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光中的奋抗——日军大轰炸重庆记事

天很晴朗。太阳突然被一群“飞鸟”掩住，然后漫天下起黑色的“雨点”。那些密密的“雨点”在头顶变得越来越大，随后是一声巨响，四周顿时火光冲天，整个街道在顷刻间倒塌，石头随之飞溅，所有房屋燃起大火，母亲的身子留在地上，衣服和尸首则高高地挂在树梢上......父亲和两个姐姐更不知去向。

这是重庆市民杨明辉在五岁时所经历的一幕。这一天是1941年6月5日。

傍晚，残阳如血。成了孤儿的杨明辉，一边哭一边来到大人们躲藏的大隧道防空洞。在这里，他看到了更加惊悚的场景：数以千计的大人和孩子们躺在洞口内外，他们都死了，躺着的姿势像是在相互打架，各自的衣服全都撕得烂烂的，血肉模糊，肤色青黑，一双双张着的眼睛在看着燃烧的天空......长大后，杨明辉才知道，就是在他全家人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的当天，重庆发生了市民因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而造成数千人窒息死亡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日军轰炸重庆，鬼子恶啊——！”几年前，孤独的老人在谢世时只留下这句埋在他心头一辈子的话。

74年后的今天，当我来到“六·五”惨案的“十八梯”隧道遗址前，凭吊那些因日军大轰炸而惨死的同胞时，心潮无法平静，我仿佛听到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依然在呜咽与哭泣……

_{“六·五”隧道惨案旧址}

“六·五”惨案，仅仅是当年日军对重庆实施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大轰炸中的某一天而已。因此我从重庆的老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那几年里，重庆人的眼里，天上的太阳是黑的——硝烟笼罩了悲惨的岁月，日军的炸弹将明朗的阳光严严地掩住了。

呵，我苦难的山城人民，倘末尝得“首都人”滋味，标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则如一群黑压压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而下。顷刻间，炸弹四处开花，街头、码头、石阶和成片的吊脚楼在崩裂、倾塌、飞溅与燃烧......

这是1938年2月18日。这一天非同寻常，因为世界战争史学家认为：这是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首开的一个极其恶劣的先河，因为这是在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地对一个不设防的大城市和无数无辜平民进行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大轰炸。它比纳粹德国对伦敦的恐怖空袭还早了整整两年。

战争恶魔的释放，意味着人类的巨大灾难降临。事实上，早在1899年和1907年，国际文明社会曾形成过两个《海牙公约》及附件，对“战争”双方定下被公认为“不可动摇”的共识：即“交战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无限的权利”，禁止“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毁灭或没收敌人财产”，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牙公约》又被进一步细化与规范，尤其是1929年日本也参与签字的国际《海军条约》，更明确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的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然而，时过不足10年，侵华日军违背国际公约，从1938年2月开始，对我战时首都重庆，实施了长达六年多之久的无差别大轰炸。如果说在这之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是一种“农耕式的战争屠杀”的话，那么日军在重庆则制造了机械化的“工业式大杀戮”。这般赤裸裸的反人类血腥暴行，山城的每一块石头和交汇于山城的两条大江流淌的每一滴水，都记下了日本侵略者的笔笔罪孽……

1938年，日军的轰炸行动似乎处在试探阶段。从2月18日9架飞机第一次进入重庆区域到10月4日首次在重庆市民的头顶扔下第一批炸弹的数月间，日军并没有实现“大本营”制定的所谓用轰炸来达到“以坚实的长期围攻战压制残存的抗日势力、使其衰亡”的目的。这或许多少要感谢“雾都”特有的天然屏障，因为日军还没有准确地掌握如何在迷雾重重的山城上空实施“空中大屠杀”战术。但从天上扔下的炸弹随意而混乱，这也足够让重庆人民的安稳日子从此消亡，替代的则是死亡的威胁和火光的焦灼。

