地久。”
报社设立增刊部,领导决定“还是由你们几个人来负责”,要把月刊的风格、精神、精彩发扬传承下去,十年来的名家作者队伍不能丢掉,要继续发挥原有十多个人的能量。只是,这个“还是由你们几个来负责”的人里,不包括梅朵。曾经紧跟梅朵拼力苦战的团队就此与他告别:“这样的长者并不多见,这样的编辑几近绝迹”,“已经古稀之年的梅朵,也确实该休息了”。梅朵的职业有效期开始得何其晚,又结束得何其快,七十岁的他怀着无限的感慨离场:“这十年,尝尽了办刊的欢乐和艰辛,也真正体现了我生命的价值。”之后,豪气不再的梅朵淡出公众视线,很少在报社再次见到他。
梅朵晚年怀抱小外孙。
罗达成打起精神主编增刊生活版,坚信自己有能力、有底气让它透出《文汇月刊》的精气神,以回报“尽了最大努力”的报社党委,告慰怆然退休的梅朵。生活版每期上七八篇发自心灵深处、倾吐真实感受的千字短文,吸引、打动了无数读者,风行一时,好评如潮,乃至周二的文汇报经常被人从报夹上抽走,颇有些洛阳纸贵的味道。在生活版创办一年的总结会上,老总编马达评价:“现在我们报上有不少精彩的版面,是《文汇月刊》的资源和能量转移到报纸上的结果;‘生活’版是个特例,《文汇月刊》上没有这个内容——这是新的东西。”
而远离职场的梅朵,则病重住院了。当年的梅朵从来就不遵从医嘱:“我劳教了二十多年,没班好上。现在刚上了两年班,怎么能去安心休养呢?”梅朵这一次的住进医院,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住院,一躺就是八年。2010年5月,罗达成和作家祖慰去中山医院干部病房探望,这位当年主编《文汇月刊》,在文学界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梅老板,瘦削、佝偻的身子无力地斜靠在病榻上,面色蜡黄更衬出鬓发的苍白,目光失神而凝滞。罗达成自报家门,梅朵才勉强辨认出这位当年的部下,而对原来也很熟悉的祖慰,则不无尴尬地摇头说:“记不得了。”告别前,两人跟他要《梅朵文艺评论选集》,陪护阿姨立马答应给每人一本,但梅朵指着两个大男人,提高嗓门喝阻道:“他们夫妻俩,有一本够了。”罗达成和祖慰相顾无言,暗自叹息,这位老人恐已无法离开这间病房,余日无多了。
《文汇月刊》前的二十多年,梅朵在改造,《文汇月刊》的后二十余年,梅朵在生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的身体被彻底击垮,神智失常、呼叫呻吟、拒绝进食,每天要靠昂贵的进口针药痛苦地苟延生机。2011年1月17日,九十一岁的梅朵逝世。第二天,罗达成和同事肖关鸿赶往梅朵家中悼念,面对他亲和而又让人敬畏的遗像默哀时,罗达成悲痛难抑,泪水如注,往事如同火山爆发,从胸中喷涌而出。人生有些事,很难真正放下,最多只能暂时搁在心底,看似沉寂,但其深处依然炽热,熔浆恣肆,豪情万丈。
比起其他的写作体裁,报告文学是更易依附于时代搏动的一种文学样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兴衰史,谁也不可能笼罩历史从头到尾。只是,岁月荏苒,样式盛衰,而人是不能忘却的。当月,作为梅朵传人,罗达成怀着深深敬意和拳拳真情,写下悼念文章《敬畏梅朵》,刊发于《笔会》:梅朵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引路人,他指引了我的编辑之路、创作之路、人生之路;“跟梅朵干活很累很累,他要把你榨干,但我们心甘情愿,因为他老人家首先把自己榨干了,瘦削得只剩下坚韧的筋骨和跳动不太规则的心脏。况且,我们一个个组稿、写作双丰收,何乐不为!这是我们刊物的全盛时期,也是个人创作的黄金岁月”。
年已八十五岁的梅朵夫人姚芳藻读后来电,很感谢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罗达成回答:“不能这样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梅朵的栽培,就没有我的成长,为了报答梅朵,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一切。”
以生命余日为代价来写这本书
七八年前,罗达成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文汇月刊十年”的书。我回应说:写这个题目,非你莫属。其实,那时的我并不太相信他真会动笔,罗达成手头保存着的两千余封作家朋友的信件,要一一查证那么多先先后后的人事渊源,本身就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而且,那些“煮字”的人,那个蒸腾的八十年代,就那么“好写”吗?罗达成自己也整整迟疑了一年,担心自己廉颇老矣,会因撰写回忆文章,从而打破退休生活经已经习惯了的平静,乃至被累垮。每每夜来,罗达成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种种顾虑终被担心有一天会为愧对梅朵、愧对刊物、愧对历史的悔恨所盖过。他深深感到,当年梅朵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现在依然是“梅朵梅朵没法躲”呵。
