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静安居住记趣

【题记】 2015年9月，上海市静安区和闸北区同时宣布“撤二建一”，合并建设“新静安区”。自1978年至2002年，我曾在“老静安区”居住了24年。从延安中路辐射开来的链接街道上，有许多重要地标建筑和值得回忆的地方。

里弄风景线

东方露出鱼肚白，弄堂里已响起阵阵脚步声。当霞光穿过云层射入石库门的天窗，朝阳冉冉升起在楼宇之间，大街小巷已经苏醒。提篮买菜的阿婆，端着饭盒买早点的爷叔，骑自行车上班的成人，挎着书包上学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走进走出弄堂。互相打着招呼，柔软、亲切的上海话，似晨露洗面，如春风拂耳。上海的早晨—— 一幅难以忘怀的里弄风景线。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上海静安区延安中路一带，周围都是老式的里弄石库门房子。在这些大街的“腹地”深处，布满了老上海的里弄小巷。在那些里弄小巷的“怀抱”里，隐藏着浓浓的上海韵味。

延安中路是茂名南路和茂名北路的分界，茂名北路属静安区，茂名南路那时属于卢湾区。靠近茂名南路的进贤路，是条小马路，印象深的是进贤路小巷里的那家大澡堂。那时，家中没有洗浴设施，就去进贤路的澡堂洗澡。澡票开始是2角钱，后来涨到了5角钱，再后来1元、2元。买了澡票，手腕上套个存衣箱的钥匙圈，走进大淋浴间，在热气腾腾的淋浴喷头下洗个痛快。

结婚后有了孩子，每到周末就带着幼小的女儿去进贤路澡堂洗澡。澡堂里有位东北籍女服务员，面容清秀和蔼，人称王阿姨，对我们母女俩很好。冬天洗澡，人多，有时没有存放衣物的箱子了，只好把衣物放在澡堂外间的长椅上，王阿姨就热心地帮助我们母女看管衣物。王阿姨是北大荒知青的妻子，跟随上山下乡的上海籍丈夫返城来到上海。那时女儿小，冬天去洗澡，王阿姨就让我先把女儿洗好了送出来，让我马上再进浴室接着洗，她帮着给我女儿穿衣服，这样我们母女俩都不会冻感冒。等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女儿已经穿好衣鞋在等我。过了几年，家中安装了热水器，能在家里洗澡，就不再去进贤路的澡堂了。可不知为什么，我经常想念那个大澡堂，想念王阿姨，不知她后来怎样了。

夏天的傍晚，进贤路弄堂里的人们吃罢晚饭后，三三两两地来到街边纳凉。一杯茶，一把大蒲扇，一个小凳子或一张躺椅，一眼望去，好一派纳凉的大阵容。有人说笑，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听收音机，也有人打扑克，街坊邻居亲密友好。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空调了，这种集体纳凉的阵势再也看不到啦。有时我想：到底是什么使我怀念老房子？其实就是那股浓浓的人情味。

延安中路、靠近陕西路，离“儿童艺术剧院”不远的地方，原来有个里弄叫“明德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午常有小贩在明德里低声吆喝用票券换东西。我有时趁着午休，拿上积攒的多余票券跑进明德里找小商贩换些鸡蛋。夏日的中午，明德里静悄悄，年轻人都外出上班了，老年人在午休，弄堂里可以听到蟋蟀的叫声。这个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现。

_{原延安中路545弄明德里}

讲起上海里弄的故事，不禁想起以下的趣事。

1994年，我被借调在日资公司工作。那家日本公司的上海事务所刚成立，事务所的所长让我陪同他去上海锦江集团的车队办理租借高级轿车的事宜。上海锦江集团车队有两辆“凯迪拉克”，一辆黑色，一辆白色。这天，我们把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及它的司机一起包租了回来。上海事务所有辆“凯迪拉克”，看得出所长美得很，他坐着凯迪拉克进进出出，有意无意总想炫耀炫耀。

