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代走来的小说家
许平一
2013年春节前，我看望罗洪先生，她103岁了。
那天道堵，耽搁了时间。到点不见我，罗洪着急，着保姆林阿姨给我电话，问路上平安吗？林阿姨对我说，侬哪能还没到？每趟侬来，罗老都开心得来，今朝中觉又不好好交困，一点钟就起床坐在沙发上等侬哉。
别样的情感袭来，我说不清是晚辈对长辈的濡慕之情，还是淡如水、深如海的忘年之好。
掐指算，哪一年我的世界里有了罗洪？
第一次见罗洪，是在1989年上海市松江文联的成立大会上。那天她坐在主席台上，以顾问的身份。那会儿我不认识她。别人告诉我，她是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松江人。我脑子里立即跳出冰心和丁玲。那次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小的影儿，印象是模糊的。
第二次见罗洪，时隔至少10年。大约是2000年，也是松江文联的活动，在松江的红楼宾馆。红楼馆俗称小红楼，20世纪30年代建。那天罗洪很兴奋，围着小红楼转了两圈。后来知道，罗洪与小红楼有不解之缘。她和丈夫朱雯曾请巴金到松江玩，到过小红楼。那时候小红楼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符号，文人骚客但凡到松江，都爱去小红楼谈古论今吟诗歌赋同沐书香以结交知己。那天别人告诉我罗洪已经90岁了，我不相信。我说，走路那么快那么稳都不用人扶，哪有90岁！那天我与她同桌共进晚餐，近距离地待了一个小时。瘦小、慈祥、面善，还有一口浓郁的乡音，我的记忆里从此有了她。
二
第一次采访罗洪，是2002年的秋天。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坐在罗洪先生的客厅里，和她面对面地说着聊着，唠叨着一些过去的、现在的事，说到开心处，罗洪会张着嘴发出笑声，笑容随缘而自然，很能感染人，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乐。彼时彼刻，我一点儿不觉得我在采访罗洪，真的，那样的话，气氛就会显得太正式了，就一定没有了那种随意和轻松。我很喜欢当时的氛围，感觉就跟姥姥唠嗑似的。
罗洪客厅的窗外是阳台，阳台的下面是天井，阳台和天井被茂密的绿树环抱，被淡雅的桂花香笼罩，没有了大都市的喧嚣，也没有了大上海的沸腾。这是上海某一角落里的普通的阳台、普通的天井、普通的早晨，很安静，很清闲，很温馨。
罗洪为我开的门。她笑意吟吟地说“欢迎侬来”的时候，我依然不相信她的高龄。
进门，落座。罗洪张罗着为我倒茶。这让我坐立不安，我说：“罗老，我哪能让您倒茶，这不行的。”罗洪用手示意我坐着，说：“侬不要客气，侬不晓得茶叶摆在哪里。”说完，转身去取杯子和茶叶。
那天，罗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外罩一件灰色的涤纶马甲，斑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记得那天罗洪也为自己倒了一杯茶，因为我看到她杯中的热气袅袅上升后，先在空中旋转几圈，然后再慢慢地散去。
百岁时的罗洪
罗洪的故事就随着那袅绕的雾气渐渐地延伸开来。
1910年11月19日，上海松江一户姚姓人家添了一个女婴，取名姚自珍。自珍的父亲是留日学生，学西医，后中途辍学回国开办了松江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人解病祛痛之余，自珍的父亲常沉浸在书墨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珍从小就爱上了读书，尤其是中外名著。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列夫·托尔斯泰、鲁迅、茅盾、冰心等，成了她崇拜和敬仰的偶像。因为太喜欢罗曼·罗兰的小说和画家洪野的画，姚自珍为自己改名罗洪。
“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黑人吁天录》，我很同情黑人。后来才渐渐迷上了中外文学名著。往后中国有了许多新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比较新潮的题材，它们开阔了我的眼界，也开阔了我的心胸。这样，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1929年，对文学很感兴趣的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这时候，她开始了文学创作。
1930年，罗洪无意间看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的旬刊《白华》，竟立刻喜欢上了它，便将自己的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寄去。不料，《白华》恰在那时停刊了。主编朱雯看了《在无聊的时候》，觉得挺好，便推荐给《真善美》杂志。不久，罗洪的文章变成了铅字，这是她第一次发表作品。
一篇《在无聊的时候》成了罗洪和朱雯的介绍人，两人就这样相识了。当时，朱雯在苏州，罗洪在松江，相隔两地，通信便成了他们联络沟通的唯一方式。他们在信上探讨文学，探讨写作，慢慢地，他们探讨出了感情，探讨出了爱情。1932年，两人在上海结为伉俪。
时隔70年，罗洪谈起当年的婚礼，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一条路叫三马路（今汉口路），也不知有谁还能记得这条马路上有个孟渊旅馆？时光带走了曾经的今天，当年即使是穿着开裆裤的孩子，如今也已经七老八十了，天翻地覆谁能得知？