山城本是石头上建起的城市，而城市里又都是些木头与竹子搭建起的房子以及长满各种茂盛树木的街道，于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别说一颗炸弹，即便是慎之又慎的火星都有可能燃起一场要命的大火。但侵略者的炸弹不是一颗、两颗，而是一串串、一排排的如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且这些罪恶的炸弹中，还渗杂着大批燃烧弹、汽油弹，于是1938年的大轰炸日子，让重庆人知道了什么叫炸弹和炸弹下的恐怖……

当时有记者这样描述轰炸前后的重庆市景：

有人到过重庆的，遥望翠绿的群峰，浩浩大江东流，清湛澄澈的嘉陵江，多少热情的诗人、骚客，游子，缅怀古老的山城，发出咏叹的响往。然而，在日本法西斯轰炸之下，一切都变了。全城已经成了疯魔。远远近近从几层楼的屋顶到处冒着熊熊的火光，一阵阵浓黑的烽烟，直矗天空，像是万道云霞，这时江水也被烈火的光焰映得通火。空前的灾难窒息着千千万万的无辜的人民。“血肉横飞，烽火连天”，这一类的句子实在不够形容这等凄惨的景象。

飞机去了，人声嚣浮起来，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忙乱地走着、跑着、叫着，这真是忘魂失魄的号叫，悲痛凄入的惨叫，和失望无救的绝叫呵！这时，许多人已经像潮水一样把马路堵塞住了，时候已入暗夜，灯笼、手电简，四处照射着。马路两旁山积的箱笼、家用木器，锅盆，乱杂杂地全堆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马路上，残雹要琶三翟的流民，小孩子睡在母亲怀里咿咿晤唔不知说些什么。一排排的房屋高楼横倒下来，瓦片伴着飞灰腾舞，火场里燃烧着人类焦灼的骷髅，房屋的木架零乱地塌了下来。青葱的树木连根都拨倒了。仅存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屋宇，被弹片打得零零落落，满身疤痕……那些树木破碎的桠枝上，张挂着烂缕布片，血紫的肉块、破帽、断臂、花花绿绿的肚肠，天哪，这竟是人间的景象吗?

是谁毁灭了这一切？……

当然是日本法西斯！“法西斯就是战争”，日本挑起的侵华战争。到了1939年，曾经的“东亚共荣”等一切虚伪的假面具统统被撕破，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屠杀与嗜血。

这年5月3日早晨，浸泡在雾雨中长达五六个月的重庆市民们醒来后便有了第一个笑脸，因为他们在这天见到了久违的晴天。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距重庆八百公里外的武汉日军W机场的36架满载炸弹的战机，此刻正以飞箭之势，经酉阳、南川，直奔重庆城区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华的地方，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一带，投下百枚炸弹和68枚燃烧弹。瞬间，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的四十余街道犹如一片火海……

“大批的飞机在头上过了，那里三架三架地集着小堆，这些小堆在空中横排着，飞得不算顶高，那声音沉重沉的压下来了。顿时，四边火光起来，有沉重的爆击声，人们看见半天是红光......”这是作家萧红在重庆大轰炸现场记录的场景。日军的飞机走了，“被炸过了的街道，飞尘卷了白末扫着稀少的行人，行人挂着口罩，或用帕子掩着鼻子。街是哑然的，许多人生存的街毁掉了，生活秩序被破坏了，饭店关起了门......大瓦砾场一个接一个，前边又是一群人在拉着断墙，这使人一看上去就要低了头。无论你心胸怎样宽大，但你的心不能不跳，因为那摆在你面前的是荒凉的，是横遭不测的，千百个母亲和小孩子是吼叫着的，哭号着的，他们嫩弱的生命在火里边挣扎着，生命和火在斗争。但最后生命给谋杀了。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臂，曾经发疯般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孩子和母亲，祖父和孙儿，猫和狗，都同他们凉台上的花盆一道倒在火里了。这倒下来的全家，他们没有一个是战斗人员......”

