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往的是水清天蓝花艳——记“八零后”环保志愿者向春
曹永胜河流的水流不再清澈，高山的头发日见稀疏，天空的呼吸开始急促……
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污染的现状也日趋显现。工业废气的排放，使空气质量不断下降；工业废水的排放，令水资源不断减少；工业废物的排放，让土壤受到严重伤害。
面对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可是，当你看到一个工厂向河流肆意排放废水，是捂着鼻子快速走过，还是立即拿起电话向环保部门举报？
也许我们置之不理，也许我们犹豫不决。但是，“80后”向春和他的同事们一定会拿起瓶子，深恶痛绝地装上一瓶污水样本，义愤填膺地拍下照片，然后将样本送到检测部门，并将检测结果向环保部门反映，或者联合媒体进行曝光。后续，还会有更多的监督行动……
这是向春的职业习惯，也已成为他生命的一种自觉行为。
2014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万捷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全面公开地表水监测信息的提案》，随后，央视《新闻联播》进行了报道。该提案被认为是继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后，又一保障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的重要提案。
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份重要性和紧迫性兼俱的提案，竟出自一个公益性民间环保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多年的走访和调研。
六年来，向春和他发起成立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在污染调查和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与环保部门良性互动，推动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解决。
2010年7月，向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南溪村发现养殖场外的小溪边有一条黑色塑料管道流出的六价铬超标水流
2012年8月，重庆市沙坪坝区联合多方对重庆农药厂进行农药填埋场无害化治理
一个塑料管揪出440吨DDT农药
工业污染是环境恶化的首要污染源。然而，工业污染的治理不仅要靠国家，还要靠个人、靠民间等非官方组织。
近几年，在举国治污的背景下，在空气污染引发全国重视之后，民间对环境的监督开始兴起。从2009年开始，国内开始出现一些环保组织对工业污染进行调查。但是，真的直面现实、督促减排、减少工业污染的民间机构并不多。
2001年，刚上大学的向春参加了学校的环保社团。几年后，到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全职工作。特殊的经历让他爱上了环保工作，为了更好的实现理想，2010年2月，向春发起成立了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中心是一个公益性的民间环保组织。
两江中心成立之初只有两个人，他们把目光瞄准的是重庆境内的污染，开始了保护长江、嘉陵江“两江流域”的艰难历程。
2010年7月，两江中心刚刚成立不到半年，向春去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南溪村看望朋友。在一家娃娃鱼养殖场参观时，意外发现养殖场外的小溪边有一条黑色塑料管道，而且还有少量异常偏黄的液体不断从管道流出。
尽管塑料管道只有筷子头那么大，但强烈的职业敏感让向春想要探个究竟。向春怀疑可能是附近铬盐工厂的废水。
他们立即找来桶，打了一点水，把几只活虾装进桶里。令人吃惊的是，十分钟后，桶里的虾竟然全部死亡。
试验结果初步验证了向春的推断——这是含铬废水。
他们当即取样，自己掏钱送到重庆市地质矿产检测中心检测。一周后，监测结果却否定了向春的判断——废水中没有铬。
“那么，活虾为什么会死呢？”
困惑不已的向春不愿放弃，立即组织人员到取样地附近走访村民。然而，大量的走访调查无功而返。
事情锋回路转。在与茶馆的老人闲聊时，终于有了一点蛛丝马迹。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水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农药厂在这里填埋了不少农药废料。
“具体是什么农药？大概填埋了多少？”任凭向春怎么问，老人们也一无所知，再也回答不上来了。
没有收获，向春只好回去查阅资料。经过大量搜索查寻，向春查到了当时的重庆农药厂主要生产“DDT”和“六六六”。
“DDT和六六六。这可全都是对人体有毒的农药啊！”
向春觉得事情很严重。抱着极大的忧虑，他们再次取样，将样品送交到重庆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水中有机氯农药“六六六”的含量达到96.36微克∕升，超出地表水标准的19倍。
如此“高标准”的水质进入人体后，将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毒水”从何而来？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向春立即联系了重庆市环保局。
环保部门高度重视，组织有关部门现场调查和监测后，一段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就此打开——