当年的孟渊旅馆，或许很不起眼，或许很普通，所以谁会去记得它呢？可是，就是这个孟渊旅馆，在1932年的某一天却忽然热闹了起来，一代作家朱雯、罗洪的婚礼炮仗在这儿蹿上了天空，发出了喜庆的响声。巴金来了，施蛰存来了，赵家璧来了，赵景深也来了，大家相拥相抱，祝贺新娘新郎。喜气洋洋之中，不知谁问了一句：“怎么沈从文还没来？”新郎闻声掏出一封信，说：“沈先生在北方，来不了了，这是他发来的贺信。”于是，大家争着抢着看贺信，读贺信，欢腾热烈的场面，惊得三马路上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婚礼是婆婆执意要办的，婆婆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她固执地认为结婚就得行礼以告亲友。那天真是老闹猛的，来了许多人。
“我们的新房就在辣斐德路现在叫复兴中路的桃源村里，邻居有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电影演员王莹，那时她正在暨南大学听戏剧家洪深的课，她说准备自己写剧本。”
“那房子现在还在吗？”我问。
罗洪摇摇头，说：“早就没有了。早些年我曾去过，那儿变化老大的，不认识了。现在我都好多年没去那地方了……”
罗洪讲到这儿，忽然眯起了眼，回味着什么。
婚后的罗洪恪尽温柔，每晚烧好饭，拧亮屋里的灯，然后坐在桌前等着丈夫回家。而多半，她的邻居，王莹的脚步声总是先于朱雯……那时的罗洪只要丈夫晚回家，就有些担心，就特别注意屋外的动静，一听到脚步声，就会去开门，可多半不是她要等的人。
我并不能真正知道那时的上海滩。老人们都说，那时的上海是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从影视作品里看，那时候的街道两旁都是法国梧桐树。春天和夏天，梧桐树宽大的树叶遮蔽了整条街道，为行人撑起一把巨大的伞；到了冬天，梧桐树叶迅速地变黄变枯，在冷风中漫天飞舞，远远看去，干裂斑驳了的树皮就像一幅抽象画。
罗洪告诉我，抗战爆发不久，她和朱雯离开上海，辗转数千里，最后在广西桂林落脚。1938年底，他们回到上海，上海那时成了孤岛。1943年12月，他们又离开上海到了安徽屯溪。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接编《正言报》的副刊《草原》。1946年秋天，她担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主讲副刊编辑的课程。这期间，她辞去了《正言报》副刊编辑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和徐汇女中任教。1951年，她参加上海文协创作队，寒假和暑假则去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后来她离开学校专心写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的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她遭到冲击。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9月，上海。前排左起：赵景深、徐调孚、叶圣陶、善秉仁、朱雯、罗洪。后排左起：唐弢、范泉、梅林、臧克家、孔另境、高尔康、赵尔谦。罗洪说,“也就剩我了。”
“统统过去了，没啥讲头了。”关于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那段历史，罗洪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而我却从这一语之中听出了几多的无奈、几多的遗憾。我想问，又不忍多问。我知道，重述那段历史，无疑让她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毕竟，那段历史饱含了太多的狂风暴雨，甚至是惊涛骇浪。
那天罗洪坐在沙发上，她的脸在阳光里泛着笑意，安然平和，使我不能把她和怨恨连在一起。我端详着她的笑容，很感动地想：这安然平和，是她跨过那么多的沟沟坎坎之后的一种从容一种豁达，这种从容和豁达包容一切，是大多数人没有的。有了这种安然和平和，还有什么是她不能逾越的呢？
罗洪愿意说她早些年的朋友：吴健雄、丰子恺、巴金、萧珊……
世界著名科学家吴健雄是罗洪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寒暑假，她们在各自的家乡给对方写信，以此慰藉彼此的思念之情。罗洪说，那时为了省钱，她俩用练习簿当鸿雁，一个将心里话写在练习簿上寄过去，一个再在上面写些悄悄话寄回来，一个假期至少要用掉两本练习簿。“为什么要用练习簿，而不用信纸呢？”我疑惑地问。“因为练习簿可以当印刷品寄，邮费比寄信便宜啊……”我好奇了起来：“那练习簿还在吗？”罗洪笑了：“侬想看是哇？我也想看呵。可是，老早就没了，动荡年代里丢失的，蛮可惜。”
和丰子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罗洪说她已记不太清了。但记得抗战前丰子恺在上海，罗洪在上海开明书店见到过他，还请他画了一幅漫画。罗洪很喜欢那幅漫画，保存得好好的。可惜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那幅漫画连同罗洪其他的书画一起被毁了。那年，罗洪和朱雯到达桂林，听说巴金住在某家旅店，便风尘仆仆地赶到那家旅店。两人正低着头看旅店牌子上的旅客姓名，忽而觉得有人站在他们的背后，一回头，罗洪和朱雯异口同声地叫道：“丰子恺！”意外的相逢，让三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当时的场景、丰子恺的笑容、朱雯的欢腾，罗洪说至今历历在目，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似的。丰子恺说他到桂林投奔朋友，没想到却与两位作家相逢，真是有缘啊。罗洪高兴地应和着，是啊是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罗洪说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丰子恺请客喝酒，但记不起是在哪家酒店举杯相庆的……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来到上海，那时罗洪已是杂志社的编辑，于是，丰子恺成了罗洪的作者。
