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艰难的厂长经历——原上海铜材厂厂长葛佳渝自述
葛佳渝编者按：本文是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葛佳渝自传《<琢磨>——一个“老三届”的人生旅程》中的节选。“老三届”是因文革而产生的一个中断学业人群，现在快年届七旬了。葛佳渝是上海格致中学1966届毕业生，进厂当学徒，当生产组长，入党，当车间主任，当上海机电表牌厂厂长、党支部书记，一直到破格提拔为上海铜材厂厂长。曾被评为“上海优秀法人代表”，“上海市重振雄风优秀改革奖”，被推举为上海市企业家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于1988年组织作家为上海机电一局推荐的十几家大厂的厂长撰写报告文学，葛佳渝是其中之一。然而，葛佳渝这个优秀厂长，却两次当厂长，两次被免职，个中缘由，耐人寻味，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读后可以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工厂生活气氛，品味到企业改革的艰难。标题是编者拟定。
1、被免去机电表牌厂厂长职务
我从1974年到1984年十年在机电表牌厂与工人们一齐奋斗，当厂长、书记。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系列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工人们与我其乐融融，亲如一家。
企业理顺了，发展了。引来了眼红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要安插一位亲信到工厂取代我的位置（这是知情人很久以后告知我的内幕）。先让他来担任工厂副书记。他到厂以后首先收集问题，到处打听对我的意见和我的个人问题。
他联络司法部门设法搜集我的材料，看看能否找到把柄。
一位工厂的质检负责人到乡镇企业培训讲课，对方支付给他几十元授课费。以此为借口被公安局传唤进去审讯一夜。第二天出来后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主要讯问：“你们葛厂长是否收过钱，或其他问题。”他只讲得出厂长廉洁奉公的事例。公安局只能放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公司还是作出免除我职务的决定。会上宣布是另有任用。个别谈话时讲了我的问题是：“你心太软，太善良。”我也不懂了。对工人心软不好吗？！对工人善良不对吗？！实在思考不出原委！
工厂召开了欢送会。公司派了吉普车接我。在车上工人们塞进来一件又一件纪念品。有赠送题了“葛师傅留念”的钢笔；有团支部十几个人签名的一幅油画；有十几个工人签了名的花瓶；有几十个工人签名的纪念册、茶杯、书包……足有一大堆。我的准则是不接受礼品，十几年来凡退礼都有组织科记录。但我想这次我要收下留个纪念，因为那是工人们的一片心哪！有了大家的信任、祝福、不做官又何妨！！
吉普车要驰离开平路69号了。周围的邻居们过来了。车间里所有的工人都过来了，堵在厂门口不让车走。女工们哭着高喊：“厂长不要走！！”
我在车内默默地落泪（人生第二次）。心跳得快到蹦出胸口。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是你们培育了我，支持了我，激励了我。表牌厂我永远不会忘却！这里有我的爱人！有我的师傅！有我的兄弟姐妹！有我人生第一道霞光！
在表牌厂我收获了什么？权没了，位没了，口袋里积蓄的钱少得可怜。
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学校里学是表面的知，而从社会实践中学是深刻的知。它可以铸就你，丰富你。
从挫折，困苦中学，可以坚强自己的意志。人格得到可贵的提升，可以获得平时几十年无法得到的经验。
葛佳渝任书记的上海机电表牌厂党支部获上海市先进党支部称号
清贫致愉悦，淡泊得真志。
作为年轻人要欢迎困苦，迎接挫折。因为在年轻的时期受到挫折可能对你是一种幸运！
同时使我想不明白的是：明明自己干得不错企业成绩斐然却得到上级相反的评价？！明明工人们认为是好的厂长，上级却要撤了他呢？！十几年来，总迷信上级总是真理，总是正确的，开始动摇了。看来真理不一定就按级别和地位拥有。真理在朴素的工人群众手里。因为在表牌厂离开时感到受伤害，所以感觉到中国应该尽快减少人治而增强法治。所以我与几个志同道合者利用业余时间报考了复旦大学兼职律师培训班，后来考得了律师资格证。心想，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都要设法提高法制的权威。
2、到大厂去当厂长
一九八六年三四月份，徐志毅接任电机工业公司总经理，他原是公司下属上海电缆厂厂长，因为能力强工作出色而被提拔到公司任职，后一直到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
有一天他找我谈话，交换了一番想法后他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在机电表牌厂的工作表现是好的。前一段（指上一任班子）的评价是不对的，让我正确对待，认为我已有在一个企业当一把手的独立工作经验，要考虑重新回到企业去担任把手。