人们想哭，但已没有眼泪，只有咬着牙诅咒着残暴的敌人！那一刻，无论你曾经是穷人还是富豪，炸弹落下的时候，大家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像流浪狗一样，只能在街头露宿，度过那凄凉恐怖、四周燃烧和一片哭叫的夜幕。

这是日军首次对城市中心区实施的大轰炸，并创下了一日内造成超过千人伤亡记录的罪恶记录。

5月3日那天流淌在街头的血水尚未来得及擦尽，次日——5月4日傍晚七时前后约两个小时里，日战斗机共27架，再次轮番向城区最繁华的上半城（3日的轰炸是商业区的上半城），当场炸死市民达3318人、炸伤1973人，近4000间房屋被烧成灰烬，整个重庆老城区陷入一片火海，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熊能大火数天内不绝。据新华日报报道，丧心病狂的日军，还“抛掷新月牌毒质纸烟数十包外，并掷有白色棉花。在紫金门一带，被一无知小孩拾得，手指顿时红肿，疼痛难忍。”

“血腥5·3、5·4日”，日军以炸弹血洗山城，激起包括重庆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慨与抗议，尤其是在炸弹下亲眼目睹日军暴行的众多文化界著名人士，他们纷纷跳出火堆，站出来控诉侵略者的无耻暴行。

“不错，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的火光！多少处起火，不晓得；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老舍本不是诗人，但日军的轰炸将他逼成诗人在疾呼：“‘五四’这一天，我正在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一个人都当作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器——笔。”

“我们的心中时刻燃起火焰。啊，美丽的建筑，繁荣的街道，良善的同胞，都在大火中！”侵略者“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可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

火焰仍在燃烧，敌机的炸弹仍在疯狂地投掷......山城内外每一天都在地动山摇，烟硝云烧，到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1939年的重庆，从“血腥五月”到雾季来临的十月间，日军先后26天、30批次对重庆城区进行了大轰炸。面和点，几乎涉及了所有重庆城内外全部的重要标志和要害机关，当然更多的是市民居住处和街道。

时至1940年，日军为了“彻底摧毁和挫败敌国民的战意”，对早已体无完肤的重庆再次实施更加疯狂的“疲劳轰炸”，即所谓的“101号作战计划”。日军的这项作战行动，从这一年的5月26日开始，至雾季前来临时的8月23日的90天内，连续对重庆城区攻击32次。期间，日军出动战机2023架次，投下炸弹数量1400余吨。

“101号作战计划”行动时间之长、投入兵力之多、使用炸弹种类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空中战争史之首创。日军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战术和“既砍肉又断骨”的残忍方式，使重庆人民每日都处在死亡边缘的噩梦之中。这样的恐怖摧残，远过于死亡本身。

1941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狂人们，不仅丝毫没有减速战争机器的转速，反而变本加厉地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于是乎，对重庆的大轰炸也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此刻的日军，如同喝醉酒的疯子一般，又推出了“102号作战计划”。与“101号作战计划”不同的是，“102号作战计划”的行动所出动的轰炸机型号、数量要更先进、更多，出动的时间频率更高，而且每天早、中、晚一概不论，想来就来，想炸就炸......完全控制空中主动权的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有时昼夜连轴持续轰炸七天七夜，每次的轰炸时间长达五小时之多。这种无节制、无间隙的长时间的空前大轰炸，令地面防不胜防、备而无用，且容易使人产生心理上和行动上的焦虑与急躁，最后便出现了“六·五惨案”这样的恶性事件。

一度称为躲避炸弹的“天堂”的防空洞，却顷刻间又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一年，日军派出的飞机和掷下的炸弹，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其轰炸的范围和目标远远超出了重庆城区，甚至殃及四川省府成都市。日军对成都的大轰炸一样疯狂野蛮，并酿成一次死亡1600多人的“7·27惨案”。   

1942年， 中、美、英、苏、荷等26国发表联合声明：保证全力对轴心国作战。日本法西斯的丧钟敲响。但虚张声势的轰炸仍在勉强进行。这年“雾季”即将结束之时，重庆举办了日军空袭损害展览，“民国政府”宣布：前4年间，日军共空袭117次，掷弹22312枚，我平民被炸死30140人，炸伤9141人。