问谁对她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深，罗洪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巴金的名字。“那时，我看了巴金的《电椅》《灭亡》，觉得巴金的作品有新意，是个新派作家。这种新意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只一下，就把我牢牢地吸住了。从此以后，我天天看巴金在报上的连载，真正佩服他。和朱雯认识后不久的一天，朱雯提到了巴金，说他和巴金有书信往来。我一听，高兴极了，连说几遍‘太好了，太好了’。朱雯问我何以这般，我告诉他说，自己早就想认识巴金，只因没人引荐。朱雯说‘这好办，我写封信给他’。巴金接受了我的请求，回信说欢迎我们。我记得很清楚，巴金住在当时的环龙路（今南昌路）上，房子不大，陈设简单，书桌上有个书架，上面堆满了书，只留下一点点空间，可就这点儿空间，也被巴金的稿纸霸占了。那天巴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西餐馆吃西餐。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所以印象特别深。巴金有一个习惯，写好一部作品，就要到外地走走，散散心，调节一下心境。于是，朱雯就在一封信中邀请巴金去苏州游玩，巴金欣然答应。那时，我已在苏州工作，这样我们和巴金又在虎丘塔下重逢了。再后来，我和朱雯结婚回到了松江，再次发出邀请，请巴金出来游玩。当时，松江有个新松江社，三层楼房，是松江100名知识分子每人捐100元集资造的，大约是在1935年落成的吧。新松江社里有举办结婚典礼或讲演用的大厅，有客房，每间客房里有两张床，凡是捐钱者的客人，都可以入住。巴金那年来，就住在那儿。”
1938年，罗洪在桂林认识了后来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1946年，两人又在上海重逢，不久以后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天长日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再后来，萧珊患病而逝。罗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愿意相信萧珊已与世长辞。1979年秋天，罗洪写下了《怀念萧珊》，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年轻可爱的萧珊，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萧珊深深的追忆之情。
一代名家1959年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左起何功超、唐弢、魏金枝、罗洪、萧珊、工作人员、巴金、柯灵、辛笛。罗洪说：“伊拉都走了。”
“我认识萧珊是在1938年。那时我们住在广西桂林，有天晚上我们在丰子恺寄寓的旅馆里聊天，忽然听说巴金从广州来了。我们马上去看他，就在那里跟萧珊第一次见面，她途经桂林，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去念书。我那年二十七岁，她还不到二十，只十八九岁的模样。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活泼、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桂林，我们四个人，还有鲁彦，一起去游了象鼻山、七星岩。在漓江旁边，萧珊那种跳跃的欢乐姿态，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四十年了，一点也没有淡忘……”
“……七年多了，萧珊离开了我们。可是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回旋在我的耳际，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在新安江畔一起拍的几张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我所有别的照片一齐散失了。可是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翻拍放大了，搁在我的斗室里。有时候我朝它凝望，想起正在新安江水库工地参观访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站在我背后的萧珊，仰望着高高的水坝，好奇地问着，又问着，对新鲜的事物，总是有极大的兴趣。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活泼，那么精神饱满，那么热情洋溢。望着望着，我的视线模糊了，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我心里很清楚，萧珊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时光真是快呀，都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年纪大了，放松了自己，不太写了……侬晓得吧？”罗洪说，“如果年轻一点，我一定还要写的，可毕竟老了，写不动了。