我询问是哪家企业？他说可能是上海铜材厂。我当即表示：“恐怕不行吧！那是个县团级的厂，规模大。我可能掌控不了。”徐志毅很会做人的工作。他让我先考虑一下，让我到他家深谈。交谈中，他提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技术员到公司总经理的成长史，还给我不少铜材厂的资料让我阅读和参考。
葛佳渝与徐志毅总经理在线缆行业上等级学习班学习
我虽未接担子，但心中已有莫名的兴奋和喜悦，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想到徐总的支持和热忱嘱托，想到徐总的榜样，想到在机电表牌厂任书记时也还是一个24岁的工人！想到又要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试展身手，不禁令人激动不已。
利用该厂驻厂工作组还在的时机，我多次到铜材厂听取情况。又找不少厂干部，甚至一般工人交谈。他们大多不知我的身份，以为是公司人员了解情况，因此对我畅所欲言，使我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掌握了部分人员情况。
至于工厂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公说公理，婆说婆由，众说纷纭。我想这是最头痛的事！因为揭露问题很方便，大家可以讲出一大堆。不无道理！但是怎样解决呢？！
徐志毅总经理的谈话也流露出这一点：这个厂人心涣散，老是拖公司的后腿。每个月总要开几次现场会才完成任务。有时提铜材的平板车都排到控江路了（指厂门口一里路远的杨浦区主干道）。“葛佳渝，你要团结工厂的同志，首先解决这个老大难！！”
据说现在铜材厂的厂长班子全部是“文革”前期或中间毕业的交大、复旦、财大的本科生。班子刚配起来几年就运转不灵，任务老完不成。据说这个班子五人个个是才杰。李厂长是个好人，还是个本科高材生，却捏不拢这一班子人。
不了解的人只知道铜材厂有些问题，深入一了解却发现问题十分棘手！是进还是退？！
偏偏我的性格中有喜欢接迎新问题的喜好。很想尝试一下挑战！因为它可以给我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满足感！
于是我向徐总表达了愿意去承担一下责任的态度。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公司徐志毅总经理等领导带领我们（同去三人）到上海铜材厂，徐总宣布由我担任厂长，小赵、老王分别担任副厂长副书记。自己在铜材厂的历程开始了。
3、不信打不赢
上班尚未喘口气，销售部门即来告急。许多产品未能按期完成，用户已告到公司、局。真给我这个新厂长一个下马威！有人主张召开行政会议研究一下，然而我已查阅过多次针对此类问题的行政会，往往扯皮多。上次提的问题此次会议又提出来了。这种会开了也没用。还不如不开。
我召集了与产品有关的部门负责人及助手到直接生产车间去召开现场会，让车间的工人也参与旁听，允许工人提意见。各部门提出的问题主要针对其他部门，工人提的问题涉及各个部门。书记员详细记录共计90多个问题。我要求各部门按职责认领问题。个别人强词夺理不肯认领，现场工人七嘴八舌一顿议论后，只能乖乖认领。我要求定出时间表解决上述问题，例如8小时至72小时。
葛佳渝厂长在公司干部会议上发言
第二天再次召开现场会，再提出问题已大幅减少到仅20多个。再认领，再定时间表。对昨天所领问题按时间计划检查。个别提前完成的予以表扬，不少强调客观原因未完成计划者严厉批评。就这样连续一个月，连续在三四个完不成任务的产品车间采取以上办法。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直到大家表示不必要再举行现场会了，已提不出问题，谁将同一个问题重复提出来，不是表示自己无能，准备吃批评，就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部门已暴露出工作缺陷。一时间，大部分车间产品都能按计划顺利完成。过程中也反映出各部门领导的管理水平，工作能力，经验。我针对管理及调度上的缺陷，提出了“内部要和，决策要准，指挥要听，管理要严”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得到了班子和全厂工人的认同和支持。从以往的行政会是扯皮会，逐渐变成大家喜欢参加的工作研究会，成绩突出者的表扬会。内部管理朝着“十六字方针”目标发展。反映在日常生产经营上就是用户和上级满意，当然工人也满意。
然而最头疼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热轧车间的铜杆轧机经常掉链子。车间主任及各部门不可谓不费尽心机。设备动力、能源、技术、设计、管理各科室纷纷投入攻关，也成立过联合工作组攻关。然而我进厂之后仍频发故障，设备设施无法正常运转，影响了不少线缆厂的生产，提货的大卡车又要排到控江路了。
我告诉自己，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恐怕要找人才了。
经过仔细地寻访打听，一个名叫李育康的人进入我的视线，此人工人出身热心钻研技术，熟悉热轧工艺及设备，曾经担任过生产组长，现在正当壮年。但听说他身上有一些引起争论的问题。