原来，1964年，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曾在南溪村青龙庙社修建了一座占地三亩的废弃农药填埋场，填埋了近440吨废弃农药。当时，由于技术手段不足、处置措施简易，建成后却被遗忘了，长期未能得到有效防护，造成黄色农药渗水流出。
污染源找到了，问题亟待解决。
环保部门立即组织相关专家检测、评估，制定治理修复方案。当年8月，采取了槽罐收集后外运的临时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同时，启动填埋场修复工程，将填埋厂上面的房子全部拆迁后，把440吨“六六六”和“DDT”全部挖出来，随后进行覆土绿化。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2012年8月，“毒水”终于得到遏制。
一个440吨“DDT”农药填埋场在嘉陵江上游被发现，而下游十公里内的自来水厂，直接供应着重庆市五区居民饮水。
试想，如果没有向春那次意外的发现，这样的危害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
还是在嘉陵江边，另一次重大污染的发现，就在两个月后。
2010年9月14日，向春在网上检索水文状况时，发现嘉陵江沿岸有一段区域颜色异常泛黄，地点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先锋街。
“这种黄色很典型，是受六价铬污染后的状态。”
向春和同事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岸边的滩涂上流淌着异味明显的黄水，水里还有不少肚皮上翻的死鱼。他们用矿泉水瓶灌了一瓶样本，样本看上去“简直像尿液”。
江边周边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横流的“金黄色”液体将大地划分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版图。少许石头上有黄绿色、毛茸茸的，像青苔一样的东西，却又和青苔看起来有些不同。
同事好奇，正要去摸。
“别摸，那是铬渣渣滤液中六价铬的结晶！”向春大吼，“六价铬是剧毒物，是强致癌物质，我们进入这一片区域之后，一定不要触摸任何物体！”
一声大吼让同事心生恐惧，没想到剧毒如此之近。
六价铬的污染怎么来的？
四天后，向春他们收到了来自重庆市地质矿产测试中心的结果，报告显示这段河流的六价铬为28毫克/升。
“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这个数据已经超标了55倍。”
如此严重，向春立即向重庆市环保局和沙坪坝区环保局反映。当天下午，沙坪坝区环保局和向春他们一起来到现场进行调查。
几经调查后确认——污染源来自于一个已经搬迁的重庆民丰化工厂。
一个旧厂怎会有如此大的污染和威胁？
经查询资料，在上世纪50年代，坐落于嘉陵江边的重庆民丰化工厂，主要从事铬盐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于历史原因，工厂布局不合理，加之工艺技术和设备落后，产生的上百万吨强致癌物六价铬工业废渣只好堆放在江边。一下雨，铬元素就和雨水一起渗漏进嘉陵江，直接危及下游六百万重庆主城区市民的饮水安全，威胁到长江三峡库区的水环境。该厂曾在2003年被中央媒体曝光，被列为国内十大污染之一。2008年10月，政府和企业投入巨资将工厂搬迁至重庆市潼南县。
工厂的搬迁是否带走了污染源呢？
没有。
长期堆放铬渣和排放污水，该地区一百亩的土壤已经被严重污染，渗滤液常常随着暴雨浸入地下水或直接流入嘉陵江。
迫于压力，民丰化工厂很快用硫酸亚铁对现场进行临时处置，并回收了渗漏废水，还承诺尽快对厂区堤坝进行堵漏维修。
但是，在随后进行的跟踪调查中，向春他们发现情况并没有改善。
2011年4月，三峡库区放水后，水位回落。向春他们回访时，发现六价铬废水仍然四处横流，泡在“黄水”里的死鱼随处可见。看到如此现状，让向春他们对工厂的“承诺“实在难以相信。
在反复督促下，工厂答应从2011年4月底开始，投入一百万元对堤坝进行渗漏治理。
然而，“捉迷藏”并没有结束。
2012年2月，向春他们再次取样调查，发现2011年的工程并没有彻底堵漏。他们继续举报，同时，建议环保局：一是要对大坝渗漏进行彻底的工程治理，二是在大坝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双重压力下，重庆民丰化工厂被迫投资五百万元，重新设计了废水汇集、集中处理的工程方案。
3个月后，在重庆持续大雨期间，向春等人再次赶到施工现场检查，却发现有四台潜水泵将废水大量排入嘉陵江。向春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两级环保局投诉，环保部门提出了处置措施和施工督查。
5个月后，距离首次发现污染源两年后，当向春他们再次回访时，堤防治理工程终于完工。原坝址的多处渗漏点已经被封，渗滤液通过导流槽进入集中收集池，再抽到厂区的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
见到这样的情形，向春总算松了一口气。
“滴水入江，大江大河的河流健康，和若干支流密切相关。”向春说，“当你看到这样一家每天排放污水的企业，经过自己的努力后，每天排出来的是干净的水时，真的会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初战告捷，两次效果明显的出击让向春他们充满信心。
巨大的成就感和强烈的使命感，让向春坚定了这一条“民间举报环保”的道路。
2014年2月，重庆市两江中心与重庆市北碚区环保局联合约谈重庆庆铃铸造有限公司
建在山坳里的重庆庆铃铸造有限公司
一次大吵与当地环保部门建立良性合作
