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魂——追记矗立在抗战烽火中的新闻丰碑
邱曙东引言
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70年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我国一大批新闻战士，或奔赴抗战前线，直接参战，或肩扛如椽之笔，救亡图存，激励军民抗战。范长江、邹韬奋、石西民、穆青、恽逸群、金仲华、魏克明、赵超构、徐铸成、陆诒、王维、马达、陆灏、丁柯、王中、刘庆泗、束纫秋、杨瑛、邹凡扬、冯英子、宋军、高宇、顾雪雍……很多很多，无法在此一一镶嵌他们的英名。他们，或是在上海成长的新闻战士，或是解放后到上海工作的新闻界领导。本篇报告文学分为《剑胆血字》《铁骨墨香》《曲笔弯刀》《寻炬延安》四个篇章，从不同侧面分类记录上海新闻老战士的抗战身影，再现他们的光辉形象。
青年时代的穆青
1938年，丁柯17岁，奔向延安时留给母亲的照片
刘庆泗
宋军在工作室
剑胆血字
——上海新闻老战士抗战身影剪辑之一
上海新闻老战士的抗战身影，成千上万个镜头值得铭记。白天拿枪杆子打仗，晚上握笔杆子写报道；抑或在前方观战，且看且思且写，战火纷飞中镌刻下带血的记录。先让两个真实的镜头拉开本文序幕吧——
华北，1944年底。时任《晋察冀日报》战地记者的陆灏，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亲眼所见的报道《敌寇在井陉造成重大惨案 黑水坪三口井里填满尸首》：“扫荡”井陉之敌，自十一月十四日开始至二十四即大部撤走，时仅十天但遭敌屠杀之群众近四百人。期间，暴虐残忍远过野兽，有的要我群众悬空坐在井上用刺刀挑脐落井而死；有的用麻绳绑住两腿吊在井里直至淹死；有的用石头缚在身上沉在水底复用大石碾烂；有的被铡刀铡成几节或砍了头倒悬树梢；有的被撕成数片为洋犬咬成粉碎……有被烧焦的裸体，六七十岁老太婆下身还插着木棍……村西口三口三丈余深的水井，被尸骸填满……
陆灏采写的报道版面
而在华南，1945年春。在沅陵《中国晨报》担任总编辑的冯英子，以《一幅弹雨神风落日图》为题，报道日本东京遭美反攻轰炸的狼狈相。不久，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消息传来，《中国晨报》社论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有种种迹象，证明日本将于48小时内宣告投降。”果然，社论刊出第二天下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冯英子
抗战展开以来，在全国各地活跃着许许多多早年出道于上海或最终在上海新闻战线工作的战地记者救亡图存的矫健身影，他们书写了一篇篇剑胆血字撼人心魄的力作。
新闻的现场是战场，他们一跃而上
陆诒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当晚，21岁的《新闻报》记者陆诒住在报馆3楼宿舍。“打得好！打得好！”半夜惊梦，隔邻采访科办公室里人声鼎沸，电话铃不断。起身一打听，原来是驻扎在闸北的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入侵的日本鬼子！漆黑的夜晚，炮火映红上海半边天。
陆诒
此时的陆诒，心揪得紧紧的，既兴奋又焦虑。面对日寇指挥官盐泽幸一“三天占领上海”的狂言，终于有军人奋起抗击了，能不兴奋吗？但残酷至极的鬼子有备而来，谁人扛得住？战场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陆诒心塞得很！
都说真实的新闻在现场，新闻的理想也在现场。可是，当新闻的现场是子弹不长眼的战场时，有人沉默了。叶公好龙者哪个时代都有。
此时，《新闻报》里平时跑时政新闻的一位范姓记者竟扬言：要他离开托庇的租界去采访，除非报馆先为他买好人寿保险。此言一出，应者不少。
而陆诒早已坐不住了，不用买保险，请缨去战场！陆诒的老师、也是当时报社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一口答应。
于是，陆诒怀揣两只信鸽，拉上另一位平时跑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记者，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当时的主战场闸北火车站。
半路上，有敌机在盘旋，机枪扫射的子弹打得出租车引擎盖“叭、叭”作响。
“唉呀，我的妈呀！”司机吓得魂都没了，同行的另一位记者也吓得面无血色。他们掉头而跑。陆诒只好独自下车，拿着两只信鸽，走着去了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陆诒发现我方不是国军十九路军，而是扼守北站的宪兵第六团第一营。原来，国民党当局不愿与日本对抗，于是派遣宪兵第六团第一营去。谁知，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营长李上珍乃军中血性男儿，刚到上海，就与日军交上了火。
李上珍带着陆诒到观察哨所看了敌军阵地，并详谈了28日晚上11时30分开始的作战经过。
陆诒拿出采访本问李上珍：“是您打的第一枪？”“不，是鬼子！”“好多地方不是对鬼子打枪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么？”“鬼子先打，如果我不回敬，就是孬种！保家卫国，守土有责！”
此时的陆诒，早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他赶紧把采访到的战况实情写好撕下，绑在信鸽上，望着它振翅而飞，直到它消失在飞往报馆的上空。
正是因为陆诒这次采访，将当局抗战实情告诸于世。而陆诒“信鸽发稿”的故事，后人读一遍感动一次。
其实，抗战时期，新闻现场=战场，比比皆是。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战，迎头痛击了日本鬼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战场，吸引了国内新闻界的许多志士仁人。范长江和陆诒就是其中佼佼者。
当年4月5日下午，范长江和陆诒骑着马，抵达指挥台儿庄正面战场的国民党第2集团军孙连仲将军的司令部。
4月6日起，战争硝烟弥漫，敌机轮番轰炸，容不得国军喘上半口气。“靠前靠前靠前！ ”当日下午，范长江和陆诒再三要求后，被连夜送往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
陆诒与范长江等在台儿庄合影
几昼夜没有合眼的池峰城，看到赶来前线的大记者范长江和陆诒，心里很兴奋。但他的问候却很冷酷：“这儿可不是风花雪月、吟诗作画之地！晚上过夜只有几捆稻草伺候。”
无需从电影的画面中展开想象。这一晚，范长江和陆诒坐在稻草地上，彻夜未眠，记录了战场上指挥的基本动作：细看地图、接打电话、发号施令、背手踱步……
晚上9点半，国军下达反攻命令。只见远处重炮向敌军阵地连续攻击，传来日军弹药库中弹爆炸的消息。炮火声暂停后，范长江和陆诒问：“战斗结束了吗？”“不，接下来还有白刃战！”
及至天亮，范长江和陆诒又等来好消息：困守台儿庄的残敌800多人被歼，少数敌军仓皇北逃。4月7日清晨，他俩揉揉惺忪睡眼，打着哈欠与池峰城师长告别，再深入台儿庄前沿阵地采访。
“凯旋门系白骨筑成，自由花是热血浇灌。”历经400年繁荣的运河小镇台儿庄，战后如何？人们后来在范长江和陆诒的报道中，看到的是一派残垣断壁、血流成河的景象。
陆诒拍摄的台儿庄
经过深入采访，范长江和陆诒也获得很多战斗细节：其实，此前3月28日到31日才是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其间，为击退日军，池峰城师长下属的王冠五旅部7连连长王范堂将仅存的57名战士组成敢死队，连夜突袭敌人阵地，与日军刺刀见红。结果，44名敢死队队员为国捐躯，突袭成功，奠定了台儿庄胜利的基础。在台儿庄巷战中，一个日本兵的枪刺已插进国军守卫的墙里，国军一个士兵眼疾手快，冲上去抓住枪刺，顿时手掌冒出汩汩鲜血，而此时另一个士兵冲出室外，用手榴弹把那个日本兵炸得粉碎。
此次，范长江和陆诒采访台儿庄战役现场，为《大公报》发回数十篇报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鼓舞了全国人民。周恩来后来高度评价了他们采写的通讯，约他们到汉口叙谈。
此后，又从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新闻战士大无畏的敬业精神。1978年，孙连仲在台儿庄大战回忆录中说“……我请记者们去睡觉，独范长江不睡，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结果他抢到最早反攻胜利的消息，发往汉口，大公报因此而发了‘号外’。”