我找李谈话，他似有戒备心，至于生产上的问题，他也表示并无把握。待放到班子讨论明确有人提出异议“不可信任”。我想，你们只知道政治上不犯错误，说了屁话肚子不疼，我解决不了问题，责任我一人担受！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我再次找李谈话，表示支持他，只要求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要受别人议论的干扰。李似被我震动了，表示要豁出去干一番！
没有几天他就交给我一份如何整治和完善热轧车间的方案书。我大吃一惊！他居然还会文案设计和策划。
很快我任命李为热轧车间新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车间的管理和调度中去。整天扑在设备上，想了不少办法控制故障发生。对车间员工他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工人们都愿意为他多干一点，认真一点。
他设计了几项技术改造方案，因为涉及几个部门。我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共商事宜，眼看有几个扯皮的苗子产生。会中我临时授权李为项目负责人，可以全权指挥调度各部门人和事。
之后经常可以在车间和其他几个部门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被他的精神感动，非常积极地支持他。热轧车间面貌彻底改变了，生产任务得心应手，李育康也因此多次评为工厂和公司的先进工作者！
李育康让我喘了一口气！嘻嘻！类似的破格起用人才解决部门问题有八起！用对人和出正确的主意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如果只会陷于事务堆里。那是失败的开始。
4、要让工人像个人
工人们真可怜！我刚进厂时到大连路铜坯车间参观，低矮的厂房内工人们用煤炭加热铜锭。空气中都是煤灰、油、铜粉，工人的脸上都是黑的汗水。身上厚重的帆布工作服又闷又热，一天干下来都被汗水浸透了。冬天下班后，把个别女工先赶回家（大多是驾驶吊车工），然后将一个个大铁筒灌上冷水，用一根烧红的铜锭插进筒里，水近乎沸腾了。工人们全裸跳入筒内洗澡，换衣回家。
刚进厂的青年学生葛雅敏，个性坚强。硬是绝无仅有地坚持到铜坯车间当挡车工。几年后被机电一局评选为“铁女万娘”并当选上海市党代表。
这个车间还有一套热轧设备，专门生产T型合金铜排，用于大型发电机组和军工产品。
我到车间里有一帮客户代表围着我，要求我尽快供货——T型排。这种排由于加了银，非常坚韧，热轧过程中对工人安全威胁很大，工人必须用手钳夹住毛坯头送入轧机中，多次往复才能成型。然而工作环境又如此恶劣，怎叫工人有积极性呢？
葛佳渝厂长在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解职工福利规划
工人们看到我了。“新厂长来了，有啥花头呢？”冷漠怀疑的眼光！
要改变大连路车间的生产状况，先要改变工人们的生活环境。要让工人像个人！自己十五年前进机电表牌厂时生产环境也很恶劣，随着生活生产条件的改进，大家才会有劲道投入生产，投入工作。
改变环境！谈何容易！
从1987年开始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的精力主要是争取大连路的城市煤气引进和大连路厂房的翻建。不久厂房改扩建了。厂房翻高工程使生产空间增加了60%，空气流通、粉尘减少、采光照明都得到了改善。
但是要将城市煤气引进到车间却困难重重，杨树浦煤气厂生产的煤气有限，而新老工房申请煤气的数量也远远无法满足。
能源科的同志告诉我只有向市里申请才有可能。我从大连路车间的产品目录中发现我厂研制的银铜梯排及电力机车线，是代替进口，填补国家机电产品空白的新产品，可节省外汇。如果能改用煤气加热生产可以提高这些产品质量。按照目前的煤炭加热方式生产是无法达到质量标准的。国家进口类似产品，就要花去宝贵的外汇。
据此，我打报告给市经委，要求大连路车间引进城市煤气。在公司、局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市政府经过调查协商，同意将城市煤气引进大连路车间。
经过半年的工程建设，大连路车间面貌焕然一新，高耸的厂房内使用煤气加热生产铜坯、铜排等产品。银铜梯排的试制也顺利过关，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填补了国家机电产品空白。工人们穿在身上的白帆布工作服减少了粉尘污染。下班后可以进清洁宽畅的澡间洗浴。工人们十分高兴，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至此，大连路车间生产状况一跃成为全厂先进。并且不间断地研制出各种国家军工产品需要的铜配件等，提高了工厂的信誉度。
针对全厂行政管理扯皮和影响生产任务完成的状况。我思考了较长时间。采取了两大措施：改进管理，选用新人。进厂之后的一个现场会议发现了干部队伍中的良莠不齐，也发现了不少可用之才。于是在办公室、财务科、设备科、销售科、二车间、一车间等先后启用李育康式的人物，产生一股清新之气。或大力支持年轻有作为的工人，产生新的前进动力。以前召开行政会大家都只摆困难，出难题、推责任。厂长疲于答题应付，结果问题越来越多。
我主持行政会议第二次就定一条规则：领受任务后如果有困难，问题需在会上提出来的，可以。但必须自己分析出原因及解决办法的上中下三策。只提问题想不出办法的要考虑不要在此职位上干下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干部们都积极想办法。只有在想出了办法但自己确力所不能及的才提出来。该哪个部门负责解决的厂长很容易就可决策了。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状况好转。