这一年，中美在喜玛拉雅山开通“驼峰运输线”。美军“飞虎队”空军在重庆参与反击日军战机的战斗。日军从此变得“胆小”和“慎行”，气焰也因此不再。

1943年的日军轰炸，有气无力、虚张声势。

1944年12月19日，日军勉强对重庆周边实施了最后一次轰炸之后，他们的战斗飞机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重庆和巴蜀大地的上空。

一场史上从未有过的野蛮轰炸，最终于失败告终。历史又一次严正地告诉我们：那些发动战争的刽子手们最后永远不能主宰战争的命运。只有爱好和平与坚持真理的人们，才是决定战争最后方向的根本力量。

抗战史上的重庆大轰炸事件，以及由此带来中华民族抗战命运的过程本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和了解一个与坚持持久而最后获得不败的内因——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的坚定的抗战意志和信仰。

我们自然知道，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深处国内外时局的激荡风云，政治与外交的斗争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对“战时首都”重庆的关注与所倾注的力量非同一般。派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长期“驻阵”于重庆。后来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又置身于国统区险恶的斗争环境的漩涡之中。他们时刻经受着疾风骤雨式的意志与生死的考验，更需要沉着、果断、机智、灵活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决策水平。而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与多变的时局，周恩来一方面坚定贯彻来自延安的党中央指示精神，另一方面根据重庆随时随地变化的情况，利用自己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广泛团结和结盟各种社会力量，甚至是有利于我国和我党抗日形势及政策所需的种种关系，有时仅仅是一次偶得的机会，周恩来也从不放过。

在与蒋氏集团的国民党政权严峻斗争的时刻，我党的抗战态度和政策需要及时传达给世界时，恰逢美国作家海明威来到重庆，周恩来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于是也有了下面这一不为人知的情景：

某日，在重庆一个市场上，一位满头金发的荷兰女子，突然靠近正在市场上观光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新婚妻子玛莎，轻声对她说：“请问你和你的先生愿不愿意见见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是谁？”玛莎奇怪地反问。荷兰女子神秘一笑，说：“你回去原话告诉你的先生便是。”

玛莎如实回去报告了丈夫。“什么？是周恩来要见我？太好啦！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要见！见！”海明威兴奋地抱起妻子，大声叫唤着。

于是第二天便有了那位荷兰小姐神秘地将海明威先生带到一辆黄包车上，然后七拐八弯地穿过无数小巷，最后到了间四壁密封刷得雪白的地下室，与周恩来见面的历史性一幕。

“先生，全世界都在关心你们中国和你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态度......”海明威从第一眼看到这位驻重庆的中共领袖后，便认定眼前的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没有翻译，他们用的是法语直接对话。

“我要告诉先生，也请你转告全体美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并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海明威感动了，他坚信中国会在周恩来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抗日的最终结果，必定如同他在《老人与海》的名著中说的那样，“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那天，海明威从地下室走出，再次来到两江交汇处的“龙首头”——朝天门码头时，回首瞻望半岛上的重庆城时，成片成片的火光将他映得通红、灼烫，那连片的火光中，他看到不息的人群中有军人、有官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还有周恩来、宋庆龄、冯玉祥、董必武、叶剑英等国共要员，以及他们身后一批长长的闪着金光名字的人物，他们是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严济慈、许德珩，史学家翦伯赞、周谷城、陶希圣、钱穆；文学家郭沫若、茅盾、田汉、阳翰笙、曹禺、夏衍、老舍、吴祖光；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金山、舒绣文、陶金和导演焦菊隐、郑君里、黄宗江、沈西苓......而这，仍然不是“周公”麾下的统战兵马，他们自然还包括了远道而来的安娜、斯诺、史沫特莱、列鲁等外国记者。是的，这些人都是“周公馆”和“红岩村”的常客，也是我党抗日统一战线上最坚定的英勇战士。无论在日本人的炸弹底下，还是特务的明枪暗箭的威胁，他们从容应对，利用各自的优势，坚持抗战，宣传抗战。他们既是抗战的火帜，猎猎照耀在最黑暗的地方；同时又是点燃和动员民众抗战的火种，只要他们在哪里，哪里的抗日烽火便会熊熊燃烧，越燃越烈。