朱雯走了，施蛰存走了，巴金也走了，好朋友都一个个地走了……实际上我想写，蛮想写咯，特别是想起他们的时候。一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不安，就想写。晓得吧，以前施蛰存活着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去他家看看这个老乡的，我们一见面，他助听器都不用，就用家乡话讲，讲得交关开心咯。巴金长朱雯6岁，我把他当兄长看待的。我第二次见他的地方是苏州一个叫吴苑的茶馆，那时吴苑茶馆苏州有好几家，虎丘塔附近也有一家。后来我和朱雯请他同游松江的九峰三泖，品尝四鳃鲈鱼。我和朱雯结婚的日子巴金60多年后还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笑哈哈地说，朋友当中，只有你们俩正式举行结婚仪式的。他的话让一屋子的人都笑了。以前巴金住在武康路，我常去看他，后来他住进了华东医院，我也去。巴金100岁时，我送了百朵玫瑰庆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隔着玻璃窗……”
流年如风，吹走无数灿烂辉煌的生命。曾经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作家大多已谢世，女作家里，而今依然在世的，恐怕唯有北京的杨绛了（注：文章写完尚未发表时，杨绛已于2016年5月25日逝世）。
“杨绛是朱雯东吴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和她时有书信往来的。杨绛话不多，三言两语，但感觉很亲切。她只比我小1岁，也老了……”
罗洪说，“这在钱锺书杨绛家里拍的，那年我和朱雯去北京。”哪一年呢？罗洪说，“反正是七十年代里的一年。”
三
第二次采访罗洪，是2007年的春天。
那年罗洪97岁。
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天下雨，雨点子很密。上海的马路被雨水淋得湿湿的，雨点落在上面，溅起一朵朵小银花。我再次摁响了罗洪家的门铃。
上楼的脚步蹬蹬蹬，急得。刚拐上二楼，我就听到了开门声，还没等我走到门口，罗洪已经站在了门口。
“欢迎侬来。”罗老笑意吟吟地向我伸出了手。
时隔5年，我和罗洪又面对面地坐着，又开始聊着，唠叨着一些过去的、现在的事，说到开心的时候，罗洪还是会张着嘴发出笑声，而笑容依旧随缘而自然，依旧感染着我，依旧使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乐。
“1932年暑假，我和朱雯回松江定居，在城里租借了房子，开始了创作生活，与社会的接触也开始广泛了起来。由于松江离十里洋场的上海只有几十里路，所以上海滩的繁华风气不免会传到这个县城里，标志之一就是有人在汽车路起点站附近建造了松江第一幢洋房。房子刚落成的时候，很多过路人都驻足观望。房子的主人有自备车，来去上海十分方便，便在上海有了事业。由此，沉睡的县城苏醒了，有钱的乡绅老板不满足在本地发展，纷纷去上海做大买卖。这以后，沿着汽车路，茶室、剧场也先后建成，三教九流的人物常常聚集在那儿，争吵殴打事件时有发生。于是，松江知识界的人士就开始筹建新松江社，提倡高尚的娱乐，改变小市民的陋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把一些热衷于发财的乡绅老板写进文学作品里，记下这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真实的片段。我还从没写过这样的人物呢，就在我萌发这意念的时候，茅盾的《子夜》出版了，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毫无疑问，它对我最终动笔写《春王正月》有着明显的触动作用。但当时我还年轻，涉世未深，缺乏实际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于是我开始观察和体验生活，这过程就比较复杂了……1937年的五六月份，《春王正月》出版了，但两个月后，就是八一三战争，因此，估计当时看到它的读者不会很多。抗战胜利后，巴金在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上重印了《春王正月》。关于这段历史，赵家璧在《书比人长寿》中一篇题为《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的文章里有所记录。他以当时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身份说：‘这位女作家的处女作确确实实是通过我这个青年编辑之手，第一次送到读者手中的。可惜出书后不到两个月，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在沪爆发，印好的第一版书，未及向外地全部分发，地处战区的良友公司的厂房仓库，尽毁于日寇炮火下。现在此书在读者手中留存的极少，难怪许多读者都不知道这部长篇，连研究罗洪作品的人也很少谈起这本处女作。’
“这里说的处女作，可能是指我的长篇小说而言的。”罗洪说：“叫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却藏有这本小说，加州大学台湾人郑树森教授曾对此做过介绍和评论，发表在台湾《现代文学》月刊上。”
说到这儿，罗洪轻叹一口气：“半个多世纪后，我重读这部小说，有许多感触，有惭恧，有惶悚，有惊异，那么小的年纪，却对那样重大的题材感兴趣，而且敢于触碰，还涂抹成篇，这恐怕只能说是出于青年人的一股锐气，也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幼稚可笑，但我对于这个题材还是非常喜爱的……”
由《春王正月》引起，罗洪的话匣子如窗外雨水似地流畅了起来……