另一条措施就是执行工作计划任务书制度。将行政会议上布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制成任务书，考核完成率，一年下来各部门的完成率差距较大。将定性的工作用定量的标准考核。同时与该部门的经济利益挂钩。谁是先进谁是扯后腿者一目了然。使扯皮现象很快在铜材厂基本消除。代之以互相协助，人人想方设法改进工作创造新产品新技术的局面。
1988年，推动企业完善管理，铜材厂已经储备了一批热情工作认真管理的人才，在组织起来培训学习的基础上，从现场管理，计划管理，质量管理，流程管理等从工人到厂长全员动员。
班子成员团结一致，个个独当一面。
胡玲贞敢抓敢管，曾经是高级会计师的小女子竟然挑起分管生产的重担。与五大三粗的工人打交道，工人们却十分听从她的指挥。
沈家刚总工程师一心扑在工厂里，身先士卒。总能在关键时刻解决设备，技术，科研难题。
赵贤朋来自大厂，思路清晰。将营销条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袁根法从本厂工人成长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善于解决疑难问题。
……
经过一年多的整顿改造健全了制度体系，检验标准。机电部的检查组到铜材厂评级，对工厂的基础工作及进度情况给出较高评价。最终评为节能一级企业、管理二级企业，获得一系列国家倾斜政策，获得上海同类企业中的最高评价。
工人们看我的眼神已十分和善了友好了，认可了我这个年轻的厂长了。有一次三车间完成任务漂亮，车间将奖金一部分举办饭局庆祝。一定要请我参加。我一到场，工人们就来敬酒，我不会喝酒，但碍于工人们热情。一气喝下一杯啤酒，谁知不到三分钟，我就感觉头晕要呕，结果冲到门外一番呕吐！工人们见了十分惊愕！以后全厂都知道了厂长不会喝酒，饭局上省了很多应酬喝酒的麻烦。但协力同心的氛围在上海铜材厂逐渐形成！
5、大量建工房
到铜材厂两年多，已形成一支叫得应，打得响的骨干队伍。已形成一套形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考核办法，完成任务已驾轻就熟。有些月份，公司，局完成完成任务（产值）有缺口，局长大人轿车会开进我厂，一看就知是来协商增加部分产值。彼时我和局长、徐总关系也进一步融洽！
葛佳渝厂长在全厂大会上作上等级动员
当年上海城市人口宠大居民住房十分可怜，人均才四五个平方米。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开始设法解决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由于欠账太多，资金有限，各单位争取到的公房额度十分稀少。困难户要排队几年才能稍微改善一下住房条件。铜材厂原来职工家居条件更差。有的工人干部甚至说：“还不如住在厂里呢！”当然我的居屋也差，石库门、无煤卫，隔壁邻居讲话完全听得见。
得想办法。我打听到局建房办在我厂周边开始征地建造工房供各公司修建，数量极稀少。轮到我厂可能每年10套都不到。而我厂千把人几乎都申请改善住房。
我设法在厂技术大楼腾出几间大办公室请局建房办到我厂来就近办公。局接受了我的邀请，局建房办在我厂设立了分部。可方便工作现场处置，又节约了开支。作为回报，除了同意我厂直接参建外还允许有多余资源随时追加面积。每年从工厂的利润中投入100多万追加建房。每年约可得到千把平方米面积的住房。
以后十年，铜材厂几乎每个人都分到新房或旧房。司机小赵是抗越自卫战二等功臣，一进厂就作为我的小车司机，但他人忠厚难找女友。有一次别人介绍了一女孩和他交朋友，小赵不善言辞，对方便犹豫不决。我出面请她来参加我厂的舞会，我直接对她说：“小赵人品无话说，如果你答应他，我们马上给他分一套婚房。”（这在当时上海简直不可能，青年结婚先挤在父母旧房）。结果很快帮助小赵解决了婚姻大事，住上了新房。
当时和我厂对口的银行财税局、以至法院、司法部门都有人想调入工厂，或请我调剂住房。为了工作方便先后也供应过几套。当时的上海铜材厂已在区内、局内名声鹊起！
6、引进技术中外合资
铜材厂的设备大多陈旧落后，大连路的热轧机还是日本人留下的，产品质量难以保障。且无法承接高规格的产品——低含氧铜杆（可以大延伸，低电阻）。我在调研的基础上向公司局领导提出两项请求：引进连铸连轧技术设备和举办中外合资企业。请求一度遭到拒绝，理由是铜材厂没有最终产品，技术力量弱。
我不死心，不断地对上级进行游说，且到北京找机电部熟悉的领导游说。领导终于答应对工厂要求进行一次调研。
机电部一个可以决定外汇配发的技术小组终于来厂开展调研了。上海市的外贸办也派人参与。经过近半个月驻厂调研，结果给出了否定的结论。外贸办陈处长悄悄对我说：“此次决定引进连铸连轧技术设备有四五家企业。东北、无锡、苏州等地条件都比你厂好。部小组调研后已初步决定放在东北。怎么办？！”陈处长告诉我机电部调研组长住在延安中路城市酒店明天就要回京决策了，除非你今天去说服他。
我一时激愤，抓起我厂的可行性报告直奔城市酒店。找到调研组长，他让我落座后不面对我，只管自己整行李。我也顾不了许多，大声向他陈述我厂引进连铸连轧技术的有利困素。使他相信目前在国内上海铜材厂是同类产品中单位能耗与成本是最低的。工厂基础设备差，但人才优势明显，以往已经自行研发了多项国内填补空白的产品。