感恩梅朵,是罗达成最初,也是首要的写书动因。2012年初,是集刚柔于一身,有时如暴风雨般犀利,有时如春风细雨般温和的梅朵远行一周年的日子。罗达成终于横下一条心,开始撰写追忆《文汇月刊》的书稿,他鼓励自己:“就把写作这段回忆,作为我一生中最后的文字、最后的拼搏,算是孤注一掷吧,能做完这件事,死而无憾。”
八十年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八十年代有多开放,报告文学就有多勇敢,八十年代有多激情,报告文学就有多厚重;八十年代有多少独立思考,报告文学就有多少直言不讳,八十年代有多少方兴未艾,报告文学就有多少万语千言。那时节的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忠诚与冲撞同在,清醒与晕眩齐飞,新思潮的“拿来”,急就章的局促,众声喧哗,齐头并进。只是,八十年代也并非时时见喜,报告文学更不是人见人爱。盛宴已过,朝花夕拾,作为亲历者的罗达成,要做一个“曾经”的忠实打捞者,直面自己,直面所有,这真是谈何容易。
这需要一份大气的勇敢。这份勇敢,当然是为了献给一个人,更是献给已经“过去”的“众说纷纭”的年代。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这一份勇敢的奠基石。
罗达成开始行动了。因他要求,当年铁面无私的把关责编,年已九旬的徐风吾,从当年记下的十年日记中,编辑了一份“文汇月刊始末”,摘出《文汇月刊》从创办至停刊所有大事和关键节点的“状况”。当年同事、后在英国生活的嵇伟,也给他提供了有关资料。罗达成又给北京、天津、长春、哈尔滨、成都,乃至已在国外,当年曾和《文汇月刊》并肩作战、交往甚笃的兄弟刊物编辑,以及一批报告文学名家写信、打电话,得到强烈回应,有二三十位写来了关于《文汇月刊》的“二三事”和“印象记”,并给以热切的鼓励和鞭策。当年《文汇月刊》的老作者、老朋友肖复兴、赵丽宏、陈冠柏,更是每过一段日子,都会来“敲打”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不能放弃!
罗达成至今保留着《文汇月刊》十年间百余位作家的两千多封信函,这成为 他还原“八十年代”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是袁鹰写于1983年4月26日的一封 来信,信中建议月刊介绍诗人汪静之。
汪静之遵袁鹰嘱咐,于当年5月30日寄来爱情诗并附信函。
罗达成曾把报告文学写作形象地表达为“先跳进去、再跳出来”。所谓跳进去,就是忠于事实,所谓跳出来,就是“文学”表达。然而,对七十岁的罗达成而言,再次全身心地“跳进跳出”,这就不是健身运动,而是要命运动了。这几年,罗达成时有文本邮件发来,让我有幸先睹为快。他不止一次地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实在是太吃力了。而在电话这一头的我,却只能在心中说:我能理解,但是无法想象,更无法体验。又有谁真正看到过罗达成,一个白天接一个白天,一个夜晚连一个夜晚,是如何徘徊在自己的小屋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自己的记忆是否确凿,一次又一次地矫正自己的表述是否客观。往日审稿以威严和冷厉出名的他,对自己的文字,严格得更加残酷。这是一种对人心的考验,这是一种对灵魂的煎熬,这样皓首穷经、寝食不安的日子,在罗达成键盘的敲击声中整整流淌过去了两千多个。
那些时节,老朋友们吃个饭,也都把饭店约在他家附近,来回不用坐车,徒步便可回家。直至他这样说话:我现在外出,连五百米都走不动了。实际上,这是他已经真正病了的警报。正如悲壮的西谚所说: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暗中标的了价格。
2015年,定居英国的原文汇月刊女编辑稽伟(右二)回沪探亲,罗达成(右一)邀本文作者陆幸生(左一)、刘绪源(左二)等老同事小聚。
2015年,罗达成的书稿进程过半,相交四十多年的挚友赵丽宏为他在《上海文学》开设“煮字风云”纪实专栏,刊载已经写好的部分篇章,每期一篇,连载一年。2017年,这个专栏获得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而之前,这本书稿由上海作协推荐申报,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肯定和支持,评审专家对这个选题给以很高评价和期待。
罗达成和赵丽宏是相交四十多年的挚友。这是1982年,两人在丽宏家中留影。
2018年1月底,如同无边苦海中看不到岸边灯火的一叶孤舟,罗达成终于挣扎靠岸,从七十岁写到七十六岁,整整花了六年零一个月,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行字;“负责到底”的赵丽宏,则将书稿送到沪上的出版社。然而, “以生命的余日为代价来写这本书”的誓言,一语成谶,他因身体不适于5月9日入院,肠镜检査报告上第一行就写着“直肠CA,中二期” ;5月11日做手术。这是罗达成一生中最受煎熬最难忍受的时日,他“心如碎片,头若开裂,这过程是无法言诉的痛苦和折磨,近乎崩溃,觉得生不如死,生无可恋”。