一开始，罗洪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特别关注农民的生活，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那时期她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
1935年，罗洪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腐鼠集》的出版，奠定了她现实主义作家的基础，她开始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于是有了1937年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有评论说，这部小说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啰唆，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腔’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殊的地方。”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罗洪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像毒蛇一样咬噬着罗洪的心。她用愤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小说。
七七事变后，罗洪随朱雯到了长沙。在那里，她遇到了鲁彦、张天翼、田汉、茅盾、曹禺等人，并在鲁彦、田汉办的《抗战日报》上发表散文和小说。
1938年初，罗洪又随朱雯到了桂林。那些日子她写了不少作品，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以及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上发表。在桂林，她还遇到了丰子恺和阔别了多年、随上海救亡演剧队来到广西的王莹。后来巴金、鲁彦、杨朔也到了桂林，她常和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论国事和文学。这段经历不仅让她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也让她更深层地看到了社会的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道。
回到上海，看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上海，罗洪更是心潮难平：前方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父兄在战斗，我怎能安享生活！于是，她以笔为武器，写下《后死者》《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分别发表在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和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这些作品，后来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散文集《流浪的一年》（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则编成小说集《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洪部分著作的书影
1942年至1943年间，罗洪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即《孤岛时代》（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其牵连，罗洪也被抓去审讯。后来夫妇俩避难到了安徽屯溪。其间，她写了《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在谈到《践踏的喜悦》时，她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唯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
罗洪说她创作激情最高、写作欲望最旺、笔耕成果最多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中。那个时代激发起她“奔腾的热情”，“油然而生同仇敌忾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创作的冲动极为强烈，滔滔汩汩，文章像奔涌而出似的”。抗战胜利后，她抱着极大的热情，“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她编辑了两部短篇小说集《这时代》和《鬼影》。那时期，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那时，朱雯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她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那天告辞罗洪走出大门，我回头再三，感慨无限：普通的阳台、普通的天井，住的却是一位从20世纪30年代繁华租界和苦难孤岛中走过来的小说家。面对这位小说家，我是那么的肯定人间缘分的奇迹。这奇迹使我的触角已远远地超越了单纯的采访，而产生一种非同一般的情感。这情感不仅让我见识了一代小说家的风貌，更让我目睹了岁月沉淀夯实在她身上的根基。这风貌、这根基，是大多数作家没有的，这是一个事实。