逐渐地组长坐下来把脸朝向我，开始和言悦色地与我交谈起来，“本来我对于你今天来堵我，很生气。但现在却感觉你这位厂长有点意思！”他让我赶紧再补几份材料。最好有市级部门的签批意见。我心里乐开了花。回厂立即组织材料补充，且请局、外贸办设法请市经委能源部门签署意见。赶快派人送达北京项目组。
不久就接到批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引进连铸连轧技术项目，项目落脚上海铜材厂。部拔款100万美元，上海再配套部分贷款，由工厂偿付。
连铸连轧技术当时在世界上也算是先进的。它可以节约40%的制造能源且产品质量大幅提高。经过与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几家工厂洽谈，最终确定引进美国南方器材公司的连铸连轧技术设备。
一九八七年，公司工厂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赴美国南方器材公司洽谈引进事项和员工培训计划。这是我第一次因公出国，领护照，领400元服装费，到外经贸办进行出国纪律教育。
到了美国南方器材公司，对方热情接待，因为我们是大买家。参观了公司家族史馆，工厂对创始人、有功之臣都谨记不忘。吃到了真正的西式大餐，一道又一道，刀叉并用煞有派头！但是味道总不如妈妈烧的菜好吃！奇了怪了！
让我震憾的是在车间里参观连铸连轧生产线，环境清洁，井然有序。一面巨大的星条旗从三层高的平台护栏上直挂下来，人从底下走过会碰到旗子。
我们与对方洽谈了引进技术设备的详细内容，包括员工培训计划、设备制度安装计划，货款支付计划。真正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现代科技，感到以前的眼界太过狭窄。
很快工厂派了几批技术员，工人到美国培训。“葛厂长来了，挑挑（沪语：沾光、幸运的意思）我们出国了。”工人们说，个个兴高采烈。同时工厂内的改造工程也加紧展开，还从控江路上引进一条中压煤气管，在厂区边造一座煤气包，足有三层楼房高。
我们引进连铸连轧技术的消息让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知道了，他让秘书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外滩12号前汇丰银行大楼，当时是上海市政府所在地。我按通知到徐市长办公室外走廊内等候。十分钟后徐市长从外面进办公室：“铜材厂葛厂长来了吗？”边走边问：“快请进来。”
徐市长和蔼可亲，仔细听了我争取这个项目的过程，表示满意，说：“上海能源紧张，工业污染严重，连铸连轧是一个方向，希望引进成功！”原来徐市长本身是铸造轧制工艺的专家，曾任工业大学校长，对此项目更有感情。会谈中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抓紧时间提出诸如经费，中压煤气引进困难等事项。他都让秘书一一记录指示解决。应我要求徐市长很高兴地与我合影留念！
在徐市长的亲自关心下，利用城市煤气进行铜材铸轧工艺终于可以实现了。
1990年美国工程技术人员进厂进行设备安装。完成后美国技术组调试运作。并且在实料情况下连续生产72小时。看到美国技术工人身穿类似码头工人的连裤衫，爬上钻下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心生感慨。我们真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学！
葛佳渝厂长向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汇报工作
其间还发生有趣的插曲。
我们看到美国技术人员在掌握生产过程中有一台手提电脑，联在生产线上，哪一个部分出现故障，它会预先测得发出警报，方便及时修复。
既惊奇又羡慕，我们原来的生产线产生故障许多时候要停下来寻找，影响生产进度，消耗能源，损害产品质量。
沈家刚总工程师对我提出，最好配置一台。经报告询问，国家外汇十分紧张，这台检测器要价近十万美元，完全没有批准的可能。
我到现场观察，美国技术员的这台电脑也十分陈旧，似乎是他的配制工具。于是我找他个别商量，希望他可以留下此电脑作个纪念。我设法付给他几千元美金作为补偿。他和队长商量一下后表示可以考虑，但一定要现钞。
本来我们也没有外汇，于是我找美国工作小组下属的白玉兰宾馆经理。我与之很熟，有客人就介绍住宿该店。请他在美国人的住宿费上挤几千元美金现钞，我厂以人民币支付住宿费。结果在上级部门支持下我们兑换了四千美元换回了那台十分有用的控制电脑。总工程师和工人如虎添翼，美国工人也很开心，估计这类工具可以按周期报废再置。这种不上教课书的规程又教会了我许多。关键是透明，决不能钱进自己的口袋！
引进连铸连轧技术的实践让我发现，如果能引进外资，可以使工厂利用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可以较快地引入国际上的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将极大改变工厂的面貌。
我又开始向公司局不断申请要求引进外资。局的许多朋友十分理解支持我，香港福昌公司老板刘全福先生是在上海机电一局工厂工作过的。经他热心协调，澳门南光公司及香港福昌公司与我厂成立了中外合资的企业上海联合铜业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中外合资企业可以使用外汇贷款，可以进口原材料进口铜（电介），在保证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可以免除关税。这样我厂每年约使用电介铜二万吨，如果进口一万吨将降低成本二千多万。因为下游产品用于出口的线缆、电机，都可以进入免税清单。中外合资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了经济效益。给公司所属二十多家企业带来利益。