凡是跟所长外出办事，或加班出席社交晚宴之后，所长总是坚持用凯迪拉克送我回家，而且他很希望被我的家人或邻居看到，他觉得这样我一定会很高兴、很得意。那时上海毕竟没有什么单位有凯迪拉克，更没有凯迪拉克的私家车招摇过市。然而，那时我家房子十分狭小，我不愿让日本所长知道我的家址（如果他要进我家看看，看到如此窄小的住房，我该多狼狈！）我也不想让邻居们看到我坐着外国老板的高级轿车回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外企工作。总之，种种原因，我很保守，一点儿也不想“风光”。

所长并不知道我的想法，我不愿、也不能对他和盘托出，真有“难言之隐”。

所长是个热心肠，他一如既往地要用高级轿车送我回家，弄得我盛情难却。

为了应付所长，不使他失望或难堪，也为了保住自己这点“隐私”，我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的周旋办法。每次所长用凯迪拉克送我回家，我就让所长把车停在靠近家附近的一个弄堂口的大街边，告诉所长到家了，车子开不进去，只好在弄口下车。然后，我假模假式地和所长招手，再见，向巷子里走去。

所长总是好奇地从车窗里伸出头，向外探望，看着我走远。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去，不时回头看看，直看到所长的凯迪拉克开走了，我再赶紧转身往回走，走出小巷后再绕道回家。尽管我知道所长很好奇，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秘密”，所以那些年，他压根就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我穿梭在上海的里弄和高楼大厦之间，一会儿是狭小弄堂里的匆匆路人，一会儿是坐在气派写字楼里的白领，这正是改革开放时期上海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许多上海人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海派文化的一个时代侧影。

在日语中有个词，日本汉字写“裏町”（日语发音“wula maqi”），翻译过来是“背街”、“里弄”的意思，专指东京繁华大街背后的小巷小路。东京的冬天常有大都市的“楼风”从“背街”刮过（日语“楼风”一词发音“bilu kaze”，汉语意思“穿堂风”）。楼风发出“呜——呜——”的响声，那些上下班的白领穿着风衣，竖起风衣高领，缩着脖子，匆匆走过“背街”，走向繁华大街的摩天大厦。这些，都是东京这座大都市特有的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

同样，上海也有自己独特的都市文化现象。上海的文化，既离不开石库门的小里弄，也离不开花园洋房和高楼大厦，正如日月交辉，相辅相成。现代化大都市高楼林立，流光溢彩的背后是市民的家常生活场所——里弄。

静安区拾忆

延安中路还是陕西南路和陕西北路的分界。

在陕西北路、原南京西路口，曾经有家电影院叫“平安电影院”，我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记得1985年夏天，上海连续遭遇台风，狂风暴雨致使马路积水，从延安中路通往“平安电影院”的陕西北路上，因路面排水系统不畅，积满了雨水。那年初夏，由新锐导演张军钊执导、张艺谋摄影，由陈道明等主演，改编自郭小川同名长诗的新影片《一个和八个》在“平安电影院”上映。我们几个“文青”听说此片富有油画般诗意和雕塑式画面感，很有特点，忍不住想一睹为快。于是冒着小雨，蹚着将至膝盖的积水，“渡过愤怒的河”（借用日本影片《追捕》原版片名比喻），向“平安电影院”进发。

_{平安电影院老照片}

走在路上，积水没到了小腿肚子。出发时，还能撑着雨伞，不一会儿伞被风刮得撑不住，我们就收了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去。男青年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女青年把裙下摆捆扎于一侧，但走路撩起的积水还是浸湿了我们的裤管和裙下摆。到达平安电影院时，影院工作人员被我们这些年轻人所感动，不计较我们湿漉漉的模样，大度地放行我们入座。观影厅内寥寥无几，我们虽感阵阵发冷，但看得兴致勃勃。观影之后又蹚水回家，有几人回家后就感冒了。青春就是这样任性，陕西北路和“平安电影院”由此在我们心中烙下了印记。

