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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傅聪》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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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傅聪》创作手记

叶永烈

傅雷夫妇年轻时.jpg
傅雷夫妇年轻时


《萌芽》约我写《傅雷与傅聪》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捩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的三联出版社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给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担任电视系列片《小灵通》编剧。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


《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


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我还航寄《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给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从此,我与《百花洲》有了密切的联系,在《百花洲》发表了诸多报告文学。


查清傅雷夫妇死因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我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然而,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傅雷在书房.jpg

傅雷在书房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傅雷家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

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

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XX分局XX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  男  五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  女  五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  1966年9月3日。

验尸  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  周菊娣

性别  女

年龄  四十五

籍贯  镇海

职业  佣工

文化程度  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  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引者注)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

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误——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XX路XX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31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XXX,工商联XX。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