合资企业名气大，定货的客户也多起来了。企业的效益有了很大提高，员工的工资也略有提高。企业充满了勃勃生机！
7、获“上海市重振雄风优秀改革奖”
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已近十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她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拔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许多遗留问题和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引领整个社会进行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良好的形势。
尤其是改革开放，在南方试点的基础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简政放权”“招商引资”“市场机制”“独立核算”“人才流动”等等新措施新政策，激励了众多有志改革和创业者投身其中。
党中央停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了“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构建全新的政策体系。
政府逐渐减少对企业的指挥权，推动企业走向市场。不是再单一的用计划来规范企业，而是提倡企业在市场中按法律规范运作，发挥企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经营的后果责任。
1988年1月为了鼓励企业依法经营，提高管理水平。市政府等十几个委办（经委、建委等经济要办）及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杂志（解放日报及文汇报、法苑杂志、中国法制报、青年报等）在全市开展“优秀法人代表评选”。先从业绩好的企业中筛选，再从100多家企业的厂长中进行个人竞选评选。我也因上海铜材厂效益管理好被推荐参加评选，通过笔试面试。面试很刺激。每人五分钟分三个专题陈述，各占60%、30%、10%分数。不少厂长面对电视台直播镜头用完了五分钟第一个专题还未讲完。仅得60分。有的厂长不能脱稿讲演也被淘汰。最后评选出16名优秀法人代表，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参加授奖大会得到奖杯奖状及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以后多次上电视台参加演讲，咨询活动。中国法制报、上海解放日报、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大篇幅报道我的事迹。高兴自豪了一阵但麻烦也跟着来了。这是后话。
葛佳渝厂长1988年1月获上海市优秀法人代表奖
评上先进后荣誉跟着来。朱镕基担任市长时要求上海企业界“重振雄风”，于是我被评上“上海市重振雄风优秀改革奖”1000元钱全部捐到托儿所、厂校。
杨浦区选举我担任第十届、十一届区人民代表。以后又被企业家朋友推举担任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自己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评论和文章（见附录八、九）。
上海成立了一个企业家法学家联谊会，我也是常委。
江泽民在沪任市委书记时，曾有一次在虹桥西郊宾馆召集五、六位厂长深谈。我也被点名参加，局里的洪积明局长与我一起参加。每个人汇报一个小时，可以提出问题，江书记也会询问，厂长们回答，气氛十分轻松。遇有的厂长提出困难或改革受阻。江书记当场通知有关委办来讨论，甚至拍板解决。例如酒精厂厂长反映一只黄浦江边码头归属不明影响工厂生产，江书记当场通知有关局给予解决。
我在座谈会上谈了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带来的发展，但工厂的发展不能按照市场需求扬长避短，受制于计划。例如，我厂的型材技术含量高，各工业系统都需增量，却由于工厂重心始终在线材而无法发展。“你是否感觉企业的自主权还不够？”江书记问。“是的，远远不够。”我答。江书记告诉同去的洪局长及经委领导，要放权，要保护工厂的改革主动权。
之后曾有物资部等几个部门及机电部来人接洽可以帮助工厂发展市场紧缺的产品。工厂曾积极开发当时国家紧缺的依靠进口的电力机车导线。这种导线强度要求高，横断造型复杂（葫芦型），长度很长。
谁知改革的设计触动了公司的利益，面对可能失去一片“肉头”（沪语：指效益好，有油水。）工厂，他们开始设计限制，钳制铜材厂。我也吃到不小的压力。
工厂的班子中本身就有小人之心者，眼妒你又红又香，就到公司领导处告密、吹风，造谣，说葛佳渝打算脱离线缆公司。
局领导是支持我的。但县官不如现管，公司连续从工厂班子中调走支持我的厂级干部，派来可以制约我的干部。