从平安电影院向西，南京西路上，原来有家宾馆叫“沧州饭店”。全国解放以前，这里曾是旧政府达官贵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在这里跳过舞。上海解放后，这里作为军队的宾馆，也被叫作“部队招待所”。

1977年春，我和两位上海籍男同事从外地来到上海出差，一天中午路过“沧州饭店”，就一起走进了沧州饭店的大餐厅。两位同事去买饭、端饭，我负责找座位。正值午餐时间，餐厅里人很多，我找到墙角的一张小圆桌，在它旁边坐下等候。不一会儿，来了一位戴口罩的陌生军人，也在桌边坐下。他低着头，摘下口罩，就在这一霎那，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在我面前，是一张不堪入目的烧伤面孔，我差一点儿就要尖叫出声。估计当时吓傻了，大张着嘴，瞪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措。只听对方连说“对不起”，我别过脸不敢看对方。那人迅速带上口罩，起身疾步走开。另一位中年军官快步走到我面前打招呼：“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是这位烧伤同志的战友，我们从大西北来。他是我们部队的劳模，为了抢救军队物资财产被烧伤的，是我们的功臣！这次部队专门派我护送他到上海做整容手术。刚才找不到座位……不好意思，吓着你了，对不起啊……”，说话间，我的同事端着饭过来了，这军官笑了笑，匆匆离去。我傻愣着说不出话。

男同事在桌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笑着对我说：“没思想准备，会害怕的。不过，你的反应把人家也吓得够呛，把他们都吓跑了。”这天沧州饭店的午饭我着实没吃好，不是后怕，而是内疚。得知那位烧伤军人是因公负伤的功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怨自己太不懂事，太不成熟，对不起这位英雄。唉，人生有许多遗憾，有些遗憾悔之已晚。沧州饭店在我心中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老沧州饭店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新加坡人投资建造的四星级宾馆“锦沧文华大酒店”。关于这一带，程乃珊等老作家的笔下有过许多描述。但老作家们笔下流露的多是1949年以前的老上海风情，读了他们的作品，仿佛穿越了时空。

讲了南京西路，再讲讲北京西路和陕西路。

1986年夏，三岁半的女儿从外地我父母家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可以送她入园的幼儿园，我焦急万分。这时，表叔帮助介绍了位于北京西路的“长征医院幼儿园”，好不容易为女儿办妥了入园手续。每天早晨，我们母女俩早早起床，赶紧吃完头天晚上准备好的早餐，然后匆匆穿过陕西北路，赶到北京西路的公交站头等车。送完女儿，我再赶到单位上班。下班后再赶到幼儿园接女儿。有时下班晚了，赶到幼儿园时，幼儿园已空荡荡，只有老师和眼泪汪汪的女儿在等我。那时孩子的爸爸在外地工作，我自己在上海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非常辛苦，孩子跟着我也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

记得一天清早下着小雨，我们在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车站等车，车到之后格外拥挤，我抱着孩子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后车门挤上公交车，但女儿的一只红色雨鞋被挤落在车门外。车子已关门启动，一位好心人在车外拾起女儿那只脱落的雨鞋，追到车窗外递给售票员。女售票员把红色小雨鞋塞到女儿的怀里：“喏，捡回来了，不难过了吧！”女儿抱着雨鞋，小脸由阴转晴。

那年，英国女王来访上海，据说女王坐驾的豪华车队下午要经过南京西路至北京西路一带，因此从下午4点开始这一带就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从幼儿园接到女儿后，带着孩子站在北京西路的马路边等待放行，整整等了两个半小时，望眼欲穿地看着大街那头，心想女王啊，您可知道上海平民生活的艰辛？“快点吧，快点通过这里吧，快点让我们回家吧。”心里一遍遍念叨，双腿蹲下、站起，站起、又蹲下。幼小的女儿站不住了，我只好背着她继续等待。直等到傍晚6点半才解禁，终于可以走过北京西路回家去，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