回家重读罗洪早期的作品，竟有了新的体悟。当初罗洪就明白文学这条路的崎岖和坎坷，可她偏偏就走上了这条路。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日子里，当局一片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岁月里，年轻的她怀着一颗抗争之心，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拿起了笔。她的小说不轰轰烈烈，但撼人灵魂，这在那时代的女作家中不多见。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因此不见闺阁气息，更不见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不断地接触到许多悲哀痛苦的人，在人们的笑影里我看到泪痕和欺诈，幸福和愉快实在太缥缈了……”她还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
难怪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景深就撰文评述罗洪：“现代女小说家向来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她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倘若容我说一句臆想的话，那么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也难怪对文学作品向来挑剔、苛刻的施蛰存，对他的乡妹，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洪是一位侧重于性格塑造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外国现代文学中，英国的曼殊斐儿、法国的高莱特，她们的小说，也都是不措意于故事结构，而把细致的笔调用于刻画人情世态，罗洪正是这样的一位现代作家。罗洪之为人，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理智控制着热情，冷静的观察代替了浪漫的幻想。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了‘文如其人’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
还难怪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罗洪《薄暮的哀愁》一书时这样评价她：“这位曾经称誉一时的、多产而风格独特的女作家21岁便开始了写作生涯。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其小说常常涉及当时许多女作家难以描述的题材，透露着她对各阶层人民生活深深的同情。她还善以其独特的笔触渲染哀愁伤感的氛围，透出沉郁凝重的风格。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的小说更增添了一层激昂悲愤的情绪。罗洪的小说注重细微而精致地描述人的心理活动，给人以竭尽人情世态众生相之感，使人能更深刻地感受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
这张照片哪年拍的？罗洪说，“记不清爽了。好像80年代当中。”说到什么了这么高兴？罗洪说，“也忘记了。总归是开心的事体。”
晚年的罗洪文章越写越短，但就像她的文字，朴素、平静，看似平淡，实则深含着一位真正的小说家对人生的思考、反省和提炼。她的每一行文字，秀逸中透出真诚和爱心，淳厚里溢满激越和苍劲，每一个句读都刻录着一个时代、一代人对人生真实的理解和担当，而这些，都无不给后人以启迪、以光明和澄静。
其间，罗洪有一个心愿，就是将曾经出版过的《孤岛时代》的情节全部推翻重写，书名为《孤岛岁月》。因为罗洪无法忘却、也不能忘却上海沦陷的那些岁月，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时时缠绕着她。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能动笔，直到1996年。那年罗洪不慎摔了一跤，右臂骨折。这次意外，使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86岁了，时间已经不允许她再等待了，再不动笔，自己的心愿可能会成为永远的遗憾。于是，待到石膏拆去，罗洪就动起了笔。可是，还没彻底痊愈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大拇指根本就不能动。但罗洪没有退缩，她试着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笔杆，然后用左手推着笔杆写。这办法很勉强，只能站着写，速度很慢，每写一个字，手指都会钻心的疼。可86岁的罗洪咬牙坚持着。两个月后，罗洪硬是将初稿坚持写了出来。
当初听到这故事，我感动。现在写下这个故事，我还在感动。我总记得那个雨天，97岁的罗洪坐在我面前，仰着脸，始终精神饱满，和我说着一些听似零零碎碎却让我几次扪心自问“换作我，也能这么一往情深地对待文学吗”的话。我还记得那天我握着罗洪的手，她突然说了句：“我也老了。”她的“老了”说得有些伤感，我跟着伤感，那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她一起听雨声哗啦啦地将她从前的故事渗入大地，永存。
四
2002年我写下《走近罗洪》，2007年我写下《亲近罗洪》，从此我每年至少两次去看望她。每次我都会给她带去松江大米“老来青”，对她而言，“老来青”就是故乡。每次她都会早早地等候在门口，笑得开心，先说“许平同志，侬来，我交关开心”，再说“没有比‘老来青’更好吃的大米咯”。每次我都会拥抱她，然后扶着她进客厅，然后挨着她坐下。