又下文调用工厂历年来生产中节约余存的电解铜900吨，相当于抽掉2000万生产资金。
企业严重地受制于资金三角债。公司内的企业（含其他系统企业）核算时是独立的，但是来提铜材后却千方百计拖欠货款。再提货时支付前批的部分拖欠货款。个别经营不善的就提货一去不返了。我曾下死命令“到款提货”。可公司局领导来召开现场会以“全局一盘棋”为由，要求先发货。
后果十分严重，工厂千方百计到所有银行争取贷款，每月贷款总额都上亿元，单利息就要100万元。工厂没有利润且不说，现金流量（这是用现在的话）近于枯竭。我与财务科人员白天黑夜，星期天有时就在家里召开财会会议。会毕马上走访相关银行行长家，也在奔波到处求贷，精疲力竭！
新到任的公司总经理，思路很开阔，鼓动大家到期货市场去炒期货，名曰“套期保值”。当时大家缺少经验和知识，按照常识思考，我预感十有八九是要输，输钱的程度将很高。
我想，工厂的资金是国家的，且很有限，万一输掉于心何忍！于是我定下一条规则：炒期货的资金总额度不超过100万元。由于杨浦区工厂量多，我们在工厂办公楼顶楼开办了期货交易厅，与市金属期货市场对接，方便本区不少工厂进场交易。曾有一年交易厅净赚手续费100万元，支付工厂工人1000元/人年终奖。这在上海也是极高的水平。
8、外汇贷款起波澜
1993年，公司总经理带人到厂要求工厂为公司作贡献，代公司向工商银行贷美元外汇2千万元用于进口电介铜。并规定除借用企业章及我私章外（合资企业可以贷外汇）。其余事项皆不要工厂过问，公司担保资金安全。
好事不能不做，况且又是顶头上司。于是指定财务科一名科长对接此事。作为回报，企业可以使用其中100万美元资金。公司专门组成了财务、供应人员构成的班子专司对外谈判，进口电介铜，再供应各企业，周而复始，应该也赚了不少。凡贷款到期由公司班子负责集拢美元还贷，同时申请下一周期续贷，再到我厂来加盖公私图章，以齐手续。
正当大家以为找到一条资金来源可以继续生产之际却不料横生事端，祸起萧墙！！
忽然有一天，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警带着传票和查封令到厂，向我下达了应诉的传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到法院告我厂，要求归还拖欠的1200万美元外汇贷款。同时将工厂的账户，工厂大门查封。工厂查封难道停产吗？！于是立即向公司局汇报。经过局出面协调，工厂大门启封，生产可以进行。但是资金却只进不出，账上有款将被扣除用于还贷。
这外汇贷款不是公司专门管理的吗？！怎么要工厂应对归还呢？！我找公司汇报，他们却打起了官腔。公司居然发出财务部红头文件（以公司本部名义），说：“据反映你厂有一笔外汇贷款未入账，系体外循环，要求按财政规定立即入账。”
不入账（工厂的账），不要工厂核算是公司的指令，且已运作几年。资金的使用周转，偿还完全是公司有专门班子操作。现在怎么装聋作哑，倒打一耙！指责工厂“资金体外循环”。
一打听，才知原来公司总经理将一大部分资金用于金属期货交易造成亏损，一部分委托中介机构进口电介铜被骗，资金损失，共计1200万美元。上级正派审计机构进驻。同时贷款单位，工商银行为保全贷款起诉至法院。因为出面贷款的是上海联合铜业有限公司，所以发生前面封门查账的一幕。
钱是公司使用的，又是上级，应该出面解决问题吧。但接触下来他们可是要逃避法律责任，让我和工厂作替罪羊！
1996年10月在葛佳渝厂长代表公司参加智利工业博览会
我找到公司负责人，讨要对策。他们仅一味指责工厂有责任。
这也太不公平！太不负责任！太不讲理了！于是我厂财务负责人胡宏祥与我商议后也以财务科的名义给公司发了一个文函，指：“几年来外汇贷款未能列明细账未进行管理是公司主要领导的指令，且有公司的担保书。如果一定要企业列账，请将几年来所有有关原始凭证，明细账送来可以依据立账。”
从来没有看过下级给上级发过类似的带指令式的文件。但也确符合实际。他们气坏了，虽然总经理主要因为此事已保护性撤职。
但是新上任的总经理却是他的同学。欲置工厂和厂长于死地而后快，保同学不要露出更大的事端！
真正的责任者避而不露，法院却传我必须到庭应诉。只能设法请了个律师代行权利。律师看过材料，了解情况后表示为难。工厂被判败诉，偿付巨额贷款，工厂关闭似不可避免。
此时，我万分痛苦，这近十年来的心血，奋斗，工人们略有改善的生存自尊，难道将毁于一旦吗？！不行！要请公司一起来解救！
我又一次找到公司总经理，告诉他只要确保工厂千多名工人妥善安置，重要产品品牌保住，我本人可以撤职以担责。然而他要保的是同学个人，是公司的利益，全然不把一个工厂和厂长放在心上。看来只有自己救自己！
我发动所有同学、朋友、公司知己关系搜集到公司关于此批外汇贷款的全部流程记录，会议记录，有关合同，外贸凭证，期货交易记录，足有五十页。
又幸运地找到了曹建明律师（他当时是华东政法院国际贸易系主任，兼职律师），请他来代理我厂应诉。他到厂里来工作了几天，查看了所有材料，又找到公司有关人员调查。对我说：“葛厂长你不要太担心。”
法院开庭时，曹律师思路清晰，逻辑性强的辩护词，使全场震惊。休庭时，法官们敬称曹为“老师”，据说许多法官确是曹建明的学生。结果法庭又应曹的要求将公司、局列入第二、三被告，系有利害关系当事人。同时申请对工厂的财务账户启封，以便生产经营。
经过几个月的审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工商银行的告诉作出判决，要求工厂偿还1200万美元贷款，由于实际使用是上级公司，且又是担保单位，因此由公司负责实际偿付贷款及利息。