抗战5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办与陆诒先生合影
白天打仗晚上写报道，他们乐此不疲
王维
老新闻战士王维，1938年2月起就投身抗日洪流。在参加新四军队伍后，先后担任过民运工作组组长、连政治指导员、团宣教干事、张爱萍的侦察参谋。1944年，他又被调往新华社苏北支社当记者。日本宣布投降后，随军采访我军强攻被敌伪占领的淮安城的那次战斗，令至今尚健在的王维念念不忘。
“日本投降后，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不投降，就地消灭！新华总社也责成各地记者随军出发，迅速报道大反攻和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消息。”
获知这一消息时，王维正在江苏宝应参加苏中记者代表大会。苏中记者代表大会随即停止举行，王维也立即北返。当赶回黄海边上的盐阜报社和新华分社驻地时，发现许多同事都上了前线，有位同事给他留了纸条，让他“留下来看管收发报台”。
这哪行？王维立即打听部队动向，获知黄克诚带领的部队正在解放“两淮”（淮阴、淮安）。“快！追上去，上战场，抓一线报道。”主意一定，王维就背着电台和有关人员直奔前线，参加战斗，采写战地报道。
到了前线，获知淮阴已宣布解放。于是，马不停蹄赶往淮安。此时的淮安城，敌伪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王维找到三师七旅、八旅的前沿阵地，但见城南的战事紧锣密鼓，沙包垒起10多个，战壕长达1500米。
9月22日上午，向敌总攻开始。王维被批准随攻城突击队登城作战。上午8时整，军号和枪炮声齐鸣，王维臂缠红布条，紧随突击队员向前奔跑。“冲啊，冲！”平时写稿多是写战友如何冲锋陷阵，而此时的王维，似乎正在搞“新闻体验”。在我方火力掩护下，攻城突击队攀着云梯登入城内。神兵天降，城内顽敌乱作一团。激战至下午3时，淮安守敌官兵全部被歼。
“铁打的淮安解放了，解放了！”王维兴奋得与战友抱起来。战斗一结束，王维就爬出北部围墙，来不及抖抖身上厚厚的灰尘和洗个脸，就直往电台奔去。
干什么？发稿！奔跑中一路打着腹稿。奔到电台，王维一字一句向译电员口述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快速发往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并总社。总社以急电转播，延安《解放日报》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发表。
“参加战斗才能报道好战斗，一到现场就能写得生动。”这是所有新闻战士的体会。而1943年起担任鲁中军区《前卫报》战地记者的刘庆泗，对此独有感受。
1939年就参加八路军的刘庆泗经历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1944年8月17日晨的一场遭遇战让刘庆泗直面惊险。那天清晨，经过一夜激战，刘庆泗所在的鲁中军区四团攻克沂水城南门外日军据点。拂晓战斗结束，战士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清扫战场，搬运战利品。
太阳刚刚升起时，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等一行前来阵地察看，刘庆泗与突击连指导员等走在首长前后。当他们进入一个大仓库，不料躲藏在仓库里6个漏网的鬼子倏地跳出来。
20米开外，鬼子端着刺刀嗷嗷大叫。
“不好，快走！”这厢，身高体壮的警卫员冲在前面护卫着首长撤出。那厢，刘庆泗和指导员立即拔出短枪开火，但击出的子弹没有命中敌人。此刻，只见突击连范连长一声大喊：“二排上，拼刺刀！”
随即，我方20多个青年战士3人一组冲上去，与鬼子捉对厮杀，刺刀见红，杀声震天，鬼子困兽犹斗，拼死挣扎，但不到10分钟，2个鬼子被刺死，4个被击毙，6个鬼子都被解决了。
因为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刘庆泗很快写出了报道这场白刃战的通讯，寄往鲁中军区的《前卫报》发表了。同时，“我也通过此次白刃战，看出我军使用的步枪刺刀存在的质量问题。我当即就为一份内部材料写稿反映实情。”身板硬朗的刘庆泗，至今仍然记得那一幕。
刘庆泗
面对敌人“定点清除”，他们视死如归
魏克明
抗战中，有许多报社因为积极宣传抗日，大力鼓舞民众，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因而在定点围剿和清除之列。
1942年，已在山西抗日前线战斗5年的魏克明，转到《新华日报》华北版从事编辑工作。《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根据地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慧眼”、“喉舌向导”，敌欲除之而后快。是年5月中旬，3万多日伪军从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包抄而来，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
转移、转移、转移！魏克明与报社同仁一起跟着八路军前总政治部向东转移。经过一夜急行军，走下太行山高峰，到了河南的武安县境内。
一日，正吃着饭，枪声由远而近，鬼子急吼吼来了！“赶紧躲起来！”魏克明等5位《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人员，因直接战斗经验不足，连夜被老乡带到一个山洞内隐藏，与大部队分开了。
接下来，碰到的困难出乎想象。在这个山洞里，魏克明等5人被困了11天。
这个山洞很深，树林茂密，魏克明等被老乡用绳索吊下去藏身。
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睡？在山洞里，魏克明与同事苦笑着。他们只随身带了半袋炒面。 开始一两天，还能靠炒面节省着充饥，渴了就用舌头舔舔岩石上的雨水，累了就互相靠着打瞌睡过夜。
“与其这样，老子还不如出去跟小鬼子拼了！”一日，一个同事实在忍不住，嚷着要攀爬出去。“等等，老乡会想办法的！”魏克明拉住了那位同事。
此时，魏克明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保全编辑部的有生力量！
老乡终于送饭来了，也拿来一些用于睡觉的稻草，用绳子吊下来。可饭拿到嘴里一吃，是什么呀！全是糠粑粑，咽不下去。“有糠菜就不错了，没看到这里年年闹旱灾？”几个人又是一番苦笑。
一日，小雨初晴，有点月光。几个人正准备出去看看。
“别出来！山下有鬼子在搜山。”原来，老乡轮流在看护着他们。稍后，老乡对着洞口说：“今天有好吃的!”随即，吊下一小桶肉来。肉半生不熟，咬了一口，味道不对，“这是什么肉嘛！”洞外的老乡回答：是飞机砸死的马肉，马是日本军的，老乡们吃得可香啦！你们也打打牙祭！”
“呵呵，呵呵，谢谢啦！”洞里传出久违的笑声。好在大家都吃的是糠粑粑，拉不出大便，在洞里过得还算干净。
第11天，敌军被击退。魏克明等人终于结束了11天的“洞穴人”生活。
出得洞来，魏克明回到报社总部，开始加入紧张的报纸复刊工作。此后，他又经历了一番悲喜交加的心路历程。
喜的是，此次自己和同事全都脱险。发行部一位要好的同事，也是死里逃生。这位同事在遭到敌人追击时，不幸负伤，立刻躺倒地上佯装假死，可凶恶的敌人还在他身上刺了5刀，所幸没有刺中要害，在当地老乡的照料下活了下来。
悲的是，5月28日传来噩耗，此前一直在带着同事与敌人周旋的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突围中不幸牺牲，20多名同志也献出宝贵生命。
悲从中来！但这些并没有阻挡魏克明和他的同事们继续拿起笔杆子殊死作战的步伐，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行行血字，揭露日军法西斯的侵略暴行。
这一时期，在东部南通沿海地区，我们的新闻战士也打赢了一场反日寇的“清乡”斗争，从而捍卫了一个不可缺失的宣传堡垒。
高宇，1943年起，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四分区地委党报——《江海报》社工作。这个《江海报》让当地群众了解很多抗战和生产的消息，使大家看到新四军的雄伟力量，《江海报》就是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一面旗帜和象征。因此，《江海报》也经历了日寇“清乡”和我军“反清乡”英勇斗争。
在这里，发生过轰动全国的壮举——火烧300里封锁篱笆，上演了一段“南通版”的三国演义中吴将陆逊指挥“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故事。如今，依旧健在的高宇笑称这段佳话为“南通版”的“火烧连营七百里”。