重庆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最严重和惨烈的头三年里，山城内外到处是硝烟迷漫、陈尸腐臭，倒塌和仍在燃烧着的残壁断墙，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情形下，重庆人最激动、最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迷雾重重的季节，能美美地看到一流的戏剧节目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这得归功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领导和积极推动抗日民主文化运动的卓越贡献。

“雾季戏剧节”是大轰炸时期英雄的重庆人民最富创造、最富激情的抗战精神的体现。有位重庆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对我说：“那几年日本飞机炸塌、炸烂了重庆城，甚至把我们的亲人都炸死了，许多人都一样没吃的、没住的，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整整坚持了八年。要我说，是街头的那些鼓舞人心抗战的好戏好节目好演员让我们安下了心、鼓足了劲，等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那一天……”

什么叫文艺为大众、为人民？重庆抗战时期的“雾季戏剧节”就是；什么叫文艺的高峰？重庆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一批诸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雷电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作品就是。

有人说重庆大轰炸时期的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是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高峰，这是有足够理由证明的。除戏剧外，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老舍的《四世同堂》、沙汀的《播种者》，还有艾青、碧野、张恨水、胡风、徐悲鸿等等居住和来到重庆的文艺界名流们在此创作出的诸多作品，同样堪称经典。

有人也许会问：大轰炸时期的重庆，可谓条件和环境最危险、最艰苦，为什么作家、艺术家却创作出了如此多的经典作品和艺术高峰。我想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们心中熊熊燃烧着灼热的抗战激情，这种激情让他们不惜一切地为抗战艺术而活着、而创作；其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激励和激奋着他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和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源泉。这便是为什么越困苦的时刻，越能出伟大艺术作品的道理所在。

毫无疑问，提到重庆的抗战精神，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一定不能不提。这是我党在国统区心脏传播和宣扬我党政治主张的一面旗帜，而旗手便是周恩来。

因在三十年代创作《子夜》而闻名的作家茅盾先生是1940年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重庆“红岩村”的，作为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茅盾先生到“战时首都”不久，便写下了著名的纪实作品《雾的重庆》。他这样写道：“雾的重庆是一种朦胧的美。”这是茅盾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组织活跃于国统区景象的赞美。同时，他又看到了这片废墟与政治矛盾交织一起的山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清晰地意识到“朦胧之下还有不美之处”。这个“不美之处”就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对我党抗战主张的歪曲与打压，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种种不利于全面抗战的内讧。

重庆人清楚地记得：1939年日本大轰炸的第一个疯狂阶段，这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内外交困，汪精卫的背叛和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原本在抗战立场上左右摇晃的国民党政府中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周恩来及时利用新华日报等阵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搅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研制”的三大原则。南方局在重庆的抗战主张，后来获得了在延安的党中央的采纳，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正式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山雨呼啸，雷火交加，然后两江不绝，它们汇集的滔滔洪流始终向东方奔腾而进。我党通过利用重庆与延安两地的政策互动与行动联动方法，大大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全面抗战时局的影响，也从而有效把控了当时复杂多变形势下的抗战时局发展方向。

争取和调动社会的中间力量，是决定国共两大政治派别之间生死命运的关键所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利用日军对重庆大轰炸的血的活生生现实，帮助中间派认清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道理。一位资深民主党派人士回忆当年在重庆八年抗战的经历时感慨万千：“那时重庆的中间力量头面人物，都愿意跟着周恩来、共产党走，因为他们的抗战主张英明正确，而且坚持抗战始终不折不扣。而且我们大家跟周恩来本人的关系也特别融洽亲善，所以只要周恩来和‘红岩村’一招呼，我们这些爱国人士就会积极响应。可以说，重庆抗战时期的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最完美、最有成效，堪称经典。”