工厂又恢复了生机，我似乎得到了公正的结果。在政法学院旁边小餐馆，我们请曹建明吃饭仅花了五十元。他不无仗义地告诉我，想不到知名度颇高的厂长在改革中会碰到如此的凶险。他悄悄地告诉我，公司个别人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们搞你（即整人），你告诉我，我去告诉江总书记。
不久曹建明到中央政治局为国家领导人讲法制课，继而又升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又调任国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果不出所料，公司千方百计寻找我的材料送区检察院。找借口免了我的职务，又不让我离开工厂。
留下我半生心血的地方被迫待不下去了。欲哭无泪！反正是非功过让老百姓去评判。公司和局里许多人提醒我要小心!曾经在公司与我共同担任团委委员的孙得意,已经担任局办主任,他多次在领导层为我疏通，陈情。他们都在好心地帮助我，支持我。杨浦区司法部门的一位领导唐周昭不断地鼓励我，劝导我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不要丧失信心。东升公司的魏东升董事长热情地邀请我加盟他的集团。同时推荐我阅读南怀谨先生的哲学著作修复心情。
对工厂我是有感情的。对工人们，科长们是有感情的，但是再待下去非被他们整垮！
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你是错误的领导，害人的领导，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我这十年对国家，对社会、对我厂、对改革，对工人作出了贡献，收获还不小。人生无悔了。
李国机律师希望我去他律师事务所担任书记；李广祥要我去他的广电局工贸总公司干干；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刚成立不久，裴静之行长说，“葛厂长你投奔我们吧”……
国务院领导到上海视察，针对上海行政权力重重叠叠，极大地限制了工厂的权力，曾严厉提出，“拆除阁楼”（撤消上海100多个行政性工业公司），让企业独立于市场。上海企业的行政权力根深蒂固，权力的惯性使上海的计划经济是全国运作最好的一块，鲜有远见之人可以废止的。且已有不少行政官员玩权于股肱之间，寻租为私，开始腐败。
因此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异常激烈，用20年以后的眼光来来看这一段历史，是孕妇生产之前的阵痛，并流淌着鲜血。有人告诉我，如果当时我冲出了行政性公司的束缚，如果局长是理解我的人担任，我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幸好被迫离开了争权夺利的系统（当然是个别人操纵的部分）。
我得以无心插柳般地进入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这块改革的热土。又是经济的一个最高层次部门——金融。开始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段历程。
我于1996年末不告而别（答应我三个月办离职手续，拖着不办）地到浦东发展银行报到。在宁波路50号的浦发银行总部，金运、谈逸、陈辛几位行长热情地接待了我。陈辛问我：“你一个月收入多少？”“900多元，”陈辛神秘地笑了笑。
人力资源部徐器生大姐为我办入职手续。由于公司执意挡阻，我既无行政关系（含社会保险账户）又没党的组织关系。徐器生说，她与公司新来的党委书记杨金昌是同学。杨为你打保票，说你是清白的，是受到了伤害。人力资源部史家玥、陆海虹热情地鼓励我。为我落实各项入职事宜。
浦发银行决定，为我重新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社保关系、人事关系。
当时局党委听了公司总经理的黑报告，分管政治的女书记指令干部处到浦发银行责令葛厂长回厂。局干部处的人员多数同情支持我。他们回复说：“葛厂长是公司管干部，应该由公司负责处理。”于是通知线缆公司干部科办理此事。而公司干部科回复局：“葛厂长是县团级企业厂长，应由局负责处理。”一直扯皮了一年。徐器生知道此情况后告诉我：“你安心工作，他们来了我让他拿出证据。”
1998年6月，我与时任局长的原四方锅炉厂厂长在锦江饭店会面，简餐。向他陈述了我在工厂的遭遇和离厂的原委。局长埋怨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于是一个星期后我的党组织行政关系得以转入浦发银行。但已损失了一年的社保金。然我心情释然，重又可以鼓足劲头干事业了。
2002年9日时任浦发银行稽核部总经理葛佳渝与总行行长金运在美国花旗银行洽谈业务
大凡成功的人都有异常的困苦经历，但不能屈服，恰应该坚持之，奋斗之。成功是在挫折中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后。会得到常人难以获得的异常愉悦！
经历了表牌厂和铜材厂的喜怒哀乐生活，终感觉到真诚是处世之道；诚实守信，诚实守信（信仰）。对人对事，诚了结果不好仍要诚，最终会让人理解、喜欢，诚外无物！！
回顾二度当厂长的经历，常想：要以一种产品——沉稳宁静广博透明的心覆盖生命的每一个清晨和夜晚。不再因外界的风声鹤唳而瑟瑟发抖，不再因世间的荣辱得失而锱铢必较，不再因身心的顿挫而万念俱灰，不再因生命的瞬忽飘逝而惆怅莫名，——荣辱不惊，取舍不计——通过挫折来锤炼自己的境界。退下来也是一种福。