故事是这样的。1941年初，敌伪为彻底对沦陷区实施伪化统治，划定南京、上海一线的长江南北地区为实施区域，先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清乡”，1943年转到“通如海启”地区。300里通道，全部用竹子扎成篱笆墙。
好个篱笆墙！敌伪以集镇为据点，篱笆墙沿线中间相隔一两里地，设一碉堡、检查所，企图将我新四军困死在篱笆墙内，让《江海报》发不出乡镇。
“反清乡刚开始，敌伪占上风。这一篱笆墙，起初确实吓倒不少老百姓。因为，敌伪陆续放话：“谁拔篱笆，谁就是共产党！”“哪家地里篱笆坏了，哪家就是共产党！”“竹子上通着电流，一碰就会死！”
老百姓一时不敢走公路，不敢在篱笆墙边种庄稼，更没人敢穿越和破坏篱笆。于是，敌人大肆吹嘘封锁成功，“新四军已成瓮中之鳖！”
然而，敌人高兴得太早了，打错了如意算盘。
高宇说：“当敌人开始构筑篱笆封锁线时，我方力量全力阻击。你搞篱笆墙，需要劳工，我就动员群众‘跑反’，让你抓不到干活的人；你白天修篱笆，我晚上找群众拆损。”
然而，这样以零打碎敲的拆破方式，威力不大。这时，《江海报》员工向四分区司令陶勇写信说：何不一把火烧了它！
火烧篱笆？好主意！迅速请示苏中军区领导，得到“同意！”
于是，1943年7月1日，多达4万人的群众，组成几百支队伍，分工合作，全力破篱笆。
关键时刻，《江海报》员工不掉链子，也加入“破篱笆”队。他们一起上阵割电线，锯电线杆，分段把篱笆拉倒，浇上煤油。火一点，瞬间烟火冲天。
“呵呵，敌人煞费苦心经营3个月的篱笆封锁线，一夜间化为灰烬。痛快啊，痛快！” 回忆起这一佳话，病床上的高宇似乎病情立即好了许多。
高宇和同事一道，连夜写出“火烧300里封锁篱笆”的报道。这一赫赫战果通过《江海报》等媒体报道，广为人知，大大传递了“反清乡”的正能量。到1944年秋，这三百里“火龙”，让敌人消灭我武装、伪化我人民的图谋，彻底失败！
抗日战争中，唯一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离炮火不够近。”正因为能够在抗日烽火中跌打滚爬，上海新闻战士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刻画了一幅幅让后人警醒的血泪画卷。
《江海报》合订本（1938年3月18日至5月31日）
铁骨墨香
——上海新闻老战士抗战身影剪辑之二
报纸，报人之生命！抗战中，上海新闻老战士爱护报纸，不仅爱护这一神圣岗位，更爱护自己写作编辑的文字内容，爱护自己的点滴声誉，也爱护自己的同事、报纸的设备和财产。总之，他（她）们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像鸟儿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全天候保护和珍惜手中的抗战武器——报纸（杂志）。他们，每根骨头似乎都是铁做的。于是，上演了一曲曲以报为家、以报为命、以报为枪的璀璨“戏码”……
为爱国抗日而战，何畏炸弹
顾雪雍
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上海冒出一个“76号”特工组织，暗杀的枪口对着爱国报人。《社会日报》社长蔡钧徒被汉奸杀害后，头颅挂在电线杆上；《大美晚报》总编、经理、编辑6人先后在上班的路上遭枪击；同情中国的美国报人鲍威尔遭手榴弹袭击……
其时，十七八岁的顾雪雍从上海法政学院新闻系毕业后，义无反顾参加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社，担任上海和香港分社记者，兼大美报、大中通讯社记者。
尽管风雨如磐，但顾雪雍总是乐滋滋赶去在中汇大厦办公的《大美报》上班。
1943年，顾雪雍于昆明留影
一日，顾雪雍正在报社写稿，突然印机房传来巨大的 “砰砰”声，接着就是机枪扫射的嗒嗒声。
“快躲，快躲！”顾雪雍与同事赶紧趴到桌子下面。接着，门外枪声大作。
10多分钟后，传来巡捕的喊话声：“好了好了，你们都可出来啦！”原来，刚才是一伙日伪特务分乘数辆汽车冲进租界，击毙门卫，闯入报社。闻讯赶来的巡捕与之展开激烈枪战，将其击退。
这次日伪特务血洗报社，造成3名印刷工人遇难，多名记者编辑负伤。1名巡捕和7个过路群众受伤。印机房血迹斑斑，碎纸满地。
但，死亡的威胁并没有阻挡爱国报纸的出版印刷。
如今，生活在常州的顾雪雍常常对家人回忆说：那时，日本特务经常穿着米黄色衣服，佩着驳壳枪，身挂炸弹，在租界耀武扬威。而我们爱国报社在门前堆沙包、筑工事、雇巡捕,；所有窗户加铁网罩，防炸弹投入；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报社。
采访时所拍摄的顾雪雍
就在这样严密防范的情况下，爱国的报社还是经常受到日伪特务袭击。
因为有员工被特务绑架，大中通讯社搬到成都路的一个弄堂里，门口不挂牌子，但还是被狡猾的日伪特务发现。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顾雪雍正在办公，有人从窗口扔来一团用报纸包着的东西，丝丝作响，直冒黄烟。
坐在窗口的一位女同事见状呵斥道：“哪个小瘪三捣乱！”
顾雪雍反应快，赶紧大叫一声：“炸弹！”
大家刚跑出屋子，这颗手榴弹就爆炸了。一名21岁的事务员、顾雪雍的常州同乡跑慢了一步，即被炸到，送医院不久流血过多而死。
炸弹、炸弹、炸弹！所有这些都没有吓倒上海有正义感的报纸和通讯社。他们搬迁了一次又一次，白天采访写稿，晚上在旅馆继续排版。第二天，报纸照样和读者见面。期间，有30多位新闻工作者被暗杀。顾雪雍说，“那时，和很多爱国同仁一样，自己尽管有点懵懂，但都认为这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常态：爱国抗战总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啊！爱国报社的许多记者、编辑都曾收到过装有血淋淋人手的盒子，盒子上附有文字：如果再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就砍下你们的手。还有人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不过，这根本吓不倒我们，许多同事上班身上都带有遗书。”
美军联络官和中国远征军军官在俯瞰古城腾冲
中国军队冲向腾冲城墙
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大型美军训练营积极备战
中国芷江，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和他的翻译步出受降现场返回他的飞机，身旁有新6军卫兵守备。美军士兵坐在路旁，观望日军代表一行从身旁走过
推着独轮车办报，何惧艰难
马达
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正在苏中根据地泰东县琼港做民运工作的马达，被叫到苏中二地委谈话。
“地委决定创办《滨海报》，调你去当记者好吗？”地委书记章蕴开门见山对眼前的小青年马达布置工作。此前，马达有多次向报社写稿发稿的经历，领导掌握了他的特长。
17岁的马达，写稿的经验倒有，但专门做记者办报，还是一张白纸。
“有什么困难吗？要人给你们人，要车给你们车，要设备给你们设备……”地委书记紧紧握住人称“小马达”的手。
困难多的是，但那个时代领受任务时从来不提。接下来，“小马达”和战友们甩开膀子办报。
哈哈，所谓车，实际上是一辆小小的独轮板车，报社的“电台”、“印刷厂”、“资料室”、“炊事房”都在这一部小小的独轮车上。这就是报社全部家当！
人呢？三五个。大家既做记者，又做编辑；既刻钢板，又搞油印；既做发行，又搞后勤……
先说采访吧，地点大多在报社驻地几十里以外，“小马达”和战友背上背包和挎包，穿着草鞋，无论酷暑还是寒冻，通过各区县隐蔽的地下交通站，不停地长途跋涉。那时，电报、电话很稀有，报社的有关报道指示信和他们写成的新闻稿件，都由交通站一站一站地传送。
吃睡如何？“小马达”和老乡们同住同吃。农民生活很苦，平时不吃菜，有时锅里炒点野菜，或切两片萝卜蘸点盐拌饭吃，油花看不见。睡呢，抱一捆稻草铺在地上或门板上，把背包打开，就是舒适的“席梦思”床。
每个人负重行军。报务员身上背着收报机，誊写员背着钢板和铁笔。每个人还要带一支步枪、五颗子弹和两颗手榴弹。“小马达”由于个子小，特地发给他一支马枪，另外还有一个布挎包，包里常放着借来的书，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等。他们随身带着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几乎三天两头要行军一次，在敌人“扫荡”时，他们曾一天内行军6次，走了一百多里。
报社没有固定驻地，也不与军区、区党委和二地委机关宿营在一起，但报社一切行动听指挥，全由苏中军区统一安排，按照参谋处指定的行军路线、宿营地、联络口令、遭遇敌人时如何紧急处置等方案执行。