靠近延安中路的陕西南路上，有条小街——巨鹿路，这条小街因一块门牌而受到上海文学爱好者的瞩目：巨鹿路657号，上海市作家协会。那年，在表叔的帮助下，把女儿从北京西路的幼儿园转入位于巨鹿路的警备区幼儿园，省去了每天挤公交车的辛苦。这样，我们每天来回的路上都会经过巨鹿路657号作协门口。曾几何时，我多少次站在作协的大门外向里张望，心中仰慕那些能够自由进出这扇大门的作家，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走进这座文学殿堂。如今梦想成真，眼前却总是浮现出往昔那些单纯的年轻人倾慕这扇大门的身影。 

在作协的大院里，古树参天，绿茵铺陈，古朴的花园洋房静谧安然，《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等脍炙人口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多年来久驻此地。在作协大门外的小街上，有临街小餐馆，有洋房会所、机关单位，还有零星商铺，上下班高峰时段，各色车辆鱼贯而过，活脱脱一幅海派市井素描画。

昔日“红房子”

在上海静安区生活过多年，非常怀念过去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拐角上的那家“红房子”西餐馆。有趣的是，陕西南路靠近长乐路的地方曾是静安区和卢湾区的分界，西面属于静安区，东面就是卢湾区，“红房子”餐馆坐落在陕西南路的东面拐角上。这是一家地道的法国菜餐馆，有悠久的历史，因其店面的外墙用大红色涂料粉刷，从解放前开始就被称作“红房子餐馆”。丈夫不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我因平时忙工作，忙家务，要赶着上下班，还要赶着去幼儿园接送孩子，一个人顾不过来，所以能在单位食堂买饭菜就不在家中起火做饭，吃的很简单。“红房子”离家不远，过年过节就带女儿去西餐馆打打牙祭。

_{陕西南路老“红房子”西餐馆}

“红房子”并不很大，朝陕西路这边开着店门，楼上楼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常和女儿到“红房子”吃西餐。那时工资低，物价便宜，5元人民币就能吃到一份很好的牛排，还有配菜和面包。餐馆里客人不多，除了个别外国人，多半是上了岁数的老年食客。去多了、去久了，餐馆的男招待和常去的一对老夫妇认识了我们，他们不仅教会我如何点菜，还教会了我如何使用西餐的刀叉。

1986年年底的某日，女儿过生日。傍晚，我给女儿换上一套新衣裤，穿上新买的外套小大衣，一起走进了“红房子”。刚过完圣诞节，新年马上来临，餐馆内装饰得非常漂亮。圣诞树上的小彩灯闪着光，红格子台布显得格外温馨。虽然室外天寒地冷，但餐馆里温暖如春。男招待见面就问：“为啥圣诞节没来，今天却来了？”我告诉他：“今晚给女儿过生日”。他把我们领到一楼靠墙角的座位上，接着取来一根大大的红蜡烛为女儿点燃。

脱去外套的女儿望着蜡烛上的火苗，红红的小脸笑得像朵花儿。

邻座的那对老夫妇对女儿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老先生对女儿说：“小朋友，祝你生日快乐！” 老妇人把自己手边的一朵小小的红玫瑰送给了女儿（这或许是老先生送给夫人的新年礼物）。女儿接过玫瑰花，礼貌地对老太太轻轻说了“谢谢”。我不明白老人们的眼神里为什么充满了怜爱。

我们娘儿俩点了一份牛排、一份乡下浓汤、一杯牛奶、两块蛋糕，我又为女儿点了一份冰激淋。吃完牛排和蛋糕，我默默地望着女儿安静地吃着那份冰激凌，不由地想起自己童年时在老北站被小阿飞抢去雪糕的情景。这时，我听到邻座老妇人压低嗓门，用上海话对老先生说：“可怜，每趟只有妈妈领小囡过来吃，做生日阿爹都没来。” 她对面的老先生也压低嗓门：“勿晓得小囡阿爹……”