1939年之后的日子，是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最严重的岁月。当国难本应成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任务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限共”“反共”丑恶行径，则从暗底转为公开，并且连续不断地制造了多起反共血案，尤其是组织大军，多地、多次围剿袭击我八路军、新四军。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一方面直接与蒋氏集团频频交涉抗议，同时又利用《新华日报》等舆论工具，积极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但是，让卑鄙者收敛等于水中望月，盼背信弃义者施德行善更不可能。每年的冬天至来年之春，是重庆的雾季，日军的飞机难以实施轰炸。原本此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应当借机团结各界，以求修复创伤，再迎来犯之敌。可他们并不这样想，更不这样做，而是重拾旧罪，变本加厉地制造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事件。

继1939年冬发动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围剿，1940年冬天来临之时，从重庆国民政府发出的“皓电”，无中生有地诬蔑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纪律”。更严重的是，1941年1月，暴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国民党军队偷袭我新四军军部，造成军长叶挺被俘，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领导及8000余名新四军官兵被害。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次日，在得知“皖南事件”之后的周恩来，立即在享有“雾都灯塔”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诗篇，对国民党政权的卑劣伎俩予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强烈地震撼了国统区有良知的爱国人，尤其是生活在重庆的各界人民，越发清楚地认清了谁是真正的抗日力量和抗日意志。

抗日统一战线与和平民主力量，便因此在重庆渐渐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全面战胜日本侵略者而准备并行动的一支强大的抗战队伍。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只有全量的赤血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只有我们还须忍受更大的惨痛和苦辛。我们曾夸耀为自由的人，我们曾侈说勇敢与牺牲，我们整日在危崖上酣睡，一排枪、一片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烈火烧毁年轻的生命，铁蹄踏上和平的田庄，血腥的风扫荡繁荣的城市，留下——死，静寂和凄凉。我们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泪，在屈辱里寻求片刻的安宁。六年前的尸骸在荒茔里腐烂了，一排枪，一片火，又带走无数的生命。“正义”沦亡在枪刺下，“自由”被践踏如一张废纸，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排庆功宴，无辜者的赤血喊叫着“复仇！”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叫出反抗的呼声，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前进呵，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弱不经风的巴金站了起来，他雄纠纠地挺着胸堂对倒在敌机炸弹下的死者这样说。

诗人郭沫若更无法接受“六·五大隧道惨案”这样的悲剧，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固然可恨，但“政府”反共有力、抵抗不力才是导致惨案的真正原因。“罪恶的金字塔”是由侵略者和反共者一起垒成的，于是诗人无法抑压悲愤，向侵略者和反共者控诉——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衰，

只有火为，没有水。

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

这火——

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的金字塔吗？

诗人的愤怒，变成燃烧的焰火，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法容忍侵略者的战机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没完没了的扔炸弹，当敌机再次咆哮着在他头顶上盘旋时，他站在黄葛树下，高声怒斥：“炸裂呀！冲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一切，一切的污秽，浇毁了吧！把这包含着的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骂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东西？别人说你是太阳神，你、你坐在那马上丝毫也不能驰骋。你、你红着一个面孔，你也害羞吗？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这土偶木梗，你这没心肝的，没灵魂的，我要把你烧毁！烧毁！烧毁你的一切！特别要烧毁你那头马！你假如是有本领，你就下来吧！”

日机真的又一次下来了，于是诗人的四周，顿时腾起的火焰与烟尘又将遍体伤痕的山城整得骨碎筋断、痛不欲生！

但重庆不死，重庆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精神和意志不死，相反他们的生存能力变得越发强盛。

我们因此到处可以看到：

——当扔下炸弹的敌机刚刚呼啸而走，熊熊大火边就出现了一道道人墙，他们或是军人、或是机关职员、商店小贩，甚至是刚刚失去家园的难民。他们有的用消防车在向火焰射水枪，有的拿着水桶，甚至还有人用吃饭的碗，连失去了亲人的孤儿们也会过来帮着大人们送水提桶……燃烧的火焰不灭，这样的情景也便不消。