政府设有专门的环保监管机构，可以想象，当第三方环保监督组织出现时，而且还是民间组织，被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向春说：“刚开始向环保部门举报时，我们被称为‘刺头’。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找麻烦，不理我们。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找媒体，甚至利用互联网发帖，‘刺激’一些消极的政府部门行动起来，去解决我们所发现的污染问题。”
有一次，向春对一家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作了大量调查，发现了污染问题。但是，区环保局的负责人非常自信地说：“那家污染企业没有任何问题。”
双方在电话里大声争执了起来。
第二天，向春拉着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实地查看。摆在眼前的污染现状让工作人员无话可说。
事实上，2010年7月，在处理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掩埋的440吨DDT六六六农药事件中，向春他们与环保部门就穿插着间歇性的“暴风骤雨”。
为了持续跟踪治理过程，2011年5月，两江中心向重庆市环境监测部门提供了填埋场土壤样品，并支付了检测费。但对方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检测样品已被销毁，要退钱给两江中心。
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向春把与重庆市环境监测部门的互动过程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情况写成文字，并配上图片发到了“天涯网”重庆版。
一贴激起千层浪。
三天后，该事件社会反响强烈。在网络舆论压力下，监测部门又给向春打电话，说样品并未销毁，想予以退回。
“其实有很多渠道，包括商业渠道都可以进行取样检测，因为此前已经确认了污染事实，这次送样品给环保部门属于阶段性检测，目的不是要获取关键数据，而是为了保持跟进，给环保局一个持续监督的信号。”向春说。
经过这一回合的“交手”，环保部门总算转变了态度。
2012年5月11日，两江中心的同事在网上检索重庆环评报告时，发现一家公司两次环评竟然同一天公示。向春他们顺藤摸瓜，发现进行环境评估的是“永博环保公司”，可是，这家公司并不在重庆具有环评资质的单位列表之中。
5月14日，重庆市环保局环评处回复向春——反映的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同时，环评处表示，“感谢你们反映的问题，希望今后多加强交流”。四天后，环保局以公文通报了处理结果，并开始整顿重庆市所有的环评企业。
6月，在向春他们的推动下，重庆市环保局再次发文，要求“做好环评公众参与的工作，纠正以往环评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后来，又第三次发文，指出并纠正环评过程中的问题。
向春和两江中心以其独立鲜明的个性，积极对政府和企业倡导环境保护，其影响力逐渐引人注目。
一家位于重庆某区的电镀厂造成大面积水体污染，其厂区紧邻自来水厂取水口。该区环保局屡次督促其整改，却不见效果。为了摘掉这颗“肿瘤”，在只有几十名外勤人员的情况下，环保局不惜派人全天监察，甚至强堵排污口。
为此，厂方和环保部门长期僵持不下。
2013年，两江中心介入到该厂进行污染调查和水质检测后，发现工厂每次排出的水都严重超标，于是开始向厂方施压，并且配合环保部门约见了厂方责任人。
经过半年的交涉和评估，厂方认识到所产生的污染已经无法通过净化设备解决，便将生产线全部拆除。
“在那一轮的‘博弈’中，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产生了增量的作用。”向春说，“若是以前，企业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现在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压力，所以改善速度很快。对环保部门来说，协调工作的成本非常高，可能几年都协调不下来。而且我们还能举出很多成功的案例，说明可以造成客观影响，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烫手的“山芋”终于被拿下，环保部门也深有感触。
重庆一位区环保局副局长说：“政府的力量不能覆盖到社会监管的每个角落，民间环保组织有序和持续参与配合环保部门执法，是有力的合作帮手。”
如今，两江中心与当地的环保系统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良性关系，解决问题的反应速度更快了——
直接沟通就能解决问题，不必频繁上网发帖、依靠媒体施压。每月一天的“局长接待日”是向春和他的同事必然要做的“程序”：或汇报工作，或投诉污染企业。
经过几年磨合，两江中心与重庆各级环保部门的合作流程已基本形成——
两江中心做前期调查取证，环保部门跟进核实查处。两江中心再回访确认整改情况。甚至，两江中心有时还与环保部门共同调查，共同推动污染整改。
事实上，与政府部门相互信任、良性互动，对向春他们来说，也有助于从事环境监督时降低人身风险。
向春说：“我们基本不会和企业单独接触，因为风险太大。在重庆做环境监督的话，我们会拉上环保部门一起，而且三方会谈也比较理性。
两江中心每年调查发现超过一百个工业企业非法排污，解决超过 五十个工业污染和企业污染问题，直接推动企业和政府投入环境污染治理资金超过五千万元。
“但是，两江中心几乎没有遇到过来自企业的任何威胁。”