我佯装没有听见，继续望着女儿。孩子正在专心地吃冰激凌，似乎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明白，可我总算明白了老人们为何对女儿投来怜爱的目光。

吃罢饭，我们起身，向老夫妇告辞，离开了“红房子”。

回来的路上，听到街巷里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女儿的小手紧紧捏着那朵小小的红玫瑰，似乎心满意足。我牵着女儿慢慢朝家走去，想起那冰冷漆黑的家，想起远方的丈夫，眼泪忍不住扑哧扑哧落下来……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去“红房子”。

第二年的下半年，父母来上海帮我照料孩子。年底，丈夫休假回上海过年，赶在女儿生日之前回到了家。全家老少团聚，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对丈夫说起去年在“红房子”给女儿过生日的情景，满肚子委屈。丈夫掏出这年立功授奖的年终奖金说：“今年我们再去‘红房子’，既给女儿过生日，也陪父母开洋荤，全家迎接新年！”这样，全家一起去了“红房子”。

这回我们坐在二楼小隔间里，一年不见，男招待已换人了。那天晚上，丈夫买了大蛋糕带去，点了牛排、三文鱼排、法式蜗牛、对虾、蔬菜色拉、奶油蘑菇汤和意大利乡下浓汤、红酒；大人各一份咖啡、女儿一杯鲜果汁、每人一份冰激淋。我们尽情吃喝，吃得酒足饭饱，心花怒放。父母虽然以往很少吃西餐，但吃得高兴，感到合口。

回家之后父母久久无法入睡，一是高兴激动，二是平时不喝咖啡，当晚的咖啡使他们失眠了，老是问女婿：“这顿饭花了多少钱？”丈夫说：“不算红酒，90多元。花光了年终奖金，值得！”现在回想起来，奖金只有一百元，可当时全家老小五口人，吃一顿地道的新年西餐大菜，也不过用了90多元，开心！

多年以后，父母问我还常去“红房子”吗？我说：“不去了”。因为陕西路上的“红房子”不见了，被拆掉了。但我总是惦记着它，只要路过那一带，就过去看看，最后总算在长乐路靠近“红房子”原址的马路对面，见到了新盖起的“红房子”。新“红房子”西餐馆比老餐馆规模大多了，但没了以往马路拐角上那所老“红房子”的风格，完全变味了。我遗憾地直跺脚，在心里默默与“红房子”告别，没有踏进过那个新餐馆。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上世纪末修建延安高架路，拆除了延安中路上的一些里弄和老房子。大动迁之前，在此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户居民们依依不舍，经常可见祖孙三代全家站在“明德里”弄口拍照留念……半个多世纪以来、有着70多年历史的“明德里”不日消失了，但在它的原址上重生出了一条高架路长龙，飞越在延安中路的上空。1999年9月15日延安高架路正式开通，改善了上海市的交通状况。

_{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中心}

延安路是上海东西走向最长的大道，延安中路主要位于静安区。在延安中路这段上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和名人遗址：中共“二大”会址、马勒别墅、上海展览馆等等。这些红色遗址、名人故居、文化建筑无不折射出老上海的历史，又焕发出新上海的荣光。在这条路上漫步，犹如翻开厚厚的“都市记忆”。

永远记着这幅画面：2001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从虹桥机场接到几名外宾后，乘车沿着延安高架路一直向东，朝着外滩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驶去。一路上，只见延安高架路蜿蜒迤逦，犹如悬于都市“峡谷”的一条河，又像穿越楼林的“林间道”，轿车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穿梭其间。红彤彤的太阳从楼宇间露出半个脸，越升越高。车过延安中路高架路时，太阳升到了楼宇上空，一轮红日挂在蓝色天幕上。“上海的早晨”，我从心底呼之欲出，不料外宾们已脱口而出：“Good Morning，Shanghai!（早上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