敬爱罗洪。以至每次告别她后我都会想，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还有多少人知晓呢？
贺百岁，我去看罗洪。她用钥匙启开书橱，我看到王安忆张罗出版的《孤岛岁月》和《罗洪文集》，上海作协出版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
《七人集》收入了七位从80岁到100岁健在的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罗洪以百岁高龄领衔。王安忆作的序。关于罗洪，王安忆有这样的描写：
一个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走下罗洪先生，穿一件蓝布旗袍，夹一卷毛巾毯，径直走入我家房间，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里面裹着一匣冰块。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吃冷饮无可餍足，于是，便给我们送冰来了。冰块哗啷啷倾在大海碗里，罗洪先生坐都不坐，卷起毛巾毯就走，三轮车还停在后门，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罗洪先生，可算是母亲的前辈，直接从“五四”走来。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近年来，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一个知识分子，要说有什么遗赠，无非是书籍，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我竟也获得一份，一套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书中夹一信，字迹端正娟秀，嘱我“读一首二首诗”，如何清逸远致，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
2016年元宵日，许平看望罗洪。罗洪说，“今朝要吃汤圆咯。”
我请罗洪就百年人生和文学情缘写篇短文给我，她说：“过这百岁的关，实在不容易，有些单位要我参加座谈会，谈谈百岁人生，我无论如何不肯同意，好不容易推掉了。要我写点短文，也没有同意。实在是我在漫长的岁月中，虚度岁月，大家的好意，我实在没法回报。现在你要我写篇短文，我也只好使你失望。”
《磨砺》跟百岁无关。这年《上海文学》6月号，罗洪的短篇小说《磨砺》赫然出现。相信不止上海文坛为之惊叹。百岁高龄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中国文坛史无前例，罗洪创造了新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
从1930年开始在《真善美》杂志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至今，罗洪的创作生涯已达80多年。80多年，横跨两个世纪，这位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
钱锺书说她“真奇才”，赵景深说她是“真正的小说家”，赵家璧说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是大手笔”……
好几次罗洪说：“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也未必对。冰心、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包括白薇，我蛮尊重她们的。我是晚辈。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好一点，我不赞同。我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交关惭愧。”
我该怎么描绘罗洪说这话的心境呢？是名利于我如浮云的超脱，还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豁达？
有人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对这话罗洪有什么看法？
“我没啥看法。我从来没放在心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无所谓的。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咯。”罗洪如是说。
忘了哪篇文章哪位作者说，罗洪还健康地活着，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平静而安详地接受斜阳照射的线装书。
平静安详之中，罗洪偶尔会和老朋友杨绛通个电话。“前几年还写写信，现在基本不写了。现在打打电话。我耳朵不好，杨绛耳朵也不好。两个老太说话，都是自顾自对着话筒说几句，对面说什么都听不到。蛮好白相咯。”
百年沧桑，百岁风雨，化为一句“蛮好白相咯”，何谓心静如白莲！
后记
2014年2月，罗洪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之后卧床。我再去看她，没了她等候在门口的身影，有了我进门直奔她床边的急切。
2015年春节，我惊喜地看到她竟然可以下地，在轮椅上小坐一会儿。
2016年元宵节这天下午，106岁的她靠在床上，眯着眼露着笑，朝我挥手示意。我看到：她面前的床桌上，一张新华每日电讯，一个放大镜。我摁响门铃前的一分钟，这位从30年代走来的小说家，正在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