——当敌人的炸弹在长江和嘉陵江上溅起无数冲天的水柱还未平静江面，运输战时物资的船工又豪迈地吆喝起拍岸惊天的响亮号子：哎哟——哎哟，鬼儿子的炮弹没有炸着，我就往前走啊！哎哟——哎哟，前方的将士等着子弹和药包，后方的亲人等着粮食和面包，我们劈浪越峡往前走啊——永远不歇脚。

——当敌人的炸弹还在头顶隆隆爆炸、山崩地裂时，隧道深处的兵工厂仍然机声隆隆、一颗颗刚出炉的子弹带着愤怒被送出洞外；纺织厂的女工哼着《摇蓝曲》一边催促怀中的婴儿入睡，一边双手忙着织啊、缝啊个不停；

——当敌人的哑弹落在中央大街的水泥地上还不知何时爆裂时，四周的小商贩、棒子军们已经开始忙碌着为一群群救护队员和消防战士们煮饭、挑担；《新华日报》的报童已经把“号外”高高地举过头顶，演员们则把慰问的歌舞与小品搬到了灭火的现场……

呵，这就是重庆！这就是在侵略者疯狂大轰炸中依然炸不死、震不垮的中国人民！

这样的气慨和情形，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呈现过——

……有许多难民，即使是平时不关心国事的，只一次经过敌机狂炸的教训后，他们都自发的要求做救亡工作，实践“抗战报仇”，甚至有许多儿童，他们曾向孩子剧团要求参加服务工作，再也不愿再随父母逃亡到乡下，要求进保育院，去受战时教育的。

沿途有许多机关许多团体在各站设招待所，送茶、送粥，并免费医治疾病。……许多学校工厂等都设立了茶粥站。新华日报也组织了两个服务队积极的参加这个工作，他们一面照料难民，一面进行抗敌宣传。每个人都在敌机狂炸下，改变了平时只关心自己不顾他人的传统习惯。当你踏进难民收容所时，一定可以听到下列的语句。

“你走累了，我帮你拿些东西，好吗？”

“你渴了吗？我的热水壶里还有些水哩！”

在抗战烈火的锻炼下，我们同胞的团结，越凝结得巩固，敌人的狂炸，虽然使我们遭受损失，但绝不能摇撼我坚持抗战的决心。相反，它只有促进了政府与民众的团结，促进了军民合作，更坚定了全民族一致的敌忾同仇！

……

重庆人民的乐观、坚韧、勇敢精神，感染了多少才子佳人的笔端！女作家冰心激情抒怀道：

“重庆是忙，看在淡雾时里奔来跑去的行人车轿。重庆是挤，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庆是兴奋，看新年的大游行，童子军的健壮活泼和龙灯舞手的兴高采烈。我渐渐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是疲劳，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哀，我们沉静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到来。我们从淡雾时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天上的阳光……”

侵略者在英勇的山城人民面前胆怯了、退缩了。而山城重庆则以自己不屈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另一个战场。

1944年初，远在大洋彼岸正指挥着同盟军向希特勒法西斯进行殊死决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被重庆人民的精神所深深地感动，他在轮椅上吃力地挪动着疲倦的身子，用颤动的手写下这样的话：

“在此次战争中，给我国奋斗精神以最大的鼓励之事，非此一端，而其中之一即为重庆人民——无论成年男女或幼童——在长期之封锁及屡受日军轰炸下所表现出的伟大勇气。这种勇气固深印我们的脑海而不可磨灭。美国人民对于重庆市民的坚毅不屈的精神，实为不胜敬佩至之。

“为向中国人民——尤其是重庆市民——对于联合国家作战努力之伟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贵国人民对于侵略者之坚强抵抗，已为贵国之友人树立了楷模。”