当时的《滨海报》，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每次行军到达驻地后，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动手驾设天线，报务员尽快第一个上岗工作，等候延安传过来的电讯。
近年有个发笑段子“此处省略**字”广为流传。哈哈，在这里似乎找到出处！由于经常行军，加上延安广播电台信号弱，当时《滨海报》收到的电讯稿经常有遗漏，因此报纸上常常会看见一条新闻里有个括号；“下漏三十六字”，“下漏二十五字”。每见于此，编者和读者都感到说不出的难受。
《滨海报》还把刊载重要新闻的报纸，采用双色套红标题，耀眼醒目，群众高兴地叫它“红报”，一时成为鼓舞民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有一次，伪军下乡抢粮抓丁，群众把正飘着油墨香味的“红报”贴在引人注目的大路口，伪军一看，吓得掉头就逃。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严密封锁，即便是简陋的油印器材也极为缺乏。办报人员誊写的铁笔用坏了，就用缝被子的针，在石头上精心磨细磨圆，绑在一根筷子上刻写。油印机的橡胶滚筒损坏了，就去附近小学借米达尺，在石头上磨平磨滑，再装上一个木把手，做成了一只新的“滚筒”。
最担心的是要算碰到伪军。有次在推着独轮车化装转移途中，来不及带“家伙”，偶遇两个喝醉的伪军。“干什么的？把车上东西的拉下来看看！”“小马达”见状立马镇静下来，向战友使着眼色。那个战友说：“里面睡的是我媳妇，马上要生产了，我们兄弟送她回娘家。”
“生孩子？”一个伪军欲上前掀独轮车。
说时迟那时快，“小马达”一个箭步上前拉住伪军的衣角：哎呀，老总，行行好，你看我们都是大老爷们，你家里也有漂亮老婆呀，呵呵……“小马达”同时掏出几包包装得疙疙瘩瘩的香烟塞给两个伪军。
“漂亮老婆？哈哈——老婆要漂亮，不漂亮哪能做老婆？废话！”打着饱嗝和哈哈的两个伪军顿时抱着一团，还各自从自己的上衣口袋掏出女人的照片色迷迷地死盯着。
……还没等两个伪军反应过来，“小马达”和战友推着独轮车早已远去，一溜烟从伪军眼中消失了。
夫妻合力办《新报》，视如“孩子”
杨瑛
抗日期间，敌占区对我同胞进行新闻封锁。
时至1944年4月，抗战胜利在望。党中央在谋划下一步战略：即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地位。根据党中央要求，新四军苏中地区党委决定创办一份面向敌占区城市的报纸——《新报》，以加强舆论攻势。
最初，这个任务落在了一对青年伉俪身上，冯岗和杨瑛。冯岗参加革命前曾在上海做过儿童报编辑，在新四军的《斗争生活》报工作过，有办报经验，杨瑛则从零开始。这年秋天，第一期《新报》在摸索中编辑发行。
杨瑛记得：那是冬季的一天，冷啊冷！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还要打哆嗦。
他们住着一间草屋，屋檐下挂着一串串冰凌。冯岗在被窝里就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编写稿件。写着写着，钢笔尖被冻住了，便把它放到油灯火苗上烤一烤，化开冰渣后再接着写。雪花不时从破漏的房顶飘下来，落到床上，落在他们的后脖颈里。
等编好全部稿件，划好版样，东方已露晨曦。看着劳动成果，想着这朵“报花”不久就会在敌占区的城市里散发浓浓的油墨香，夫妻俩格外兴奋，忘了严寒，忘了疲劳。
第一张报纸印出后，冯岗和杨瑛将之视为自己的孩子诞生：“以后要拿生命来呵护好！”
慢慢地，《新报》有板有眼，社内机构增加到新闻部、副刊部、资料室和印刷厂等，人员也增至七八个，同行《苏中报》的老报人也都赶来支持。
杨瑛主要分工编国际新闻。那时苏德战场、欧洲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捷报频传，延安那边对此播发的战况消息数量很多。为编好稿件，特别需要世界地图，可在根据地到处找不到。后来七弯八拐的才从一个敌伪把守的地方买回一份英文版地图。杨瑛如获至宝，很快熟悉了各个战场和战线的地理位置。
《新报》在根据地出版，由党的地下交通员想方设法带到被日寇占领的沪宁线一带的城市散发。这张对开大报打破了日伪的新闻封锁，敌占区群众争相传阅，从中受到极大鼓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新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共出版了9个月。《新报》出版时间虽然不长，但她是苏北新四军抗战历史中的一颗闪亮之星。
40多天反“扫荡”，不掉链子
王中
抗战中，反击日寇的“扫荡”，不仅是一个军事命题，对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41年冬季，日军大“扫荡”，整个沂蒙山区如黑云压城。
王中所在的《大众日报》，历经40多天反“扫荡”，不掉链子。
当时在山东，敌人的据点密密麻麻，多达3000个以上，最密处3到5里就有一个，而在沂蒙山区，几乎每个村落都被敌人占领。
刚对新闻摸出点门道的王中，此时，与他的战友们直犯难。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中想：“新闻是最‘接地气’的东西啊，面对日寇的‘扫荡’与封锁，地处深山腹地《大众日报》消息闭塞，从哪里去获取新闻呢？”当时，王中编的是二版“国内新闻”，稿件主要依靠国民党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的信息。
会速记的人不多，更没有录音设备，整个报社编辑们全凭收音机耳听心记，再根据记忆编写成新闻稿，煞是费劲！
但这还不算恼火的，艰难的是找群众。新闻，从群众中来，又必须到老百姓中去“消费”。看不到群众，咋办呢？王中与同事们心里那个急呀，恨不得鬼子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立即分成两拨人马，一拨背着电台、钢板、蜡纸，躲进山里编报刻印。一拨人夜幕里摸黑下山，一边散发报纸一边采访。可老百姓和部队伤员都藏到山沟里和草堆中，他们得翻山越岭去寻找。
有时，深更半夜叩响老乡的柴扉，被误为“鬼子进村”；有时，在草堆中摸到老乡的身体，老乡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有时，老乡看到了动静，生怕遇到坏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最要命的还是与敌人“捉迷藏”。有时，一份重要电报还没收完，敌人已出动，只好一面准备狙击，一面坚持把电报收完再转移。有时，老乡们提供情报说，敌人晚上要来打，于是报社一干人只好转移到敌人后方去。等敌人扑空折回，这厢拔腿就跑，一溜烟看不到人影。
然而，这样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牺牲。
在一次突击队攻城中，王中有个同事，冲在最前面，在“嗒嗒嗒”的枪声中，同事倒下了。同事是这次作战中第一个牺牲的，身上还背着未刻完的钢板和未编完的稿件哩！
这年冬的日寇大扫荡中，《大众日报》在敌人的“口袋”里钻来钻去，进行武装宣传，王中的同事不幸牺牲了好几个 。
解放后，每每回忆起这次“扫荡”与反“扫荡”，王中对他的子女们开着玩笑说：不是自己命大哦，或许是因为太酷爱新闻，酷爱“接地气”的新闻，让老天爷感动得没理由来“收”自己吧！
一本杂志走神州，人在刊在
在中国新闻史上，很少有像这样一本杂志，辗转于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其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而它的编辑方针却矢志不渝：为抗日呐喊助威！
它就是《世界知识》，创办者之一就是金仲华。
金仲华早年参与创办或自主创办了多种杂志，其中《世界知识》影响最大，他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走到哪，办到哪。
上世纪30年代初，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商议创办一份杂志，来传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知识。
1934年9月16日，《世界知识》面世。此时，27岁的金仲华与其他创办人胡愈之、钱俊瑞等人决意抗战，从他们笔下诞生的文章，篇篇似投枪匕首，射向日本侵略者。
1934年10月，金仲华在《世界知识》发文，明确指出：“在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激荡不安的中心，一个是远东的太平洋，一个是西方的欧洲。”“我国是远东风云中最受到祸害的一个。”