向春表示，最大的风险来自两方面：一是在污染现场，二是曝光事实后。为了规避现场调查遇到的伤害，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以缩短现场作业时间。如果被厂方发现，尽管在厂区外调查并不违法，但无论对方是要求删照片，还是扣押拍摄器材，我们都予以配合。删照片是企业最大的诉求，回头再拍就可以，但闹到派出所浪费的时间更多。不起争执、能安全离开现场是第一工作原则。至于后期的打击报复，真是没遇到过。
民间组织的监督也是在协助企业搏得将来。若是企业由于监督而做到了可连续化，将来被淘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眼下能多赚几个钱，并不代表你能走多远。
重庆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对污染企业说:“现在不只是环境执法部门在盯着你们，也有人在盯着我们。”
一位经常和向春打交道的区环保局长说，非常敬佩他们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却还这样富于激情，实在难能可贵。
环保部门领导的评价让向春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向春说：“我们和政府部门不断互动，也让他们认识到了公益性环保组织的作用，逐渐认识和接纳了我们这样的力量。”
建在山坳里的重庆庆铃铸造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重庆市沙坪坝区环保局共同调查偷排污水的印染厂
一封举报信让全国62名环评师丢了饭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赵章元曾说：“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尖锐，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其根源问题就是在环评环节放过了一大批污染企业。”
环评即环境影响评价，通俗的说就是分析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而环评工程师是指取得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并经登记后，从事环评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环评就是一道环境闸门，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许多时候环评却是由“挂靠环评师”在把关——假环评师以真环评师的名义，为项目写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环评报告。被挂名的真环评师，多数另有其职，且多为环境部门公职，并未真正从事环评。甚至有一些地方，主管环评审批的副局长直接“挂靠”在当地的环评公司，每年从环评公司获得一定的收益。
此类现象在环评界相传已久，终于在2014年被揭开了。
2014年 7月31日，环保部下发《关于对62名环评工程师“挂靠”环评机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报》。对挂靠环评机构的62名环评师给予通报批评并注销登记。
2014年 9月16日，环保部下发《关于31家环评机构“挂靠”环评工程师问题处理意见的通报》。在这31家环评公司里，共有62名“影子环评师”。
这是环保部首次大规模清除环评界“挂靠环评师”，而这一行动却与两江中心的一封实名举报信有关。
在环保部通报的62名“影子环评师”中，有43名系两江中心举报。涉及的31家环评公司中，有20家在两江中心的举报名单之中。
让人疑惑的是——如此影响重大的举报信，两江中心如何获得详细的材料？两江中心又是如何“扳倒”这二十家环评公司的呢？
事实上，在寄出举报信之前，两江中心足足准备了两年之久。
2010年初，两江中心刚成立时，就定位为“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的专业型环保组织”。早期的工作以调查工厂排污为主，向地方环保部门举报工厂超标排污、举报排污口的位置等等，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011年初，两江中心开始关注环评。
“如果在项目建设之前把好环保关，那么后续的社会成本会少很多。”向春说，在从事数年的污染调查之后，自己开始转而关注污染项目建设的前端，即环评。
两江中心的同事们在网上检索环评数据时，发现部分环评机构不符合持证条件，环评机构工程师“挂靠”现象严重，部分环评机构中登记的环评工程师，有来自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如环保局）和环保事业单位（如监测站、评估中心、环境执法队伍）的公职人员。
如此违规行为，赫然存在于互联网上，只需要进行搜集和比对就能明显发现。
大到三峡水坝、南水北调这样的大工程，小到一个居民小区的建设，在繁复的审批流程中，通过环评程序是项目工程顺利上马、开工的必要条件。
根据规定，环评机构要开展环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数量的环评工程师。招不到专职的环评师，许多环评公司就想出了“挂靠”的点子，而背后的工作，都是没有环评师资质的工作人员完成的。
环评资质挂靠已经是行内公开的秘密。
“个人挂靠环评师资质，每年能拿三万至六万元挂靠费；公司挂靠环评机构资质的，需要抽取建设项目费用的30%左右，交给环评机构作为管理费。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一再禁止，这股歪风开始收敛，但还是比较严重。现在是干活的基本没资质，有资质的基本不干活。”向春说，“大家都知道游戏规则，但知法犯法、缺乏监管是这个行业的普遍现象。”