“我兹代表美国人民，敬向勇敢的重庆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屡次在日军猛烈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屈。这种光荣之态度，足以证明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你们的这般坚信和忠诚于自由的行为，将使后代人永远铭记并永垂不朽。”

这位杰出的反法西斯斗士，在写下上述这些话后的不多久日子便与世长辞了。然而，中国人民抗战的烽火，此刻越燃越烈，尤其是作为身在全国抗战中枢的重庆人民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他们以前仆后继、勇往直接的精神，投入到反轰炸、反进攻的抗日的最后战斗之中。

当苏联红军和同盟军兵分两路，剑指希特勒老巢之时，《波茨坦公告》传来了让东方战场震奋人心的喜讯：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战斗号角终于吹响。为了惩罚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中美两国的军事决策者联手制定了以中国腹部为战略基地，迅速建造十几个远程轰炸机场，随时准备实施对日本本土的报复性大轰炸。不到半年时间，要在重庆和成都之间修建十多个机场，重庆和四川人民再次被召唤起来，尽管他们的家园已经被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毁了，亲人和孩子的尸骨尚未掩埋，50余万民工，被无偿应征去修机场。没有一人在不分白天黑夜的紧张战斗中说一声苦和累，劳动的号角响彻云霄：

“肩上一根扁担

嘴上一支纸烟

不论勤快和偷懒

修好机场回家转哎——”

从红岩村送出的一批批战地漫画，鼓舞着机场上干活的每一个民工，九条2000多米长的跑道和十几个仓库与炸药安置地，短短5个月时间便全部如期完工。

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十余架美军“超级空中堡垒”B—29大型轰炸机，从中国腹地重庆至成都中间的机场上腾空而起，带着全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久积的仇恨，向东、向东......飞去，一直飞到清晰可见的日本本岛上空，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一颗颗巨型炸弹倾泻在曾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那些日本工厂与兵营......

之后，又有第二、第三、第四......批“超级空中堡垒”飞向日本本土，以更加猛烈的轰炸投向法西斯的头顶与身躯上，直到他们俯首投降。

这是苦难的重庆人所获得的最后胜利。这是苦难的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最后胜利。这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投降的《终战昭书》。重庆的天空前所未有的晴朗，市民们仰望晴空，再不感到恐怖。

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山城更加阳光明媚。

9月3日，举国同庆抗战全面胜利。

史无前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山城人民以热泪和血泪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胜利之后的人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到底能否避免战争？似乎谁也无法回答，然而战争却可以使我们有所清醒。

当年参加重庆大轰炸的日军“零式”战机的驾驶员松井先生，在战后曾经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悔罪道：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件之后我就卷了进去。一开始我就在空军，我驾驶过各种飞机，轰炸过重庆。那个年代，不去不行。我的轰炸机被中国军队的地面部队击伤，回国后冷静思考了几十年......1942年我躲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来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有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松井先生的反省，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些制造战争罪孽的人与国，终将会背负着罪孽迈向灭亡尽头。而爱好和平者，以及用生命的血水涂染民族与国家光芒的人们，终将会在死亡中复活，会在火光中一次次涅磐。难道不是吗？当你再看一看今天如钢琴交响一般激昂、像诗赋一样悠扬、似霓虹灯一般梦幻的新重庆时，我们犹如清晰地听到回荡在空中那响彻云霄的真理！

重庆不灭。侵略者的炸弹炸不断山城的血脉与根筋，更炸不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抗精神。

新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发展时代，比任何城市更具活力，更具生命力，更具美丽的光艳，它也以自己的不屈生命力从另一方面告诉世界：我们不惧任何野蛮和强大的侵略者，而我们更渴望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

是的，和平与安宁，才是人类幸福的根本。

呵，回首瞻望万家灯火、车水马龙、高楼云叠、大桥如网的今日重庆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已无法用任何赞美的文字来表达对这座不朽城市的敬仰之心，只觉得她应该是世界上最生动、最艳美、又永远青春丰韵的地方......

201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