转眼到了1936年，整个世界笼罩在法西斯的战争阴云之下，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成为进步新闻界压倒一切的共同主题。金仲华认为，新闻界有义务向全国民众发布有关日本的消息和评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本性。
当年2月26日，日本发生陆军青年军官反叛事件，敏感的金仲华立即组织专家撰文，分析这一政变的原因和影响。
《世界知识》的文章指出，这次政变“显示着法西斯军人独占政权的企图”，它替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打击了皇道派陆军军人政治势力,为统制派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和对外全面侵略，开辟强盗之路。
事实正是如此，“政变后，日本政府声明对外政策不变，更对华北一切政策照旧进行，今后对华步骤,陆军、海军与外务省将更取严密的一致”。《世界知识》警示世人：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中国人唯有放弃“迷梦”,“挣扎抗斗是一条生路”。
1937年8月13日，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发起进攻，上海沦陷。是年底，已经担任总编的金仲华带领《世界知识》编辑部人员，随邹韬奋率领的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继续宣传团结抗战，在汉口出版了12期。
1938年初，金仲华在《世界知识》的一篇文章中又写道：“世界和平阵线的加紧团结，对于我们抗战就是一种最大的助力。同时，我们抗战的胜利。也就是和平阵线反侵略战斗中一个最重大的胜利。”
接着，武汉告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金仲华抄起简陋的家当，又带领编辑部人员乘火车南下，一路躲避日机轰炸，4天后到了广州。
在生活书店广州分店，金仲华悄悄选择在此落脚。
在书店会客室（兼作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张桌子，金仲华带着同仁便为办杂志忙开了。
“只要有这张桌子，我就能把《世界知识》按期编出来！”没有什么困难，似乎可以难倒金仲华这个铁骨铮铮的新闻战士。
日寇铁蹄随即而至。不久，广州又告急。《世界知识》只在此出了3期。
恰在此时，金仲华由廖承志推荐去香港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天无绝人之路啊！”于是，1938年，金仲华就顺便把《世界知识》带到香港。
人在，刊在。真是铁打的杂志!金仲华对员工说：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要让读者读到《世界知识》。
然而，在香港出版杂志，必须向当时的港英当局申请登记。那时金仲华刚到香港，既无门路，又无足够的钱财请客送礼托关系，因而迟迟领不到出版登记证。
何不来个移花接木？在香港编印出版的最初几期《世界知识》的版权页上，仍印着在广州出版发行。套用今日之语，真是“方法总比困难多”。
两个月后，金仲华在《星岛日报》老板、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帮助下，终于拿到港英当局的出版登记证。《世界知识》才从“地下”转为合法。自此，《世界知识》便成为抗战时深受香港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喜爱的热门刊物。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刚满一月。金仲华在《世界知识》撰文，分析了双方态势、军力和战略战术：“它在最初所表现的双方战线的变动，并不能作为最后胜利的判断。……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这个‘褐衫狂人’已经踏上了百余年前拿破仑侵俄失败的覆辙。”
1942年1月中旬，金仲华一家被迫离开沦陷中的香港，渡海辗转到广东、广西等地。他在此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从敌后归来，重复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每个人的心头充满着兴奋……”
1942年春末，金仲华一家相聚桂林。当时的桂林，可称为抗战文化城，各种报刊在此出版，各种书店在此营业。金仲华在桂林尚未安顿好，就考虑出版《世界知识》，但当局就是不给注册登记。
敌人一刻不亡，就不能刀枪入库！《世界知识》办不成，写写文章可以么？1942年间，《广西日报》聘请金仲华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担任撰写时事、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方面的社论主笔。金仲华一度还出任《广西晚报》社社长。在桂林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400篇跟抗日有关的文章。
及至1944年初，桂林局势也开始紧张，尤其长沙失守后，日寇紧逼不舍。一日，在桂林独秀峰上，金仲华发表了一次演讲，“作为一个记者，一名新闻工作者，就是要告诉人们，要从动乱中看出规律，在黑暗中望到光明……目前虽然桂林面对危难，但国际形势越来越好，苏联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南亚战局也获得长足进展……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此时，黑压压的听众覆盖着独秀峰，静寂无声。
1945年，金仲华辗转去了重庆，又为出版《世界知识》奔波。终因当局不允，未能面世。
是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结束。不久，金仲华即从重庆返回上海，又开始忙乎《世界知识》的复刊。
就这样，一本《世界知识》，肩负着为人民大众争取自由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使命，走遍神州！
曲笔弯刀
——上海新闻老战士抗战身影剪辑之三
抗战时期，如果工作和生活在沦陷区，面对斗争的艰难，是做缩头乌龟吗？许多上海新闻战士的响亮回答是：不！他们大力开展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或投以曲笔利戟，刺向敌人“心脏”；或与敌人周旋，虚与委蛇；或瞒天过海，施以“太极”，玩敌于股掌，克敌于酋穴，从而最终达到制胜目的。
日寇岩井公馆射出无声“子弹”
恽逸群
恽逸群，1927年22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直在上海和香港新闻界从事救亡图存工作。
1942年，香港沦陷后，根据党的指示，恽逸群又杀回上海，被安排在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工作，为中共地下党搜集情报。“岩井公馆”位于上海宝山路，占地一亩许，矮墙包围着大院，门口特务杀气腾腾，阴森得犹如魔窟。
“岩井公馆”里有好些中共党员，恽逸群单线与潘汉年联系。
打入敌人内部，简直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但，恽逸群感到痛苦和迷茫的不是这个。
最痛苦的是自己的“汉奸”身份！
此前，多年来，恽逸群是抗日一线的勇士，与无耻的汉奸不共戴天。而如今，自己要成为“汉奸”，顿感自己人格有点“分裂”，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总是越不过这道坎。
“这个还真干不了！”他向上级打退堂鼓。
“开弓没有回头箭，是刀山要上，火海要闯！”上级一番鼓励后，撂下一句话。
“一定要沉着冷静，记住，这不是演戏，是斗争的需要！”同志的提醒，让恽逸群快速把自己公开的形象和身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恽逸群
“坚定底色，坚守底线！底色、底线……”一开始几天，夜深人静时，恽逸群躲在厕所喃喃自语，并猛扇自己耳光，狠掐自己大腿，意在自我警戒。
因为肩负着党的嘱托，恽逸群早把个人生死置于度外。同时，他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认为环境再恶劣，也有用武之地。“不能利用报刊公开斗争了，怎不运用‘曲笔’呢？”于是，恽逸群利用在岩井公馆掌握的信息，大力开展别有一番洞天的高超的斗争艺术。
早前，恽逸群曾长期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统治下写文章，学会了用“曲笔”来对付新闻检查官。现在，他又要运用“曲笔”来对付日寇、汉奸，当如庖丁解牛。