按照要求，每个环评机构的持证工程师的情况、每个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书以及编写报告的人员都应公示。所以，两江中心举报信中的每一条信息，都来自于公开的渠道，都有据可查。
2013年5月，两江中心创建了环评公众参与网，收集、整理环评项目信息，用于公众检索和了解环评项目，便于公众及时有效的参与环评。同时，在数据录入过程中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调查。
2013年11月，两江中心收到了一封关于环评机构挂靠的举报信，在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后，发现环评机构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春他们根据举报情况，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份长达16页的调查报告，于2014年1月将“举报信”寄给了环保部。
与此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广播网、《半月谈》、新华社等先后对环评师挂靠现象进行了深度报道。
寄出举报信后，两江中心的同事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打电话去环评司询问进展。
用这样的笨办法，向春他们终于获得了回音。
2014年2月，环保部发布文件，要求涉及的地方环保部门高度重视、协助调查两江中心举报的问题。
2014年3月的一天，在网上密切关注各地环保部门动向的同事发来一个文件，这份文件让两江中心的同事感到非常振奋。
这份由湖北省环保厅发出的《关于调查核实该省环境评价工程师有关情况的函》（鄂环办[2014]72号）文件指出，“近期，环保部接某环保组织的实名举报，反映我省有部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环评工程师……”。该文件要求各市级环保局调查核实后，将情况上报湖北省环保厅。
“接某环保组织的实名举报”几个字，让向春和两江中心的同事们着实高兴了一把。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成果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重庆以外的环保系统。
全国环评机构一共有1100多家，其中挂靠在各级环保系统下的，就已经超过300家。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模式，使得环评行业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
2015年3月，在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环保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一个半月后，环保部正式公布了《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在2016年底前，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将分三批全部脱钩，或者退出建设项目环评市场。这意味着，多年来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环评“红顶中介”问题，将从制度上得到根治，环评机构将不能借“红顶”任性。
同时，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于2015年11月1日实施，该办法将进一步强化对环评机构的监管，环评行业正规化的日子正在到来。
向春说，他们除将继续加强对环评领域的违法监督外，还将在环评政策以及环评行业方面着力，致力于全力提升环评的有效性。
环评公众参与网运行两年多以来，已成为国内环评方面最为重要、最为全面的数据平台，在环评单位、环保部门和环保组织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在未来，每一位公众甚至可以通过环评公众参与网对企业进行举报。”向春满怀信心。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中心团体照片
一年“不务正业”坚定了来时的路
据向春统计，两江中心一年内解决掉的工业企业污染的案子比一个县政府20几名执法队员解决的还要多。但是，当两江中心在民间环境监督领域影响力渐显的时候，向春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暂时离开。
2013年，几乎整整一年，向春都在SEE基金会从事资助项目，负责污染板块的业务。就是这“不务正业”的一年，改变了向春，也影响了整个两江中心。
向春为什么要加入SEE基金会？
SEE基金会是中国本土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成立，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长，打造企业家、民间环保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持续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2013年以前，两江中心和SEE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来往。两江中心成立之初就拿到了他们的一个资助项目，同时，向春也参与了他们组织的绿色领导力培训。