罗达成术后的第一个问候电话,是赵丽宏打来的。随后,又发来微信:书的出版,“正在加紧编辑设计中,争取六七月间出书”。十分钟后,原文汇报副总编辑、后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汪澜也打来电话:有需要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书的校样我可以帮忙一起看。然而,当罗达成出院,开始药物化疗的时候,他得到消息,书的出版,搁浅了。
生命在延续,但“孤注一掷、死而无憾”的书却“没有”了。9月9日,尽管最后一轮的药物化疗再过两天就要结束,但这却是罗达成生存感觉“最低潮”的日子。下午,一诺千金的赵丽宏来电,告诉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来上海组稿,他感觉是“遇到了对的出版社和对的人”,就热忱推荐了《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这部书稿;而“他们也正在组织关于八十年代文坛的书稿,真是机缘湊巧,一拍即合”。傍晚,赵丽宏来电催促,要罗达成赶快将书稿的电子文本传送给他,他要马上转发给责编李默耘,“真是紧锣密鼓”。七天后,社长告诉赵丽宏:罗先生的书稿,写得好,饱含激情,文字如火山岩浆般喷涌而出,作品兼具史料和文学价值,我们“努力尽快出版”;而且,为给没有亲历过八十年代的三十来岁年轻责编把关,他破例亲自作二审。
这一天,罗达成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最终,他感觉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恰是他的七十五岁生日,他的书,也重生了。
一切都在“运行”中,但只要目的地还在“前方”,自己尚未抵达,这眼前的一切又都似乎显得不是那么的确定。十一月,由儿子陪同,他去了一趟普陀山,“给老天爷烧烧香”。即便是个性再强的人,也是一个普通人,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我都有”,罗达成默默地伫立在庙堂之前,心头泛起的是那样繁复和凝重的人生况味。就在回沪的路上,他接到责编微信,书稿已经通过三审发排。也许真是“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乘除”,他再次感觉,上天是公平的。
12 月24日,封面开印。2019年1月2日,出版社发出样书。从上海拍板,到样书抵达罗达成的手上,只过去了一百来天。
浓墨重彩的“断代史身影”
著作出版上架,在第一时间,八十年代老朋友的反馈纷至沓来。
2019年5月10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办,北京阅读季西城区文委支持的《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距离罗达成患病住院的2018年5月9日,过去了一个整年,而他就像一个坚守阵地的士兵,人在,书在。
2019年5月10日,《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座谈会上,罗达成解释书名“激情文坛”的两层含义: “一是80年代的文坛真正充满激情;二是我们这代人也充满激情地活跃在那个年代里。”
八十年代已远,当年月刊的人,天国的天国,异国的异国,居家的居家,他乡的他乡。京门亦远。罗达成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文汇月刊》的时候,为组稿约稿、写稿采访,我每年要来八到十次,在北京待上六、七个月;但是,自月刊停刊后,就一次也没有来过,“我已经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到过北京了”。
而老朋友们的心,依旧很近。望着坐在会议桌对面89岁的评论家陈丹晨和85岁的周明,罗达成心头顿时涌起无限的感佩:坐在眼前的“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八十年代啊!更让他感动的,是所有与会发言的人,都提前做了书面功课,连陈丹晨和周明都拿着完整的发言稿。这些经过了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词语,是写给罗达成和他的这本书的,也是投给《文汇月刊》的,更是在对久违了的八十年代表示一份最深沉的敬意。
会上,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肖复兴这样评价: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史是最值得研究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文学现象,罗达成这本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中国报告文学兴起发展最重要的断代史,给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个粗犷的身影。