刘哲民，早先是华美出版公司管理处负责人，与恽逸群共事多年，交情好。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刘哲民与人合资开了一家民营的联华银行。他家独门独户，比较安全，刘又具抗日思想，于是恽逸群下班后就去他家。
“我想借你家地方写写文章，这里清静。”“来吧来吧，没人打扰。写完了，我们还可聊天解闷。”
为避免引起外人猜疑，恽逸群假装成生意人，有时还与刘哲民的商界朋友玩上几圈麻将。但恽的举动没有躲过刘的眼睛。一次，刘哲民看见桌上放着延安字样的文章，不免有些好奇。恽逸群直截了当说：“沦陷区人民看不到延安的文章，我把他们的文章都摘引出来，使沦陷区人民明白个中是非曲直！”
从此，恽逸群成了刘家的常客，凡有长篇“曲笔”文章要写，他就来刘家静心构思，从容写作。
一天，潘汉年对恽逸群直接指示：目下，苏德战争打得十分激烈，日本报纸大肆宣传德国必胜、苏联必败，简直得意忘形。你考虑一下写篇文章论述德国必败、苏联必胜，这样好灭一下日寇的威风，鼓舞沦陷区人民的抗日信心！
恽逸群跑去刘家，写了一篇论述苏德战争的万言文章，用“李伯敖”的笔名发表在《先导》月刊上。这篇文章引用拿破仑当年进攻俄国遭到全军覆没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德苏双方的实力对比，指出德国未必会取得最后胜利，苏联未必会失败，从而反驳了日本人的宣传，迎头痛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志气。
小骂帮大忙，名辱实尊，揭露真相，让公众去评判，这是恽逸群运用“曲笔”的杀手锏。恽逸群同样以“李伯敖”笔名发表在《政治月刊》上的《中国之反省》，长达四五万字。文章主要内容是，指出中日战争是中共鼓励民众逼着蒋介石打的，蒋本来不想打，在战争中一直想停战谋和。只因被共产党牵制着才不敢言和。蒋介石被战争所牵挈，不能放手反共，而“和平阵营”（指汪伪集团）又不自振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成就，长此下去，中共势力日渐壮大，中国将来会“赤化”。
你看你看！此文表面上站在反共立场，实际却是帮助沦陷区人民去认识抗战形势，丢掉幻想。其对中共名贬实褒，对敌人虚扬实挫，“曲笔”运用到家！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要掌握这种斗争艺术。
此外，恽逸群还写了《英美和延安扶持下的重庆政权》等30多篇长文，这些都发挥了“曲笔”的妙用，像一发发子弹通过无声“手枪”，射向敌人的心脏；像一颗颗定时“炸弹”，炸响在敌人的阵地。
这正是：石压笋斜出，崖垂花倒开。
沦陷区草丛中绽放出“带刺玫瑰”
在当时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区”，如果你已暴露出中共党员身份，得撒腿就跑。否则，刽子手的子弹不长眼，侵略者的监狱不认人。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得隐蔽下来坚持斗争。
撤离隐蔽源于血的教训。1939年12月12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中共党员），组织发动“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物品慈善义卖会”，支持前线抗战。
不料，正当茅丽瑛开完募集筹备会后准备回家，突遭日伪七个特务枪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茅的不幸，归咎于撤离隐蔽不果断。
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束纫秋，就是要考虑撤离隐蔽的一位，将与敌人迂回周旋，避实就虚，展开特殊的“游击战”。
束纫秋（右）与儿子束因立（左）合影
束纫秋入党后不久，便受中共职业委员会的委派，与谢胥甫、汪熊一起主办上海中共“职委”办的机关性刊物《职业生活》。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职业生活》也被迫停掉了，前后共出版了52期。
束纫秋没有停歇。搞文艺创作，曲笔救国! 以此来武装劳动人民的思想和头脑。他根据上海沦陷区的所见所闻，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投机家》，在“新中国文艺丛刊”发表。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当时的巴人（王任叔）及时而深刻地对《投机家》作出评论：“作者是以极泼辣的笔调，写出这些人的面目”，“写出这些投机家危害抗战出卖民族的罪恶”，“作为投机家的‘我们同胞’，无意中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这将会使读者，透过这些投机家，直把仇恨放到我们的‘冤家’去，增加了我们坚决抗战的情绪”。
这样写下去行吗？束纫秋想，自己肚子里还是有话的。“孤岛”前后，他都在上海。如下场景，一幕幕刻在他的脑海里——
日本帝国主义在“8·13”前夕的种种挑衅，发动事变，国军的抵抗和被迫西撤；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被日寇践踏中的闸北、南市等地的大火；“孤岛”里的政治文化等爱国活动；敌伪反动势力的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孤岛”的淹没；铁蹄下的上海；荒淫、无耻和饥饿反抗中的上海……
可是这样写下去到底行吗？束纫秋反复问自己。
好在上级党组织及时部署：写些好点的作品，投给还能出版的刊物，也就是说，利用这些刊物，争取内容好一点，不让刊物“太坏”。
一切皆因为，在当时上海沦陷区，进步刊物无法得以出版。于是，暂时改行的束纫秋咬定一条：通过创作，以文会友；通过创作，抗日救亡。
隐姓埋名，使用“曲笔”，束纫秋多用的笔名是“越薪”，在“第二战场”上杀向日本鬼子。
当时，有个刊物叫《杂志》，束纫秋接连为它投稿。他投寄的作品中，有描写中级职员奉命酬酢应付、身心遭受摧残的《生意经》；有表现小职员苦挣苦积，赶不上生活费用日益高昂的《追》；有揭露资本家玩弄权术、以人制人的《驭人奇术》；有批评小市民目光短浅、见钱眼红、跟着搞小投机、灵魂被污染的《染》等等，这些作品冲淡了当时文坛上黄色低级、用淡雅闲适的趣味以麻痹人们抗日意识的东西。
1941年至1945年间，束纫秋先后发表了10多篇小说，有几篇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吴高余曾如此评论束纫秋的“孤岛”小说：
——“《在激流中》，就是通过义泰祥绸布号的潘老四抗拒侵略者的摘旗事件，表达面对铁蹄蹂躏下强烈的民族感情”；
——“越薪（束纫秋）倒是在自己熟悉的地域和生活经历里，描写身边琐碎而又微小的事情。作者正是在这些琐碎之中，力图表达战争与被侵略之下上海人的生存状态。”
现在看来，抗战中类似束纫秋这样的新闻战士，及时改行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是沦陷区草丛中，绽放出朵朵鲜艳耀眼的“带刺玫瑰”！
“洋招牌”下全力办好中国报
徐铸成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当时我国仅次于《大公报》的第二张民间大报。
然而，17个月后，经过多次炸弹袭击和死亡威胁，翌年5月《文汇报》就被扼杀了。不过，它的创始人之一徐铸成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评价它：“真像经天的彗星一样，曾有声有色，闪亮在孤岛的天空，而霎时就熄灭了！”
一点没错。
《文汇报》刚出版不到半年，发行量直线上升，突破6万份，在“孤岛”销售量最大。
成功的奥秘在于，自从徐铸成主持《文汇报》第一天起，就决定了“挂洋招牌、办中国报”的编辑方针。请几个外国人来挂个发行人、股东、董事长的名义，就像雇个“红头阿三”在大门口站岗一样，而报纸内容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控制，宣传抗战、救民于水火，何乐而不为？
徐铸成
然而，这条血路趟出来，甚是不易！其时有三大压力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其一、日伪方面的恐吓威胁；其二、租界当局的警告、处罚；其三、挂名洋股东、洋董事们的反对，尤其是《文汇报》董事长克明（洋人）的不合作。
恐吓威胁方面，是日伪使出的下三烂招数。由于刊出《上海并非孤岛》等几篇社论，触痛了敌伪分子的神经，社论见报的第三天下午，几个暴徒向文汇报馆抛掷手榴弹，当场炸死了营业员陈桐轩，广告科职员萧綬卿被炸伤。
而后，徐铸成陆陆续续收到装有血淋淋手臂的热水瓶匣子和注满烈性毒汁的水果。
但，这些没有让徐铸成后退半步!