那个培训有一个同学群，2012年6月份，向春通过这个群了解到SEE有“支持地方环保机构工作人员到他们机构交换工作”的意向。2012年12月份，向春开始思索自己和两江中心该有什么突破。他记起了这件事，和SEE同事确认还有这个计划后，向春很快确定并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
在SEE与之前在两江中心的经历完全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带给了向春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视野、态度、自信。
作为两江中心负责人，向春觉得，以前纯粹是受资助者，都是去基金会申请资金。而在SEE，他直接负责一个污染防治项目的资助，可以看得更深、更广、更远。在重庆，当地民间环保组织发展非常晚、数量少，没有学习交流的机会。但是，来到北京、来到SEE这个平台，向春所接触的不光是国内组织，还有国际组织。北京多元的文化、活动和机会，给了他更广阔的视野。
于是，向春开始反思——
两江中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环保组织，单纯做工业污染防治。工作对象单一，要么是污染企业，要么是环保部门；合作伙伴也很单一，只有基金会。向春他们从基金会那里拿钱去推动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治理污染。
但是，到了SEE后，向春实际上有一半时间都没做资助的事情，却协调非常多的资源。其中的一件事情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态度。
原本要去印度参加活动，可是计划泡汤了。也让向春有机会参加了SEE两年一届的会员大会。正是这次大会，让他看到很多企业家对环保事业的态度和承诺，他们的付出和投入远远超出了向春的想象。
向春说：“当时的感觉就是，跟这些企业家们相比，我以前做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我应该更加努力。以前认为企业家天生就应该支持民间机构，就该做公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企业家们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比捐出的钱重要很多、很多倍，比我自己做的事情要重要很多、很多倍。”
“只要这些企业家未来还继续做之前所追求的那些社会理想，捐不捐钱给我们都没所谓，即使两江中心会因此死掉。”向春说，这些企业家们所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他们捐钱给两江中心。两江中心几年来取得的成果微不足道。而一旦企业家们联合起来，凭借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以及他们几十年的社会积累，带来的推动力是非常大的。
来SEE前，向春很少上台给别人讲课作报告，包括讲他们的项目、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那时候，上台讲十分钟向春都会觉得非常难受。
2013年11月份，两江中心在西安组织了一个年会。
两天的年会，向春一个人讲了一天，分享了两江中心的案例、经验、方法、策略。完完整整一天的时间，下面听的人还觉得不过瘾。每次休息时，大家和向春讨论得都非常热烈。
视野、态度、自信，这些只是向春个人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推进了两江中心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那么，SEE的经历到底给了两江中心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在这之前，两江中心的业务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要求污染者解决问题，工作量非常大。当时，他们每年能调查上百家污染企业，而最终却只能促成四、五十家污染企业实现整改。
但是，从发展速度看，每天调查十家企业，而同一天新增的企业带来的产能可能相当于一百家这样的企业。假如一直这样点对点地推动下去，向春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环境污染整体加重的趋势。
2014年，他们的工作策略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工作区域从重庆扩散到了全国。
刚成立时，两江中心只在重庆开展污染防治，哪怕是重庆边上，离重庆只有一个小时的地方，向春他们都不考虑。
“不只重庆，当时四川也有非常多的污染企业，而且离我们也很近，很多人说，你们能不能也做一些四川的工作，因为那边没有像你们这样做污染的机构。当时我们的回答是，重庆还有很多工作都没有做好，暂时我们只考虑重庆，所有的业务都只做重庆。”
向春说，而现在，他们整个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做到全国了。虽然办公室还在重庆，但项目已经影响到包括新疆、宁夏、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等地方，甚至北京都有他们的足迹。
2015年，两江中心的每一名员工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重庆以外，他们走过了祖国多个省份的山川和河流，西南、华北、西北、华东都有他们的足迹。
不止工作区域，还有工作模式的改变——从“自产自销”到“联产联销”。
什么叫自产自销？