肖复兴(中)、赵丽宏(左一)和罗达成在京重聚,三位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友举杯庆贺达成新书出版。
资格更老的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原中国作协创联室主任周明说道: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相当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反映中国最红火的一段报告文学的史料,”具有报告文学和史料的双重意义”。
阔别30年余年,罗达成与老朋友、老“对手”周明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重逢。
陈丹晨认为,《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是一本“有血性的书”,他说:我非常喜欢达成的文风,他的文字既朴实近似口语,没有一般报告文学常有的浮夸做作,又充满了激情和真诚,火辣辣的且又轻松、俏皮,那是他的“真性情”;“这些章节写的虽说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几乎把曾经有过的陈腐专制定于一尊不容怀疑的东西一个个破除了,现在读来仍然令人震撼,令人深思”。
前来参加座谈会的文艺报80年代的副主编陈丹晨(右二)和现任主编梁鸿 鹰(左一)与罗达成、赵丽宏合影留念。
会后第四天,“人民网北京5月14日电”对座谈会予以报道:“如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提到的,这本书是八十年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份备忘录;他同时还称赞这部书对于今日文坛的深刻启示——只有建设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包括编辑发表环节在内的生态,才能够有力地推动创作的发展”。
病中的陈祖芬,发来的短短祝贺信是“激情燃烧”的:罗达成“一直是个热血青年,八十年代的基因是如此强大,他一个猛子扎进岁月的资料的大海,并没有想过还能不能游上来”,他“捞起的是一个年代”。而早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给作者发来的短信,感慨而又理性:这是将自己的经历记忆与文学,特别是中国一个时段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融合到一起的价值记录,虽然未必能完全全景再现,但给后人存下了入内的洞口,非常的富有还原性和珍贵性。这样的史性书写本身,也是报告文学的一部分,至今少见!
“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靠着回忆和幻想,许多意义浮现了”。罗达成的“史性书写”,为八十年代文汇报的命运史留下了一份“专栏备份”; “旧交只有青山在”,也为当年的“寻火者”陈祖芬、肖复兴等老朋友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写作传记”,更为一己的难忘生涯留下了一份“写心”的自传;这本书,更是罗达成为自己的引路人,为梅朵这位开拓者,留下了在难忘岁月狂飙奔行的最忠实记录。
《八十年代 激情岁月》北京座谈会结束后,主办方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传媒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右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右二)和嘉宾们合影留念。左一至左七依次为少君、汪澜、孟晓云、肖复兴、周明、陈丹晨、罗达成;右三、右四为刘进元、赵丽宏;右一为该书责编李默耘。
2018年5月,术后回家的罗达成,对着从洛杉矶赶回上海的女儿,这样述说自己的心情:不写这本我渴望写的书,听任那段历史被湮没,以我性格,一定会寝食难安,夙夜忧叹。那种日子能忍受吗?这沉甸甸的五十余万字的书稿校样,虽以生命为代价,却是我晚年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时光倒流到六年前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还会选择写这本回忆录。即使天不假年,让我离去,但这书会留下,“我在天堂见到梅朵时,可以面无愧色地说:老梅,我尽力了”!
今天,面对浩茫天宇,深邃夜空,罗达成正高高捧起这本用生命写就的大书,以献祭梅朵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