徐铸成也早已做好与洋老板克明斗智的准备。“三斗洋老板”的故事，流传甚远。
第一回合，克明旁敲侧击，晓以“厉害”。徐铸成严词拒绝。
一日，克明邀请徐铸成到他位于愚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家里做客。
先是利诱。克明拉着徐铸成的手说：《文汇报》现在“名气”很大，“领事公馆”准备大力“扶助”。
“怎么个扶助？”徐铸成准备与其周旋。
克明指着报纸的广告说：“在上海的英国洋行很多，只要领事公馆通知一声，他们都来亮亮相，不就发财么？”
“那好啊，来者不拒。可是，天下不会白掉馅饼！”
“领事公馆希望我们的报纸真正成为英商报纸，成为华文《字林西报》。”
徐铸成眉头一蹙，警觉起来。“你们请我主持编辑部，当初讲定是要为中国人说话的，如果要办成中文的《字林西报》，另请高明吧！”
克明忙起身打起“哈哈”：“你怎么能走呢？你的社论上海没有第二个人写得过!”继而耸耸肩，凑上笑脸，“不过，如果事先给我看看，一起商量，不是更好么？”
徐铸成盯着克明不说话，心想：狐狸尾巴快露出来了。
克明以为徐铸成赞同自己的想法，继续进攻：“密斯脱徐，有些不靠谱的打仗新闻，就不要登啦！”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已经很清楚。原来，克明要事先审查社论和有关抗战的新闻报道。徐铸成明白，这是《文汇报》“性命交关”的根本问题，不能让步。
第一次，徐铸成还想给克明留点面子，于是绵里藏针回敬道：“老板，我的工作习惯是要看了最后的新闻才着手写社论的，没法早送给别人看。至于战事新闻，也是有源头的，我们要保护新闻源。对不起，你这些要求都办不到！”
徐铸成走出克明家时，发现这个洋人一脸恼怒。
第二回合，克明坐镇报馆，干涉编审业务。徐铸成不吃“那一套”。
斗争在继续。到了8月份，“8·13”一周年前夕，晚饭后报社经理告知徐铸成：“克明今天深夜要来，看明天社论的小样。”
“真是阴魂不散啊，”徐铸成思忖一下道，“尽管来，尽管来！”
获知克明要来看小样，编辑部的同事都很气愤。
一如继往，截稿前，徐铸成把社论写好，把新闻版面大体安排一下，走人! 并关照同事有事打电话到大方饭店找他。同时，特意嘱咐排字房，“克明要看小样，可给他看，但没经我的同意，一个字也不要按他的改稿排！”
深夜一点半钟，编辑部来电话：“克明来过啦，把社论及头条新闻稿改得狗屁不通，洋洋得意地走了。”
徐铸成立即雇了辆黄包车，回到编辑部，看了一眼克明改的稿子，把它扔进字纸篓，并在心里做好第二天对付克明的准备。
第三回合，克明找上门来，威逼辞职。徐铸成取得同仁支持。
徐铸成（前排右一） 摄于1942年初
果然，第二天下午，徐铸成正在编辑部看稿，克明气势汹汹问罪来了。
克明指着徐铸成的鼻子：“你这样独断独行，不行！日本方面要我的脑袋，你知道么？”
徐铸成晓之以理：“知道知道，《文汇报》是中国人办的，英商只是一块招牌，炸弹没有炸过你，以前几次威胁也都是对准我们中国人的，你尽管放心睡觉去！”
克明语无伦次：“总而言之，还是不行，我们不能再合作下去了！”
徐铸成针尖对麦芒：“好，你把我辞了得啦！”
解雇要董事会来决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同仁，都正义凛然，站在徐铸成一边说话。结果，反倒是克明被迫辞去董事长兼总主笔。
三个回合的较量，徐铸成完胜于克明。
都说，是正义战胜邪恶，是正直的报人扛起真理的旗帜。
“小延安”里搞起AB版克敌制胜
1958年的石西民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被迫迁往重庆，人称“小延安”。
1936年1月起就在上海《申报》担任《申报周刊》编辑的石西民，此时从皖南的新四军队伍，于1939年9月初到达重庆，之后将近4年里，担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石西民1934年（22岁）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
当战地记者时的石西民
石西民在苏中根据地
石西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在江西采访时给报社领导的信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给石西民采访的证书
此间，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而恰恰在石西民手上，得以及时报道事变真相。
话要从国民党推行严格的战时新闻检查开始。
大小报刊必须每日送审，动辄被扣、删改，以停刊、封门相威协。《新华日报》备受其害。
但，《新华日报》绝不是软柿子，如此应对：你搞检查用红墨水涂抹我的稿子，我拿回后又恢复；你涂后，我又在你涂的旁边打上红三角，搞真假难辨；你把删掉的字句剪掉，我这里留有原文可恢复；有时，明知送审通不过而又必须登载的稿子，就根本不送审，比如1939年10月19日刊登毛泽东的《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等。
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1年1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真相、真相、真相！1月16日，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撰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但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局扣押。《新华日报》随后编写的所有的相关报道也都被扣押。
石西民文章被国民党扣押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要“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并强令各报在第二天刊登这个反动通令。
十万火急！
得到此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召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研究如何开展斗争。会后，当晚石西民就在社长潘梓年带领下，冒着刺骨的寒风，打着油纸糊的灯笼，爬过山城漆黑的斜坡梯街，挨家挨户到《新民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报馆游说，痛陈“皖南事变”真相。“有良心的报纸就不要去理他们的瞎话！”关键时刻，这些民营报纸坚持了正确的“站队”。
午夜过后，编辑部接到周恩来的手稿：“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还有四言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群情为之激愤，准备在翌日报上刊登。
新闻检查会同意刊登周恩来写的题词和挽诗？别异想天开！采取AB版巧妙躲过检查是唯一可行做法。
当晚，国民党检查官为把事情做老到，赖在《新华日报》报馆坐等检查，“我要眼睁睁看到明天的报纸样张后才回去复命。”“可以、可以！”
石西民和报纸其他负责人在会客室里，陪着检查官在炉边烤火，与其聊天周旋。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检查老爷看完送给他的那张报纸，发现没有违检新闻之后，兴冲冲地赶往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公馆报喜，“平安无事！”并面呈认为没有问题的《新华日报》。
恰在此时，有人拿着报纸飞速来报，清早在重庆街头发售的《新华日报》上，赫然刊登了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两大块题词。
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
“你、你！想吃枪子啊？” 潘公展气得吐血，拳头砸向那位垂头丧气的检查老爷。
原来，为刊登周恩来撰写的题词和挽诗，石西民等人悄悄计议，另外准备了一篇同题词和挽诗所占版面一样大小的稿子，专供检查和布置在报馆门外的军警特务们看。这样的报纸只印了10几张。改头换面也好，瞒天过海也好，“反正，正义胜利了！”
历史记住这一天。《新华日报》的同仁和勇敢的报童们，一大早就把报纸包在被子里，放进箩筐里，分路进城，张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广大读者手中。报纸销到5000份，一时洛阳纸贵。
蒋介石集团恼怒到极点。当天，宪警特务四处没收撕毁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报童被捕，订户家里遭搜查，转发此消息的外国记者被阻拦。
这天，有位外国记者乘飞机去香港，“皖南事变”真相才得以及时向海外传播。事后，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
1980年石西民重返重庆新华日报社旧址
寻炬延安
——上海新闻老战士抗战身影剪辑之四
1938年初，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展望西北战场的社论，认为“那里不仅自古是决定战局的重要地区，而且那里已有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军队，正在横戈跃马，与敌人搏斗。”这是鼓励沦陷区人民，不要因东南战场步步失败而丧失信心，而且暗示胜利的曙光已在西北闪耀，暗示中国的希望在西北。
有如巨型炸弹，在沦陷区炸响，又有如巨大的火炬和灯塔，闪耀在神州西疆。
那是延安！抗战中，多少上海新闻战士为之神往啊！他们关注延安、研究延安、报道延安，更是歌颂延安。
“俯首采访、昂首作文!”