到SEE后，向春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悟：在一个地方，单独靠一家机构或几家机构，只是做一些推动和调查，很难促成整体的环境质量变化。更多地还要努力地推动不同的环保组织发展，每个省、每个地级市、每个县都至少有一个小小的环保组织，也许他们做的工作很浅很浅，但是只要有他们，就会给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带来影响。
向春说：“比如每个地方也许只有一个组织，两、三个人，还都是志愿者，有一个小的场地，经常搞一点宣传活动。但是，只要有这样一帮人，形成的影响力也能给当地环保带来一定的约束和监督，从而起到很大的推动力。这远远不是一家独大所能比的。”
所以，从2014年开始，两江中心启动了见习工程师计划，为环保组织发掘和培养污染防治专业人才。比如，2014年10月成立的湖北行澈荆楚，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三人工作团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污染调查。
“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个省、每个地级市、每个县都有，不一定要多大多强，只要存在，就是一种力量。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它们去连接、去合作，去创新一些项目的方法或思路，带来更大的推动力。”向春踌躇满志。
一年的不务正业，给向春和两江中心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却让向春更加坚定了最初的想法。
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向春也面临着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人力资源——机构在发展，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做环保公益，最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成员加入，这样才能高效专注地解决专业问题。向春深有体会：“虽然我的专业是生物，但经验和技术能力还要依靠在做中学、学中做。”
曾经有一名环保局工作人员跟着他们去实地取样，不戴手套就直接采样。向春赶紧给他戴手套，却被拒绝了。这让向春哭笑不得：“主管部门的人都如此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整个环保领域就可想而知了。”
如今，向春和两江中心的同事们虽已“身经百战“，但每月仍然要邀请环评工程师、化工化学专家来给他们授课培训。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直接去请教。”
对于这份工作的艰辛，向春直言不讳。
“我们招人的时候，都会给应聘者讲清楚，如果你仅仅是要找一份工作，是很难做好的。我们其实是处在非常高频、快速的工作状态之中，要去筹款、要去实地调查……各方面压力还是挺大的。”
尽管如此，两江中心还是吸引了白孝智、许少波、丁文章、张缘、李洪敏等人的加入与坚守。他们有的是在网上看到招聘广告、有的是从黑龙江辞职到重庆、有的以前在企业上班、有的是在茶馆里听人谈起两江中心的事迹后慕名而来……
六年来，两江中心从最初的两个人，到现在七个人，先后有二十余位同事参与过两江中心的工作。有的还在、有的已经离开了两江中心，去开拓更宽广的未来。但是，向春相信，无论大家在与不在，都会保持当初选择两江中心时的那份热忱及对自然的关爱。
六年来，先后有SEE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重庆市环保局等数十个资助方和合作伙伴支持两江中心的工作与行动，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大家仍不离不弃，给予了两江中心全力支持。
“未来，两江中心将继续在专业化方向发展，以更精深的专业精神，在环境调查、环境数据、环境政策三个方向上促进公众参与，提升环境政策应用价值，削减工业污染源，改善环境质量。”
向春深谙环保组织的真谛和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使命。他说：“我们这几年所做取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或组织在环保这个大主题面前是非常渺小的，他们所做的努力是寻找、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行动、加入我们的行列，唤醒公众、企业、政府、社会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和拿出真正的措施。
2015年11月，环保部印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办法》极大地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是政府向两江中心这样的环保公益组织发出的邀请。
行动空间有了制度化保障，也让向春对公益性环保组织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一定会有更多人走进那些遮天蔽日的工业废水、臭不可闻的污水，还有五颜六色的河流、土壤……在大家的努力下，水更清、天更蓝、花更艳，世界将迎来春暖花开。”
向春说，有行动才有未来，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下去。
路途虽然遥远，但美好终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