1937年2月14日晚，上海某机场。
从西安来的飞机刚落地，舱门打开，下来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直奔《大公报》编辑部，连夜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通宵作陪。
年轻人就是当时鼎鼎有名的记者大佬——范长江！此时，他对他的老板说：“我肚子里有的是‘干货’，真想一吐为快啊！”
此前两年里，范长江大部分时间在西北部奔波，此次回到《大公报》上海版写稿，是有备而来。
范长江一边写，胡政之一边改。定稿后送国民党新闻检查时被毙。但胡政之考虑到内容太精彩了，于是不怕闯祸，文章照登。
第二天，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大公报》赫然见报。
报道中写道：“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文章且爱且恨，既揭露了“西安事变”真相，又透露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一石激浪，轰动朝野
当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下午，与会人员读到上海来的《大公报》后大吐舌头。因为，范长江的这篇报道与蒋介石在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
蒋介石在会上，既没提到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没有提到他自己口头答应的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但是，虽然文章在许多地方写得很隐晦，读者却心如明镜，蒙蔽了两个多月的“西安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一时哗然。
蒋介石见状，立即把《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叫去大加训斥。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兑现在西安口头答应的部分条件，如撤走西北的“剿匪军”等，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定局。
3月29日，毛泽东从延安给范长江写信：“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当时，只有共产党这边知道范长江的此篇报道，凝聚了他相当多的心血、智慧和胆识。原来，一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往短里说花了他两三个月时间采写，往长里说却花了他两三年时间思考。
极具记者职业智慧的范长江，坚守自己的工作信条：俯首采访、昂首作文。俯首与昂首只有相结合，才能奏出人生的美妙乐曲。
早在北大读书时，随着日寇的铁蹄侵入华北，范长江预感到全面抗战迟早要爆发。此后1934年6月至9月，他专程从北平南下至南昌，研究江西中央苏区的各种宣传资料，研究红军。他认为，只有团结抗日才是唯一生路。在此后撰写的通讯中，他是第一个告诉世人，红军主张抗日，不是“流寇”，并准确预测了红军一定北上和北上的路径。
1935年春，红军主力到达四川西部，北上行动已经证实。范长江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坐不住了！
“何不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去西部呢？这样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如此一想，范长江兴奋得不得了。于是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提出要求。胡政之当即同意。但范长江对胡政之隐瞒了去研究红军的真实目的。
从天津出发，经青岛、上海、重庆，到四川后由成都北上。范长江的这次考察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等西北6省区，大量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其中至少有7篇是专门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
西北考察的通讯于1936年8月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出版，让范长江蜚声海内外。一时，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端，更有红军长征的行迹，世人尽晓。
转眼到了1936年秋冬，绥远抗战爆发，随即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时，正在内蒙考察采访的范长江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中止绥远前线的采访飞到西安。
历尽颠簸、饥饿、绑架等艰辛后，1937年2月3日，范长江抵达《大公报》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天找到杨虎城将军，并在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此后，周恩来与范长江进行了两次长谈，一方面告知了范长江急于了解的“西安事变”真相，另一方面通报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 范长江听了甚是兴奋。
延安，自己多年日思夜想的地方！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引领中国前途的钥匙。于是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能不能让我去趟延安，见见毛泽东？”
周恩来很快为范长江作了去延安的安排。2月6日出发，9日到。
因为是第一个到延安的国统区记者，而且是名记者，当晚，时任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出来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伯承，还有一些著名人士，如丁玲等，10多个人围着火炉谈话。思想的碰撞与提升，让范长江感到迎来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延安之行，范长江最大收获还是与毛泽东单独恳谈。
火炉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范长江到他住的窑洞。毛泽东话匣子一打开不可收拾，一直谈了10个小时。桌上油烛摇曳，四目相视，全是真知灼见和肺腑之言，范长江仿佛听到一位伟人的怦怦心跳。
毛泽东谈的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范长江听得入神，豁然开朗，因为这是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问题。
“事实证明，只要中国军队决心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可怕，问题是国内要有团结一致的办法。”此时，在中国西北窑洞里，传出如此一番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政治话语，让范长江这位国内见多识广的名牌记者大开眼界。
范长江对毛泽东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今天看来，这不是吹牛拍马，而是真正的“脑洞大开”。
天快亮了，范长江向毛泽东提出想留在延安一起共同战斗。但毛泽东说不行，希望范长江能够立即赶去上海大公报，把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向全国人民尽快地宣传。
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2月10日正值农历春节期间，离开延安，经由西安飞往上海。
于是，历史记住了这一刻一景：1937年2月15日，全国人民争读《大公报》上《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报道。
“要写出一个美好而真实的延安！”
赵超构
“七七事变”爆发前两年，20岁出头的赵超构就在报上发表时评，用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他担任南京的新民报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后，如鱼得水。
赵超构的时评
1944年夏，国民党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新民报有一个名额，原本是采访主任或是名气很大的主笔张恨水参加，结果他们相继因故未能成行。好机会轮到了赵超构，真是千载难逢。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单
中外记者团参观访问日程
“多少次梦见延安啊。” 赵超构出发前对具有进步思想的报馆同仁“显摆”。
怀着对祖国山河的挚爱，还有对外来侵略者的憎恨愤怒，1944年5月17日，赵超构启程。
先乘坐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出发飞抵陕西宝鸡，再改乘火车于第二天到达西安。又从西安进入山西，最后从根据地“后门”进入延安。
中外记者此次参观访问，可谓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良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赵超构进入延安后，发现参观采访的范围明显扩大，参观时间和地点，比原定日程也有新变化。
记者参观地点覆盖了延安的生产、媒体、司法、医疗、大学、幼儿教育等多领域，受访人员涉及党务、政府、军事、文化和普通民众等各方面。赵超构发觉，他们进入延安前，在西安临潼等国统区的接待遮遮掩掩，跟踪监视，而延安则是敞开胸怀，真诚相待，于是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写出一个美好而真实的延安来！
眼看、耳听、调研、思考……赵超构在延安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和军民百姓身上的巨大力量。进入陕甘宁边区，他看到与外面不一样的特别景象：“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我直感到边区的开荒运动，确实名不虚传”。
最令赵超构难忘的是，他们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当年带领红军在湘赣边界闹革命、四渡赤水用兵如神、如今坚定抗日、把延安的政风搞成“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不唱高调，不迷信洋教条，不拘泥形式”、把延安百姓的生活搞得红红火火的中共领袖，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大智大勇。这些年来，赵超构一直在沉思，毛泽东身上究竟有着何种魅力？也一直在探索，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
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合影留念，中排右第二人为赵超构
“西天的一角，玫瑰色的晚霞夹杂着隐晦的浮云，使太阳显得异常之红，异常之大，慢慢地稳重地向地平线下沉，唤起了我们非常的庄严和平的感觉。”这段文字，是赵超构的延安见闻之尾。43天里，赵超构共撰写47篇通讯，从当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的《新民报》连载。同年10月18日，两地《新民报》刊完后，由新民报结集成《延安一月》于1945年1月出版，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数万册。日本也翻译出版。
赵超构所著的《延安一月》
一个真诚的延安，一个真实的“新天地”，一个真正的中国未来……都告诉了全世界！
毛泽东评价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些报道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赵超构学习。
赵超构相关作品
“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
陆灏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发动“八·一三”事变，悍然践踏上海。
这一年，陆灏17岁，在上海《神州日报》社当电话接线生。
尔后，他通过介绍成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名战士，跟着大家去参加抵制日货的演讲、游行，向人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战地壁报服务团，把最新的抗日救亡消息写成几份大字壁报，张贴在河南路、江西路两旁。
这种工作环境，让陆灏成长很快。
陆灏年轻时照片
红军为何反对内战？为什么主张坚决抗日？陆灏渐渐开始从迷惘中解脱出来。
1937年秋，陆灏在邹韬奋举办的《抵抗三日刊》上，连续看到延安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和有关报道，心中燃烧着去延安的热情，萌发了去延安学习的念头，并征求身边具有进步思想的朋友意见。尽管延安生活很苦，但他根本不怕。
踏上去延安之路第一站，是当年11月的一个拂晓。陆灏和另一个朋友杨时，跨上一艘开往南通的轮船。他们想取道苏北到徐州，沿陇海铁路经西安，再去延安。
寻炬延安，波澜不惊，艰辛无比！
——在苏北泗阳、宿迁等地辗转，陆灏因水土不服，好几次病倒 ，身体虚弱下不了床，国民党部队劝他留下来抗日，但陆灏好像“吃了秤砣铁了心”—— 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
——在徐州，陇海铁路因受战争影响，火车开开停停。碰上往西开的火车，他们就只管爬上去。一支牙刷插在上衣口袋，弄得蓬头垢面。好在几天之后就到了西安。
——在西安，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非陕甘宁地区去延安的青年，都要先到三原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第二天，马不停蹄去三原。
——在三原安吴堡，好像进了革命的大熔炉，他们听课，接受马列，唱革命歌曲。一个月后，从青训班毕业，但陆灏因故没有接到去延安报到的通知。而大他4岁的杨时去了延安。“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的！” 陆灏与杨时依依惜别后，又折回西安。
——重回西安，汇入全国流亡抗日青年的大洪流。因在海报上看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马上报名，并被立即告知去晋南曲沃“民大”四分校报到。
——在晋南曲沃，兴高采烈呆了几天，不料太原、临汾频遭日机轰炸，学校宣布解散。于是，一群年轻人商量，还是决定奔赴延安。大家说，如果接下来倒在抗日的路上，只要看上一眼延安，此生足矣！
——过黄河，日行80里。大家组织了一个战时工作团，且行且唱，大力宣讲抗日救国。终于，1938年3月，陆灏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此时的延安，广招天下青年。陆灏被编入陕北公学19队。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杨时。“我们都瘦了哦！”“但我们心情更愉快了啊！” 惊喜交集，两人相拥而泣。
两个月后，陆灏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年后，他又从延安进入《晋察冀日报》当战地记者，奔波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记录晋察冀边区军民精诚团结、英勇杀敌的历史。
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让许许多多的陆灏们成为英勇不屈的抗日新闻战士！
（本篇由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孙洪康出题并指导，由《新闻老战士与抗战》写作组策划并提供素材。文中原有邹韬奋一节文字，因本刊第一期已刊发《邹韬奋在上海》，为了不重复，只能割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